《日瓦戈医生》

作者：帕斯捷尔纳克

检阅制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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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苏联作家、诗人。

1958年，他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是第一位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代表作：诗集《云中的双子星座》、《生活，我的姐妹》、《主题与变奏》，以及长诗《一九零五年》和《施密特中尉》等。

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同时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作的努力。……我想把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罗斯美好和敏感的东西。那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地下。但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帕斯捷尔纳克

诺贝尔文学奖

（苏）帕斯捷尔纳克

我算完了，就像被围猎的野兽。

人间自有光明与自由的所在，

可紧随我的却是追杀的喊叫。

我已经无法去外面走一走。

漆黑的森林和池塘的陡岸，

还有被砍倒的枞树的树干。

通向四方的路已经被切断，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随它的便。

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

我只是迫使全世界的人

为我的家乡俄罗斯哭泣。

但尽管已濒临死期，

我也相信有朝一日，

善的精神定将压倒

卑鄙和仇恨的邪力。

上卷

第一章　五点的快车

1

人们不停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唱着《永志不忘》。当歌声停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声、马蹄声还有微风拂过的声音仿佛接替着继续唱着这首哀悼的歌。路边的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一条道，有的数着花圈，有的画着十字……有一些好奇的人还加入到了送葬队伍中去，打听道：“这是给谁送殡啊？”有人回答说：“日瓦戈。”“原来是他，知道了。”“不是他，是他的妻子。”“无所谓了，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这丧事办得真够阔气的。”

时间匆匆流逝，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也不多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神甫默默念着经文，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上一小把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开了，先合上棺盖，再钉上钉子，最后放入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挥舞着，泥土像雨点一样落进墓穴里。坟上堆起了一个小土丘，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踏了上去。

通常在这种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会有一种迟钝和麻木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小男孩似乎要在母亲的坟上说点什么。

这个长着翘鼻子的男孩扬起了头，站在高处往下扫视一片荒凉的田野还有修道院的圆尖。突然他的脸就阴沉了下来，脖子就这么僵硬地直伸着。大家都清楚，换作是一头狼像这样昂起了头，肯定马上就会嚎叫。他捂着脸大声哭了起来。这时飘过来一片乌云，刷刷地洒下一阵阴冷的雨，雨水洒落在孩子的脸和手上，犹如一条条湿漉漉的鞭子在抽打着他。这时一个穿着黑衣服，窄窄的袖子上镶了一圈皱襞的人走到了墓前。他是死者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弟弟，眼前这个正在哭泣着的孩子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是一个自愿还俗的神甫。他走到孩子跟前，把孩子从墓地领走了。

2

他们在修道院的一个内室里过夜。这个房间，还是靠着舅舅以前的关系才给他们腾出来的。第二天，舅舅就要带着他去南方了，那是一个伏尔加河畔的省城。尼古拉神甫以前在那里的一个办进步报纸的书局工作过。他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东西也全都收拾妥当堆放在房间里。随风远远传来那如泣如诉的汽笛声，那是邻近火车站正在调头的火车发出的声音。

到了晚上，气温骤然降低，变冷了许多。从两扇落地窗户望出去，是周围种着黄刺玫瑰的但却并不值得观赏的菜园一角。正对着的大马路上有一个结了冰的水洼，还能看到白天才下葬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那片墓地。菜园里面空空荡荡的，一片萧瑟，除了几畦被冻得萎缩发青的卷心菜。一丛丛的金合欢被风吹得像是疯了一般东摇西晃，花残叶落。

夜里，尤拉被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了。原本黑暗的单间居室里被一道白晃晃的光照得亮堂堂的。尤拉只穿了一件衬衣跑到了窗前，把脸贴到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黑漆漆的一片，看不见道路，看不见墓地，也看不见菜园。院子里，暴风雪在肆虐地咆哮，空中扬起一片雪尘。可以想象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同时它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于是便开始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自己给这个孩子带来的种种印象。风卷着雪狂妄地咆哮着，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引起尤拉的注意。雪花像白色的织锦，一片接一片从天空中旋转着飘落下来，犹如一块巨大的罩布覆盖在大地上面。暴风雪充斥着整个世界，无法抗拒，也无法战胜。

尤拉爬下了窗户，他立马就想穿上衣服出门去。他担心大雪埋住了修道院里的白菜，挖不出来；他更害怕大雪湮没了长眠于荒野的母亲。她是那么无助，软弱，无法反抗。只能被大雪埋得更深，离他就越远。

他只能是任眼泪肆意流淌……舅舅醒了，安慰了他几句，讲了会儿基督的故事。然后打了个哈欠，走到窗户边，陷入了沉思。不久，他们开始穿衣服。天亮了。

3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就抛弃了他们母子。他独自一人跑遍了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甚至还去了国外，四处饮酒作乐，寻花问柳，花钱如流水，几百万的家产很快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常从别人口中得知，父亲这会儿在彼得堡，那会儿又去了某个集市，最常出现的是在伊尔比特集市上。

后来，一向体弱多病的母亲又染上了肺疾。于是她经常去外地疗养，像法国南部或者是意大利北部。尤拉还曾经陪同母亲去过两次。尤拉的童年就是在这么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在这各种神秘的事件中，在经常变换着陌生人的照顾之下悄然度过。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即使父亲没有在身边，也没觉得有那么好奇怪的。

在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好多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有日瓦戈手工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大厦、日瓦戈式的领结和领夹，甚至还有一种用糖米酒浸泡过的圆型小点心也被称作日瓦戈甜饼。有段时间，在莫斯科，只要你朝车夫喊一声“去日瓦戈大厦”，那就等于是说“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车夫驾上小雪橇会载你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儿周围环绕着幽静的园林，林中，乌鸦栖息在低垂的云杉树枝上，扑撒下冰冷的寒霜，它们“呱呱”的叫声，仿佛是枯树枝咔嚓折断的声音，向四面传开去……从林间下路后面的新房舍那边跑出来几条纯种狗，穿过了马路。而那边，已经亮起了灯火。夜幕降临了。

而这一切都在忽然间全部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他们家破产了。

4

1903年的夏天，尤拉和舅舅驾着四轮马车去拜访住在杜普梁卡的教育家及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那个地方是纺丝厂主、著名的艺术赞助者科罗格里沃夫的领地。

正巧赶上喀山的圣母节，也正值田里最繁忙的收割期。可能因为是午饭时间抑或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一个人也没有。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在炽热的阳光下，看上去就像是服刑犯那剃了一半的光头。一点风也没有，鸟儿在田野上空盘旋低飞。地里的麦子垂下了沉沉的麦穗，而麦秆却那么直直的挺着。远一点的地方都堆起麦垛，久久凝望，就好像是一些正在丈量着土地的人影儿，一边走着一边做着记录。

“那这片地呢？”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书局里的杂工兼门房帕维尔问道。帕维尔侧身坐在驾车人的位置，微微驼背，跷着二郎腿。这就能看出来，他不是个真正的马车夫，驾车也不是他擅长的事儿。“那这些土地呢？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些是老爷们的，”帕维尔一边答话，一边点上了烟。“那边的一片，”——他用力吸了口，烟头闪出了红火，停了半晌才用鞭鞘指着另一边说，“那才是农民的地。驾！又睡着了？”他不时地呵斥着马儿，又不住地斜着眼睛瞅瞅马背和马尾，好像火车司机不停地在看气压表。

拉车的马儿，也和天下所有的马儿一样。辕马生性憨厚，老实地拉车跑着。然而拉边套的马儿就是个只知道踏着自己脖子上铃铛的丁东声，跳着天鹅舞步的懒家伙。

现在书刊的审查越来越严了，书局要求作者都得重新自查一遍。所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次造访，把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那本关于土地问题的书给带回来了。

“乡下的人都在胡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潘科夫斯科乡里杀死了个商人，放火烧了地方自治局的养马场。你对这个怎么看？你们乡里人是怎么说的？”

帕维尔对这事的看法，就和老想着要浇灭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对土地问题的热情的书刊检查员一样，甚至还要悲观得多。

“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就说的是：对老百姓太放纵，太娇纵了。能这样对待我们吗？要是对他们放任不管，保管他们会你掐我，我掐你。我可以对着上帝发誓。我敢向上帝发誓。驾！又睡着了？”

这已经是舅舅和外甥第二次去杜普梁卡了。尤拉一直以为自己还记得这条路。每次田野两边越来越开阔的时候，旁边的树林看上去都好像是给它镶上了细细的边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立马就能认出那个地方。顺着大路应该右转，然后再转个弯，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科罗格里沃夫的全景，还有远处波光粼粼的小河和对岸常有火车飞驰而过的铁路。然而这美景很快就会被遮挡，从眼前消失。但他还是每次都认错了地方。一望无际的田野，一片接一片的树林，这接连变换的田野美景真是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心旷神怡，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幻想，产生对未来的憧憬。

那时候，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夜成名的大作，一本也都还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脑子的想法已经日渐清晰，日趋成熟。他并不知道，他飞黄腾达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在当代的文学家、大学教授、革命哲学家的行列中必然将出现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思索着除了专业术语外，他们思考的一切命题，但却同他们有着天壤之别。那些人都抱残守缺地迷信着某些教条，满足于一切虚无缥缈的空话和假象。但尼古拉神甫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并且坚持不懈地追求与探索。他热衷于追求的思想，不但可以给人以鼓励，还能诚实地指出前进途中不同的道路，或许还能改变点什么，让这个世间的一切都趋于完美，甚至可以让老人小孩，或者是大字不识的人都可以感受和体会，就像亲眼所见的瞬间闪电和阵阵轰雷一样。他渴望一切新的事物。

尤拉非常乐于和舅舅呆在一块儿。因为舅舅非常像母亲，和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对自己不习惯的事物不抱任何的成见的人；和母亲一样，有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情怀；和母亲一样，能一眼看穿一切事物，并且善于在一切还没有失去意义之前及时地用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到杜普梁卡去。那儿是个很美的地方。那里的景色总会让他想起妈妈，她是那么地热爱大自然，经常带着他散步游玩。除此之外，让尤拉高兴的是，他又可以和尼卡见面了。尼卡是个中学生，寄居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他比尤拉大两岁，尤拉觉得尼卡似乎有些瞧不起他，因为每次问好的时候，尼卡总是用力拽着他的手往下拉，低垂着头，头发搭下来遮住半边脸。

5

“赤贫问题的核心——”，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稿子。

“依我看，最好改为‘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往校样上做着修改。他们在一个光线昏暗的玻璃棚凉台工作。地上散乱放着喷壶和一些园艺工具。破旧的椅子的椅背上搭着一件雨衣。角落里立着一双沼泽地用的水靴，靴子上沾满了泥，靴筒垂到了地上。

“同时死亡和出生的统计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着。

“应该把统计年度加上，——”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在本子上记下来。

凉台上的风不小。摊开的小册子上压着一块花岗岩，以免被风吹散开来。

修改完成以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急着要回去。

“就要下暴雨了，我该回去了。”

“想都别想，我不会放你走的，我们这就去喝茶。”

“我必须得在天黑之前赶回城里。”

“说什么也不行，我不想听这些。”

从栅栏外飘进来的一股股茶炊煤烟，冲淡了烟草和茉莉花的香味。仆人们从侧房端出了熟奶油、浆果和奶渣果酱饼。这时又听说，帕维尔去河里洗澡去了，还把马也牵了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才不得不同意留下来。

“茶还要煮上一会儿，我们去悬崖边转转，去那里的长凳坐坐吧！”——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因为和家境富裕的科罗格里沃夫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蒙里管家的两间厢房就让给伊万·伊万诺维奇住了。这个小房子带着个小花圃，就坐落在昏暗、萧条的大花园里。小房子的前面是条半圆形的林阴小路，路上早已是杂草丛生。如今这里已经没有车子来往，只有垃圾车来到这里往一条沟谷里倾倒废弃的碎料石渣。科罗格里沃夫虽然是个百万富翁，但又是个有着进步思想、非常同情革命的人。现在他和妻子呆在国外，实际上这里住的就只是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芭，还有家里的几个仆人和一个家庭女教师。

黑色绣球花长得郁郁葱葱，茂盛极了，形成了一道稠密的篱笆，把管家的小院子和花园的池塘、草地、老爷住的房子隔开来。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这道鲜花繁茂的篱笆散着步，当二人走过一段相近的路，一小撮麻雀总会从前方的绣球花丛里飞出来。花丛里躲藏了好些麻雀，啁啾声响成一片，那声音仿佛像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两人前面有一条管道里的淙淙流水声。

他们走过了暖房，走过了园丁的住宅，走过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名的石头堆砌的建筑物废墟……他们谈到了科学和文学领域的新生力量。

“有才的人并不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不过时下流行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联盟。可这些组织形式都成了庸才的避难所。无论是信奉索洛维约夫，或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寻求真理的人总是孤独的人，但那些不够热爱真理的人，却与世隔绝。世界上值得人们信仰的东西少之又少。我认为，永恒是对生命的更强有力的称呼，对此我们应该报以忠诚，应该忠于基督。啊，您怎么又把眉头皱起来了，真是个可怜虫，您还是没听明白。”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含糊地应了一声。他一头浅色的细头发，脸上还有两撮翘起的胡须，看上去很像一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经常用手把胡须捏细，然后努力用嘴唇去够胡须）。——“我没什么可说的。您是知道的，我看待这些事物和您完全是不同的。对了，随便问下，您是怎么被免去教职了呢，能告诉我吗？我早就想问问了。莫非是因为害怕了，您就真的任凭他们把您革除了教门了？啊？”

“您为什么转移开话题呢？免去我的教职又能怎么样？算了，现在也没必要再咒骂了。的确发生了些不愉快的事，现在都还在受影响呢。比方说，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担任公职，不准去首都。但这些都是扯淡，无所谓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刚才说了——应该忠于基督。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您还不明白，一个人可以做一个无神论者，可以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上帝以及他为了什么而存在，不过却必须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中，而是生活在历史之中。按现在的理解，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而《新约》（基督教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新旧约是以耶稣出生为界限的，新约由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组成，旧约主要包括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等）就是这个的依据。那历史又是什么呢？历史就是对世代死亡之谜的解释，就是如何战胜死亡的探索。为此人类发现了数学领域的无限大和物理上的电磁波，为此写出了激昂雄壮的交响曲。没有高涨的热情是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要有所发现就必须要有精神上的准备，这些内容都在《新约》里有所体现。首先，是对亲人的爱。这爱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占据了人的整个心，并且不断地被消耗，不断地在寻求出路。其次，是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和最必需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死如归。注意，这是迄今最新的观点。这么说来，远古就没有历史。那时罗马的麻脸暴君实施的残酷的行为，卑鄙的勾当横行于世，他当时并没有意识所有的奴役者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无能。有的只是在青铜纪念碑上或者大理石柱子上所宣扬夸耀的永恒和不朽。时代和人类能自由的呼吸，都是在基督降生之后。也只有在他之后，才开始了生命的延续。人不再是死在路边的围墙墙角下，而是在自己的历史中终结生命，为战胜死亡而热火朝天的工作中停止呼吸，在自己奋斗的事业之中奉献终身。唉，这还真应了那句俗话，讲的人大汗淋漓，听的人一窍不通！”

“老兄，你讲的可是玄学（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这里指的是非常深奥，难懂的思想）啊。医生禁止我讨论玄学，而且我也无法消受呀。”

“祈求上帝保佑吧。你真是幸福啊，这里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啊。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这里住着却不懂得欣赏。”

阳光下的小河波光粼粼，远远看过去，闪亮的让人眩晕。河水潺潺地流着，犹如整块钢板，忽然又皱起了一条条的波纹。河里一条渡船满载着马匹、大马车、农夫和农妇，正往对岸渡。

“啊，才五点零几分呀。”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看吧，那列快车就是从塞兰兹开来的，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路过这里。”

在远处的平原上，一列火车正从右向左开去。那是一列黄蓝相间的列车，由于距离太远，所以显得特别小。突然，那火车好像停了，一团团的白气从列车头的上方腾起。不多时，就从它那里传来了警笛的响声。

“奇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可能出事了。怎么在那里就停车了，没理由啊？肯定是出什么事了。走，我们还是回去喝茶吧。”

6

尼克不在花园，也不在房间。尤拉猜出来了，尼克大概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枯燥无聊，所以故意躲起来了。何况尤拉也算不上是他的伙伴。趁着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去凉台谈事情的工夫，尤拉在小房子周围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

这里真是个美丽迷人的地方！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鸟儿用三种声调唱出清脆婉转的歌，这声音犹如竹笛吹奏，饱满而又圆润。时而会有停顿，仿佛是刻意为之，为的是让这优美的声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花坛边，弥漫着阵阵清香。这香味仿佛是迷了路，萦绕着，飘散着，久久不愿散去。这使他想起了当年陪母亲去疗养的法国和意大利的两个小城镇。尤拉一会儿转向左边，一会儿又转向右边。在清脆的鸟啼与和谐的蜂鸣声中，恍惚间，仿佛听见妈妈的声音在草地上空飘扬，尤拉浑身一颤，他好像产生了某种幻觉，似乎听到妈妈在回应他的呼喊，又好像要召唤着他去哪里。

他到一条沟谷前，顺着斜坡走了下去。从稀稀疏疏的林木中，一直下到了满是赤杨丛的谷底。

谷底潮湿，阴暗，被风吹落的断树枝，还有掉落的果实，在这里随处可见，可是没什么花。荆树树杈弯弯曲曲，就像他那本《圣经》里的插图画的埃及图雕的权杖。

尤拉感到非常悲伤，跪倒在地，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

“天堂的天使，我最崇敬的守护神，”尤拉开始祷告，“请给我指引一条通往智慧和真理的道路吧。还请告诉妈妈不用牵挂我，我现在很好。如果真的死后有知，请允许妈妈进入天堂。天堂的圣徒是多么的闪耀，就像天上的明星一般，也让她瞻仰一下他们的圣容吧。她可不是个罪人，她是那么好，发发慈悲吧，我的上帝，别让她受苦了。妈妈！”他悲痛欲绝地朝上天呼喊着，像是要呼唤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突然，他没支撑住，昏倒在地上。

好在他并没有昏迷多久。醒来的时候，听到舅舅在什么地方叫他。他大声回应了一声，起身向上走去。这时候他才突然想起，还没有像妈妈当初教他的那样为他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

短暂的昏迷之后，他心情变好了很多。他不想，也害怕失去这种轻松的感觉。他心想，下一次再给父亲祈祷也没关系，他一定会耐心地等着的。对于他的父亲，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印象了。

7

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从奥伦堡过来，就在火车上的一间二等车厢里。米沙今年十一岁，上中学二年级，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因为父亲调到莫斯科工作，于是他们举家搬去那里，米沙也转去那里的学校继续学习。妈妈和姐妹们已经先行到了莫斯科，正忙着布置新居。

他们已经在火车上呆了快三天了。

天空中飘着一团一团的灰白色的云朵，就像是被太阳刷上了石灰，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和村庄都从车窗外一一掠过。大路上行驶的车辆来来往往，慢吞吞地拐向铁道口，在飞驰的列车上看出去，只看见马儿在原地踏着步，车辆都停止。

要是停在大车站，乘客们就会急急忙忙冲向小卖部。太阳从西边斜照过来，阳光穿透过车站花园的小树林，给乘客们匆匆的脚步，还有车厢下的车轮都洒下斑驳的光影。

世间所有的人在独立活动的时候，都是头脑清醒，考虑得当的。但当生活中许多无意识的洪流汇集在一起时，人们就会变糊涂了。人们为了自己所关心的切身利益而每日重复机械的劳作和忙碌。如果不是有一种最高尚的，最淡定的超脱感在调节的话，这种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影响。这种超脱感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自于对彼此新信任的坚定信念，来自于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指的就是事物诞生或灭亡的这片土地，或者是被称为天堂或者是历史的地方，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

这个男孩的悲伤和沉痛，对于这个法则来讲，就是个例外了。他始终摆脱不了莫名的忧郁，已经对一切都毫不在乎，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给他减轻一丝的忧郁，没办法让他变得高尚起来。他非常清楚自己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特性，可以随时敏锐地察觉到忧虑侵蚀他身上的征兆。这让他很恼火，觉得自尊被伤害了一样。

从他记事起，他就觉得奇怪。有很多人，无论是从体貌特征，还是从语言和习惯上来看，都和大家并无太大差别，却始终不能称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始终遭到别人的嫌弃和鄙视，而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欢迎。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生来就低人一等，不管他怎么努力地改正和完善自己，也永远无法改变处境。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生存在这个世界又是为了什么？这个称谓只会为他们带来伤痛，对于其他的一切都是毫无用处，他们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补偿，也不会得到什么为自己解释辩护的机会。

每次向父亲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老是会说他不应该这样去判断事物，说他的出发点非常荒谬。可父亲却没办法回避，因为他又提不出让米沙觉得有深度的想法，不得不低头沉默。

米沙渐渐地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除了自己的父母。他认为成年人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最后却又无法收拾。他相信，他长大以后一定会搞清楚这一切的。

就拿刚才说吧，谁也不能说当那个精神病人冲到车厢门口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该起身去追的；谁也不能说当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像跳水一样一头栽倒在路基上的时候不应该停车。

控制刹车杆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人们才会体恤一点，容忍火车不明不白地停下这么久。

谁也不清楚火车为何停了下来。有的说，是因为刹车突然坏了才导致的突然停车；也有的说，火车停在了一个陡坡上，需要一个推力火车头才能继续行驶。这时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死者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火车上与他随行的律师，要求到附近的科洛格里夫车站叫上几个证人来做记录。火车司机的助手爬上了电话线杆，看样子检道车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可以隐隐地闻到冲洗厕所的臭味，还有一股用沾满油污的脏纸包着的已带着点点臭味的烤鸡的味道。几位两鬓花白的彼得堡太太依旧不停地往脸上涂脂抹粉，用手绢擦着手掌，吱吱哇哇地小声交谈着，尽管她们一个个都被火车头的煤烟熏着，被油脂化妆品弄花了脸，像极了那些茨冈的骚女人。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从戈尔东他们的包厢经过的时候，拥挤的车道又成为了她们卖弄风情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吱哇着抱怨着什么，从她们开合的嘴形来看，仿佛在说：“哎呀，您说说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这个。”

离路基不远的草地上就躺着自杀者的尸体，那人的前额和眼睛上，像是被画上了一个十字，那是流出的血，已经凝结成一道清晰的黑印。那仿佛不是从他身体里流出的血，而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贴膏药，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湿的白桦树叶子。

看热闹的或者同情的人围在死者的身边，来了一批又一批。这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就是他的朋友，是个律师。他快热疯了，不停地用手中的帽子扇着风，身上的衬衫全被汗水浸湿了，就好像一头被裹着的困兽。对于任何人的询问，他都爱理不理地耸耸肩膀，甚至都不转过身来，说道：“太清楚不过了，就是个酒鬼。这就是发酒疯的下场。”

有个女人到尸体面前来了三次。她有些消瘦，身穿着一条毛料连衣裙，头上戴着镶花边头巾。她叫季韦尔辛娜，是个老寡妇，也是两个火车司机的母亲。她和两个儿媳妇免票坐在三等车厢。那两个女人非常安静，头巾裹得低低的，一声不响地跟在她的后面，特别像修道院里院长带着两个修女。周围的人都被她们的气场所震撼，不约而同地为她们让出一条道来。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死于一场火车事故的大火。她停在了离死者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在那儿穿过人群，反而能看得更清楚些。她叹了一口气，好像对两起事故作了比较。“每个人的命都是天注定的，”——她似乎这样说道，“天要是让他有什么傻念头，想躲都躲不开的。好好的富贵生活不享受，却跑到这里来发疯。”

火车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来过尸体这里了，只是担心丢了自己的东西，这才又到车厢里。

乘客们跳下车，到路基上活动活动，舒展舒展筋骨，摘几朵可爱的野花，或者轻松地小跑几步。这个时候他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能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似乎应该归功于这次意外的停车。如果不是发生这不幸的事，眼前这片凹凸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小河，还有对岸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一样。

就连那太阳，看上去也像是当地特有的，略带着黄昏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发生这一切的场景，仿佛在悄悄地向它靠近，犹如附近放牧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惊呆了，先前还因为怜悯和惊吓哭了起来。在长途旅程中，这个自杀者来过他们车厢好几次，每次都是一连几小时地和他的父亲交谈。他说，心灵的纯洁美好，尘世的感悟体会，是最让人向往和追求的。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咨询了一些法律上的细节问题，还有关于期票、馈赠、破产、伪证的诉讼问题。

“啊，原来是这样。”他对于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和我的律师说的完全不同，您说的都是相对宽大仁慈的法令，而我律师对这些的看法就要悲观得多了。”

等到这个神经质的人冷静下来，他的律师都会从头等车厢过来，带他到餐车去喝香槟。这就是那个律师，他身材魁梧，脸刮的很干净，衣着打扮十分考究，态度十分傲慢，带着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站在死者身边。让旁边的人都觉得：他的委托人可能经常都情绪激动，这好像正合乎他的心意。

听父亲说，死者是个大有来头的富翁，为人和善，也是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半自控能力的精神教徒。在米沙面前毫不忌讳地说起和米沙同龄的儿子，还有他已故的妻子，甚至还说到同样被他抛弃了的第二个家庭。说到这儿，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脸惊恐，面色苍白，连话都说得颠三倒四的了。

他非常喜欢米沙，这种怜爱让人觉得无法解释，也许是对某人的怜爱的寄托吧。每到一个大的车站，他都会跑到头等车厢，那儿有书摊，还可以买到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不停地喝酒，不停地抱怨着，自己已经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劲儿一过，即使很短的时间里，也要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就在他自杀前最后一分钟，他还跑到他们车厢，一把握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似乎想要说点什么，但又最终没有说出口。接着转身跑到车厢台上纵身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小礼物，那是木箱子里装着的一套乌拉尔矿石标本。旁边的一条道上驶来一辆检道车，顿时周围的一切都开始震动。一会儿一个头戴制服帽的侦察员，一个医生和两名警察从那车上跳了下来。接着就传来了他们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列车员和几个警察一起往路基上拖尸体，脚下不住地在沙地上打滑。不知是哪个妇女开始号啕大哭。乘客们被请回车厢。哨笛声响起，火车启动了。

8

“又是那个讨厌鬼！”尼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气愤地说道。客人的声音越来越近，看样子是没法回避了。这件卧室里只有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他的。来不及多想，尼卡钻进了第二张床下面。他听见，他们正在找他，在各个房间叫他的名字，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消失。然后他们就进入了这个房间。

“唉，能怎么办呢？”——韦杰尼亚平说道，“进来吧，尤拉，也许待会儿就找着他了，到时就可以一起玩儿了。”他们居然聊起来了，这让尼卡在这个窘迫荒唐的地方呆了近20分钟。最后，他们终于到凉台去了。尼卡悄悄从窗户跳出去，走进了花园。

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今天觉得整个人都很不舒服。他已经满过十三岁了，可别人都还把他当成小孩子，这让他感到非常恼火。整整一夜他都没有睡着，快天亮的时候走出了厢房。太阳升起来了，院子里拖起长长的斑驳的被露水打湿的树影。那树影不是黑的，而是深灰色的，像一条湿的毛毯子。那迷人的芳香，似乎就从这片潮湿的土地散发出来的。树影间透下的一条条光线，就像姑娘的葱葱玉指。

突然一条银色的带子，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着，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水流不停地流着，但却没有渗进土里。突然间猛地一转，弯向另外一边，就这么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条赤链蛇。尼卡吓得浑身一颤。

尼卡这个孩子很特别。每次高兴激动的时候就会大声地自言自语。他喜欢模仿母亲，喜欢高谈阔论，还常常冒出一些怪僻的想法。

“活在世上真是好啊。”——他心想着——“但为什么又会因此而痛苦呢？上帝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倘若他真的存在，那便就是我。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心想着，朝一棵从树梢到树干都在发抖的白杨瞅了一眼（这棵树的叶子湿漉漉的，发着亮，仿佛是用马口铁剪成的）。“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仿佛发疯一般地努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却用整个身心和全部的血肉默默祷告着，想象着“停下！”这杨树仿佛听懂了话，立刻就停止了颤抖，一动也不动。尼卡高兴的笑了，跑到河里游泳去了。

他的父亲叫做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后来受沙皇的特赦才由原先判处的续刑改为做苦役。母亲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是一个性格古怪但依旧年轻美貌的女子，永远被那些暴乱、反抗分子、极端主义学说、著名演员、穷困的失意者等等一些事物所吸引着。

她十分宠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变成了一堆像“伊诺切克”、“诺切卡”之类的毫无意义又傻里傻气的昵称，还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亲戚们看。在那儿，最让他惊叹的是院子里那颗长得枝繁叶茂的大树，那是一棵粗壮得略显笨拙的热带巨树。它那像大象耳朵一样的树叶，挡住了南方炽热的天空。尼卡怎么也无法相信那是一棵树，是一种植物，他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那是动物。

让孩子随父亲姓那可怕的姓是有危险的。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之后，伊万·伊万诺维奇准备上书沙皇陛下，请求陛下允许孩子改为母亲的姓氏。

他躲在床下一一想着这些让他觉得愤愤不平的事，正好也想到了这事。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算什么，凭什么这样过分干涉他的事？看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他！

还有那个娜佳，总是趾高气扬地同他讲话，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难道因为她十五岁了，就有权利吗？要给她点颜色看看。“我恨她，”——他喃喃地说了好几遍。“我要杀了她，带她去划船，然后把她淹死。”

妈妈倒是计划得挺好。她肯定是骗了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才离开的。她没有在高加索停留，而是直接在邻近的火车站换车去了北方，到了彼得堡又和大学生们一起枪击了警察。可他呢，他就只能在这个讨厌的地方自生自灭。他一定要把这里的人都收拾一下。把娜佳淹死，离开学校，然后去西伯利亚找父亲发动起义。

整个池塘都长满了睡莲。小船钻进睡莲丛中，发出干涩的沙沙的声音。只有空隙的地方才能看见池塘的水，就像西瓜汁从切口处流出。

尼卡和娜佳开始采摘睡莲。他们同时抓住了一根粗壮的茎干。那茎干就像一根被绷得很紧的橡皮筋，结果两个孩子被它拖到了一起，头碰到了一块儿。睡莲的莲梗缠绕在一起，越来越短。白色的莲花朵朵绽开，露出中间艳丽的小花蕊，看上去就像是带血色的蛋黄一样，忽儿沉到水里，忽儿又淌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花，两人伏在一边儿的船舷，把小船压得越来越斜。

“我讨厌上学，”尼卡说道，“该是开始挣钱生活，进入社会的时候了。”

“可是我正好想要请你帮我讲讲联立方程式呢，我的代数不好，差一点就要补考了。”

尼卡觉得娜佳这话是在挖苦他。不用说，娜佳是在提醒他，他还是个小孩子呢。联立方程式！尼卡根本就不知道联立方程式是什么。

他丝毫没有露出受了侮辱的样子，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问了一句话，但立刻觉得自己太蠢了。

“长大以后，你要嫁给谁呢？”

“噢，还早呢。我还没想过这事儿，也许谁也不嫁吧。”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很感兴趣。”

“那为什么要问呢？”

“你是傻瓜。”

他们开始争吵起来。尼卡突然想起了早上那会儿他厌恶女人时的心情。他警告娜佳说，再继续说浑话，就把她淹死。

“你试试看呐。”娜佳回答说。

尼卡一把抱住娜佳的腰。两个人挣扎起来，结果失去重心，都掉进了水里。

睡莲有点缠手缠脚的，而且水有点深，他们都够不着底，不过好在他们俩都会游泳。最后，他们踩着泥沼，趟着水，慢慢地总算到了岸边。身上的水像小溪一样从他们的短靴和衣兜里淌出来。尼卡觉得快累死了。

如果这事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今年的春天，像这样落水之后的情况一定是两人一起就这么浑身湿透地叫嚷、嘲骂或是哈哈大笑起来。

而现在他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显然还没喘过气来，都是因为刚才发生的这事吓懵了。娜佳是真的被激怒了。她生着闷气，没有说话。尼卡觉得浑身像是被棍子抽了一顿，手上腿上还有两肋都在疼。最后，娜佳像个大人一样，轻轻地嘟哝了声“神经病”，而尼卡也像个大人一样说了句“请原谅！”

两个人就像是两只水桶，朝着宅子走去，身后留下一道湿湿的水印。他们穿过一个小土坡，那一带经常有蛇出没，就离尼卡早晨见到赤链蛇的地方不远。

尼卡想起了夜里那种莫名的亢奋，想起了清晨时候能给大自然下命令的强大的力量。尼卡想着，现在该命令她做什么呢？他现在最想要的又是什么？他似乎觉得，最好是什么时候再和娜佳一起滚进水里去，即使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也愿意。

第二章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

1

同日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又发生了另一个大事件。整个俄罗斯激荡着前所未有的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个时候，阿玛利亚·卡尔罗夫娜·吉沙尔带着儿子罗季翁（后面昵称为罗佳）和女儿拉里莎（后面昵称为拉拉）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她是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孀、一个已经完全俄国化的法国女人。她把儿子送进武备中学，女儿送到女子寄宿学校，正好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沙尔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一笔有价证券。以前行情还好，一路上涨，可是现在却跌得厉害。为了不让证券贬值，也以防坐吃山空，吉沙尔太太买下了一处店铺。那铺子是从一位女裁缝继承人手中买下来的，就是坐落在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娅缝纫作坊，为照应先前的老主顾，取得了使用老字号的权利，并留用了全体裁缝女工和学徒。

吉沙尔太太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听取了律师科马罗科夫斯基的建议。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科夫斯基是她丈夫的朋友，也是她现在的保护人，此人对国家事务了如指掌，是个沉着冷静的实干家。吉沙尔一家的举家搬迁也是事先和他在通信中说好的，科马罗科夫斯基亲自来车站迎接他们，带着他们穿过莫斯科城来到军械胡同“黑山”旅店，并为他们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房间。他建议把罗佳送进武备中学；拉拉进入了女子学校，也是经他介绍的。他经常大大咧咧地和这个男孩子说笑，同时也用一种让人红脸的眼神盯着那个女孩。

2

他们在“黑山”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又搬进作坊里的一套三间房的小住宅。

那一带是莫斯科最糟糕、最混乱的地方，是马车夫、街头混混之类的聚集地，整条街道都有专供寻花问柳的地方，住着许多贫穷肮脏的妓女。

虽然房间里脏兮兮的，屋里的臭虫蚂蚁什么都有，还有那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家具，但这一切对孩子们来说都不足为奇。两个孩子早已经听惯了母亲挂在嘴边的，说他们家已经处在死亡边缘之类的话了，自从父亲死后，母亲就生活在对贫困的恐惧当中。尽管他们知道比起流浪街头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好多了，可是在有钱人面前，却始终像是被孤儿院收留的孩子一样没有安全感。

他们的母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整天生活在恐惧和害怕之中。阿玛利亚·卡尔罗夫娜是个三十五岁的金发女人，体态丰盈，心血来潮的时候总会突发奇想地做出些蠢事来。她是个胆小怕事的女人，特别是对男人更是怕得要命，所以，她才会因为惊恐害怕和不知所措，立马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抽身而出，投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中。

他们在“黑山”租住的房间是二十三号，隔壁二十四号房间从一开始就住着一位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他是个好出汗的、秃顶上戴着假发的老好人。每次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总是像祈祷似的双手合十，放到胸前；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总是会向后仰着头，激情投入地忽闪着眼睛。他很少呆在家，往往一连几天都留在大剧院或者音乐学院。两家邻居已经认识，相互照应使他们熟悉亲近起来。

当着孩子的面，科马罗科夫斯基的到访会让阿玛利亚·卡尔罗夫娜感到不自在。于是特什克维奇走的时候，就会留下自己房间的钥匙以便她接待朋友。很快，吉沙尔太太就习惯于他的这种牺牲精神，有好几次，她含着眼泪敲开了他的房门，请求他的保护，让她可以回避自己的保护人。

3

他们这栋房子是平房，在离特维尔街的拐角不远的地方。旁边就是铁路局的职工宿舍，机车修理厂还有库房，所以能猜到布列斯特铁路干线就在附近。

奥莉娅·杰明娜每天回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她是个聪颖的女孩子，是莫斯科商场一个职员的侄女。

当初她是被裁缝店老板发现的，是个很能干的学徒，如今又深得新老板赏识，很快成为老板的得力员工。奥莉娅·杰明娜非常喜欢拉拉。

铺子里的一切还都保持着列维茨卡妮在世时的样子。缝纫机在女工们娴熟而又轻盈的操作下，呼呼地转动着。还有的工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缝着什么，拿着那穿着长长的线的针的手，不时地抬起又落下。碎布头散乱的落了一地。在这里讲话一定要使出很大的力气，因为缝纫机不停地发出嗒嗒嗒的声音，还有窗户下面那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不时地发出婉转地啼叫声。那鸟儿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要问为什么给这鸟儿取了这么个名字，这个秘密已经被先前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桌子上放满了杂志，太太们就像图画里的人物一样围着桌子。她们有站着的、有坐的或是保持着半倚半坐的姿势，一个个都模仿着图画上的样子，一边翻看服装样板样式，一边讨论着各种的式样。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季索娃坐在另一张桌子后面经理的位子上。她很瘦，脸上皮肤松松垮垮的，还长了好多赘疣。她是一个老裁剪工人，是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的助手。

她的牙黄黄的，嘴里正叼着一支象牙烟斗，眯起她那黄色瞳孔的眼睛，烟不时地从鼻子和嘴里冒出来，还一边往本子上记着订货人的尺码大小、发票号、送货地址等等要求。

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在这个作坊里面还是个新手，缺乏实践经验，她甚至都还没那个意识，自己已经是这里的老板了。好在员工们都很老实，费季索娃也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可这些天真是让人操够心了。对于未来，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总是害怕考虑也害怕面对。她的处境似乎都被绝望所笼罩，没有一件事可以让她称心如意。

科马罗科夫斯基经常到作坊里来。每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穿过作坊往那一边走去的时候，一路把那些正在换衣服的漂亮的女人们吓得躲到了屏风后面，从那里嬉笑着地和他开着放肆的玩笑；成衣工们就在他背后厌恶地和讥笑着互相咬着耳朵：“又光临咱们寒舍了。”“她的亲爱的来了。”“她的老相好吧。”“色狼！”“败类！”

他有时候会牵过来一只叫做杰克的哈巴狗。那狗儿特别让人讨厌。这畜生朝着前面就是一阵蒙头窜脑地猛冲，拖着主人在后头走得歪歪斜斜，就像牵着个双手前伸的瞎子走路一样。

有一年春天，杰克咬了拉拉的脚，还把她的袜子撕破了。

“我一定要弄死它，这可恶的东西。”杰明娜像个孩子似的凑近拉拉的耳朵悄悄说道。

“对，这狗是挺让人讨厌的。可是你这个小呆瓜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

“嘘，别嚷嚷，我教你。复活节（复活节是西方的一个重要节日，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基督徒认为，复活节象征着重生与希望，为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第三天复活的日子）的时候不是有石头鸡蛋吗？就是你妈妈放在木柜子里的那种……”

“是啊，有大理石的，还有玻璃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你低一点，我悄悄跟你说。把他们统统涂上一层油乎乎的猪油，扔给那个杂毛畜生，只要它一吞下去，我们就成功了。呵呵，它的小命就呜呼了。”

拉拉一听笑了起来。同时又有些羡慕地想着：这个女孩子生活贫困，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世间有好多年轻人都早熟。但在她身上少有的天生纯真的童稚。用石头鸡蛋来对付杰克——这办法只有她才想得出来。“可是，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命运？”她继续想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一切，为什么又会为这一切感到痛心呢？”

4

“可是，对他来说，妈妈就是……他也就是妈妈的……唉，这个难听的字眼我可说不出来。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虽然刚过了十六岁，拉拉看起来似乎更成熟一点，就像是十八岁或者更大一点了。她落落大方，聪明漂亮，性格也好。

她和罗佳深知，要用自己的双手才能获得生活中的一切。他们和那些生活上有保障的人不同，来不及学会生活中的左右逢源，钻营攀附，对于那些根本接触不到的事物，他们也不会急着从理论上去辩解。他们觉得只要多余的东西都是肮脏的。拉拉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

姐弟俩对生活都很清楚，心里都有一把算盘，懂得珍惜和把握手中的东西。要想有所成功，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打算，得用心思考。拉拉学习非常用功，但她并不是为了追求那些抽象的知识。因为只有好好学习，当个优等生才可以免除学费。她做家务活也和读书一样认真。在家里洗洗刷刷，作坊里帮帮忙，或者是去外边办妈妈吩咐的差事。她做起事来总是安安静静，从容不迫。办事风格和她敏捷的动作，匀称的身材，银铃般的嗓音，浅灰色的眼睛还有美丽的金黄色头发显得那么和谐。

七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每逢假日的早上，便可以舒服地赖在床上。拉拉枕着双手，仰面躺在床上。

作坊里非常安静，朝着街道的窗户是开着的。拉拉能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声响，那是远处的马车轰隆隆地从石头路上开向马车轨道，随后原本粗重的碰击声变成了一阵均匀的声响，像是给车轮在油脂上滑过一样。街上的喧嚣似乎成了轻柔的催眠曲，拉拉想，“也许该再睡一会儿。”

透过左边肩膀和右脚大趾头这两点，拉拉就能感觉出自己躺在被子下的身姿。这里是她的肩膀，这里是她的腿，再加上其余部分——她的心灵或气质，这所有的一切就构成了她的身体轮廓，也构成了她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和憧憬。

拉拉想着，“该睡了，”可她脑海里却浮现出马车市场向阳的一面，那里的车库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出售的马车车灯上有带菱形玻璃，还有熊的标志等等，都在旁边的空地上停放得整整齐齐。接着出现在拉拉脑海中的是这样的场景：兹纳敏斯基兵营里龙骑兵们正在训练，马队整齐的绕圈行走，骑士助跑，再跳到马背上，骑着马儿或慢步行走，或快步疾驰。兵营的篱笆墙外面，站了好多带着孩子的保姆和奶妈，她们相互依偎站在一块，目瞪口呆地看着里面的场景。“接着往下”拉拉思绪继续着，“再过去就是彼得罗夫卡了，之后就该是彼得罗夫铁路。”

“拉拉，怎么回事儿？干吗想这么多？只是想象一下自己的房子而已，它应该就在附近。”

科马罗科夫斯基有一个朋友就住在马车市场，因为小女儿取名，所以决定在命名日这天好好庆祝一番。于是成年人又有了取乐子的机会了，大家又可以聚在一起喝酒跳舞了。妈妈也被邀请参加，可因为她的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了。妈妈说：“把拉拉带上吧。您不是常说，要我好好照顾她吗？现在您就可以替我好好照顾她了呀。”他就真的照顾了她。

那华尔兹是多么美妙，多么销魂呀。转啊，转啊，什么也不用想。音乐响起的时候，生活就像在小说中一样得到了永恒。一旦音乐戛然而止，感觉就仿佛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或者是被人撞见赤身裸体的时候，有一种出丑的感觉。另外，出于对别人的夸耀赞美，你才会接受那些人的放肆的行为，这也就说明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他居然跳得非常出色，这是拉拉不曾预料到的。他那两只轻盈灵巧的手，非常自信地搂着她纤细的腰。但无论如何她是不会接受别人的吻。在她看来，一个人的嘴唇就这么贴在自己嘴唇上是多么的无耻下流啊，这让她无法想象。

绝不能再这么傻乎乎的了。不能装出一副简单无知的样子，不能再搔首弄姿，不能因为害羞而把眼睛低垂着，不然一定会出事儿的。那条界限就在眼前，稍微再跨出一小步，就会立马坠入悬崖。把那舞会的一切统统忘掉，那全是邪恶不堪的东西。没什么不好拒绝的，就借口说不会跳舞或者扭到了脚。

5

这年秋天，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发生暴动。莫斯科至喀山的铁路线的工人集体罢工。莫斯科到布列斯特这条线也该加入罢工的队伍。铁路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关于罢工的决定，只是还没商量好宣布罢工日期。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了罢工这事，可还是需要找个合理的借口来说明这是自发的罢工行为。

十月初的一天，那是全线领薪水的日子。这天清晨天气寒冷又阴暗，账房那边一直都没有消息。好一会儿才看到一个男工手捧着清单、工资表还有一堆写满了处罚工人名单的小本子往账房走去。马上就发工资了。车站、修配厂、仓库和管理处那几幢木头房子中间，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在那里过来领薪水的工人早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有列车员、钳工、扳道工人，还有停车场的清洁工人。

冬天已经悄然来临。烂枫树叶子发出的气味，还有蒸汽机车的焦臭味，混合着车站食堂里飘出的刚刚新鲜出炉的黑面包的香味飘散在空气里。铁道线上列车来来往往，有的在拆开来，有的又重新装好。旗手不停地挥舞着手中时而卷起时而打开的信号旗。巡场员的喇叭声，还有联络员的哨音，再加上火车低沉的汽笛声，奏出了一曲和谐的乐章。腾腾升起的烟柱，就像那直通上天的梯子。那边的列车准备出发了，车头冒出的团团蒸汽蒸烤着冬日里天空中的白云。

富夫雷金是名铁路工程师，也是这里的段长。养路工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和他一起，沿着另一面的路基，一前一后的来回踱着。安季波夫早已经厌烦无聊的维修工作了，他不时地抱怨着运来的更换材料质量不好：钢的韧度不好，这样做出来的铁轨，不管是弯曲性还是耐折性试验都无法承受。按照他估计，这样的材料只要一冻上，就很容易断裂。可对于帕维尔的反映和抱怨，管理机构是不闻不问，不予理睬。看来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富夫雷金身穿一件滚边的皮大衣，这衣服应该相当昂贵。他没有扣扣子，露出了里面的素色毛呢制服。他小心翼翼地走在路基上，自我陶醉地欣赏着自己上衣侧面的纹路，笔挺的西裤，还有脚上款式新颖的皮鞋。

富夫雷金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事情，对于安季波夫的抱怨，他可一句也没听进去。他不时地掏出手表看时间，好像是要赶着去哪里。

“不错，不错，老兄，”他迫不及待地打断了安季波夫的话，“你说的应该是在某一个重要的线路上，或者是某个长距离的直达区间内。可你该想想，现在你手上都有了些什么？备用线，停车线，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进行空车编组，调用小型调车机车。可你还不满意！你该是疯了吧！问题根本就不在铁轨上，就算安上木头的也可以！”

富夫雷金又看了一次表，啪的一声合上表盖，然后望向远处靠近铁轨的马路。这时，大路的转弯处出现了一辆四轮马车。他的妻子坐着自家的马车过来接他来了。车夫把车停到了路基跟前，双手紧握着缰绳，在路基跟前才停住马，像是保姆在呼唤淘气的孩子，用女人似的尖嗓门呵斥着。那拉车的马儿对铁路应该是有些恐惧的。扫两手仍然紧握着缰绳，一边不停地用女人似的尖嗓子喝着，好像保姆对待淘气的孩子。拉车的马儿像是有点害怕铁路。车厢里一位漂亮的太太坐在角落里，正悠闲地倚靠在旁边的靠枕上。

“伙计，行了行了，我们下次再聊吧，”段长一边摆手一边说道，“我现在有很重要的急事，顾不上你说对这些了。”说完，夫妇俩便坐车离开了。

6

三四个小时过后，已经是黄昏时候了。有两个人影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路基旁边的田野里。这两人一个是安季波夫，另一个是季韦尔辛。他们两个鬼鬼祟祟，不时地回头张望，加快了步伐向远处走去。

“快点走，”季韦尔辛说，“虽然我不怕侦探跟踪我，可是这个会开得磨磨蹭蹭的，等他们结束会议从地窖里出来，肯定就会追上我们。我不想见到他们，推推脱脱的，没必要。以前还让我们成立委员会，学打枪，爬地洞什么的，依我看，全是白费工夫！你也真是的，居然还支持尼古拉耶夫街上的那个混蛋。”

“（达里娅）受了伤寒，我送她上医院。还没住上医院，现在我什么心思也没有。”

“今天不是发工资吗？我们去账房走一趟吧。要不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看在今天是发薪的好日子，我都想在你们身上吐口水了，立马结束争吵。”

“那我问问你，你有办法？”

“这还不简单，把锅炉房的汽笛一拉，保准成功。”

两个人告了别，然后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季韦尔辛往城里走去。一路上遇到不少从账房里领钱回来的人。他想：车站里的所有人都应该领到了吧。

天色渐渐阴暗。账房旁边站台的路灯下，坐了好些无所事事的工人。富夫雷金家的那辆马车就停在站台口子那儿，太太还是保持刚才那个姿势坐在车里，正等着去账房领钱的丈夫，她似乎从清早起就没有下过马车了。

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小雨，还夹着着晶莹的雪花。车夫下车，准备把车篷支起来。他一只脚蹬着车厢后面，使劲儿拉下收紧的车篷横梁。账房里透出来的光幕中洋洋洒洒飘落的水珠晶莹剔透，她开始欣赏着美好的画面，眼神里带着幻想和期望，朝着那群工人看了一眼，似乎可以穿透这蒙蒙雨雾看穿这里的每一个人。

季韦尔辛无意中看到了太太的神情，这让他觉得非常厌恶。他没有和富夫雷金娜打招呼，径直走到另外一边，想待会儿再过来领钱。他朝着光线幽暗的修理厂走去，从这里可以看到几条弯道，那是通往机务段的分支路线。

“季韦尔辛！库普里克！”他听到黑暗中有人在朝他呼喊着。修配厂门前围了不少人，从厂房里传来叫喊声，还有一个孩子的哭声。人群中有个女人说道：“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您帮孩子求求情嘛。”

彼得·胡多列耶夫又在教训尤苏普卡了。他是个老工人了，尤苏普卡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学徒，经常受到师傅的打骂。

胡多列耶夫原本不是这样的。他模样英俊，风度翩翩，不嗜酒，不打架，掌握着一门好手艺。不管是工场老板的女儿还是牧师家里的姑娘，谁见到他都会偷偷多看上几眼。季韦尔辛的母亲毕业于教区学校。胡多列耶夫向她求婚被拒绝了，她转而嫁给了胡多列耶夫的同事，一个火车司机——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

没想到萨韦利·尼基季奇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在丈夫死后，她守了六年的寡，胡多列耶夫再次向她求婚，可他还是被拒绝了。从那次以后，他开始酗酒，开始胡闹。他总是固执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要不然他不会落得个这个下场。于是他和整个世界都过不去。

季韦尔辛家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叫吉马泽特金，而尤苏普卡就是他的儿子。季韦尔辛在厂里都会护着这孩子，这多少让胡多列耶夫对他感到不满。

“你这个蠢货，锉刀是你这样拿的吗？”胡多列耶夫一边大声叱呵着，一边一把楸住尤苏普卡的头发，手中的拐杖朝着他脖子上就是一顿打。“有你这么拆铸件的吗？我看你就是个吃里爬外的蠢货，你是故意想糟蹋我的活儿吧？”

“我不敢了，不敢了，师傅。哎哟，没有下一次了。啊，疼啊。”

“机座前推，支架的螺丝要上紧了，都跟他说了千八百遍了，还是听不进去。差点就把大轴给毁了，这个狗东西。”

“师傅，我没动过主轴，我向老天发誓，我真的没有。”

“你干吗和一个孩子过不去呢？”季韦尔辛一看非常生气，挤过人群，大声问道。

“家养的狗儿咬架，野狗可别往前凑。”胡多列耶夫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

“问你呢，干吗和一个孩子过不去呀？”

“麻烦您少操心了，离这儿远点。别在这里多管闲事。我就是把他打死你也管不着。狗东西，差点把大轴都给我毁了。我饶他不死，他还应该谢谢我呢。我怎么了，我就楸着他耳朵，扯扯他的头发，教训了他一下。”

“大叔，你还想怎样，不然你还想把他脑袋都给楸下来？都是老师傅了，多少该知道羞耻吧。头发都白了一大把了，一点都不通情理呢。”

“我警告你，趁着你现在身子还是整个儿，赶紧给老子滚远点。你个狗娘养的东西，小心我把你那小身板给拆了。狗杂种，你就是在你父亲眼皮底下，在那枕木上日出来的。谁不知道啊？你妈就是个烂货，破鞋！”

接下来的一分钟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两个人几乎同时顺手操起旁边工具支架台上的家伙，要不是旁边的人及时冲上去拉开，估计两人会拼个你死我活。他们俩站在原地，额头都快碰到对方，两只因愤怒而充满血丝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对方。愤怒充斥着大脑，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家从后面死死拉着两人的胳膊。过了几分钟，两个人稍微冷静了下来，便想要挣脱人们的束缚，拖拽着抱住他们的同事。周围一片嘈杂声，两个人的衣服扣子都被扯掉了，上衣从肩膀上滑下来。

“把他手里的凿子弄下来。”“那会伤到头的。”“彼得大叔，您冷静一点，小心手给您扭脱臼了！”“别和他们白费口舌了，把他们拉开，带去锁上。”

突然，季韦尔辛憋着一股劲儿，挣开了抱住他的缠着他的人，几步跨到大门口。人们看着他似乎已经冷静了好多，就没有再上前追他了。秋夜里阴冷潮湿，他冲进了黑暗里。

“不管你怎么努力地对他们好，可他们倒好，找着机会在你背后使坏。”他自言自语地边说边走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出来，又是要到哪里去。

这个世界虚伪而又龌龊。那些天天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地阔太太、娇小姐竟然用那种眼神看我们这些干体力活的人。可又能怎么样呢？这些苦命人，只能借酒浇愁，只能像刚才这样借酒发疯，麻痹自己，让自己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他对这个世界恨到了骨子里，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恨。他飞快地走着，似乎急促的脚步可以把明智和和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像他现在发热的头脑里渴望的那样。他心里很明白，他们今后的路上所要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像这些日子他们的希望，铁路上发生的混乱，百姓集会上的号召和演说都还没执行，罢工行动也没有取消的消息……

此时此刻，他的情绪非常激动，兴奋地可以一口气跑完全程。他大步流星，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但是两条腿却知道该把他送到哪个地方。

那件事过来很久之后，季韦尔辛才知道，原来那天当他和安季波夫从地窖里出来后，大会就决定在当天晚上罢工，并为各个成员分配了工作。修理厂里响起了低沉嘶哑的信号声，那声音就如同从季韦尔辛心里迸发出来的一样，渐渐变大，也越来越整齐一致了。听到信号声的人们从仓库和货运部涌出来，向城里进发，和锅炉房同样听到季韦尔辛的哨音的人们汇合。

这么多年了，季韦尔辛一直都以为，那天晚上的罢工全是因为他一个人。一直到最后在审判的时候，没有给他加上那条煽动罢工的罪名，他才一下子明白过来。

纷纷涌出的人们，有些愕然，不住地问道：“怎么回事儿了，要我们去哪儿？”漆黑的夜里听到人回答说：“你没听见吗？真是聋子。这不是拉了火警警报嘛。”“哪儿着火了？”“肯定着火了，这不，都拉警报了嘛。”

门被拍得砰砰响，接着又走出来一批人。又传来一阵说话声。

“着火了，呵，想得出来！土包子，别听这傻瓜的话。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罢工。这是套具，这是轭，可我们就是不做了。小伙子，快回家吧。”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7

季韦尔辛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头一天晚上，夜里温度骤降，降到了这个季节的最低，可他只穿了一身薄薄的秋天的衣服，被冻得浑身发抖。这两天胡子没刮，觉也没睡好。

在大门口他正好碰上了看门人老头吉马泽特金。

“季韦尔辛先生，真是太谢谢了。”他不住地连声说道，“谢谢您没让他受人欺负，让他一辈子都为您向上帝祷告吧。”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吉马泽特金，我在你面前算什么先生啊？我拜托你别再说这话了，这么冷的天，你有什么就直说吧。”

“不会让你受冷的。你会觉得暖和的。昨天我们才给你妈妈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送过去一棚子上等的木柴，那是我们去从莫斯科商场拉的，全是桦木，还特别干燥。”

“真是客气啊，吉马泽特金。你还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好冷啊，都快冻僵了。”

“还想跟你说的是，还是别回家住了，出去避两天吧。警察局有人来过，到处打听你跟谁有来往。我说的除了你徒弟，或者是铁路上的工人什么的，就再没有其他人了。”

这栋房子是附近的圣三一大教堂的。除了母亲和单身的季韦尔辛，他已经结婚的哥哥一家也挤在一起。另外，这栋楼里还住了一些教士，还有两家人是在街上摆水果摊和卖肉的小贩，其他的就基本上是这条铁路线上的职工了。

这是栋石砌的房子，里面还有几条木头走廊。房子的外面围了一个院子，如今已是又破有脏了。从走廊向上走，要通过几条木式楼梯。由于年老失修，木头黑黑的，像是腻腻的脏了一层，总有一股猫骚味和臭酸白菜的味道。平台那边就是厕所了，门上老挂着锁的那间就是仓房了。

季韦尔辛的哥哥是一名列兵，他在瓦房沟受伤之后，就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陆军医院治疗。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已经赶到那里照顾他。他们家里几代人都是铁路职工，出行都非常方便。他们都有免费的出行证，只要是在俄罗斯境内都可以免费。如今偌大的房子里就剩下季韦尔辛和母亲了，家里非常安静。

他们家就在二楼回廊一进门旁边那屋，门口放着送水工装好的大水桶。当他上了楼，发现门口这只大水桶盖子被挪开了，歪在一边，结冰的水面上冻住了一只铁皮杯。

“肯定是普罗夫，除了他没别人。”李韦尔辛一边想一边笑。“他就是个无底洞，喝多少也不够。大概他肚子里全是火。”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的远房亲戚。他是个诵经士，一个有着倔脾气、不服老的人。

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扯下了冻在冰面上的杯子，把盖子放好。再拉响了门铃。顿时家里的热气和香味扑鼻而来。

“妈妈，咱家真是暖和，炉子好旺哦。太好了！”

母亲见儿子回来，扑过来一把抱住他就开始哭。他只好轻轻抚摸着她的头，没过多久，才轻轻地挪开了。

他柔声说：“妈妈，只要勇敢，就能战胜一切困难。现在莫斯科到华沙的铁路全都停运了。”

“我当然知道，不然我哭什么。你别惹出什么乱子。快点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出去避避风头吧。”

“您那位亲爱的朋友，那个盛情的羊倌——彼得·彼得罗夫，今天差点没把我脑袋凿穿。”

他本想和她开个玩笑，逗逗她。可她并没有明白这是个笑话，一脸严肃地说：

“不准拿人家开玩笑，库普林卡。人家是个被伤透心的可怜人。”

“那个安季波夫，就是那个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都被抓走了。半夜里来了一群人，把这里翻的乱七八糟，今天一早把人给带走了。他妻子因为伤寒还躺在医院，帕沙还在念书。家里只剩下个聋哑姑姑。已经那么惨了还要把他们赶出家门。依我看，应该把那孩子接到咱们家。对了，普罗夫来这里干吗？”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水桶盖子没有盖上，里面还冻了个杯子。除了他这个‘水牛’，还会有谁？”

“还真给你猜着了。就是他，普罗夫。他跑来是借木柴，我居然给了他，我当时真是个大笨蛋，就这么把木柴借给了他！可是当时，他带来的那个消息，让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不知道，沙皇已经签署新的公告。以后所有的一切都会按照这新章程执行：贵族与平民一律平等，每个农民都能得到分配的土地，再也没有谁会受委屈了。沙皇已经签字，只差公布天下了。我可没瞎说，教会都已经呈了请愿书，要增加一次祷告，专门为沙皇祈福。普罗夫还说了点什么，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8

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被抓，达里娅·菲利蒙诺夫娜又住院，于是他们的儿子帕图利亚·安季波夫（后面昵称为帕沙）被接到了季韦尔辛家里。这个孩子模样俊俏，五官标致，淡黄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特别爱清洁，时不时地拿出小梳子弄弄头发，或者理理制服，整理下制服扣上的腰带。帕图利亚常常逗大家开心，他观察事物也十分细致。他经常模仿一些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东西，总是那么搞笑但又非常逼真。

十月十七日新公告发布。一次从特维尔门到卡鲁日斯克门的示威游行正在酝酿中。俗话说得好：“厨师太多烧坏汤。”真是应验了这句话，之前计划参与的革命组织开始互相争吵，接着便一个一个地先后退出。可最后大家决定原计划的那天早晨，人们都会上街的时候，他们又赶紧地派出了队伍参加示威游行。

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带着活泼好动的帕图利亚也参加了游行，全然不顾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极力的劝阻和反对。

十一月初的这天，特别的冷。灰暗的天空中稀稀疏疏地飘落下几朵小雪花，旋转，飞舞，轻盈地像一颗尘埃落入了地上的低洼里。人们沿着街道向下蜂拥地挤着，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一片。看得见的只是一排排的脸，还有厚重的大棉衣和那头上顶着的搭耳皮帽。游行的队伍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有小孩，也有穿着工装的养路工人，穿着皮靴和夹克的邮递员，还有好多中学生和大学生。

游行队伍前面，有个人一边倒退着走，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帽子指挥大家唱着歌，他们唱了《华沙工人歌》、《你们已英勇牺牲》，还有《马赛曲》。突然，前面的指挥停止了动作，戴上帽子，转身走着去仔细听旁边几个领队的谈话。没有指挥的歌声突然就乱了套，终于停了下来。路面上全结冰了，只听到人们踏过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原来有些好心的人前来通知游行队伍。他们带来消息，说为了对付示威游行的人，哥萨克已经在前面布置了警戒线。同时又接到从附近的药房打来的电话通风报信，说前面真的有埋伏。

“就算是有埋伏，那又如何。”指挥的人说，“我们应该沉着冷静。我们必须立马找到一个的公共建筑物，给大家说明这个情况，前面有危险，我们就解散队伍。”

大家一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开到底该去哪里。有的说去商业经理协会，有的说去高等专科学校，还有的提议去外国记者培训学校。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队伍前面出现了一栋非常适合做避难场所的建筑物，那是一所学校。跟刚才大家提议的那几个地方比起来，也差不到哪里去。

队伍走到了这栋房子前面，领队站到了一个半圆的高台子上。他示意领头人停下脚步。这时学校大门打开了，人们就摩肩接踵地一一进入了前厅，上了楼。

后面的人大声喊叫着：“去礼堂，去礼堂！”人们不断地从门口涌进来，在走廊和教室各个地方散开来。

终于把大家都招呼进来，安排妥当之后，领队开始解释前方设了警戒线，有危险。可是可大家并不买账，他们以为队伍停止前进，而被带到这个封闭的房子里，是为了要他们听一场即兴的演讲。

人们一边走一边唱了好久的歌，都想安静地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会儿倒是希望出来一个人，帮他们喊上两声，帮他们分担一点身上的重担。现在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休息一下了，所以大家也都顾不上那些发言的人了，都团结起来相互支持了。

所以，一个最差劲的，也是最不像是在演讲的人，居然获得了满堂彩。他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会得到听众们赞许的欢呼，那声音甚至淹没了他演讲的声音。大家都等得失去了耐性，报以欢呼是想赶紧结束这无聊的演讲。他们急忙表示着赞同，高喊着“可耻”通过了一封抗议电报。人们终于厌烦了演讲人单调乏味的调调，干脆起身不再理会，自觉地排好队伍有序地走下楼梯，重新涌入街道。就这样，游行的队伍又开始前进了。

刚才集会的时候，外面就开始飘雪了。漫天的雪花纷纷飘落，街道已经被铺成雪白了。

队伍后面的人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龙骑兵就这么飞快地冲了过来。听到队伍前面突然炸开了锅，响起一片喧闹声。人群里叫喊声混杂成一片，也分不出来说的是什么，好像听到有人喊了“乌拉！”“打死人了！”“救命呀！”就在同一时间，从人群的缝隙中传来混乱的嘈杂声，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闪开，人们视线里突然飞快地闪过许多骑着大马挥舞着大刀的骑兵。这些骑兵足足有半个排，他们飞驰而过，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人们惊恐地四处逃窜，几分钟之后，整条大街上的人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时黄昏下的美景就如同一副素色的铅笔画。太阳原本已经悄悄落到屋后，可这会儿又忽地从街角露出个头，投射出的光线照在街上，就像是手指在指点着街上所有红色的东西。有龙骑兵头戴的红顶帽子，那已经倒在地上的红旗碎片，还有路上延伸着的一条条血迹。

一个受伤的人就趴在路边，他头上被砍了个大口子，不停地呻吟着，疼痛让他手指死死地抠在地上。从街那边缓步过来几个骑马的士兵，他们刚刚追到那头现在返回来了。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就在他们的脚下跌跌撞撞地埋头乱窜，她头巾歪到了脑后，声音早已变得沙哑，还不停地叫喊着“帕沙，帕图利亚！”

几分钟前，帕沙还正在模仿着最后那个演讲人，那滑稽的表演逗得她哈哈大笑。可突然遭遇龙骑士，转眼间他就消失在人群中。

就在刚才的混乱之中，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还挨了一马鞭。尽管穿着厚实的短棉衣，减轻了不少疼痛，可她还是对他们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朝她这么个老太婆身上抽鞭子的混账行为感到愤怒。她嘴里不停地咒骂着，在远去的骑兵背后挥动拳头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她焦急地四处搜寻着那孩子的身影。突然，她欣喜地看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的帕沙。有一些无所事事地人围在一个角落里看热闹，就在一个带廊柱的铺子和一个私人住宅中间凸出的地方。

他们被一个闯入人行道的龙骑兵逼到了角落。马屁股正对着他们，一个个都惊恐万分。看到人们受惊吓的样子，这骑兵却非常开心，拦住了不让走，在他们面前表演起驯马来了。他指挥着马儿单足旋转，又像马戏团里那样让马儿倒着走，接着又是让马儿腾起前蹄。直到看到伙伴们从那边返回，这才用马刺戳了马儿一下，跨上马儿蹦跳着跟着他们离开了。

被堵在角落的人迅速散开。先前一直不敢出声的帕沙看到老太婆，立刻朝她飞奔了过去。

他们一起往家里走去。一路上，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还不停歇地抱怨着：“天杀的家伙，迟早遭雷劈！沙皇给了大家权力和自由，本来老百姓们挺高兴的一件事。这帮坏蛋就受不了了，过来胡闹一番，什么都给搞砸了，每句话的意思都给扭曲了。”

此时的她仇视龙骑兵，仇视周围的一切，甚至她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盛怒中的她觉得似乎都是因为库普林卡那伙糊涂蛋的失策和自作聪明，才会发生今天这一切。

“心肠真是恶毒！可他们这样发疯似的又喊又叫、又吵又闹是为了什么呢？真是搞不懂。就知道骂街吵架。还有那特别能说的家伙，你刚才学他的那个，帕申卡？你再学一次，乖乖，拜托了。哈哈哈，笑死我了，真是太好笑了，学得一模一样。你这个淘气的家伙，讨厌鬼。”

回到家里，她冲着儿子就是一顿火，抱怨着自己都一把年纪了，还被那些骑在马上的翘头发的麻子脸的家伙用鞭子抽。

“我的老天爷，看您说的啊，妈妈！好像我就是哥萨克队长或者宪兵的头儿一样。”

9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伫立在窗户边，窗外突然有一群人跑过，他知道这些是参加游行的人。他仔细盯了好一会儿，想看看这些人中有没有尤拉或其他什么熟人。他一个熟人也没发现，只觉得快步走过去的那个人像是杜多罗夫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记不住了，只知道那孩子撑大了胆子，前段时间才从他左肩取出一颗子弹，今天又在他不该去的地方窜来窜去。

秋天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离开彼得堡到了这里。在莫斯科他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他又不喜欢住在旅馆，所以只好投奔了一个远方亲戚斯文季茨基，他们在顶楼角上给他腾出一间房。

斯文季茨基夫妇膝下没有子女，这幢两层楼的房子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大了点。这房子还是已经过世的老斯文季茨基在很多年以前从多尔戈鲁基公爵手里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的产业以前被称作磨坊小镇。因为一共有三处庭院、一座花园和许多分散的、格局零乱、风格迥异的房屋，中间还连着三条小巷子。

这间书房光线不大好，尽管已经开了四扇窗，房间里却还是显得阴暗。书呀、本呀、地毯、雕塑，摆满了房间。书房外面那半圆形的小阳台刚好遮住了房子的这一角。冬天的时候，通往阳台的这扇双重玻璃门必须得关得严严实实。

透过书房里的两扇窗和阳台上的玻璃门，可以看到一条小巷、一条被雪橇压出来的通向远处的小路、歪歪斜斜排列的几栋小房子和弯弯曲曲的栅栏。

一片淡紫色的阴影从花园投进了书房。外面的树木窥探着房间里的一切，似乎要把蒙上了一层雪青色凝脂一般的寒霜的枝条伸到地板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眼望着小巷，脑子里浮现的是去年冬天在彼得堡的时候，想起加邦牧师、高尔基、维特的来访和那些流行的现代作家。他离开了那个纷繁复杂的地方到莫斯科来，是因为这个地方清净而又祥和，他可以专心准备写一本构思已久的书。哪知道还是这样！他如同从火里出来又掉到炭上。每天的生活就是辗转各个地方开讲座、作报告，这会儿是女子高等学校，那会儿又到了宗教哲学院，接着是红十字会，再转到罢工基金委员会，他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真想躲到瑞士去，到一个偏远的藏于森林中的小县城。那里有着安详宁静的湖泊、晴朗湛蓝的天空、青葱翠绿的高山，以及纯净得可以发出回声的空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转身离开窗口。他心想着随便出去到哪儿串串门，或者就这么随性地到处逛逛，可他突然想起他还有事不能离开，那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维沃洛奇诺夫有事要来找他。他便无聊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甥。

他们是从伏尔加岸边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彼得堡的。途中经过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着尤拉去见了几个亲戚，像韦杰尼亚平、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谢利亚温、米哈耶利斯、斯文季茨基和格罗梅科几家。他先是把尤拉安顿在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里。这个老人生活不规律，又爱说闲话，亲戚们平时都不拘礼节地管他叫费吉卡。费吉卡暗地里和自己的养女莫佳勾搭上了，他还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可以撼动伦理道德基础，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信任，手脚都不干净，连尤拉的生活费都被他挪用了。于是尤拉被带到了格罗梅科教授家，从那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

格罗梅科家里的生活气氛总是和谐又温馨的。

“他们三个碰到一起简直就是‘三巨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到尤拉、还有和他同年级的伙伴戈尔东和主人的女儿冬妮娅·格罗梅科。三个人整天混在一起，对什么《爱情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类的书，早已读得厌烦了。他们最近好像又疯狂地迷上了贞洁的说教。

年少的时候，本来就该体验一下纯洁的近乎极端的情感。可他们迷恋过度，已经开始变得糊涂。

他们三个都是倔脾气，还很孩子气。只要是关于情欲方面的东西，都会使他们激动，到他们口中说出来的就会莫名地变成“庸俗下流”的东西。不管合不合时宜，总是挂在嘴边。完全是用词不当！他们用“庸俗下流”来指代那些人性的本能，淫秽的作品，侮辱强奸妇女，甚至连整个物质世界也被包括在内。每次一说到这里，他们都会激动得涨红了脸，然后脸色又变得苍白。

“要是我还呆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样想，“他们绝对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也不允许他们变成这样。羞耻心当然要有，但是也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

“啊，您好，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您。”他一边高声说着，一边快步走向前去迎接进来的客人。

10

进来的这人是个胖子，身穿一件灰色衬衫，腰上束着一根宽皮腰带，脚上穿着一双毡靴，裤子的膝盖那块儿鼓鼓的胀了出来。他给人一种仿佛他就是五彩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的印象。鼻子上架着一副系着黑色宽绦带的小框夹鼻眼镜，一上一下的恶狠狠地跳动着。

在门厅那里，他还没来得及把该办的事办完。围巾还没有摘，一头拖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顶毡尼的礼帽。这几件东西不仅使他无法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妨碍他同大家打招呼问好。

“唉，唉。”他有些茫然地应着，环视着四周。

“随便放哪里都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开口说道，他想让维沃洛奇诺夫赶紧地恢复说话能力，恢复正常。

他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思想的追随者。在这些追随者眼里，那个天才般的大师的思想，全都被庸俗化了，只懂得享受欢乐。

维沃洛奇诺夫这一次专门的拜访，是想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所学校去为政治流放犯演讲。

“可我已经在那里讲过一次了。”

“那次也是为政治流放犯讲的吗？”

“是啊。”

“那就再讲一次吧。”

一番推辞之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来访的目的已经达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就没有过分地挽留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他大概是觉得立马起身走人不太礼貌，觉得还是应该找个活跃气氛的、轻松自在的话题谈一谈。可是这次谈话却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气氛还不大愉快。

“您真的变得有些憔悴而又颓废了？难道是陷入神秘主义里去了？”

“为什么呀？”

“也许，是人彻底变了吧。您还记得地方自治会吗？”

“怎么不记得。当时我们还在一起筹备过选举。”

“对，为村里学校和教师学习会的事我们还四处奔波，您都还记得吧？”

“那当然了，那可是个苦差事。不过之后您好像转去搞民众福利和社会救济，对吗？”

“是搞了一段时间。”

“唉，现如今这世道上流行的是什么牧羊之神、黄色的睡莲、受戒者，四处都在宣扬着《我们要像太阳》。这让我怎么能信呢？一个那么幽默的，那么对人们熟悉了解的，那么充满智慧和才能的人去做这种事……唉，不说也罢。……也许我在您面前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触及您的隐私了吧？”

“为什么要这样信口雌黄呢？我们这是在争论什么呢？您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思想。”

“现在的俄国需要的不是什么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而是医院，是学校。”

“没人反对这点。”

“乡下人衣不蔽体，挨饿受冻……”

就这样，他们之间的谈话跳跃式地进行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知道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也是毫无意义，于是便想着办法开始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会开始和那些象征派作家接近，再接着把话题转到托尔斯泰身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一句话：‘如果人越来越沉湎于对美的追求，那么离善越来越远。’”

“那您如何认为，是正好相反吗？依您来看，到底是美能够拯救这个世界，还是要靠宗教仪式之类的东西，或者是罗赞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呢？”

“等等，让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如果把遏制住藏匿于人们内心的兽性寄希望于监狱或者是死后来世的报应，这么说来，人类崇高形象的代表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而是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了？问题的关键是，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可以凌驾于动物之上，靠的是真理，而不是棍棒。这里所指的真理虽然手无寸铁，但却有着无可抗拒的力量，还有真理榜样的魅力。直到现在大家都一致认为，道德箴言和伦理准则是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懂得，就是连耶稣宣讲的时候也会大量的使用生活中的寓言，用日常的生活来解释真理。这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普通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才是永恒的，经典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它是有象征性的。”

“我想，您应该把这些想法都写成一本书。我可是一句也没听懂。”

维沃洛奇诺夫离开之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感到非常懊恼。他懊恼自己对榆木疙瘩一样的维沃洛奇诺夫谈了那么多自己的想法，但却对他没有产生丝毫影响。突然，他又像是那样，转换了脑子里懊恼的目标，想起另外一件事，而刚才的那个维沃洛奇诺夫，似乎就根本没来过。虽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平常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如果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他还是会把它记下来，写到一个厚厚的普通笔记本上。他拿出本子，开始写下来，他的字很大，但是还是很工整。下面就是他所写的。

施莱辛格这个笨女人，真是烦死了。从早上到中午，一连几个小时都在读那些歪门邪道的诗歌。真是讨人厌。还念的是象征派作家A为天体起源交响乐作曲家B所写的一篇散文诗，什么行星的灵魂、四首诗的唱词还有一起其他的东西都有。我忍着，忍着，实在是不能再忍了。终于开口恳求说：“受不了啦，请便吧。”

突然之间，我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就连在浮士德身上这种东西，也是让人觉虚假和不堪。现代人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他们对浩瀚的宇宙觉得神秘而又无法解释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深入研究物理学，而不是学习赫西奥德的六音步诗。

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是这些形式上的过时与陈旧，也不是在于这些水火之神把那些原本已经用科学揭开困扰的东西，又重新搞的乱七八糟，而是在于这种体裁和当下的艺术以及艺术的实质，艺术的创作动机相矛盾，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当人类还很稀少，自然界还没有被人类所遍布的时候，在古老的大地上天体的演化是非常自然的。大地上还到处奔走着猛犸，而对于恐龙和各种龙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大自然如此明目张胆地扑向人类的脖子，那么凶猛，那么肆无忌惮，好像真的充满了各种神灵。这仅仅是个开始，是人类编年史的开篇。

人口数量太庞大，于是这个上古世界在罗马结束了。

在罗马挤满了借来的神灵和被征服的人民，挤成了天上和地下两层，肮脏得就像弯曲的肠子扭成了三个节。达吉人、赫鲁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看到的是没有辐条的笨重的车轮、浮肿的眼睛、兽奸、双下巴、用受过教育的奴隶的肉喂食的鱼，还有目不识丁的皇帝。那时候世上的人比后来任何时候都还要多，他们在斗兽场的通道里遭受着践踏和折磨，强忍着痛苦。

如今，这个灵巧敏捷而又散发着光辉的加利利人，突出了人性，又故意显得土里土气的，来到这个俗气的大理石和黄金堆中。从这一刻起，一切的民族和神灵都消失殆尽，不复存在，开始了人的时代，有做木工的人，有当农夫的人，有在夕阳西下赶着羊群的牧民。人这个音，听起来温柔动听，没有一丝傲气，随着年幼时妈妈哼着的小曲，通过世界各个画廊传播开去。

11

彼得罗夫斯基大街，简直就是彼得堡在莫斯科的缩影。街道两边的建筑全是对称的，都有带着精美雕塑的大门；街边上还有书摊、阅览室、图画社、非常高级的烟草店和装潢考究的餐厅；餐厅的门前是几根高高的、粗大的灯柱、顶上带着磨砂玻璃圆灯罩的煤气灯。

一到冬天，这个地方又湿又暗，通行都难。在这一带住的都是稳重、自重而又富裕的自由职业者们。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租下了二楼的一套豪华的单身公寓，一条带着宽大而又结实的橡木栏杆的宽楼梯通向楼上。他有个帮他打点家务的女管家，叫做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不对，应该说是他家的女总管。那个女人不声不响，从不惹人注意。她关心每一件事，却又好像对任何事都不过多的插手介入。科马罗夫斯基对她则报以一个绅士与生俱来的骑士般的感激，只要是和她那老处女平静的世界不能相容的客人，他是绝不会带到住处的。这里的一切如同修道院一样清净：永远低垂的窗帘，一尘不染的房间，就如同手术室一般。

每逢星期天的上午，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便带着自己的巴儿狗无所事事地沿着彼得罗夫大街和库茨涅茨基大街闲逛，在一个街角，与从家里出来的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基会合，这个人是个演员，也是一个牌迷。

他们漫步在人行道上，讲着笑话，谈着趣闻，还时不时地交换着一些鄙视世间一切的见解和看法。实际上，即使是不讲话，随意地哼哈几声，只要让库茨涅茨基大街两旁的人行道都能听见他那洪亮，像是喘不过气来的，有些颤抖而憋住气的低音嗓门，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12

天气也是有气无力、病病怏怏的。水珠沿着铁制的排水管和房檐滴答作响。各家的屋顶交替的发出这样的滴水声，仿佛春天来了。开始融雪了。

拉拉仿佛失掉了自制力，直到回到了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人都已经睡着了。她又跌进了那种麻木的状态，精神恍惚地坐到了妈妈的梳妆台前，身上还穿着一条有些泛白的淡紫色带花边的连衣裙，披了一块面纱。这些都是从作坊里拿回来为参加化装舞会用的。她坐在镜中自己的影像前，却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她双手交叉放到了梳妆台上，把头伏在手上。如果妈妈知道了这事，会把她打死，然后再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怎么就发生了这种事呢？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现在一切都晚了。事先就应该想到的呀。

现在的她，就像人们所说的，已经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已经成了法国小说里面的那种女人。明天她依旧要去学校，和那些女生们一起坐在桌前上课，可是和现在的她比起来，她们幼稚得像还在喝奶的小孩。哦，上帝啊，上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了呢？

也许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拉拉会把这件事告诉奥莉娅·杰明娜，她一定会拥抱着拉拉，陪她一起痛哭。

窗外的滴水嗒嗒作响，像是在喃喃自语。街上有人在敲邻居家的房门。拉拉没有抬头，双肩抖动着，痛哭起来。

13

“唉，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真不爽，我快烦死了。”他胡乱地往地板上和沙发上扔袖套、胸衣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橱柜的抽屉被他打开了又关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找什么东西。

他非常需要她。可是这个礼拜天又不能和她见面。他烦躁得像一只困兽，在房间里来来回回的踱着，坐立难安。

她是多么的高尚美丽。她的双手，就像崇高的思维形象一样让人惊艳。她的身影投在房间壁纸上，那么纯洁，那么美好。贴身的上衣紧紧的包住她的前胸，像是绣架的紧绷着的一块亚麻布。

科马罗科夫斯基合着柏油马路上马匹走过的脚步声，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玻璃窗。“拉拉。”他轻声低唤，闭上了双眼，脑海里浮现的是拉拉枕在他臂弯，熟睡的脸庞，低垂的睫毛，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忧无虑，美得可以让人一连好几个小时不眨眼地端详。头发散乱的落在枕头上，她的美像一缕青烟刺痛了科马罗科夫斯基的眼睛，渗入他的内心。

礼拜天的散步没有实现。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在人行道上只走了几步就停住了脚步。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开的玩笑，还有他所遇到的许多熟人。不，他实在是不能忍受！这一切都令人讨厌！科马罗夫斯基向后转过身。狗狗觉得奇怪，用不乐意的眼光抬头望着他，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这是什么魔力。他思考着，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是苏醒的良心，怜悯或者是懊悔？也许是不安？不，他知道，她平安无事地呆在自己家里。可是为什么脑子里的她就是那么的挥之不去。

科马罗夫斯基进了门，顺着楼梯走到楼梯口。这里的墙上有一扇威尼斯式的窗户，玻璃的四角装饰有华丽精致的纹章。照进来的缕缕阳光，洒在地板和窗台上，五彩缤纷。走到第二层楼梯的中间，科马罗夫斯基站住了。

“决不能屈服于这种痛苦和纠结的苦闷！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懂得，这个姑娘，这个已故的老朋友的女儿，已经成了让自己神魂颠倒的对象，如果仅仅只是一种消遣方式，将会有什么后果。要清醒！要有自信，不能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否则一切全都会化为乌有！”

科马罗夫斯基紧紧地抓住宽大的栏杆，直到抓得手生疼。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坚决地转身，走下楼去。在有阳光照进来的那个楼梯转角口，他注意到巴儿狗的崇敬的目光。杰克抬着头，从下仰望着他，活像一个双颊松弛、流着口水的侏儒老头。

巴儿狗不喜欢那个姑娘，还撕破过她的长筒袜子，总是朝她龇牙乱叫。它不高兴主人去找拉拉，仿佛是怕他从她那儿染上人的气味。

“啊，原来如此！你也希望一切照旧——仍然是萨塔尼基的笑话、卑鄙的勾当和胡扯的瞎话吗？我这就给你想要的，给你，给你！”

科马罗夫斯基朝着巴儿狗一顿棍棒和踢打。杰克尖叫着跑开，夹着尾巴上了楼，前腿扒在门上向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诉苦。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几个礼拜。

14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迷魂阵啊！如果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只是引起她厌恶、反感的话，拉拉原本是拒绝和挣脱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姑娘自己也感到满足，这个论年龄可以作为父亲、论容貌已经开始秃顶的男人，这个在各种集会上受到欢迎，经常登上报纸的人，居然在她身上花费金钱和时间，把她称作女神，领着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即所谓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

她只不过还是一个穿褐色长裙、未成年的寄宿学校的女生，经常悄悄参加学校里那些天真无邪的小把戏和恶作剧。不管是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还是众目睽睽之下在剧院的幽静的包厢里，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暧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住了她，也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淘气念头，使她不禁地也想模仿一番。

但这种学生淘气的激情很快就过去了。一种烦扰于心的沮丧和对自己的极度畏惧久久地留在她的心里，在那里扎下了根。也许是因为晚上老是失眠，也许是因为经常哭泣和不断头痛，也可能是因为背诵功课，她整个身体都非常疲乏，让她总想睡觉。

15

他是她每天咒骂的人，她恨他。每一天她都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而现在却成了他终身的俘虏，他是怎么征服奴役了她呢？用什么方式使她顺从，让她投降，用毫不掩饰的羞耻的颤抖迎合着他的欲望，让他感到满足？难道是因为地位的悬殊，母亲在金钱上对他的依赖，还是他本来就善于恫吓拉拉？不，都不是，这一切都是荒谬无稽的说法。

不是她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她的支配。难道她还看不出来，他是怎么样因她而苦恼，因她而忍受着折磨。拉拉没什么可害怕担心的，因为她的良心是清白的。如果她把这一切都揭穿，感到羞愧和害怕的应该是他。但问题是，她永远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她还没有那么卑鄙，还没有像科马罗科夫斯基对待下属和弱者的那股狠劲儿。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这也让她感受到周围的生活是多么的可怕。她究竟在害怕什么，又是什么让她会受到惊吓，是滚滚的雷鸣，还是道道的闪电？不，是侧目而视和低声诽谤。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诡计和轻薄的模棱两可的讽刺的话。每一根线都如蛛丝一样，一扯就断掉，但是想要挣脱这个网，却发现反而被缠得更紧了。

卑鄙和软弱的人反而控制了强者。

16

她曾经问过自己，如果她已经结婚，这一切又会有什么不同？她开始寻求于狡辩，但有的时候，忧愁占据着她的整个心灵，没有出路，无处可逃。

他是多么不知羞耻地匍匐在她的脚下，哀求道：“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想想看，我对你都做了些什么啊？你现在正是沿着陡坡堕落呀，我们去和你的母亲坦白了吧。我娶你。”

他哭着，坚持着，好像拉拉在与他争辩而且并不同意似的。然而这些仅仅是空话，拉拉甚至都懒得再听这些悲剧式的空话了。

但他还是继续带着披着长面巾的拉拉去那家可怕的餐厅里的那间单独包间。那里的侍者和客人都会用一种似乎要扒光她的衣服的眼神目送他们进入房间。她只能默默地问自己：“难道相爱，也要受到侮辱吗？”

有一次她梦见自己被埋在了土里，只露出了左侧身体，肩膀还有右脚。从她的左胸长出了一束草。地上的人们还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17

拉拉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她也并不相信那些宗教仪式。有时候为了逃避生活的重压，也需要某种内在的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次都可以由自己谱写的，这种音乐是上帝对于生活的箴言，而拉拉去教堂正是为此而哭的。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的心情就像是《大雷雨》中的卡婕尼娜。在去教堂祈祷的路上，拉拉感觉仿佛脚下的土地随时都会裂开，教堂的屋顶就快要崩塌了一样。活该让一切都结束的！可惜的是她带上了奥莉娅·杰明娜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

“看，那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莉娅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嘘，别讲话。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我的堂叔父。就是正在读经文的那个人。”

“哦，你说的是那个诵经士，他是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作声。别再打搅我。”

她们进来的时候，仪式刚刚开始。人们在唱赞美诗：“赞美我主，我的灵魂，以我所有，赞主圣名。”

教堂里只有一群祷告的人挤在前边，显得那么空荡荡的，唱诗的声音在教堂里起伏回荡。这幢房子是新建的，不带颜色的窗玻璃不能使积雪的灰色小巷和往来的行人增添色彩。这扇窗前站着教堂长老，顾不上正在进行的祈祷仪式，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对一个痴呆疯癫的流浪汉开导着什么，他的声音听起来呆板而又无聊，就像那扇窗和窗外的小巷一样。

拉拉手里攥着几枚铜币，慢慢绕过正在祈祷的人，走到门口替自己和奥莉娅领取蜡烛，然后又小心翼翼的，生怕碰到了别人，悄悄回到了后面。这时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飞快地念完九段经文，那感觉仿佛是在念一篇大家早已烂熟于胸的东西。

“祝福吧，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

拉拉走着，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停了下来。这说的不就是她。他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有很多关于自己的话可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基督的意思。

18

正值普雷斯尼区武装起义的时候，而他们又刚好就住在起义区里。从旅馆窗户看出去，在离他们几步距离的特维尔街上已经筑起了街垒。人们从院子提出一桶桶的水，往那些街垒上面浇，为的是让那些砌街垒的石头和废铁冻住。

隔壁的院子就是义勇队员集合的地方，类似于医疗救护站或者是食品供应处。

有两个男孩子去了那儿。这两个人拉拉都认识。一个是娜佳的朋友尼卡·杜多罗夫，拉拉就是在娜佳家里认识他的。他的性格同拉拉相似——直爽、要强、沉默寡言。他和拉拉相似，所以也引不起她的兴趣。

另一个是职业中学学生安季波夫。他住在奥莉娅·杰明娜外祖母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里去的时候，拉拉就已经觉察出她对这男孩子产生的影响。帕沙·安季波夫还带着童稚的淳朴，毫不掩饰拉拉的造访带给他的快乐，对他来说，拉拉仿佛是夏天里的一片小白桦林，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地上布满清新的小草，一切都那么美好。所以对她用不着掩饰他那牛犊似的又蹦又跳的狂喜，更用不着担心别人讥笑。

从一开始发现自己对他产生影响的时候，拉拉不自觉地利用起这种影响。不过，在很多年以后，拉拉才真正把握住他那种温顺而又容易受影响的性格，而那个时候，帕沙才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拉拉，对他而言，拉拉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绝不可缺的那个人。

这两个男孩正在玩一种最可怕的成年人的游戏——战争的游戏，而且所有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最后不是落得被绞死，就是被流放。可是他们头上的长耳风帽还扎着节子，这清楚地表明他们还是个孩子，还在爸爸妈妈的管教之下。拉拉像一个大人看待小孩子一样看着他们。在他们这个危险的娱乐消遣中，还透着一种天真无邪，而其他的一切，也就都烙上了这样的印记。冬天里寒冷的黄昏泛起厚重的冰霜；还有这灰蓝色的庭院以及对面孩子们躲藏的那幢房屋。最主要的是从那儿不断传来的手枪射击声。“男孩子们在开枪。”拉拉想道。她想的已经不仅是尼卡和帕沙了，而是枪声如雨的整个城市。“两个诚实的好孩子，”她想道，“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

19

听说，可能会向街垒这边开火了，而且她们的房子也会危险。现在再考虑搬到莫斯科的另一个区的朋友家里去显然已经晚了，这个区已经完全被包围。应该就在这附近找个藏身的角落，于是她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原来，最先想到“黑山”的不只有她们。整个旅店已经挤满了人，这些都是和她们处境相同的人。凭着是以前老主顾的关系，这才答应把她们安顿在一间存放床单被子的小房间。

考虑到皮箱太打眼了，她们把最必需的东西都收拾打包成三个包袱，一天一天地拖延着搬去旅店的日子。

裁缝作坊里作风古朴，尽管外面罢工运动闹得沸沸扬扬，这里的工人们直到这一天都还在继续工作。这天晚上，寒冷而又沉闷，外面有人按门铃，进来的这个人吱吱哇哇地抱怨指责了一通，大家都要求店主到门口来。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立马到了前厅，平息来人的火气。

“都到这儿来，姑娘们！”——很快，她就把女工们都召集到了一起，并向进来的那人逐个介绍。他同女工们一一握手问好，热情得不得了，但又显得有些笨拙。和费季索娃说了些什么之后，便离开了。

回到大厅后，女工们就一个个开始围上披肩，把手举过头，伸进短皮袄那窄窄的袖子里。

“发生什么事了？”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急忙赶过来问道。

“把我们撵走了，太太，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吗？”吉沙尔太太急得哭了出来。

“您别难过，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我们对您没有恶意，我们还很感激您呢。不是针对您，也不是针对我们。现在大家都这样，全世界都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反对呀？”

她们走了，一个也没留下，连奥莉娅·杰明娜和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也走了。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在临走的时候悄悄对店主说，为了东家和作坊的利益大家都只好假装罢工。但店主就是平静不下来。

“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真是没想到，我错看她们了！就拿那个姑娘说吧，我花了多少心思在她身上啊！好吧，算了，她还是个孩子，但是还有那个恶婆娘呢！”

“您应该明白，妈妈，她们不能对我们例外。”拉拉安慰着她。“他们中的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都是为了我们好。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真的，真是这样，您别不相信。总有一天您会发现，这对我和您都有好处。”

可是母亲什么也不明白。

“你总是这样，”她哽咽着说，“本来脑子里边就已经晕乎乎的，心里就不舒服，你还说得出这种话，让人听了只能惊讶和气愤地瞪大眼睛。都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你还说对我有好处。不对，我肯定是老糊涂了。”

罗佳还呆在武备学堂。房子里空空落落的，只剩下拉拉和母亲了。没有灯光的街道仿佛是用空洞的眼神注视着房间，而这房屋也用同样无光的眼神凝望着街道。

“妈妈，我们去旅馆吧，趁着现在天还没黑。您听见没有，妈妈？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喊来了看门人。“亲爱的菲拉特，送我们到‘黑山’旅店去。”

“是，太太。”

“把包袱拿上。还有，菲拉特，这段时间就麻烦你照看这儿了。别忘了给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这只鸟儿喂水、添食。把东西都给锁上。还有，经常到我们那儿去坐坐吧。”

“是的，太太。”

“谢谢，菲拉特。基督保佑你。哎，要分别了，再坐一会儿吧，愿上帝保佑。”

她们来到街上，连街上的空气也觉得陌生了，就像大病初愈许久没出门了一样。寒冷凛冽的空间，把声音轻轻传向四方，那声音圆润光滑，就像经过车间里车床抛光打磨过的一样。枪炮声此起彼伏，砰砰作响，像是要把远方摧毁，把那里的一切都夷为平地。

不管菲拉特如何说服，拉拉和阿玛尼娅·卡尔洛夫娜也不相信是在放真枪，她们始终认为放的不过是空枪而已。

“菲拉特，你这个傻瓜。你想嘛，如果不是放的空枪，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放枪的人呢？那是谁在开枪嘛？照你说来，难道是神在开枪？不用怀疑了，肯定放的是空枪。”

在一个十字路口，巡逻队把她们拦住了。狞笑着的哥萨克对她们进行搜查，放肆地对她们从头到脚瞅来瞅去。他们系带的无檐帽剽悍地拉到耳朵上，一个个好像都只有一只眼睛。

“太幸运了！”拉拉想，城里其他地方隔绝的这段时间，她就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因为母亲的关系，她不能和他断绝来往。她不可能说：妈妈，别接待他。那一切不就大白于天下了吗？可说了又怎么样呢？有什么害怕的呢？啊，上帝，让这一切都结束吧，只要把这事儿结束了。上帝，上帝啊上帝！她厌恶得就快要昏死在街上。可是现在她又想起了什么呀？！在第一次发生这事儿的单间房间里，那幅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人的可怕的画叫什么来着？《妇人或花瓶》。嗯，没错，就叫这个。这是一幅名画，《妇人或花瓶》。和那件珍品比起来，她那时还算不上妇人，后来才是。那餐桌摆设得相当奢华。

“你走得那么快，是要去哪儿呀？我都赶不上你。”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在后边哭着，大口喘着气，好不容易才赶上她。拉拉走得飞快，似乎有一股骄傲而又激励人心的力量推着她健步如飞，凌空疾走。

“枪声是多么令人振奋啊，”她想道，“那些被糟蹋的人得福了，受侮辱的人也得福了。枪声啊，愿上帝赐你健康！枪声啊，枪声，你们也该有同感吧！”

20

格罗梅科兄弟的房子坐落在西夫采夫-弗拉日克街和另一条小巷的拐角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是个单身汉，在彼得罗夫斯基学院任教；而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和安娜·伊万诺夫娜结了婚，在大学任教。安娜的娘家姓克吕格尔，她父亲是铁矿场主，在乌拉尔的尤里亚金附近除了几座已经废弃的、没有收益的矿山之外，还有一座很大的林中别墅。

他们的房子是一座两层小楼。楼上有卧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书房和私人藏书室。除此之外，还有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冬妮娅和尤拉居住的房间；楼下是个小客厅。浅绿色的窗帘，钢琴盖闪耀着镜子般的光，玻璃鱼缸，橄榄色的家具，还有房间摆放着的长得像水藻似的盆栽，让楼下的小客厅给人一种梦幻而又沉寂的一片绿色的海底世界的感觉。

格罗梅科一家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热情大方，慷慨好客，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懂得欣赏音乐。他们经常邀请一些人，聚在自己家里举行音乐会，有钢琴、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等等。

一九〇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以后不久，在西夫采夫街照例又要举办一次室内乐晚会。准备演奏的是塔汉耶夫学派的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新兴作曲家新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晚会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他们为了把客厅腾出来，把家具都挪到了一边，在大厅的角落，音乐晚会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了。他们为了腾出空间，搬开了客厅的家具。在客厅的角落，调音师有时上百次地弹奏同一个音符，有时又像撒珠子一样弹出一连串的旋律。厨房里忙着退鸡毛，洗蔬菜，把芥末调到橄榄油里，作调汁和拌凉菜用。

舒拉·施莱辛格一大清早就来惹人讨厌。她是个律师，也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密友。

舒拉·施莱辛格是位高高瘦瘦的女人，有着一张稍有些男性特征的脸，看上去还有些像是皇帝，尤其是她做客时，歪歪戴上那顶羔皮帽子的时候，她从不会摘下帽子，只把扣在上面的面纱稍稍掀起一点儿。

伤心难过、烦躁不安的时候，朋友间的交谈，总会宽慰彼此。这种轻松感使舒拉·施莱辛格和安娜·伊万洛夫娜之间会互相说出越来越恶毒的讽刺和挖苦的话，然后一场风暴就爆发了，但很快就会以眼泪和和解告终。这种周期性的争吵，就像水蛙放血一样，对双方都有镇静的作用。

舒拉·施莱辛格经历了好几次婚姻，但只要一离了婚就把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不再理睬，所以到现在她还仍保留着单身女人冷漠、善变的习性。

舒拉·施莱辛格是神智学者，对一整套的东正教的宗教仪式都烂熟于心，甚至连心灵传递也都非常清楚。在她兴致高昂、兴奋不已的时候，总会忍不住要提醒神职人员该说什么、该唱什么。“请听吧，我主上帝”，“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荣耀的天使”，等等，总是能让所有人都听到她沙哑的声音不断地提醒着。

舒拉·施莱辛格还懂得数学和印度密宗教义，她也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知名教授的住址以及谁跟谁同居之类的事。天啊，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因此，她总是会被请去裁决和调停一些生活中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临近约定的时间，客人们也都陆续到了。来的人有阿杰莱达·菲力波夫娜、金茨、富夫科夫一家、巴苏尔曼先生和巴苏尔曼太太、韦尔日茨基一家和卡夫卡兹采夫上校。外面正下着雪，每次打开前厅正门的时候，冷气就像是裹上了大大小小的雪花儿，拼命地往房间里钻。男人们从寒冷的街上进来，脚上穿着宽松的深筒长靴，一个个都装出心不在焉和呆头呆脑的样子；可是那些在严寒中显得容光焕发的太太们，解开皮大衣最上边的两个扣子，头发上已经顶着一头白霜，看上去一个个反而更像是老奸巨猾的骗子、阴险狡诈的坏蛋。“居伊的侄子。”当一位初次被邀请的新的钢琴家来到的时候，大家相互低声转告。

从大厅看过去，通过两端开着的侧门，可以看到餐室里已经摆好一条长桌，像冬天里被雪覆盖了的一条路。花楸露酒装在一个带颗粒状花纹的玻璃瓶子里，看上去晶莹剔透，闪着亮光。银制的托架上摆着各种小巧玲珑的调味瓶，装着奶油、香料，勾起你的脑海中的种种想象。盘子里的野味和冷盘拼得想一幅幅的彩色图画，折叠成三角形的餐巾、摆放整齐的刀叉还有花篮里散发着杏仁味的蓝紫色的瓜叶菊，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人们的食欲。为了不再拖延享受着人间美味，大家赶紧开始这场精神宴席。他们一排一排地在客厅里就座。当钢琴家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人们又开始小声嘀咕“居伊的侄子”。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都清楚，打头的这首曲子一般都是枯燥无味、矫情做作。果不其然，而且曲子长得不得了。关于这支奏鸣曲，评论家克林别科夫还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休息的时候争论了一番。评论家尖锐斥责这支曲子，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却替它辩护。周围的人都在吸烟，椅子移动的声音嘎吱嘎吱响。

大家的眼光又落到了隔壁房间那摆满的美味佳肴的熨平整洁的台布上，于是都强烈要求音乐会不要拖延，继续演奏。钢琴家环视听众，向合奏者点头示意，表示可以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特什克维奇挥动琴弓，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冬妮娅，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格罗梅科家寄居的米沙·戈尔东，一起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向您打手势。”尤拉低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客厅门槛旁边站着头发斑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她焦急地朝尤拉这边望着，同时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使劲点头，让尤拉明白她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转过头，用责怪的眼神瞪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可是叶戈罗夫娜并不能理解，于是两个人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样“交谈”起来。大家都朝他们看过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用厌恶的眼神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站起身来。是该把这事处理一下了。他涨红着脸，沿着大厅的墙边悄悄绕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不害臊啊，叶戈罗夫娜！您是怎么了，什么事那么着急呀？哎呀，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是哪个‘黑山’呀？”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样？”

“要请你马上过去，他们那儿有个人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可以想象到。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一小段，我就过去，太早了不行呀。”

“旅店里来送信儿的侍者还等着呢，车夫也等着呢。我跟您说了，人快要死了，您明白吗？那人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最多就五分钟，有什么大不了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又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回到自己的座位，臭着一张脸，不爽地用手揉了揉鼻梁。

等到第一乐章结束的时候，他走到演奏的人跟前，在大家的掌声中，告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有人过来找他，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演奏不得不中止。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伸出手向客厅里的人挥了挥，示意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

“先生们，演奏不得不停下来。让我们向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深表同情。他遇到了心烦的事，不得不离开我们。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走。我的陪伴对他来说应该是必要的。尤拉，亲爱的，出来一下，让谢苗把车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套好车了。先生们，我不和诸位告别。请大家都留下来，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两个男孩子要求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同前往，想感受一下在寒夜里坐车兜风。

21

虽然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然能听到劈劈啪啪的枪声，还时不时地发生火灾，仿佛是先前还没有烧完的余烬。

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夜里坐车走这么远，走这么久。离“黑山”旅店已经不远了，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走到花园路的一半就是了。但凛冽厚重的寒雾似乎把这空间都隔成单独的一块一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处都不相同。混沌不清的浓烟、喀塔的马蹄声，还有尖声刺耳的马车轧轧声都好像在加强一种印象：仿佛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走了多久，而且驶入了一个让人恐惧的远方。

旅店门前停着一个窄小但却很讲究的雪橇，雪橇上套着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跨腕骨的马儿。前面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正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住缩进领子里的脑袋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入口处和存衣室中间间隔的栏杆后面，守门人在打着盹。鼓风机哗哗的噪音、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火发出呼呼的声音，还有沸腾的茶炊发出的尖叫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特别的催眠曲，让他昏昏欲睡，但又不时被自己响亮的鼾声惊醒。

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脸看去有些浮肿，是因为脸上粉打的太厚了吧？身上穿了一件皮上衣，在这种天气里显得过于单薄了。她像是在等着楼上的某人下来，转过身背朝着镜子，一会儿从自己左边肩头、一会儿从右边肩头回头打量镜子里的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不是好看。

冻僵了的车夫从外边探进身子来，他的长上衣看起来会让人联想到招牌上画的甜面包，冒出的一团团哈出来的气更加强了这种相似性。

“他们快来了吗，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马儿一定会冻坏。”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平时旅馆服务员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儿。走廊里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铃声，墙上玻璃长匣子里就跳一个号码，表示是哪个房里的客人发神经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可就是不让这些服务员清静。

在二十四号客房里，现在正在抢救吉沙罗娃这个老傻瓜。人们正帮她催吐，洗肠胃。女仆格拉莎忙得脚不离地，一会儿擦地板，一会儿又是把脏桶提出来，把干净的桶送进去。眼下的这场风波早在这阵慌乱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觉得会出什么事，也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车去请大夫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那时候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走廊里也没聚集拥堵着这么多人，以至于都已经妨碍走动了。

今天这里发生的这场乱子，起因是白天的时候，不知道是谁从小吃间里出来，在窄小的过道转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那时候刚巧他右手高举着摆满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刚跑进走廊。托盘“砰”地一声摔到了地上，汤全撒了出来，还打碎了三个深口盘和一个浅口盘。

瑟索伊一口咬定碰他的那个人就是女洗碗工，应该让她赔，扣她的工钱，并和那人争执了起来。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快下工了，可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就是因为你手脚发颤，一天到晚搂着你那个破酒瓶子，就像搂着你老婆一样。你像只鸭子一样，鼻子都可以舔饱喝足了。干吗要碰人家，害得人家砸了盘子又拨了汤！谁撞你了？鬼撞你了还是妖撞你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谁撞了你？”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讲话可要当心啊。”

“又吵又闹，又摔盘子打碗的，有啥大不了的嘛，这样子值得么？没事撑得吧？太娇气了，好好地就要吞砒霜，这种贞洁已经过时了。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不少年，还没见过这号轻浮无聊的骚货和欺侮女人的淫棍。”

米沙和尤拉在门前的过道里百无聊赖地走来走去。这一切都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大提琴家的悲剧，准是某种纯洁而庄严的不幸。鬼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就是些肮脏龌龊的丑事，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两个男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转悠。

“少爷们，你们可以进去看看阿姨。”侍者走到男孩们面前，再次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进去吧，没关系的，放心吧，他们都已经没事了，一切都结束了。这里不能站人。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倒霉的事，把那么贵重的餐具都打碎了。你们也看见了，我们得在这跑来跑去，进进出出的，这里太挤了，你们还是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

房间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由饭桌方的灯架移到了房间的另外一边。中间隔了一道散发出臭虫气味的木制屏风。

那一边有一个可以打盹的角落，中间挂着一条满是灰尘、被卷起的帘子，用来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忙乱中忘记把帘子放下来，下半边一角还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灯光亮得刺眼，如同一个舞台的脚灯照射着这个角落。

太太吞服的并不是洗碗工所说的砒霜，而是碘。屋里有一股酸涩的臭味，像是那种嫩核桃，果皮还没有变硬，让人摸得发了黑。

屏风的后面一个姑娘在擦地板。一个被水、汗、眼泪弄的浑身都浸湿的半裸着的女人就躺在床上。她俯在一个面盆上面号啕大哭，湿漉漉的头发粘成一缕一缕的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即转过头，把眼睛挪开，再往那边看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女人在不舒服的时候保持的姿势，在紧张和使劲儿的时候，就不再是雕塑表现出的那种女人的形象，而成了穿着短裤比赛的肌肉男。

屏风后面终于有人想起把帘子放了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呢？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道，她已经被眼泪和恶心憋得喘不过气来。“唉，我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事儿呀，鬼门关都走了一遭！是我想太多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尽是些愚蠢的想法，一定是我乱七八糟瞎想太多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心想着多轻松啊！结果……您看，还好，还好我还活着。”

“安静点吧，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太不像话了，真是的，太不像话了。”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朝着孩子们小声地嘟囔一声。孩子们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没隔开房间的那一半的门槛边上，窘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就这么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面墙上挂着几张照片，靠墙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布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圈椅上睡觉，双手把着扶手，脸也侧贴在椅子上。她应该是累坏了吧？周围的嘈杂声和人的走动都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今天跟着来这一趟，的确是没啥意思。况且再继续呆在这里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不是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却是另一个人。这人长得高高壮壮，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从灯架上取下了灯，举过头顶，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又把灯放到了灯架上。这突然的灯光，惊醒了睡梦中的姑娘。她眯起眼睛，朝这个人微微笑了笑，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由得颤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点什么。

“在生人面前小声嘀咕，你好意思么？别人会怎么想你啊？”尤拉不愿意听，打断了他的话。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共同上演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神，但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们心领神会，相互理解。他就像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他手中听从他摆弄的木偶娃娃。

姑娘脸上露出略显疲惫的微笑，半睁半闭的眼睛，微微张开的嘴唇。对于那个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才有的狡黠的眨眼。他们俩都非常满意，一切是那么的圆满，秘密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在谁也看不见谁的昏暗中，他能够目不转睛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那么的神秘而又露骨。矛盾的感情全都纠结在他的心里，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拧成了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冬妮娅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东西，被他们称之为什么毫无意义可言的庸俗淫秽的那种东西，也是那种让他们惊恐害怕但又吸引着他们的东西，还是在安全范围内他们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尤拉眼前出现的正是这种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是那么残酷无情极具破坏性，悲悯哀怨让人怜惜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你父亲喝上酒，最后却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可现在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很难进行这种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1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这个柜子是他偶然碰见才买到的，是黑檀木做的，非常大，要是想整个搬动的话，无论哪个门都进不去。这还是把它拆成了几块，才搬进来的。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该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虽然最宽敞，可柜子摆在客厅也不方便呀；楼上又太挤，摆不下。最后只好把主人卧室楼梯口那儿的东西搬开，把箱子放到那儿。

打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负责把这个衣柜重新组装起来，他还把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小家伙今年才六岁。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麦芽棒棒糖，她鼻子哼哧哼哧地舔着手里的棒棒糖，还不忘舔舔她那沾满口水的小手指头，皱着眉头，在一旁似乎很认真地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儿那活还干得挺顺利的。就在安娜·伊万诺夫娜眼前，那柜子渐渐的被装起来。只剩下装柜顶了，她忽然心血来潮，想帮一下马克尔。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还没站稳，身子一晃，碰到了只是用槽钉稍微固定上的一块侧板。马克尔刚刚捆住用来暂时固定柜壁的绳扣散开了。柜板轰隆一声全部倒下，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摔了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边说着，边朝她奔过去，“您这又是何苦呢，太太您太热心了。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伤到皮肉倒没啥关系，再长出来就好了，只要没伤到骨头就好，俗话说，这女人的皮肉呀就是图个好看。你别在这儿添乱，哭啥呀哭，麻烦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林娜。“把鼻涕擦干净，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您担心没有您的帮忙我就装不好这个柜子吗？您肯定想的是，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吧？其实，不怕跟您说，我们天生就是干木工活儿的，也干过好多木工活儿。您还别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经过我们的手就变的光洁漂亮，还有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我们都做过。早先还有人给我说过好几门亲，都是些有钱人家体面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就因为我爱喝两口酒，而且一喝就爱喝那劲儿大的，所以都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走了。”

马克尔顺手拉过一把椅子，把安娜·伊万诺夫娜扶过去坐了下来。安娜·伊万诺夫娜哼哼唧唧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只好重新开始组装被她碰倒散架的衣柜，上好柜子顶盖之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装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觉得无论是从它那样式和大小看上去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这会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那种会给它的主人带来死亡的不祥之物。安娜·伊万诺夫娜也算是“博览群书”的人，不过都是杂乱无章地随便看看，在这里她大概是把两个有点关联的概念给搞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2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得了肺炎，整整一个月都卧床不起。

第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就大学毕业了，而冬妮娅也会在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冬妮娅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士。

在尤拉心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纠结、混乱，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志趣、禀赋。他非常敏感、细腻，对一切新鲜事物的见解都很独特、新颖，没有语言可以形容。

尽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来说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尤拉在选择他职业道路的时候却是相当果断，毫不犹豫的。他觉得，正如天生乐观或者生性忧虑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以完成它的使命。他对物理学和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但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一些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是在他上大一的时候，整整一个学期，他都呆在大学地下解剖室研究尸体。他经常沿着那道蜿蜒的楼梯下到地下室。呆在里面的大学生一个个头发蓬松，有几个人围在一起，也有独自一个人。有的身边堆满了骨骼，一边翻看着早已被翻得破破烂烂的教科书，一边自己默默记着什么；有的窝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解剖着尸体；还有些人说着俏皮话，开着玩笑，嬉笑打闹着，追逐着地下室石板上乱窜的老鼠。在这光线昏暗的解剖室里，那些年轻自杀者的赤裸裸的尸体，还有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他们的眼睛像磷火那样刺目。尸体是注射过明矾的，显得比较丰满，看上去很年轻。即使这些尸体被剖开、肢解和制成标本，哪怕分成多少段，依然改变不了人体的那种美。所以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她的美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赏，这种赞赏也可以蔓延到她那被解剖或肢解的肢体上。地下室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炭酸的气味，不管是那些直挺挺躺在这里的尸体不可知的命运，还是湮没在这里的生死之谜，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这就是他们的家，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大本营吧。

这种神秘的声音，绕梁不绝，压过了周围的一切，折磨着尤拉，让他无法专注地解剖尸体。可在生活中还有许多事情同样让他烦恼着。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这些让他分心的干扰并没使他感到不安。

尤拉善于思考，写作更是他的强项。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曾幻想过写散文，写一本传记体的书，书中记载的全是他所见过的，并经过反复思考揣摩的，那些足以使他感到惊异的一些带些神秘的东西。但要写出这本书，他认为自己还太年轻，于是便改为做诗来代替，就如同一个大气的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理想中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巨作而不停地反复勾画草图一样。

尤拉对这些刚刚出世的诗歌，抱着宽厚的包容。虽然这些诗还有些不足，但是它们却具有一种力量和独创性。尤拉认为，这两种品格，即力量和独创性，才是艺术中现实的代表，除此之外，其余都是抽象的、空洞的、无用的东西。

尤拉明白，他的全部性格特征的形成多亏了他的舅父。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住在洛桑。在当地用俄文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当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很早以前对于历史的一些思考和想法，这种历史就像是第二个世界，是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建造起来的，还把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这些书的中心意思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和解释，而其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艺术思想的产生。

这些思想对尤拉和他身边的朋友来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米沙·戈尔东选定了哲学作为专业。在系里，他常常去听神学课，好几次都想要转入神学院。

舅舅的影响，对于尤拉来说，解放了他的思想，促使他前进；然而对米沙则是一种束缚。尤拉也知道，米沙的出身对他那种极端的迷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尤拉心里有数，他并没有劝说米沙放弃那些古怪的想法。不过，他经常希望看到米沙能更加看重实践经验，更加接近生活。

3

十一月末的一个晚上，尤拉从学校回来已经很晚了，他一整天都没吃东西，非常的疲惫。家里人告诉他说，今天白天发生了以一件让人担心害怕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抽搐，来了好几位医生，还建议我们去请神甫了，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现在她已经好多了，清醒过来，并且吩咐，只要尤拉一回来，就立刻到她那儿去。

尤拉依照她的吩咐，衣服也没来得及换，直奔她的房间去了。

屋子里还有惊慌忙乱的痕迹，可以想象之前是一番怎么样的忙碌景象。助理护士不声不响地收拾着床头小柜子上的东西。周围散乱的放着已经揉成一团团的冷敷用的餐巾和湿毛巾。盥洗盆里面的水，被咳出来的血染成了淡红色，里面还有些安瓿药针的碎片和被水泡胀了的药棉。

病人浑身都是汗，不断用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跟早上尤拉去学校之前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相比，她消瘦多了。

“会不会误诊？”他想。“完全是哮喘性肺炎的症状。这样子，应该是转变期了。”他同安娜·伊万诺夫娜打过招呼，说了几句通常在这个时候该说的那些空洞无味的安慰的话，把助理护士打发开去了。他握住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一只手，给她诊脉，另一只手伸到制服上衣里取听诊器。安娜·伊万诺夫娜摇了摇头，表示这一切都是徒劳，毫无意义了。尤拉这才明白过来，她要见他是为了别的事。

安娜·伊万诺夫娜鼓足了力气说道：

“你知道吗？他们都要我忏悔了……死神已经来临了……每分钟都可能……就是拔掉一颗牙，都还害怕疼，还得准备准备呢……这可不是拔一颗牙啊，是整个人，整个生命……只要钳子这么“咯噔”一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谁也不清楚，我又烦闷又害怕。”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再说话，眼泪大颗大颗地从她脸颊滚落下来。尤拉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夫娜又接着说下去。

“你很有天赋，也很能干……才能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你该懂点事了……跟我谈点什么……让我也能安心啊。”

“可我能说什么呢？”尤拉回答，他有些不安，身子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站起身来回走了一会儿，又重新坐下。“首先，明天你就会好些了——已经有些转好的迹象了，我可以拿脑袋担保。其次，死亡，意识，相信复活，等等……您想听听我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的意见吗？或者，我们可以再找时间谈论这个？不行？现在就谈？好吧，就现在吧。不过这个问题，你知道的，一时半会儿很难说清。”于是他只得即兴给她上了整整一堂课，而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自己居然能说得出来。

“复活，那种通常用于安慰弱者，最简陋的形态，我是不大赞同的。基督里面关于生者和死者的那些话，我也是有自己另一番见解的。千百年来积累了那么多的复活者该往哪里安置？要想安置的话，对他们来说，整个宇宙都不够，他们会把上帝、善良和理性都从这个世界挤出去，否则他们会在这像动物般贪婪的拥挤之中被压死碾碎。

“可是，同样的无休止的生命永远会充斥着整个宇宙，它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地相互结合和变化之中更新再生。您所担心的是你能不能得到复活，而其实早在您诞生之日您就已经复活了，只不过没有觉察而已。

“您会不会感到痛楚，有没有感觉你的生理组织在自我分解？这样说吧，您的意识将会怎样？可究竟什么是意识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有意识地希望入睡，那这能确认是失眠了；有意识的去感觉自己消化功能的话，那这肯定就是消化功能紊乱了。当我们把某种毒害手段用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意识是一种毒品；当我们面前的路被照亮，光亮得我们不致跌倒的时候，意识也就是那一股投射的光。意识又是在前面行驶的火车头的两盏明亮的灯，如果把它们的光反过来照进火车头里面，就会酿成惨祸。

“那样的话，您的意识又会怎么样呢？我现在说的是您的意识，您的。可您又是什么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您是靠什么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感知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是您的肾，是肝，还是血管？随便您怎么想，都不会是这些。您总是会在一些外在活动的表现中才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比如通过手上做的事，在自己家庭中，也或者在其他方面。现在听好了：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之中为它呼吸、为它汲取营养、为它所陶醉的东西。这就是您的灵魂、您的永生，还有您存在于他人心目中的您的生命。那又能怎样呢？这就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的心目中，也将继续存在下去。等到以后，人们会把这叫做怀念，但这对于您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将会成为构成未来的您的一部分了。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死亡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并没有关系。至于您刚才说到人的才能，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属于我们，被我们所发现。才能这东西，从崇高而又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恩赐。

“圣徒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您接受他的论证太过轻易了。死亡之所以不会有，是因为先前的已经过去。几乎可以这么说：死亡是不会有的，因为这都已经是人们所见识过的，是陈旧的、令人厌烦的，而现如今需要的是新的，这些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您还是睡一会儿吧。”他说着，走到床前把手放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头上。过了几分钟，安娜·伊万诺夫娜渐渐睡着了。

尤拉悄悄走出房间，吩咐叶戈罗夫娜把助理护士叫到卧室里去。“见鬼，”他想，“我简直成了一个江湖骗子，一边嘴巴咿咿呀呀念着口诀，一边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治病。”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夫娜有了起色。

4

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到十二月中旬，已经可以试着起床了，不过她的身子还是很虚弱，医生建议她还需要好好卧床静养一段时间。

她经常让人把尤拉和冬妮娅找来，向他们讲述她在乌拉尔的雷尼瓦河边，在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度过的童年时光，常常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虽然尤拉和冬妮娅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是从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讲述中，尤拉很容易想象出那片有五千俄亩大的、人迹罕至的森林，那里面黑漆漆的，永远都像是在夜里一样昏暗。还有那条河底铺着鹅卵石，非常湍急的河流，河流两岸都是高耸陡峭的山崖，还有那么几处蜿蜒的河湾，看上去就像尖刀一样插入密林中。

这几天，尤拉和冬妮娅去订做了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专门用来做客的衣服。尤拉的是一身黑色的常礼服，冬妮娅的是一件脖子那儿稍稍有些袒露的浅色的绸缎晚礼服。他们两个准备二十七日那天，在斯文季茨基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上一展风采。

这两套衣服是同一天从男装作坊和女服裁缝那儿取回来的。尤拉和冬妮娅试穿之后都非常满意，还没来得及脱下，叶戈罗夫娜便过来告诉他们，安娜·伊万诺夫娜让他们立马过去一趟。于是尤拉和冬妮娅就穿着新衣服去见她。

两个人一来，她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从侧面看了看他俩，又让他们转过身去，说道：

“非常好，简直太美了。我完全不知道，这都已经做好了呢。冬妮娅，让我再看看。不错，很好，就是肩头稍稍有点皱。知道为什么叫你们过来么？不过，尤拉，有几句话得先跟你说。”

“我知道，安娜·伊万诺夫娜。是我自己让人把那封信给您看的。我想，您肯定也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认为我不应该拒绝继承权。您先别急，再忍耐一会儿，现在您说太多的话对您身体不好。我这就跟你解释清楚，其实这些您都是很清楚的。

“总之，首先，有一件关于日瓦戈遗产案的支付律师费和偿付诉讼费的案子，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遗产，有的倒是一笔乱七八糟的债务，还有一些从这当中暴露出来的肮脏勾当。要是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变卖成钱的话，我会不留着自己享用，而是白白把它们送给法院？这场官司就算打到底也是白打，与其在里面纠结瞎折腾，还不如放弃，把那原本就并不存在的什么财产，让给那几个冒充的什么竞争对手和贪婪的自封的继承人。至于那位带着个孩子住在巴黎的、姓日瓦戈的艾丽斯夫人也想进来瞎搅和一下，这我也早就听说了。但现在好像又增加了要求，我和你一样原本都不知道，是前不久才对我公开的。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父亲就迷恋上一个超爱幻想、性情又怪僻的女人——斯托尔本诺娃·恩利茨女公爵。这个女人和父亲生了一个男孩，现在大概有十岁了，名字叫叶夫格拉夫。

“女公爵是个离群索居的人。她和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外一幢单独住宅里，深居简出，不知道靠着从哪儿来的钱维持生活。我看过那幢住宅的照片，那是一所漂亮的房子，有五扇窗户，落地式的，窗檐上的圆框里还有精美的浮雕。最近我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好像那幢房子的五扇窗户就像是一双双眼睛，穿越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还有西伯利亚隔开的几千俄里的距离，就那么直勾勾的、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迟早要让我倒霉似的。所以，我又何必理睬这笔虚无的财产、人为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的敌意和嫉妒呢！何况还有那些律师。”

“可你还是不应该拒绝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反驳道，“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过来吗？”她把这话重复了一遍，又接着说下去，“我想起了他的名字。记得吧，昨天我讲到的那个看林子的？他叫瓦克赫。很少见的一个名字，对吧？树林里恐怖的黑怪物，胡子从下巴都长到眉毛，还叫什么瓦克赫！一脸的疤痕，那是被熊咬的，幸好他挣脱了。那儿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的名字也是这样，都是一个音节的，为的是喊起来响亮，好记。比如瓦克赫、鲁普，或者法弗斯特。你们听着，听着啊。有时候有下人通报说来了什么人啦，比方说叫阿弗克特的，或者叫福洛尔的，等等，这名字一听上去就像是祖父的双筒猎枪齐发的声音。我们这帮孩子唰的一下全从儿童室冲到厨房，你们根本不能想到厨房里会有什么，要么是林子里烧炭的送来一头活的小熊，要么就是巡道工从很远的巡哨点带来了矿苗。爷爷一一登记下来之后，他们便可以到账房，有的领钱，有的领点粮食，也有拿点弹药什么的。窗户外面就是大森林，那雪呀，下的可大了，都快堆到我们房檐了。”说到这，安娜·伊万诺夫娜咳嗽起来。

“妈妈，您别说了，这样对您身体不好。”冬妮娅警告说，尤拉也随声附和着。

“没事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了，我顺便问一句，叶戈罗夫娜在这儿说，好像你们去参加后天的圣诞晚会这事还在犹豫。我不想再听到你们说这样的傻话！你们自己也不嫌难为情。尤拉，你以后还想不想当医生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得商量，你们非去不可。现在回过头来再给你们说说这个瓦克赫。这个瓦克赫啊，年轻的时候还当过铁匠，有一次打架内脏都被打出来了，他就用铁给自己打了一副。你真是个怪人，尤拉。难道我连这个也不懂？铁内脏，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啦。只是老百姓都这么说罢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又咳了起来，而且比刚才还咳的久一些。这阵咳嗽没过去，她还是喘不过气来。

尤拉和冬妮娅立马跑到她跟前，并肩站在床边。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咳嗽着，把他们的手抓在一起，握在手中，好一会儿都不松开。后来，她喘过这口气，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不要分开呀。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结婚吧。我这就给你们订婚了。”说到最后，她哭了。

5

一九〇六年春天，拉拉即将升入寄宿学校最后一个年级。她同科马罗夫斯基之间保持的这六个月的关系已经完全超过了她所能忍耐的限度。他非常巧妙地利用她的低落沮丧的情绪，每当他需要的时候，会很委婉地，在不知不觉之间提醒她所受到的凌辱。这种提醒常常使拉拉感到心烦意乱，而这种状态恰恰是一个好色之徒对女人所期望的，它使拉拉深陷在情欲的噩梦中无法自拔，可每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却觉得非常可怕，吓得头发都会竖立起来。夜里的疯狂无法用语言来解释，似乎中了魔法一样。这时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与逻辑相违背；银铃般的娇笑表现的却是对自己堕落的刺心的痛楚，挣扎和抗拒意味着顺从，可最后落在那折磨者手上的竟然是无数感激的亲吻。

这一切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但在这个春天，这个学年最后几天的一堂课上，一想到夏天学校停课了，可以暂时躲避与科马罗夫斯基接触的避难所就没了，这样的纠缠和麻烦会更加频繁，拉拉便迅速地作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改变她生活道路的决定。

一大早，天就很闷，很热，看样子会下一场暴雨。上课时教室的窗是敞开的。城市远方传来单调的嘈杂声，就像蜂场里一大群蜜蜂嗡嗡嗡地飞个不停。还能听到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的叫喊声。泥土气息混着嫩叶子的味道，就像谢肉节（源于东正教，又叫送冬节。中世纪的斯拉夫民族认为，当太阳神雅利拉战胜了严寒和黑夜的时候，就是春天来临的日子。谢肉节的特色食品是煎饼）时喝醉了酒或煎饼被煎糊的味道，熏得人头疼。

教室里，历史老师正讲着拿破仑远征埃及。正当他讲到在弗雷瑞斯登陆的时候，昏暗的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接着就响起雷声；一股带着泥土的清新气息从窗口涌了进来。两个爱拍马屁的女学生跑出教室，讨好着去喊校役关窗。她们刚一开门，从门缝涌进来的一阵穿堂风吹得课桌上笔记本里的吸墨纸在教室里乱飞。

关好了窗户，外面早已下起那种夹杂着尘土的脏雨，那原本是只有城里才会下的。拉拉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同桌的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写了几句话：

娜佳，我要和母亲分开，单独住。帮我找个报酬好一点的家教。你认识不少有钱的人家。

娜佳也同样用字条方式回答了她：

我们正在替莉帕找家庭教师呢。你要是到我家，那可就太妙了！你也知道，我爸爸妈妈是多么喜欢你咯。

6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一住就是三年多。仿佛被一堵石墙挡住了，从此没有人再来打扰和侵犯，就连她感觉已经非常疏远的母亲和弟弟也没有来打扰她。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位新兴的实干家，也是一位大企业家，人很聪明，非常有才能，他的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同时他又是一个从平民中走出来的传奇式的人物，他十分憎恨这个早已腐朽的制度。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又请律师替那些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辩护；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作为私有者的自己，还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是出色的射手，是一个非常喜欢狩猎的人，一九〇五年整个冬季，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到谢列伯良内森林和洛西内岛教工人纠察队射击。

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力波夫娜也同样优秀，与他相当般配。拉拉对他们两人非常敬佩，而他们全家人也都很喜欢她，都把她当亲人一样对待。

这三年多来，拉拉一直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弟弟罗佳有事找到她。罗佳摇晃着两条长腿，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更显得傲慢，说话时夹着鼻音，还故意拖着声调。他告诉她，他们这期毕业的士官生凑了些钱给军校长买点纪念礼物，请他代为采购，可是他前天却把这笔钱输得一分不剩。说完，罗佳一下子倒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哭了起来。

拉拉听到这儿，觉得浑身冰冷。罗佳哽咽着接着说下去：

“昨天我去了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那儿一趟。他拒绝同我谈这件事，但他说了，只要你愿意……他说，虽然你已经不喜欢我们了，可是你对他来说还是很有能力的……亲爱的拉拉……你一句话就够了……你想想看，要是这事被知道了，多丢人啊，这有损我们士官生的荣誉啊！……你就上他那儿去一趟，又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求求他……你总不至于看着我用鲜血去洗刷那笔输掉的钱吧。”

“用鲜血洗刷……士官生的荣誉。”拉拉非常气愤，一边重复着他的话，一边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我不是士官生，我就没有荣誉，想要怎么摆布我都行。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干的是什么事，你好好想过没有，他向你建议的是什么？我一年一年，辛辛苦苦、没完没了地工作，积极向上，睡都睡不好。可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说毁掉就毁掉了。见你的鬼去吧。要开枪自杀，哼，随你的便。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说，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说个整数就是七百。”罗佳稍稍有些犹豫地说。

“罗佳！不，你是疯了吧！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真的输了七百卢布？罗佳！罗佳！你知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要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工作多久才能攒够这个钱？”

两个人没说话，停了好一会儿，拉拉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冷冷地说了一句：

“行了，我试试。你明天再来。把那把你准备用来自杀的手枪也给我带来，算是归我了。带上几颗子弹，别忘了。”

最后，这笔钱她还是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借到了。

7

虽然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做事，但这并没有妨碍拉拉的学业。从女子中学毕业后，她又进了专业培训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再过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就毕业了。

一九一一年的春天，拉拉的学生莉帕也中学毕业了。这时候她已经有了未婚夫，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名叫弗里津丹柯，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人家的少爷。父母对莉帕的婚事都很满意，唯一反对的就是她过早结婚，都建议她再等几年。为了这事儿他们没少争吵。莉帕奇卡从小就被家里人惯坏了，养成了一副古怪任性的小姐脾气，一有什么不高兴就和父母又哭又闹，捶胸顿足。

在这个富裕的家庭里，大家都把拉拉当成自己亲人一样对待，都已经忘了她替弟弟罗佳借的债，当然也从未有人提起过。

如果没有经常的开销，拉拉应该很快就能还清这笔债。这些开销的用途，拉拉都隐瞒了下来。

她背着帕沙，悄悄给他的父亲安季波夫寄钱，毕竟他还在被流放。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帮助帕沙的母亲，老人家体弱多病，又爱吵吵闹闹的。另外她背着帕沙，替他向房东补贴点伙食和住宿费，尽量想办法减轻帕沙的个人开销。

帕沙的年纪要比拉拉稍微小一点点，他疯狂地爱着拉拉，什么事情都迁就着拉拉。在拉拉的坚决要求下，帕沙职中毕业之后，为了能进大学语言系学习，马上又开始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拉拉期望着，等明年他们俩都通过了国家考试，就可以举行婚礼了，然后一起到乌拉尔的省城工作，帕沙可以当男子中学教书，而她可以当一名女子中学的教师。

帕沙租住的单间宿舍就在艺术剧院附近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那是一幢新改建的房子，房东人也很好，是拉拉亲自找到并替他租下的。

一九一一年的夏天，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去度假，这一次是拉拉最后一次和他们同行。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胜过喜欢这里的主人，喜欢到了极度兴奋、忘乎所以。大家都知道这点，所以每一年的夏天都到这里旅游，在某种程度上对拉拉来说已经成了一种默契。当那列把他们载来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闷热的火车开走后，四周空旷而又静谧，空气中弥漫着甜美的香味，拉拉便会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从小火车站把行李装上大车，大家总会让她一个人步行去庄园，似乎在给她一个单独的机会好好感受这难得的惬意。杜普梁卡来的车夫穿着一件坎肩，肩膀下面露出红衬衣的两只袖子，一路上给大家讲着这里上个季度又发生的什么新闻。

拉拉沿着铁路路基旁的一条小路走着，那应该是条朝圣的圣徒踏出来的路吧，一会儿又拐进一条通到树林子里去的小径。这不，她又停下脚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尽情地呼吸着这旷野中弥漫着的浓郁的花香的空气，仿佛这空气比父母还要亲切，比爱人还要可爱，比书本更有智慧。有那么一瞬间，仿佛生命的意义就展现在拉拉面前。她这才明白过来，生命的意义，就是要解开大地非同一般的魅力之谜，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来，如果她无力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那就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养育后代，接替她完成这项事业。

这个夏天，拉拉肩上的工作任务很重，到这儿来的时候她已经是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她变得很敏感，容易受到影响，以前她可并不是这样的。这让原本活泼开朗、大大咧咧的她变得心胸狭窄。

科洛格里沃夫夫妇不放她走。她依然受到他们一家的亲切关怀。但自从莉帕长大独立以后，拉拉便认为在这个家里她是多余的了。她谢绝了薪水，他们却硬要她收下。虽然她很需要这笔钱，但寄居在人家家里，又白拿一份工钱确实是非常难为情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拉拉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虚伪，特别地难以忍受。她总觉得别人都把她当作累赘、包袱，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她很想离开，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都行，只要能摆脱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就行。但依照她的处世原则，离开之前必须得还清科洛格里沃夫的钱，可现在一时半会儿她也不知道可以从哪儿搞到这笔钱。她觉得这都是那个愚蠢的罗佳干的好事，她现在俨然已经成了罗佳过失的人质了，可她却没有半点办法，焦急得坐立不安。

她总有一种被人看轻的幻觉。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里的熟人对她表现出过分关切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她当成温顺听话的“女学生”和容易弄到手的女人。要是她呆在自己的静谧之中，没有人去打扰她，那又证明他们把她不当回事儿，渺小得无人理睬。

忧郁情绪并没有妨碍拉拉同大家一起娱乐。这里好多人都和他们一样，专程来杜普梁卡游玩的。她去游泳，到河上泛舟，参加河边的夜宵野餐，同大家一起放烟火，尽情地跳舞。她加入了戏剧爱好者的演出，对短统毛瑟枪的射击比赛非常感兴趣，不过她认为最好用的还是罗佳的那把轻巧的左轮手枪。她用这支枪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为此还经常开玩笑：可惜自己是个女子，不然还可以来一场决斗。然而越是玩得开心，拉拉的心里就越是感到难过。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的是什么。

回到城里以后，这种烦躁不安的感觉明显加剧了。和帕沙的小争执掺和进来，拉拉更加的烦闷不快（拉拉尽量避免和他发生剧烈争吵，因为她把帕沙看作自己最后的倚靠）。最近帕沙有点自以为是，言语间总带着些教训人的口气，这让拉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夫妇和还有那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在拉拉的脑子里翻腾旋转。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非常厌烦，她感觉自己就快要疯掉了。她极力想要挣脱一切，抛开一切她所熟悉的和体验过的，去尝试、感受一些新的东西。终于，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她在一九一一年的圣诞节作出了决定命运的决定。她下定决心立刻就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自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所需要的这笔钱向科马罗夫斯基去要。拉拉认为，就为这已经发生的事，还有这几年她努力争取的自由，他应该拿出骑士的风度来，慷慨地帮助她，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释，更不附加任何龌龊的交换条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藏着这个目的，准备到彼得罗夫大街去。临出门的时候，她把罗佳的那把已经上好子弹打开保险的左轮手枪放进了手笼，心想着，如果遭到他的拒绝、曲解或侮辱，她就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开枪。

在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上，拉拉心慌意乱、异常不安地走着，对周围的一切她都没注意。早已盘算好的那一枪已然在她脑子里打响了，枪口瞄准的是谁这时已经无所谓了。她此时此刻能意识到的就只有这一声枪声。这一枪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的，这一枪也是射向她自己的，这一枪更是射向自己命运的，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橡树的。

8

“别碰手笼。”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伸手帮她脱外套的时候，她惊得大声叫了出来。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仍然劝拉拉脱掉皮大衣进到屋里去。

“不行，我还有急事要办。他在哪儿啊？”

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回答说，他参加圣诞节晚会去了。

拉拉手里攥着那张记下地址的纸条，从那个能使她回想起一切、窗上刻着彩色图案的、让人感到阴森恐怖的楼梯跑下来，立刻朝位于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奔去。

直到现在，拉拉又来到了街上，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现在是冬天了，现在是在城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天气非常的寒冷，路面上早已结起了一层厚厚的、黑黑的冰，就像那玻璃啤酒瓶的瓶底一样。走在街上连呼吸都让人觉得难受，空气中弥漫着灰霜，一个劲儿的往嘴里钻，就像拉拉脖子上围着的那条早已挂满冰碴的围巾，扎得人生疼。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拉拉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路边的茶馆和小酒馆不断从门里冒出腾腾的白蒸汽，路过的行人在灰雾中，只看到到他们一张张冻得红彤彤、犹如小腊肠一样的脸，还有身上挂满冰碴的马匹和小狗的脸。窗子上积了厚厚一层雪，把玻璃都蒙住了，看上去就像给房子刷上了白灰；屋子里被装饰得色彩缤纷，光彩熠熠的圣诞树，还有纵情欢乐的人们，从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映出模糊的光影，就像是屋里人给街上人投放在白幕上的幻灯图像，模模糊糊，只有影子的晃动。走到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拉拉停住了脚步。“我一分钟也受不了了，我不能再瞒着他了。”她几乎都说出声来，“我这就上楼去，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她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心里又想了一遍，终于推开那道非常沉重又非常气派的门。

9

帕沙站在镜子前，舌头顶着腮帮子，正刮着自己的脸。刮完脸，准备带上领夹，他使劲把那已经弯曲的领钩子扣到胸衣的扣环里，由于不好使劲儿，憋得他的脸通红。他之所以这么打扮着自己，是要准备出去做客。帕沙是一个脑子非常简单、没有心机、也没什么社会经验的人，拉拉没有敲门就进了房间，正好看到他衣冠不整的狼狈样，窘得他惊慌失措。但他立马就感觉到她情绪非常激动，拉拉两腿发软，进门的时候，腿在裙子里迈不开，艰难得就像是在趟水过河一样。

“你这是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吗？”他急忙问道，并立即跑过去迎她。

“过来，坐我旁边来，不用穿上衣了。我还有急事，坐会儿立马就得走。别碰我的手笼。等会儿。你先转过身去，就一分钟！”

他听话地转过身子。拉拉穿的是一套英式的衣服。她把脱掉的上衣挂上了，再从手笼里把罗佳的那把左轮手枪拿了出来，放到了上衣口袋。然后，又坐回了沙发上，说道：

“好了，可以看了，把蜡烛点上，电灯关了吧。”

帕沙这里总会专门为拉拉准备着没有拆封的蜡烛，因为拉拉非常喜欢在昏黄的烛光中交谈。他在烛台上换了一根新的蜡烛，点着了放在窗台边上。火苗溅着蜡油，向四周蹦出几个火星子，噼噼啪啪响了几声，然后就像一个箭头似的立了起来。顿时那昏黄柔和的烛光洒满了整个屋子。在窗玻璃上靠近烛火的地方，霜花也融出了一个圆圈。

“你听着，帕沙。”拉拉说，“我遇到了一件难事，你得帮我从中解脱出来。不要害怕，也不要再问我，但要放弃我们和别人一样的想法。我们以后也不会有清净的日子，我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如果你不愿意看到我就这么被毁灭的话，那咱们结婚吧，越快越好。”

“你知道，这是我一直盼望着的事，”他打断了她的话，“你马上定个日子，只要你喜欢，哪一天我都可以。可是你得给我说清楚，你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别再让我猜，别折磨我了。”

但拉拉马上转移了话题，不知不觉中巧妙地回避了正面的回答。他们继续聊着，聊了好久，但是他们之间的话题都与拉拉的忧愁无关。

10

那年冬天，尤拉写了一篇关于视网膜神经部分的学术论文，准备申请大学的奖金。虽然尤拉是普通内科学专业毕业的，但他对眼科方面的知识了解并不亚于未来的专业医生。

从他对视觉生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中，表现出了他另外几个方面的天赋：极富创造力，艺术形象本质的独树一帜的思考，对逻辑思维结构的不同于他人的见解。

冬妮娅和尤拉坐了一辆出租雪橇去参加斯文季茨基家举行的圣诞晚会。他们俩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六年，度过了他们欢乐的童年时光，又迎来充满希望的青年时期。他们可算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已经形成了共同的习惯，用同样的方式开着小玩笑，说点俏皮话，又用同样的方式轻轻地嗤嗤一笑，算是回答。而现在他们安静地坐在雪橇上，冻得太厉害，都紧闭着嘴巴，只是偶尔才简单交流一下，那也是短短的一两句话而已。其实两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尤拉心想着，比赛的日子就快临近了，得抓紧时间把论文搞定，但被街上年末的喧闹气氛分了心，思想又跳到别处去了。

戈尔东的系里出版了大学生自己创办的胶印杂志，而他又正是杂志的编辑。尤拉很早以前就答应要给杂志写一篇关于布洛克（20世纪初俄国著名诗人）的评论文章。当时的布洛克火得一塌糊涂，彼得堡和莫斯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是他狂热的追捧者，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他，而尤拉和米沙更是超级粉丝。

可这些念头在尤拉脑海里也只是闪过即逝，没有过多地停留。他们坐在雪橇上，不自觉地把下巴缩进大衣领子里，任由那领子摩擦着早已经被冻僵的耳朵，各自心里都在盘算着各自的心事。不过，有一件事他们想到了一起。

他们两人好像完全变了个样，就从不久前发生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开始。他和她像是失明的盲人重获光明，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对方。

冬妮娅，这个朝夕相处多年的伙伴，现在竟然是个女人了；这个显而易见、无须解释，毫无怀疑的事实，却是全部问题中最难捉摸、最为复杂的问题，尤拉感到根本无法想象。对他来说，只需稍稍用点想象力，尤拉就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攀登亚拉腊山的英雄、未卜先知预示神意的人、胜利者，或者是任何男子，但却绝对不会把她想象成一个女人。

可冬妮娅却把这个最艰难最崇高的任务揽在了自己瘦弱的肩上（从那时候开始，尤拉突然间觉得她变得又瘦又弱，尽管冬妮娅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姑娘）。尤拉对她满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既充满他炽热的同情，又有羞怯的惊奇，这大概就是情欲的开始吧。

同样，冬妮娅对待尤拉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这时，尤拉想，他们还是没必要出门去参加那个什么圣诞晚会的。也许他们不出席，也不会是多大点事儿。他想起，他们俩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突然又加重了，他们返回她的房间，准备留下来陪她。她依旧很坚决的反对，要他们立马去参加圣诞晚会。尤拉和冬妮娅一起走到窗户边，撩起窗帘，想看看外面的天气如何，当他们从窗户边走回来的时候，窗帘飞扬起来，搭在了两人正穿着的新衣服上面，那质地轻柔半透明的窗纱紧紧贴在冬妮娅的衣服上，在身后拖出好几步远，像极了新娘头上戴的头纱。看到这唯美的画面，房间里在场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尤拉四下张望了一番，所能见到的也不过就是不久前拉拉眼中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坐的那雪橇行驶起来发出很大的声音，那些稍有些刺耳的噪音，和着街心花园还有林阴路上那些被积雪覆盖着的树木发出的咔咔声，在夜里拖起长长的回响。街边房子上的窗玻璃外面蒙上了灰白的一层霜，隔着厚厚的霜，从里面透出温暖昏黄的光，就像是用一片片烟水晶制作而成的昂贵的首饰匣子。那里面隐藏着的就是圣诞期间的莫斯科生活：圣诞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房间里聚集了众多宾客，为节日而精心打扮的人们，相互逗笑着，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尤拉突然意识到，不管是在北方的都市生活中，还是在最潮最新的文学界，又或者是在星空之下的时代大街上，在本世纪的大客厅里精心布置的圣诞树周围，布洛克就是俄罗斯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圣诞的显灵。他想，对于布洛克，无需写出任何的文章，只要写出俄国人对星相家的崇拜，就像荷兰人所写的那样，再加上让人生畏的严寒、凶悍的狼群，还有一片黑漆漆的云杉树林。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窗户上的霜花被屋子里的烛火融化，淡出一个圆圈。那烛光就像是一道犀利的目光，有意识的凝视着窗外的街道，那火苗仿佛窥探着往来的行人，又好像在黑夜中等待着某人。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絮絮叨叨地低声重复着几个构不成句子的词语，期待着下面的词语会自己冒出来，然而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愿，后面的词没有出现。

11

记不清从何时起，每年斯文季茨基家举行的圣诞晚会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晚上十点钟，孩子们就都回家了，这时候再点亮第二棵圣诞树，这是专门为年轻人和成年人准备的，他们会继续狂欢到天亮。上了年纪的客人会呆在装修得相当华丽的小客厅里通宵打牌，这客厅是大厅的延续，三面都是墙，中间挂了道沉重厚实的铜环吊饰帘子隔开。黎明时分，大家又重新聚到一起享用早餐。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斯文季茨基夫妇的侄子若尔士边走边问，领着他们穿过前厅，往里边找叔叔和婶婶。尤拉和冬妮娅也是觉得应该先去和主人打个招呼，一边脱下外衣，一边往大厅里张望着。

圣诞树散发着出热气，拦腰映射着好几道光圈。那些没有跳舞的人，有站着聊天嬉笑的，也有随意走动着的，长裙随着走动的脚步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一堵黑色墙壁似的移动着。

舞池圈子里面，跳舞的人飞快地旋转着。科卡·科尔纳科夫是皇村中学的一名学生，他父亲是位副检察官。这时他正指挥大家转圈，让大家两两搭伴儿，然后又围成一个圆圈。他指挥大家变换着各种各样的舞蹈，扯着大嗓门从大厅的这头向另一头喊着：“快步轮舞！连成一排！”大家都听着他的指挥跳着。“注意了，先来段华尔兹！”他冲着钢琴师喊了一声，走到了第一圈的排头位置上，领着他的舞伴儿开始了三拍、两拍的舞蹈，他慢慢放慢了舞步，减慢速度，直到感觉几乎是在原地踏步了，这已经完全不再是跳华尔兹了，而只是即将终止的结束余波。这得到了在场几乎所有人的热烈鼓掌，这一群人鞋跟跺得咔咔作响，嬉笑打闹着，欢声笑语不断。紧接着便是给人们分送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和冷饮。兴奋得早已浑身发热的青年男女们一时之间停止了交谈和嬉闹，急忙开始贪婪地享受着冰凉可口的果汁和汽水。等到把空杯子放回托盘时候，他们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又立刻以十倍的力气继续狂欢。

尤拉和冬妮娅没有进大厅，径直去后房找主人去了。

12

斯文季茨基夫妇的几间房间里堆满了家具，这些家具都是这里用不着的，只是为了腾出大厅和客厅的空间，才从那边搬过来的。这里是主人的一个神奇的小库房，里面堆放的是专为圣诞节准备的小物品。油漆混杂着糨糊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房间。角落里放着用来布置圣诞晚会的成卷的彩纸，以及用来装饰圣诞树的五颜六色的小星星，还堆放着好几盒子备用的圣诞树蜡烛。

斯文季茨基家里的几位老人正在往礼品盒上写编号，同时准备晚餐的入席卡，还有游戏时用的抽签。若尔士在旁边给他们帮忙，可他有些粗心，老是把那些号码弄乱，老人们有些生气，不停地对他念叨着。尤拉和冬妮娅的到来，让斯文季茨基夫妇非常高兴，他们都还记得尤拉和冬妮娅小时候那可爱的样子，都觉得十分亲切，于是免了那些客套，招呼他们一起过来帮忙准备晚会的东西。

“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你不懂，这些事情不能耽搁，不能等到客人都到跟前了才开始准备，这些事儿事先就应该考虑周全的嘛。若尔士，怎么搞的啊？你这个糊涂虫又把号码弄乱了！不是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把装好糖果的盒子放到桌子上，空的盒子放到沙发椅上，你怎么又弄颠倒了。”

“安娜的身体好多了吧？真为她高兴，前两天我和皮埃尔都很担心。”

“这个，亲爱的，你正好说反了，她的情况似乎比以前更糟了。”

就这样，尤拉和冬妮娅与他们一起为准备圣诞晚会忙碌了半个晚上。

13

就在尤拉、冬妮娅两人和斯文季茨基老人在一起，在内房帮忙的时候，拉拉一直呆在大厅里，一步也没离开过。她没有穿参加晚会的礼服，而且这里面的人，她一个都不认识。她就像在梦游一样，茫然而又绵软。有时候听凭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指挥，带着她在舞池里疯狂地旋转；有时候她又突然觉得非常沮丧，在大厅里无聊地来回踱着。

有一两次拉拉都已经站到了小客厅的门前，正迟疑着要不要进去。她希望坐在大厅对面的科马罗夫斯基能发现她。但他左手举着牌，挡在眼前，就像举了一道屏风一样，眼睛专注地盯着手里的牌，或许他真没注意到拉拉，也或许他是装作没看见罢了。拉拉觉得，这是对她的一种漠视，受了极大的屈辱，气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一位姑娘从大厅走进小客厅，拉拉不认识这个女孩，只见科马罗夫斯基朝那姑娘看了一眼，那种眼神是拉拉曾经非常熟悉的。这个姑娘有些受宠若惊，有些害羞地对科马罗夫斯基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一片红晕，看上去显得更加娇媚。拉拉看到这一幕，差点没尖声叫出来，她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满腔的愤怒让她涨红了脸，甚至连前额和脖颈都涨红了。“又一个新的牺牲品。”她想道。拉拉仿佛从镜子里看见自己，也看见自己过去的一幕幕。她决定先等一下，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她还是想和科马罗科夫斯基再好好谈一谈。于是她努力使自己先冷静下来，回到大厅去了。

和科马罗夫斯基一块儿打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他旁边坐的那人，衣着考究，气质不凡，就是刚才请拉拉跳过舞的那个皇村中学学生的父亲，这还是同这个舞伴在大厅里跳舞时随意交谈得知的。那边那个女人，身材匀称修长，一头乌黑的头发，脖子像蛇一样紧绷，看上去让人有些不舒服，她就是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她来回奔走于小客厅和大厅之间，一会儿到大厅看儿子跳舞，一会儿又回到小客厅里看丈夫打牌。最后，拉拉偶然才知道，刚刚那个姑娘，让拉拉想起过去，勾起她复杂的心情的那姑娘，原来就是科卡的妹妹，而她之前对她的那种猜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

“科尔纳科夫。”在一开始的时候，科卡就这样向拉拉作的自我介绍，不过当时拉拉没在意。他舞步轻盈地像在滑翔一般，跳完了最后一圈之后，他把拉拉送回座位，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科尔纳科夫。”便走开了。拉拉这才听清楚，“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她寻思着，回忆着，“名字听上去好像很耳熟，但又好像很讨厌。”终于她还是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就是莫斯科高等法院的副检察官，就是他组织对铁路职工小组提出公诉的，当时季韦尔辛也在那批受审的人当中。拉拉还为此专门托拉夫连秀·米哈伊洛维奇去他那里去说情，求他在这件案子上手下留情，但这一切都没用。“原来就是这个人呐，嗯，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14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钟了。尤拉的耳朵始终嗡嗡嗡嗡，不得清静。大家在小餐厅里喝喝茶，吃吃点心，稍作休息之后，又开始跳舞。圣诞树上的蜡烛已经燃尽，没有人再去换新的了。

尤拉站在大厅里，有些恍惚，看着正同一个陌生人跳舞的冬妮娅。冬妮娅轻盈地飘过尤拉身边的时候，用脚把稍稍有些长的裙襟轻轻一掀，让裙摆散开，接着便像条鱼儿一样消失在舞池深处。

冬妮娅应该是非常的兴奋了。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餐室里，冬妮娅没有喝茶，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很容易剥皮的香甜的橘子来解渴。她不时地从腰带或套袖里掏出一块袖珍得就像果树上的一朵小花的手帕，轻轻拭着前额两边的汗水，擦着沾着橘汁的手指，然后继续带着笑容加入大家的谈话当中，并迅速地把手帕放回腰带或前胸紧身衣里。

现在，她正和一个陌生的客人跳着舞，尤拉站在一旁，皱着眉头继续看着，当她旋转转弯的时候擦过尤拉，调皮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意味深长地对他笑了一下。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她便把那块手帕留在了尤拉的手心里。尤拉把它拿出来，贴在嘴唇上，眼睛自然而然的闭上了，手帕上混合着清新的橘子皮的味道，还有冬妮娅温热的手心的气味，那特别的味道实在是让人心醉。这是一种尤拉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感觉，让人觉得从头顶一直到脚心都感觉麻麻的。这股天真淳朴得犹如孩子般的芳香，像是黑暗里耳边温柔的悄悄话。尤拉就这样一直闭着眼，站在那里，嘴唇贴在手中的手帕上，享受着如此美妙的香味。突然，房间里响起一声枪响。

大家都转头朝隔开大厅和小客厅的帷幔那边看过去。全场鸦雀无声，大概过了一分钟，大家才反应过来，顿时炸开了锅。人们乱作一团，大声叫喊着。有人朝枪响的地方跑去找科卡·科尔纳科夫。这时，那边也有些人迎面走了过来，不停大声嚷嚷着，也有的被吓哭了的，还有的大声争吵着，彼此都想打断对方的话。

“这是她干的，就是她干的！”科马罗夫斯基绝望地连声说。

“鲍里亚，你还好吗？鲍里亚，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叫喊着。“不是说德罗科夫医生也在这儿，可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呀？你们都别走，别走好吗？对你们来说，这不过是块擦伤，可对我来说就是一辈子的愧疚啊。唉，我可怜的受难者，所有罪犯的揭发者啊！就是她，就是这个贱女人，我该把她的眼睛挖出来，这个蛇蝎心肠的坏女人！你是跑不掉的了！您说什么来着，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是朝您开的？她是朝您开的枪？不，不是这样的。这原本该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倒霉事儿，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清醒清醒吧，我现在没心情和您开玩笑。科卡，科卡，你说说看，朝你父亲……对……可是天网难逃啊……科卡！科卡！”

人们簇拥着科尔纳科夫，从小客厅来到大厅。他一边硬撑着勉强说着宽慰的话，尽力让大家相信他没怎么受伤，一边用一块干净的餐巾捂着左手被子弹擦伤的地方。在他身后侧面不远的另一群人中间，有人拖住拉拉的双手往前走。

尤拉一见是她，便惊呆了！同她又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场合里见面了！又有那个头发花白的人，不过尤拉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人便是著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并且是同父亲的遗产有关的一个人。用不着互相致意，尤拉和他彼此都装出不认识的样子。那么她呢……是她开的枪吗？朝着检察官？也许是个女政治犯吧。这个可怜的人，这下闯了大祸了。她美得多么骄傲啊。几个混蛋把她拖住，反拧着她的双手，就好像抓住一个小偷一样。

但他立马就意识到，原来他想错了，这时的拉拉已经是瘫软无力，两只腿都撑不起来。他们是扶着她的手臂，免得她倒下去，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拖到旁边最近的一把椅子那里，她扑通一声就瘫倒在上面。

尤拉跑到她跟前，想帮帮她，让她恢复知觉，但想到应该更得体一些，要先关心关心那位差点儿被谋杀的伤者。于是他走到科尔纳科夫面前，说道：

“刚才这里请求医生的帮助，我可以提供帮助。请您把手给我看看。啊，真是上帝保佑。没什么大事儿，我想，这伤口都用不着我给您包扎。还是擦点碘酒吧，总没什么坏处的。我们可以跟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要点儿。”

斯文季茨基太太和冬妮娅快步走到尤拉跟前，一张脸都白了，没有一丝血色。她们告诉他，家里派人来接他们，因为发生了一点急事，让他赶紧放下手中的事，穿上外套，马上回家。听完这话，尤拉吓了一跳，心里作好了最坏的打算，立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跑去穿外衣。

15

尽管他们驱车飞快地赶到西夫采夫大街，没命一般地冲进屋子，还是没能赶上见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最后一面。死神早在他们赶到前的十分钟就已经降临，安娜的死因是急性肺气肿所引起的长时间窒息，可惜没能够及时发现。

最初的几个钟头里，冬妮娅不停地大声哭喊着，全身都开始痉挛抽搐，周围的人一个都认不出来了。直到第二天，她才稍微沉静下来，能耐心地听完父亲和尤拉对她说的话，但却只能点点头，不能张口回答，因为只要一开口，她就无法控制，心中的悲痛像先前一样倾泻而出，震撼着脆弱的她，又会控制不住地大声痛哭起来。

死者的棺材安放在台子上，周围摆满了鲜花。祭奠间隙，她一连好几个小时都跪在母亲旁边，用那她双美丽的大手紧紧地抱住棺材的一角，只要目光一接触到亲人的眼睛，她便急忙站起身来，强忍着眼泪，飞快跑出大厅，沿着楼梯跑回自己的房间，一下子扑到床上，把头深深地埋到枕头里，任凭眼泪倾泻出满腔的悲痛和绝望。

亲人离去的悲痛、长时间的站立和睡眠不足，还有低沉而绵长的挽歌和那昼夜亮着的令人眩晕的烛光的刺激，再加上感冒也在这个时候跑出来捣乱，尤拉心里纠结着一种感伤，有些傻气而又有些荒诞，强烈的悲痛却又带点兴奋。

十年前尤拉的妈妈下葬的时候，他还完全是个孩子。直到现在他还清晰的记得，当时的他承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和恐惧，他又是怎么样悲痛欲绝的放声哭泣。那时候主要的事还不是由他来承担。尤拉当时根本就无法理解和想象，当只有他一个人单独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这还有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那时最主要的事是围绕在他周围，在他的身外。上层社会从四面把尤拉围得严严实实的，就像一片浓密的森林，置身其中，可以亲身感受到，但却没有出路，不容争辩，正因为如此，妈妈的过世才让他感到极大的震撼，就好像妈妈和他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而突然间，妈妈也消失不见，留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世间的万物共同构成了这个森林，包括天上的云朵、城市中的广告牌、消防塔上的信号球，还有那因为护送神像，而不能在神像面前戴帽子，只好光着头戴了个耳罩的教堂执事，骑着马儿，护送着载有圣母神像的马车。还有商场里店铺的橱窗，高不可及的黑暗深邃中布满闪亮星星的夜空，还有圣像……这些便共同构成了这座森林。

正当保姆阿姨在给尤拉讲述一些宗教故事的时候，那遥不可及的天幕竟低低地垂了下来，一直垂到他们讲故事的儿童室，垂到了保姆阿姨的裙襟。那感觉就如同人在沟壑里采摘榛果，只要顺手这么一拉，榛树的树枝就会垂下来，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摘到果实一样。那天空似乎又一头扎进了儿童室的那个镀上一层金的小面盆，经过火和金的洗礼，摇身一变，变成了保姆阿姨常带着尤拉去的那个胡同里的小教堂里的晨祷，或者变成了日赞。那时候，天空中闪烁着的明星都化作了一盏盏的神灯，圣母像化作了神父，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按自己能力化作各种职位上的人。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成年人的现实世界，还有那周围一片漆黑，像森林一样的城市，从那时，尤拉便像崇奉林区管理人员一样，以半开化的信仰信奉着这片森林的上帝。

现在和过去比起来已经是大不相同了，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回事。尤拉在中学、大学度过了整整十二个年头，期间他学习古代史、神学，阅读传说故事和诗歌，对有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科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编年史和家谱一样认真学习；现在的他，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了，生也好，死也罢，世间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他字典里边普通的几个词语吧。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像过去祭奠母亲那样来祭奠安娜·伊万诺夫娜。那时的他，已经全然感受不到悲痛，只是胆怯地、小声地祈祷着；而现在，他听着耳边的安魂曲，就像在倾听着专门为他诉说的、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话语，他认真地听着这些话，就像对待其他所有的事一样，想要探求话里更深层更清楚明白的含义。他像崇拜着自己伟大的先驱者一样，崇拜着天与地那神奇而崇高的力量，但这种继承下来的感觉与上帝的笃信是没有半点共同之处的。

16

“圣明的上帝，我可信赖的主，永垂不朽的神明，请赐予我们幸福。”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哪儿？起灵了，要出殡了。该醒一醒了。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他还和衣躺在沙发上，可能有些发烧了。大家都在房子里的各个房间四处找他，可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到图书室的一个小角落里来，在几个大概快到天花板那么高的书架后面熟睡。

“尤拉，尤拉！”看门人马克尔就在这附近喊着他的名字。已经开始起灵了，马克尔需要把这些花圈从楼上搬到外面去，可他没找着尤拉，那里的花圈多得像堆起的小山，房门被敞开的衣橱的门把手钩住，他被堵在寝室里，走不出来。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楼下有人在催他们了。马克尔一使劲，用力往外一推，这个障碍总算是被排除掉了，他急忙搬着几个花圈顺楼梯跑了下去。

“圣明的上帝！我可信赖的主！永垂不朽的神明！”低沉绵延的祈祷声久久的在街上回荡，犹如用轻飘飘软绵绵的鸵鸟羽毛拂过，所有的东西都摇摆着：花圈、迎面而来的人，还有佩戴着缨饰的马头，教士提着的一个带小链子的香炉，还有脚下早已经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的大地。

“尤拉！我的天呐，总算是把你给找着了，快醒醒啊。”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发现了他，一边摇着他的肩膀一边喊道。“你怎么啦？起灵了。你不和我们一起吗？”

“那还用说。”

17

安魂弥撒已经结束了。乞丐们一个个被冻得直跺着脚，在两边紧紧地挤成一团。拉着棺材的灵车、堆满花圈的车，还有克吕格尔家的那辆四轮轿式的马车，一起出发，缓缓地向前移动。舒拉·施莱辛格走出教堂，此时的她已经哭得像个泪人儿，她稍稍撩起脸前那已经被泪水沾湿的面纱，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扫向那一排马车夫。当她看到殡仪馆的那几个抬灵柩的师傅，便朝着他们点了点头，示意他们赶紧过来，接着就和他们一起进入了教堂。从教堂里拥出越来越多的人。

“这回可算是轮到安娜·伊万诺夫娜了。在命运面前，谁也没办法改变。真是可怜，最终还是离开了。”

“是啊，她大概是跳累了。她也是个不安生的女人，现在也该安息了。”

“您坐马车还是步行呀？”

“我脚都站麻了，先走走看，等会儿再坐马车吧。”

“你看到没，那个富夫科夫，那个样子多难过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死者，鼻涕眼泪流成了河。旁边可就是她丈夫。”

“他可算是盯了她一辈子了。”

这样的谈话，在通向墓地的这一路上，时不时的都能够听到。这一天严寒刚过，气温稍稍有些回升。这一天充满了凝重和沉痛，又像是严寒稍减、生命消逝的一天，这一天似乎也是老天专门为丧葬安排的一天。地上的积雪已经被踩脏了，仿佛透过排在地上的黑纱露出些许白色，就如同一块镶着乌银的银子。

这里就是为纪念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也是她可以长眠于此的地方了。这些年来尤拉都没给母亲上过坟。“妈妈。”他朝着那个方向，远远地看过去，几乎用当年的嘴唇轻声喊了出来。

人们有些庄重地、甚至是有些做作地沿着几条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的小路分散开，但是这些弯弯曲曲的小路让送葬队伍原本整齐一致的脚步有些不大协调。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挽着冬妮娅的手臂在前面走着，后面跟着的是克吕格尔一家。冬妮娅身上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丧服。

在一排排圆屋顶上的十字架的顶部，还有修道院那玫瑰色的墙头，挂着蓬乱的冰霜，像已经发霉的胡须一样。在修道院院子深处的一个小角落里，从两边墙上挂着一根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有袖子胀大的、料子厚实的衬衫，桃红色的台布，还有一张皱皱巴巴没有挂好的床单。尤拉仔细看着那个方向，终于回想起，这个修道院就是当年暴风雪肆虐的地方，不过现在那里已经修了新房子。

尤拉独自前行，有时步子稍微快了点，就超过了别人，所以不得不停下来等一等。死亡让这一群慢慢走在后面的人感到精神空虚。尤拉觉得有种让人难以控制的力量，像是卷着巨大的漩涡，不停地使劲儿想往更深的地方钻，让他渴望着幻想和思考，渴望着在更多形式上的努力劳动，渴望创造出更多美好的事物。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清楚地认识到，艺术一直以来总是被这两种东西占据着，而且从未停止过：一个是对死亡坚持不懈地寻思和探求，另一个是以此始终如一地创造生命。而只有《约翰启示录》才是真正意义上最伟大的艺术，能够成为这部作品续貂之笔的，也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尤拉突然有一种带着渴望的预感，从家庭和大学里消失一两天，把此时生活无意间给予他的一些感受化为祭奠和追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诗句：包括安娜的几处最好最鲜明的性格特点，冬妮娅身着丧服的形象，还有从墓地回来路上的几个见闻，还有那个从前他在肆虐的暴风雪中悲伤哭泣，而现在已经成为晾晒衣服的地方。

第四章　逃不开的命运

1

拉拉迷迷糊糊地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房间的床上。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仆人在她身旁围了一圈，正在小声谈着什么。

斯文季茨基家的这幢房子现在已经是空荡荡的了，周围都被寂静和黑暗充斥着。只有在通道的两排房间当中的一个小客厅的墙上挂着一盏灯，昏暗微黄的灯光把整个通道的前前后后都照亮了。

在这里，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一点都不像在别人家里做客，倒像是呆在自己家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时不时地朝卧室里看一看，想知道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然后又走到房间的另一边，经过那颗被装饰得非常美丽的圣诞树径直来到餐室。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这些菜都没动过，每当窗外街上有马车经过或者是一只小老鼠偷偷爬上了桌，飞快地从盘盏间溜过，那些绿色的酒杯就会不由得轻轻碰撞，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

科马罗夫斯基简直都快气疯了，在他的心里，各种相互抵触的感觉交织在一起，乱成一团。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多丢人呐！他愤怒到了极点，他现在的处境太危险了。这件事有损他的尊严，还可能会毁了他的名声。趁现在还不晚，一切都还来得及补救，一定要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赶快终止流言的传播。如果风声已经传开，那就必须压住，在流言开始时就得及时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除此之外，他又一次感受到，眼前这个陷入绝望、几乎发疯的姑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令人为之倾倒，无法抗拒。一眼就可以看出，她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让她看上去总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但无论多么让人伤感，再怎么也无法挽回，看起来她的生活都被他毁掉了！她一直都在拼命挣扎，每分每秒都在奋起反抗，极力摆脱，想要改变命运，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全新的生活。

要从各个方面给她一些帮助，也许该给她租一间房子。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扰她，而是恰恰相反，要离开她，从她身边彻底消失，最好连影子都不要留下，否则，依她的个性，不知道还能搞出些什么事来！

以后的麻烦事还不知道多少呢！当下这件事是不可能就这么轻轻松松了结的，因为法律是不讲情面的。还在半夜里，就是事情发生后的两个小时里，警察就已经来过两次了。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向警察分局局长解释清楚之后，好不容易才把一切搞定，这个事情总算是被平息了下来。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复杂了。要证明拉拉本来开枪射击的人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可只凭这一点，事情还是不能了结的。拉拉可以因此减少一部分的责任，但其余方面则还需要等到法院审讯之后才清楚。

毫无疑问，他正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最坏的事情发生。不过如果立了案，那就必须弄到一份精神病鉴定书，那样才能说明拉拉在行凶时已经丧失了自制力，争取把此案撤销。

心里有了这番盘算之后，科马罗夫斯基这才平静下来。天已经亮了，窗外透进来的光线从这一间房一直照到那一间，就像一个小偷或者当铺的估价人朝桌子和沙发椅下面察看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卧室，看到拉拉的情况还没有一点好转，便离开斯文季茨基家，驱车前往他的一个熟人那里。那是他的律师朋友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她丈夫是一个移居俄国的政治侨民。她有套八个房间的住宅，房子太大，已经超出她的需要，而且经济上也无力维持，于是就租出去两间。恰好不久以前其中有一间空出来了，科马罗夫斯基就替拉拉租了下来。没过几个小时，拉拉便被送到了那里，她仍然半昏迷着，而且浑身发热，大概是之前神经受刺激而有些发烧。

2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有着进步思想的女人，她反对一切偏见，正如她所想和所说的，她对世界上的一切“正面的积极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同情。

她的五斗橱里放着一份有编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丈夫的，她总爱称呼他为“我的善良的沃伊特”。这照片还是她丈夫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瑞士参加一次群众游乐会的时候拍的，照片里的两个人头顶着巴拿马草帽，身上都穿着毛呢短大衣。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看见拉拉的第一眼起，便不喜欢这位生病的房客。她觉得拉拉是不怀好意，故意装病。就连她在发烧时说出来的胡话，在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看来也完全是装出来的。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甚至随时都准备起誓，也要让人们相信拉拉扮演的就是“狱中的玛加丽塔”的角色。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故意做出一些过分的行为，想刺激拉拉，也以此来表示她对拉拉的鄙视。她故意把门关得砰砰响；扯着嗓子大声地唱歌；在自己房间里，像一阵风似的走过来走过去；一整天都把窗户打开透气。

她的住宅是在阿尔巴特街上的一栋大房子的最上层。从冬天太阳偏转过来的季节开始，透过这层楼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宽阔无云、湛蓝澄清的天空，就好像一条春汛时期的大河。这套住宅里很早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大半个冬天似乎都充斥着春天的芬芳。

从小窗口吹进了温暖的南风，随风传来的还有车站那边火车嘶吼般的汽笛声。拉拉的身体还没完全好，她躺在床上，用遥远的回忆来消磨闲暇的时间。

她常常想起她那难忘的童年时光，七八年前跟随母亲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第一个夜晚。

当时，他们到站之后，又雇了辆马车，沿着许多昏暗的小路穿过莫斯科城前往他们的旅馆。马车不断前行，迎面而来而又转瞬即逝的街灯，把佝偻着背的车夫的影子投到旁边房子的墙上。影子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已经大得很不自然了，大到遮住了路面，也遮住了房顶以后便消失了，周而复始。

昏暗之中，莫斯科各处教堂响起了钟声，在城市的上空久久回荡，路上行驶的雪橇发出咕咕的响声，就连那些吸引人的橱窗和灯火，也似乎和那大钟和轮毂一样，发出了刺耳的声音，让拉拉觉得耳朵都快震聋了。

房间里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得有些夸张的西瓜，这是科马罗夫斯基向他们祝贺乔迁之喜送来的，还有一些面包和盐，这一切让拉拉有些惊讶。在她看来，这西瓜就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嚓”的一声脆响，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拿着刀把这圆滚滚的绿怪物切开的时候，拉拉吓得气都不敢出，可她也不敢拒绝。大概因为激动，有时会把西瓜卡在喉咙，她还是有些费劲地咽着一块块红润汁满的西瓜。

这是一种面对豪华奢侈的菜肴和在首都美妙的夜景时产生的胆怯和恐慌。没过多久，她在科马罗夫斯基面前也经常会有这种胆怯的感觉，这也就是之后又让那事重演的原因了。不过现在的他已经判若两人，不会提出任何要求，尽量不让拉拉想到他，甚至根本就不出现在拉拉的面前，总是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用一种高尚的方式向拉拉提供各种帮助。

而对于拉拉来说，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的到来让拉拉觉得非常愉快。而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那高大健壮的身材，而是因为他身上表露出来的那种活力和才华，他用他自己身上的一切，他那炯炯的眼神，脸上略带聪颖的微笑，占据了大半个房间，使这个房子显得更加狭小了。

他在拉拉床边坐着，两只手不停地互相搓弄着。他在彼得堡的时候，参加一些会有大臣出席的会议时，和那些地位显赫、身份特殊的老头子们侃侃而谈，面对他们就像面对一群顽皮的预科学生一样。可现在不同，躺在他面前的是他视如己出的孩子，不久前还是他温馨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他像是对待自己家里人一样对待拉拉，很多时候忙得只是边走边交换了一下眼神或者是说上几句简单的话。他不能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去对待拉拉，他不能那么严肃和冷漠。他不知道该怎样同她说话才能不让她感到委屈，所以脸上带着温和可亲的微笑，对着一个小孩子那样，笑呵呵地对她说道：

“我的小祖宗，你这是要干吗呢？谁又有兴趣欣赏你这出闹剧呢？”他不再说话，开始仔细看着天花板和糊墙纸上的潮湿的斑点。然后，他叹息着摇了摇头，略带责备意味地继续说道：“杜塞尔多夫有个国际博览会马上就开幕了。那是有关于绘画、雕塑和园艺方面的博览会，我也会过去。你这儿太潮湿了。你打算在这个世界上还要闲荡多久？老天都知道，这里不是个舒服的地方。和你才这么说，我知道这位沃伊特太太，她是个十足的贱货。咱们还是搬走吧，换个别的地方，你在这里也躺那么久了，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也该起来了。另外再找个住处，把课本捡起来，准备准备，继续完成你专修班的学业。我有一个画家朋友，他要去土耳其斯坦呆两年。他把自己的画室隔成了几间房间，可以算得上是一套小型的住宅了。如果有合适的人，他还想连同家具一起转手出去。你愿意的话，我就替你去办了。还有一件事，你还是得听我的。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也是我的神圣职责……自从莉帕……这是一点钱，也不多，就当是她结束学业给你的一点点奖金吧……”

“不行，您别这样，这怎么行呢……不能这样……”

“哎呀，你就收下吧……别再拒绝了。”

无论她怎么谢绝，眼泪都急出来了，两人甚至像在打架一样地推推搡搡了半天，最后他走的时候还是硬把那张一万卢布的支票塞给了拉拉。

拉拉身子恢复以后，就搬到了一个新住处，就是上次科洛格里沃夫去看望她时向她极力推荐的那里。那套住宅是在一栋石砌的两层小楼上，那小楼已经有些年头了，就在离斯摩棱斯克商场不远的地方，楼下是商店的库房，有几个拉货的马车夫住在这里。院子里的地全是用小鹅卵石铺成的，地上总是散落着一层燕麦，还有随处乱扔的几根干草。这样会吸引很多鸽子飞到院子里来，它们在院子里咕咕咕地走来走去，每当有老鼠沿着墙角的流水槽一窜而过的时候，它们就会惊吓得扑腾扑腾翅膀，从地上飞起来，但飞起的高度还没有拉拉的窗户那么高。

3

帕沙那几天非常痛苦。心爱的拉拉重病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守在爱人的跟前。他会怎么想呢？拉拉要杀的那个人，按帕沙理解来看，对她而言应该是漠不关心，无所谓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她又是在她原本想杀死的那个人的庇护之下，再加上这一切就发生在圣诞夜他们在烛光下的那次特殊的谈话之后！要不是这个人，拉拉现在早就被拘捕审判了，是他让她免于责罚。也是得益于他，拉拉才能继续完成进修班的学业，而且毫发无损，平平安安。帕沙内心非常痛苦，对这一切又感到困惑不解。

拉拉的身子稍稍好些的时候，曾经把帕沙叫到跟前，对他说：

“我不是一个好女人，你对我还不够了解，以后我会找时间把这一切通通都告诉你。我现在说话很困难，你也看到了，眼泪让我喘不过气来。你还是放手吧，把我忘掉，我配不上你。”

然后又是一幕比一幕更让人怜惜的凄凉的场景。那个时候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街上沃伊特科夫斯卡娅那里，每次只要沃伊特科夫斯卡娅一看到满面泪痕的帕沙，立马就转身从走廊回到自己房间，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笑到肚子都疼了，嘴里还一个劲地说：“哎呀，真是受不了，受不了了。这还真是的……哈哈哈，真是个英雄。哈哈哈……”

为了让帕沙从这段纠结的感情中解脱出来，让他不再忍受这痛苦的折磨，拉拉决定和帕沙分手。她告诉帕沙，她并不爱他，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却又哭得那么伤心，让人没法相信。帕沙猜想她可能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过错，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甚至还想过要诅咒她憎恨她，可是帕沙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依然疯狂地爱着她，对她的每一个想法、对她喝水用的茶杯和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嫉妒。为了不至于两人都忍受着痛苦，几乎快被逼疯了，他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他俩决定不再等到考试之后，马上就准备结婚。婚礼原本是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举行的，但因为拉拉的原因，婚期又往后延了。

直到拉拉和帕沙都已经知道他俩在三一节（五旬节后的那个周日。五旬节，是基督教节日，为纪念耶稣复活后差遣圣灵降临而举行的庆祝节日）后的那天就能够顺利毕业，于是他们在圣灵降临节（基督教节日，也称五旬节。据《圣经》说，耶稣在复活后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开始布道。据此，教会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第50天为“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举行了婚礼。婚事是拉拉同班同学杜霞·切普尔柯的妈妈，一个叫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的女人替他们操办的。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身材丰满，胸部骄傲地挺着，嗓音有些低沉，但很会唱歌，对什么事都爱关心，不管是真实的事也好，还是有点玄乎的道听途说，只要她一听到，就会加油添醋地到处宣传。

城里天气很热，让人都不敢出门。马上就要把拉拉送上“婚礼的圣坛”了，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在为拉拉做临行前的打扮，嘴里还用茨冈歌星潘宁娜那样低沉的声音小声地哼着曲子。游艺园的场地上新铺上了几处沙土，和教堂的金色圆顶相映成章，看上去黄灿灿的。院子边儿上的白禅树，还是在三一节前夕才修剪过的，树叶上蒙了一层灰蒙蒙的尘土，像是被烧焦了一样，叶子打着卷儿，无精打采地搭垂在墙头。天气热得让人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刺眼的阳光让人有些眩晕。在场的姑娘们一个个都打扮了一番，穿上鲜艳的衣服，还烫起了头发，而年轻的小伙子们也都像过节一样，穿上了笔挺的西服，头发梳得光光的、油亮油亮的，那场面看上去好像有好多对儿新人一起举行婚礼一样。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很激动，也都觉得非常热。

拉果金娜是拉拉另一个女友的母亲，也来参加她的婚礼。当拉拉踏上通往圣坛的红地毯的时候，她往拉拉脚下撒了一把银币，祈求未来拉拉能够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同样，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嘱咐拉拉，在戴上婚礼冠的时候，一定不能用露出皮肤的手臂伸出来画十字，而应该用薄罗纱或者是蕾丝花边稍加遮掩。接着又告诉拉拉，要把手里的蜡烛举得高高的，这样以后在家里才能有地位，成为一家之主。可为了帕沙，拉拉宁愿牺牲自己的将来，她尽可能地把手里的蜡烛放低一点，再低一点，不过好像不大起作用，不管她怎么努力，她手里的蜡烛都要比帕沙的高那么一点。

婚礼结束后，大家从教堂里直接回到了那间画室举行酒宴。那里已经被安季波夫一家人重新装饰了一番。客人们不断地起哄：“这酒真苦啊，我们喝不下。”而另一边的人也大声应和着：“来点甜的呗。”就这样，这对新人在众人的欢呼中，有些害羞地相互亲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专门为他们唱起了喜歌《葡萄》，副歌部分的那句“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忠告”还特意唱了两遍，接着还唱了一首《松开你的发辫，散开你那淡褐色的秀发》。

房间里就剩下拉拉和帕沙两人了，客人们都离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寂静让帕沙感到有些手足无措。院子里正对着拉拉窗户的柱子上亮着一盏路灯，无论她怎么拉窗帘，总有那么一丝光线顽强地从窗帘缝隙间透进来。这让帕沙觉得有些不安，那感觉就像有个人在暗处偷偷盯着他们一样。帕沙突然觉得有些奇怪，他发现自己此时关注院子里的那盏路灯，要多过关注自己和拉拉，甚至还要多过关注他对拉拉的爱。

这个不久前还被大学同学们戏称为“斯捷潘妮达”和“红颜女郎”的安季波夫，就在这个堪称永恒之夜的晚上，既到达了幸福的巅峰，也掉入了绝望的谷底。他内心充斥着种种猜疑和拉拉的坦白承认交替进行着。他不停地提着问题，而拉拉的一一坦白地回答，让他觉得万分悲凉，他的心仿佛已经掉入了万丈深渊。他的想象力已经变得伤痕累累，已经跟不上拉拉所坦白的新情况了。

他们从那天晚上一直谈到了第二天早上。在安季波夫的一生当中，恐怕不会再有比这一夜的变化更惊人、更突然的了。清早起来，他就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甚至奇怪为什么人们还像以前一样称呼他。

4

十天以后，还是在这间房间，朋友们为他们俩饯行。帕沙和拉拉毕了业，并且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他俩还接到了聘书，可以一起到乌拉尔的一个城市里工作，第二天一早就得出发。

大家照例一块儿喝酒，唱歌，大声开着玩笑，互相嬉笑打闹着。这一次没有上了年纪的，清一色的年轻人。

房间里有一块隔板隔出了一块招呼客人的地方，也成了他们卧室的一个角落。那块隔板的后面放着拉拉装行李的一大一小两个竹筐、一只皮箱，还有一个装餐具的木箱。房间的角落还放着几个袋子，东西还有些多，其中有一部分是第二天早上要发慢件托运的。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都装完了。皮箱和木箱子还没有装满，盖子都还是开着的。隔一会儿，拉拉就又想起一件什么东西，于是把它找出来放到间壁后面的篮子里，再把上边摆平整。

帕沙留在家里招待客人，而拉拉就趁这个时候去专修班领取结婚证明和其他证件。院子的守门人跟她一块儿回来的，他还带了一张银皮席和一大卷粗绳，准备用来第二天包装和捆扎行李。拉拉把守门人打发走了之后，便开始在客厅里四处招呼应酬。一会儿同这个人握握手，一会儿又和那个人亲吻问好，转悠了一圈之后，便到间壁的那边去换衣服。等她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叫好，接着便都入席就坐，又开始了几天前在婚礼上的热闹场面。积极的人忙着给邻座斟酒，许多只拿着叉子的手，伸到桌子中间去拿面包，或者取用来盛凉菜和小吃的盘子。大家推杯换盏，不时发出满意的咂吧声，争先恐后地说着俏皮话，开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有些人很快就喝醉了。

“唉，都快把我给累死了。”拉拉挨着丈夫坐下，说道，“你的事儿都办完了吗？”

“已经搞定了。”

“虽然感觉很累，但我感觉好极了，因为我觉得我很幸福。你呢？”

“我也是啊，我也觉得很好。不过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科马罗夫斯基被特许参加了这群年轻人的晚会。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想说，这对年轻朋友的离开，会让他的世界又变得冷冷清清，会让他变得孤零零的。那样，他眼中的莫斯科都会变成荒芜的撒哈拉大沙漠。说到这里就觉得心里一阵发酸，有些哽咽，重复着刚刚因为有些激动而停止的话。他向安季波夫夫妇请求，如果他实在不能忍受分离的痛苦的话，请允许他给他们写信，允许他到他们尤里亚金的新居去拜访他们。

“这些完全都没必要吧。”拉拉若无其事地大声回答，“什么通信啊，撒哈拉沙漠啦，这些话说了都没什么意思。至于要到那儿去看我们，您还是省省吧，别想了。上帝会保佑您的，没有我们，您的日子同样也过得很滋润。我们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帕沙，你说是不是？没准儿您还能找到比我们好的新朋友取代我们的位置呢。”

拉拉似乎完全忘记了她正在和谁谈话，又是在谈论什么话。她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急忙站起身来到间壁那边的厨房里去了。她把厨房的绞肉机拆开，把零件一一放进食具箱的几个空着的角里，再用稻草把空隙都塞满。拆绞肉机的时候，她还差一点被箱子边上细细尖尖的木屑扎破手指。

她在这边忙着收拾东西，又把隔壁的客人忘得一干二净，对他们的声音也是充耳不闻，直到间壁那边突然发出一阵特别响亮的喧闹声，她这才想起，自己还有客人在隔壁。她心想着，那些喝了点酒的人总是喜欢装成醉醺醺的，表现出一种低俗而又夸张的丑态。

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引起了拉拉的注意。她拉开窗帘，探出身子想看个究竟。原来是一匹马闯进了他们的院子，马脚上还拴着绊腿绳，在院子里一蹦一跳的跺着脚。也许谁家的马走失了吧。夜已经深了，快到黎明了，不过离日出还有些时候。清晨那轻薄如烟的淡紫色的寒雾笼罩着整座酣睡正香的城市，拉拉不由得闭上了双眼，伴随着这突如其来的奇怪的马蹄声，她的思绪早已飘到了那遥远却美丽如画的乡村。

楼下突然响起了门铃声。拉拉侧耳听着，桌边的人去了一个下楼开门。来人原来是娜佳！拉拉一见是娜佳，便立马朝她奔了过去。两人站在那里说不出来话，只是哭得很大声，紧紧拥抱在一块儿，抱得让人几乎都喘不过气来，好像一松手眼前这个人就会消失掉一样。娜佳下火车就直接过来了，她还是那么的青春活力有朝气，身上都带着来自杜普梁卡的铃兰花的芳香。

娜佳把全家对他们新婚还有毕业的祝贺、离别的嘱托和祝福向拉拉转达之后，还给拉拉带来了父母特地为拉拉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纸包，把上面包装的那层纸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掀开盒盖，娜佳从里面拿出一条精美绝伦的项链。

在座的人一片哗然，都对这条项链赞不绝口。其中一个已经稍微清醒的醉汉说：

“紫红色的红锆石。没错儿，就是紫红色的，你们看……这东西可不比钻石差呀！”

娜佳争辩说，这是带黄色的宝石。

拉拉招呼娜佳坐过来，挨着她。她把项链放到自己的餐具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欣赏起来。那条项链静静地躺在紫色丝绒的衬垫上，上面的宝石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熠熠生辉，看上去时而像是流动着的水珠，时而又像是一串还挂着露珠的鲜艳欲滴的葡萄。

桌边已经有人开始有些清醒了。因为娜佳的加入，那些酒醒过来的人又起哄着开始了新一轮的“激战”。很快，娜佳就被大家给灌醉了。

没过多一会，屋子里的人都喝得差不多了，一个个都沉沉地睡了过去。大部分人都要去车站为他们送行，所以就都留下来过夜了。好多人在房间随便找了个角落这么一躺下，马上就鼾声四起。沙发上躺着的是伊拉·拉果金娜，拉拉自己也记不清楚怎么就衣服也没脱，倒在她身边就睡着了。

突然，拉拉被耳边一阵很吵的谈话声惊醒了。是个陌生人的声音，应该是来找那匹走失了的马的吧。拉拉迷糊着双眼，看见帕沙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四处翻找着什么。拉拉觉得有些奇怪，“这个帕沙，还真是闲不住！”这时“帕沙”转过身子，拉拉这才看清楚，这哪儿是帕沙啊？这个人脸上长满了麻子，一边脸上还留下一道长长的疤。她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们家里遭小偷了。她本想大喊一声，可不知怎么的，嗓子却发不出来声音。她忽然想起项链还放在餐桌上呢，于是她用胳膊肘稍稍撑起一点身子，往那边看了看。桌子上乱起八糟的堆满了残羹剩饭，一片狼藉。

那条项链就放在一堆面包屑和一些吃剩下的水果糖的中间，幸好那个蠢家伙还没有发现，还自顾自地埋头搜罗那已经打好包的床单和衣服，把拉拉收拾好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拉拉也喝了酒，还有些醉意，迷迷糊糊的，看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只是眼看着被收拾好的东西又被翻得乱七八糟，很是心疼之前花的那些工夫和时间。她非常生气，想大声叫出来，可是就是出不了声儿。于是她灵机一动，用膝盖使劲往伊拉的胸口顶了一下，伊拉疼得“哇”的一声叫了出来，而拉拉也喊出了声音。那小偷被这么一吓，扔下手中的包袱，撒腿就往院子外面跑。几个男人也被惊得跳了起来，好半天才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这才冲出去追小偷，可人家早已经逃的人影儿都没了。

一场慌乱过后，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讨论开来，这就成了大家起床的信号。拉拉剩下的那一点点醉意也已经消失，她完全清醒过来。大家都嘟哝着想要再多睡一会儿，可拉拉坚决要求大家都起来。马上去了厨房为大家把咖啡煮好，端出来给大家喝，然后招呼大家先各自回家，等一会儿再到车站碰面。

等客人全都离开了，拉拉也开始忙开了。她让帕沙和看门人都不要插手帮忙，免得妨碍了她，到时候越帮越忙。她动作麻利地把行李袋一个一个放好，把枕头也塞了进去，再打上一个结。

东西又重新收拾妥当了，小两口一点也没耽误。火车缓缓开动了，站台上送行的人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帽子。当人们已经不再挥手，第三次听到从远处传来他们的叫喊声的时候（大概喊的是“乌拉”），火车加快了速度。

5

这样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三天了。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取得战绩过后，情况就开始有些转变。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集结在喀尔巴阡山一线。军队原本打算翻过这个山头，突入匈牙利，但全线都被要求撤退，他们也只好跟着往后撤，不得不让出了几个月前就被我军占领的加里奇亚。

以前，大家都叫他尤拉，现在更多的是称呼他的父称和姓，叫他日瓦戈医生。他这会儿正呆在妇科医院，站在产房外的走廊上。他刚把妻子冬妮娅送进了产房，交代了几句之后，现在正在等助产师过来，想从那里了解一下冬妮娅的状况，也想告诉她必要时候该如何与他取得联系，因为他还有事必须马上离开。

他非常着急，他得马上赶到两处病患家里出诊，完了还得马上回自己的医院。可现在却把如此宝贵的时间耗在这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窗外瑟瑟秋风中斜斜飘落的雨丝，就像是风雨中麦田里被吹得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以看到医院的后院、杰维奇庄园里几栋住宅的有玻璃顶棚的凉台，还有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那绵绵的秋雨不紧不慢地下着，雨水落到地上，沿着低洼的地方从容地流淌着，那风像是被它给激怒了，呼呼呼的，刮得很大。大风吹过凉台，拉扯着葡萄架上还有些嫩黄的葡萄藤，那架势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一样。大风吹得藤条在空中疯狂地摇曳着，然后再像处理一件破烂的旧衣服一样，随手扔在地上。

这时，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后面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车停下后，一些人便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这个时候，整个莫斯科大大小小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伤员和病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就连医院楼里拐角处，还有走廊上也全部成了安置伤员的地方。这种超员的情况甚至已经波及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子，背对着窗户，懒懒地打了个哈欠，他实在是太疲倦了，此时的他已经不能静下心来专心思考了。但他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就在几天前，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有一个女病人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诊断出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观点。为了查出真正的病因，医院决定今天进行尸体解剖。可医院解剖室主任是嗜酒如命的酒疯子。他会怎么处理，估计只有老天才知道了。

天很快就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窗外已经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黑暗中，就仿佛有人用魔法棒这么一挥，接二连三地亮起了一盏盏灯火。

医院的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走廊和冬妮娅病房的小门走了出来，面对别人的提问，他总是望向天花板，耸耸肩膀。这动作再加上他的面部表情，就好像在告诉别人：伙计，你要明白，不管是有多渊博的知识，也会遇到一些科学也难以解释的难题。

他微笑着点点头，从尤拉身边走过，还用他那肥肥的肉呼呼的手掌摆了两下，意思是告诉尤拉，急不得，只能耐心等待。接着便去候诊室抽烟了。

这时，这位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了，找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跟刚才那个惜字如金、沉默寡言的专家比起来，完全相反，她可就爱说话多了。

“如果我是您的话，就回家呆着去了。明天我会打电话到红十字会找您。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依我看，顺产的可能性比较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因为她的骨盆稍微有些小，胎位也是朝上，产妇现在还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但这也不能说得太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嘛。现在一切都得看她到临盆时候肌肉的收缩程度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尤拉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情况，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请他稍等，然后马上跑去问，这一去就去了十分钟，结果回来就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他们让我转告您，您把您的太太送过来也太早了，应该把她接回去。”尤拉一听非常生气，让他马上去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过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请您别着急。”一位护士接过电话，对他说道，“恐怕还得等上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半夜就开始了临产迹象，快天亮的时候羊水就破了，从早上开始就是剧烈的阵痛，一直都没停止过。

他急急忙忙冲到医院，刚走到走廊，就从那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传来冬妮娅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声音就像是一个被车碾过双腿后，被人从车下抬出来的人发出来的。

可他无法去她身边陪着她，他紧张地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都快咬出血了。他走到窗户边上，外面和前两天一样，下着绵绵的小雨。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初生婴儿那尖细而又响亮的哭声从门里传了出来。

“没事了，她没事了。”尤拉高兴地一个劲儿地重复着。

“您有儿子了。呵呵，是个男孩。一切都挺顺利的。”助理护士像唱歌似的拉长了声音说，“现在还不行。到时候自然会让您看的。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哦，她可是受尽苦头了，这是头一胎，总免不了会受些苦头的。”

“她没事了，终于没事了。”尤拉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似乎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他还没把自己当成护士口中所说这件事的当事人，这事儿跟他又能扯上点什么关系呢？父亲，儿子——他没能从中看出，这么轻而易举就得来的父子关系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当然他也一点没有感觉到那种天生的亲情。这一切都是在他能感知的范围之外。重要的是冬妮娅，这个曾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现在又幸运地从死亡之神手里逃回来的人。

正好他的一个病人家就住在产科医院的附近，他去了那儿呆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通向风门和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拉也不清楚到底想干吗，鬼使神差地就推门溜了进去。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叉开双手拦住了他。

“干吗去呀？”他怕打扰到产妇，小声地问道，“您是疯了吧？她身上还有伤口，而且还出了好多血。现在不仅要防止感染，而且也得防止精神上的刺激。你可倒好，亏你还是个医生呢。”

“不是，我……我就只看一眼。就从门缝里看一下，就一下。”

“哦，要是这样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就当是这样吧，您可别想忽悠我！……就在这边看吧！要是让里边发现了，我可没好果子给您吃，保准没您好受的。”

产房里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背对着门这边正忙碌着：助产士和卫生员。卫生员手心里躺着一个发出细细声音的小家伙，看上去娇嫩得很，就像一块粉嫩的橡皮在慢慢蠕动着。助产士正在往脐带上缠线，好让胎盘脱落。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手术台，后面用支板把手术台撑高了点。冬妮娅就躺在上面。也许有些兴奋过了头，尤拉看什么东西都像被放大了的一样，所以他感觉冬妮娅躺着的那张手术台，差不多和那种人可以站在前面写字的长腿的斜面写字台一样高。

有的时候，人们会把死人的头垫得很高。可冬妮娅现在躺得比这还高。她头朝上脚朝着下斜躺在手术台上，浑身都冒着热气，像一个长跑过后筋疲力尽的人，正享受着痛苦折磨过后的休息。她就这样躺在产房的中间，像一艘刚刚下沉就卸掉船上负重的帆船。它远洋航行，经历了生死之后，又重新回归，停靠在生命的大陆海湾，船上还带来了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个新的灵魂送上了岸，现在可以抛锚停泊片刻，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好好休息一番。那和它共同经历风雨的已经折损殆尽的围墙索具，还有那已经有些不清晰的记忆，都随着它安静了下来。它们都完全忘却了，曾经在哪个地方停靠过，如何经历风雨一路航行过来，如今又是如何抛锚停泊的。

似乎没有人知道悬挂在它上面的是哪个国家的国旗，当然，也就更没人知道应该对它说哪一种语言。

回到自己的医院，发现大家都在向他道喜。“这消息也太快了吧，怎么都知道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此感到非常地惊讶。

他来到主任医生办公室。一个被大家叫做小酒馆、臭水坑的地方。因为医院早已是严重超员，人满为患了，大家都挤到这件屋子来换衣服，穿着雨靴到处走，还把好多别的房间的东西忘在这里，房间里乱成一团，到处都是乱扔的烟头和废纸屑。

解剖室的主任，那个脸上皮肤都有些松弛的男人，正站在窗户边上，手里举着两只装有浑浊液体的瓶子，对着光线，认真地观察着。

“恭喜你哦。”他头也没转，眼睛还盯着手里的瓶子，淡淡地说了一句。

“谢谢！我非常感动。”

“用不着谢我。这和我没关系。是波楚什金解剖的。但结果还是让大家都大吃一惊，结果还真是水胞虫。大家都说，这才是诊断医师！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时候医院的主任医生走了进来，同两人打过招呼之后说：

“见鬼去吧。这算什么医生办公室呀，太过分了，就是一个过道！日瓦戈，想必您应该知道了吧，没错，就是水胞虫！是我们判断失误。恭喜啊。不过，下面这件事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您的专业类别，我们又重新审查了一次。这一次可就真没办法把您留在这里了，听说军队非常需要医务人员，看来，您得闻闻火药味了。”

6

出乎意料的，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非常顺利地安顿了下来。这可多亏了吉沙罗夫，有他的帮助，让拉拉减轻了不少在一个新地方安家落户的好多麻烦事儿。

每日的操劳还有那么多让人操心的事儿几乎占据了拉拉的全部生活。她要操持一个家，还得照管一个三岁的女儿卡佳。尽管那个长着红色头发的玛尔富特卡还经常在安季波夫这里帮忙，可是单靠他的帮忙还是不够的。拉拉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所有事务都得操心，自己还在女子中学教书。拉拉工作十分努力，丝毫不敢懈怠，但她感到很幸福，因为这正是她渴望的那种生活。

她很喜欢在尤里亚金的生活，这座城市让她感到非常亲近。它坐落于雷尼瓦河的旁边，这条河中、下游都可以通航，同时又处在乌拉尔的一条铁路线上。

在尤里亚金，当可以看到人们把自己的船从河里拖上来，用四轮大车把它运回城里的时候，那说明冬天就快来了。整个冬天他们都把船放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再来的时候。在尤里亚金，院子深处倒扣着的白色的船，那就表明，在其他地方鹤群都开始往南飞了，或者是已经降了头一场雪。

这样倒扣在地上、被漆成白色的船，在安季波夫夫妇租住的这家院子也有一只。那船倒扣着，就像花园里的小凉亭，卡佳经常在下面玩耍。

拉拉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有些偏远的地方，喜欢当地那些说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脚上蹬着毡靴，身上穿着暖和的灰色法兰绒棉袄的知识分子，喜欢他们的质朴，喜欢他们的坦率。这片土地和这里普通的百姓，都深深吸引着拉拉。

奇怪的是，作为莫斯科铁路工人的儿子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是一个习惯了首都城市生活的人，难以改变，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妻子比起来，他对待尤里亚金人要苛刻得多。他们的豪放不羁和没有礼貌总是让他觉得很愤怒。

现在回头看来就很清楚了，他似乎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很快地掌握和积累知识。以前，他还是在拉拉的帮助下才读了很多的书。移居这个幽静的地方，他博览群书的兴趣高涨，以至于现在他已经觉得拉拉都有些学识不够了。在他那些教育界的同事中，他已经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了，还经常抱怨，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都喘不过气来。在战争时期，他们中间所流行的爱国主义、官僚主义，甚至还带着一些酸味，和安季波夫所怀有的更加复杂的爱国主义比起来，是那么的不相适应。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古典语文专业毕业的。他现在在中学教的是拉丁文和古代史。他这个职业学校学生，原本对数学、物理还有其他一些精明学科的热情荒废已久，可现在居然又重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自学，现在他对这些学科已经都达到了大学的知识水平。他渴望有一次参加这些学科区级考试的机会，再重新确定一个数学方面的专业，然后可以举家迁到彼得堡。高强度的熬夜学习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他开始失眠。

他和妻子相处得挺和睦的，不过也是一种不大正常的关系。她全身心的善待和关心体贴着他，而他也从不责备她半句。他处处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无意之间说的话会让她听出其中隐藏着什么责备——比如说她出身高贵，而他身份低微，又或者说她在他之前曾经是属于另一个人。更让他担心的是，她会猜疑他怀有不公平的荒谬的想法而让她伤心难过，而这种担心恰恰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了一些虚伪和做作。他们相敬如宾，但这却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安季波夫家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几个是帕维尔学校的同事，还有拉拉工作的那所学校的女校长，以及仲裁法庭的一位成员，那还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担任调解人的时候认识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在帕维尔眼中，这些人都是些蠢蛋和草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拉拉竟然还能对他们如此热情，他不相信拉拉会真心喜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等到客人都离开了，拉拉要把窗户打开好长时间，让房间透透气，还得把房间收拾打扫干净，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餐具。然后，要去确定卡佳已经盖好了被子，帕维尔也睡了，自己才赶快脱了衣服，关上灯，躺到丈夫的身边，就像是被抱到床上去的孩子去挨着母亲一样的自然。

安季波夫其实并没有睡着，只是装出了睡着的样子。这段时间的失眠症又犯了。他清楚，这样辗转反侧至少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为了能够酝酿瞌睡和摆脱客人们留下来的讨厌的烟味，他悄悄起身，戴上帽子，披了件毛皮大衣，就出了门。

这是个寒冷的秋夜。安季波夫脚下，薄薄的小冰片被踩出嚓嚓的脆响。松脆的薄薄的冰面在安波夫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响。群星闪耀的夜空，就像是燃烧着的酒精火焰，用蓝色的反光照亮了地上几处结着冰的脏兮兮的地方。

安季波夫夫妇居住的那座房子就坐落在这个城市这边，和码头相对，在一条街的尽头。再往那边就是一大片田野，有条铁路横穿其中，铁路边上就有一个守卫室，横跨铁轨有过路的通道。

安季波夫坐在倒扣过来的船底上，抬头仰望着满天的星星。这几年他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缠绕在他的心里，让他感到惶恐和不安。他觉得，这些事情迟早都是需要搞清楚的，最好今天就把它们都搞清楚。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想道，这些原本早就应该预见到的，猛然想起的时候已经晚了。为什么拉拉把他当成孩子一样看待，对他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为什么在那个冬天他们结婚以前，她坚决要求这一点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过拒绝？难道他不明白，她并不是爱他，对他只是她自己肩上所承担的一种高尚的责任，还是她身上体现的一种献身行为？这充满激情而又值得称赞的使命感，和真正的家庭生活之间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最糟的是，直到今天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像以前一样深深爱着她。在他看来，她还是那么的美好。也许，他对拉拉的感情也不是爱情，而是在她的美貌和宽容面前怀着感激的失落感吧？唉，你还是把这弄清楚吧！或许，这难题连魔鬼都无能为力。

“可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让拉拉和卡佳从这种假象中彻底解脱？这要比让他自己得到解脱更重要。可这该怎么做呢？和拉拉离婚？还是去跳河自尽？——呸，多么丑陋的想法！”想到这他就生气。“要知道，我可永远不能走这条路。不过，为什么心里又会生出那么强烈的让人厌恶的东西，即使这仅仅是个想法！”

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似乎在向它们寻求答案。那些星星疏疏密密，大大小小，闪耀着蓝色或者斑斓的光，像是忽闪忽闪的眼睛。突然，一道耀眼的光束闪过，扫过了院子和房屋，扫过那艘小船和坐在上面的安季波夫，像是有人手拿火把从那片田野朝大门跑来。原来这是一列向西行驶的军车经过岔道口，透过红色的烟幕，向天空投去一条黄色的光柱。从去年开始，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不计其数的军车从这里经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笑了笑，从船上起身，回去睡觉了。总算是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

7

听到帕沙的决定后，拉拉整个都呆住了，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荒谬。古怪脾气又犯了。”她这么认为，“懒得去理他，过不了多久他自己就全忘了。”

可事情反而清楚了，早在两个星期前丈夫就开始准备了，报告都已经送到了兵役局。他工作的中学也已经请了副职接替他的工作，鄂木斯克那边的军校已经送来录取通知书。离开的时间临近了。

拉拉开始放声大哭，哭得就像一个乡下女人一样，拉着他的手，赖在他的脚下。“帕沙，亲爱的帕沙，”她叫喊着，“你把我和卡佳丢给谁呀？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现在都还不算晚，还来得及，我来想办法。你还没让医生好好检查，好好检查下你的心脏啊。害羞？你把这个家当成你发疯的牺牲品，你怎么就不觉得害羞？志愿兵！之前你一直嘲笑罗佳，说他是个庸俗的人，可现在倒又羨慕起他了。帕沙，你到底怎么了？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换了一个人，还是吃饱了撑的？发发慈悲吧，诚实地告诉我，看在基督的分上，别打官腔，难道俄国就真需要你这样的士兵么？”

突然，她才明白过来，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平时都不善于关注揣摩细节的她，这一次却抓住了最主要的东西。她猜想帕图利亚可能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不能认识到，她全心全意倾注在他身上那种如母亲般温柔的感情，他更想不到，这种爱情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给予的。

她紧紧地咬住嘴唇，把所有的一切都悄悄藏在心里，就像一个挨了打的女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咽下泪水，开始为丈夫收拾上路的行李。

丈夫走了之后，拉拉仿佛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安静了，就连天上飞的乌鸦好像也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一直叫着她，可她好像听不见，没有回答。“妈妈，妈妈。”卡佳在一旁没完没了，依依呀呀地叫着她，还不时地拉扯着她的衣袖。对她来说，这是她生活中出现的最沉重的打击，那些美好的、光明的愿望全都化为泡影了。

丈夫从西伯利亚的来信中，拉拉知道了他在那边的一切情况。很快，他就清醒过来，开始非常思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过后，他就提前升为准尉，意外的被派到了一个作战部队。由于是紧急调令，他只是从离尤里亚金有些远的地方路过，到了莫斯科也没来得及和任何人见见面。

他开始从前线写信回来，已经没有像在鄂木斯克学校时写的那么感伤了，而是表现得很兴奋。他希望自己能够有所表现，突出自己，如果立了功或者受点轻伤什么的，就可以得到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的确出现过。在后来那场著名的布鲁西洛夫战役的完胜突破之后，军队转入了进攻。再也没有了安季波夫的来信。一开始，拉拉还没有觉得不安。她以为只是暂时没有丈夫的消息，也许是因为正在展开什么军事行动，也许在行军途中没有办法写信罢了。

秋天里，军事行动暂时停止了。部队开始准备战斗阵地，挖掩体隐蔽。可依旧没有安季波夫的消息。拉拉开始担心起来，想办法四处打听丈夫的消息。先是在尤里亚金当地，之后就通过莫斯科的邮局，往帕沙先前所在的前线部队写信。可到处都没有消息，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地方的答复。

跟县里许多善良的太太们一样，拉拉从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在尤里亚金县医院扩建成的陆军医院里尽自己的能力帮帮忙。

现在的她非常努力地学习医务基础知识，并已经通过了医院的考试，获得了护士资格。她以此向所在的学校请了半年的假，把房子交给玛尔富特卡照管，带着卡佳回了莫斯科。到那儿之后，她把女儿托付给了莉帕。由于莉帕的丈夫弗里津丹柯是德国籍，和其他平民俘虏一起被拘禁在乌发。

拉拉确信，这种远距离的寻找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她决定到不久前帕沙参战的地方去找。带着这个目的，拉拉在一列救护火车上当上了一名护士。这是一列经过里斯基市驶向匈牙利边境梅佐—拉勃尔的一列的救护火车。帕沙寄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8

前线指挥部驻地开来了一列救护火车。这还是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起来的，列车由一些短小而又难看的加温车组成，在一节头等车厢里，坐着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客人。他们是社会活动家，专门来给士兵和军官们送礼物来了。戈尔东也在他们当中。他听说，他儿时的玩伴日瓦戈，现在就在离这个村子不远的营队医院里工作。

戈尔东拿到了在前线周围活动的许可证，带上通行证，便坐上一辆开往那个地方的载货马车，看望朋友去了。

马车夫，大概是白俄罗斯人，要不就是立陶宛人，说着俄语。由于要小心敌人埋伏的侦查活动，他们之间谈论的话都是那些冠冕堂皇、无关痛痒的内容。这种做做样子的谈话实在是不能激起继续交谈的愿望，所以路上的大部分时间，坐车的和驾车的人都一直沉默着。

在那习惯于调动整个军的行动、动辄以几百俄里的距离来计算行程的司令部里，大家都肯定地说，这个村子就在附近二十或二十五俄里的地方。

一路上，他们前进方向的左边地平线上，不时传来不怀善意的隆隆的轰响声。戈尔东有生以来还从未经历过地震，但他能准确地断定，这从远处传来的依稀可闻的敌人的大炮声，简直比火山爆发前地下的震动和轰隆声还要厉害。黄昏降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那个方向的天际闪动着火光，直到第二天清晨。

马车夫载着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有些村庄早已被人们遗弃，荒无人烟；还有的村子，人们都躲到深深的地窖中去了，看上去村里只有一堆堆的烂砖破瓦，却排成了一条线，就像是当初的房屋一样。那些战火摧毁的村落，一眼就能从这头看到那头，就好像寸草不生的荒漠一样。有一些经历了这场灾难的老太太，在自己的废墟上翻找着什么，时不时地挖出什么东西收藏起来。周围似乎还是墙壁，所以可以遮住视线，不被外人发现。她们用一种仿佛是在探问的眼神，迎送着戈尔东。仿佛是在说：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才可以清醒过来，什么时候他们才能重新回到安稳有序的生活？

这天深夜，他们在半路遇到了一个侦察班，命令他们从大路上返回，从乡间小路绕过这里。马车夫不认识那条新路。他们没头没脑地胡乱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戈尔东想要找到的那个村子。可是村子里的人听都没听说过有什么营队医院。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这区里有两个同名的村子，另一个村子才是他要找的。早上，他们终于赶到了目的地。戈尔东刚走到村口，就闻到了一股药用的除虫粉和碘酒气味，他心里想着，还是不要在日瓦戈这里过夜了，就在这儿呆一个白天，晚上赶回火车站去同留在那里的同伴会合。但是，发生的情况使他滞留了一个多星期。

9

这段时间，前线活跃了起来，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化。就在戈尔东赶到这个村子前不久，我方一个兵团的部分兵力进攻得手，突破了敌人固守的阵地。突击队一边加大进攻力度，一边向敌方阵地纵深挺进。跟着它扩大突破口的辅助部队，渐渐落在先头部队的后面。于是就有人员被俘虏了。安季波夫准尉在损失了半个连的兵力之后，也被俘了。

关于他，有太多太多相互矛盾的说法。人们认为他都被埋在了一个弹坑里，已经牺牲了。加利乌林，是跟他一个团的熟人。据他所说，安季波夫是在率领自己的战士冲锋时阵亡的，好像观察站的人从双筒望远镜里亲眼看到。

出现在加利乌林眼前的是冲锋部队早已经见惯不怪的场面了。他们必须以接近跑步的速度快速通过两军之间的田野。那是一片野草丛生的田野，蔓生着迎风摇曳的干艾蒿和纹丝不动的挺拔的刺蓟草。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勇猛的动作，尽快和对方短兵相接，或者往战壕里扔手榴弹，把躲避在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这片田野似乎也在奔跑，一眼望不到头。准尉把手中的左轮手枪举过头顶，张大嘴巴大声喊着“乌拉！冲呀……”可是这个喊声不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周围的士兵都听不到。他们按照一定间隔向前挺进，一会儿全部卧倒在地，一会儿又爬起来叫喊着继续往前冲。每一次爬起来又前进，总会有几个人中弹倒下，就像是高高的树木被砍倒，整个身子咚的一声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已经超过了目标。快打电话给炮兵连，”加利乌林非常不安，对旁边站着的炮兵军官说道，“哦，不。他们干得很漂亮，火力得到了延伸。”

这个时候，突击部队已经到达了一个和敌人非常接近的位置。炮火突然停止了。观察所里所有的人，在这突如其来的一片寂静中，心跳都明显加快。感觉好像同安季波夫一起身临其境，和他一起带领着士兵冲到了奥地利人避弹的战壕前，下一秒就是斗智斗勇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就在这时，突然有两枚十六寸的德国炮弹在他们前面炸开来，顿时腾起两股黑黑的烟柱，散开的烟雾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哦！我的上帝。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以为准尉和士兵必死无疑了，嘴唇止不住地发颤，喃喃地说道。

第三发炮弹就落在离观察所不远的地方。大家都往下躬着身子，迅速撤到稍远一点的地方。

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夫曾经一起住在同一个避弹所里。团里认为他已经阵亡，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就把他的遗物委托给这位了解他的朋友加利乌林代为保存，以后再转交给他的妻子。安季波夫留下的这些遗物中，有许多他妻子的照片。

加利乌林之前是个机械师，不久前才从志愿兵提升为准尉。他是季韦尔辛那个院子的守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再早之前，他还是个钳工学徒，经常都挨师傅胡多列耶夫打骂。如今能混到这个位置，还得算是这位残酷折磨人的师傅的功劳吧。

提升准尉以后，加利乌林不明不白、也不情愿地被派往一个气候温和、非常偏远的地方。他要在那里带领一支后勤驻防军队，那只队伍几乎都是半残废的士兵。每天早上还有一些看起来同样衰弱的老战士带着他们进行早已遗忘的队列训练。除了这些，加利乌林每天还得检查兵站仓库的哨位布置正确与否。这是一种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安逸生活。上级对他没有更多的要求。突然有一天，部队来了一批后备补充军人，是由莫斯科的长期民兵和刚参军的人组成的。和加利乌林非常熟悉的那个彼得·胡多列耶夫，也随队来到了这里。

“啊，咱们可都是老熟人了！”加利乌林沉着一张脸，冷笑了一下，幽幽地说道。

“是，准尉大人。”胡多列耶夫立正敬礼，回答说。

这事不是那么简单就结束了。第一次列队训练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准尉对着他就是一顿大声呵斥。敬礼时他眼睛没有看着准尉，而是看着其他地方，准尉抬手就是几个大耳光，还下令把他关进禁闭室，一关就是两天两夜。

如今，加利乌林一切的行为都像是在为过去报仇。在这种棍棒相加的上下级关系之下，这种报复的方式，就像是一个游戏，包赢不输却又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到底该如何是好？两个人呆在一个地方显然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除了把他送到处分惩罚营之外，作为一个军官还可以用什么托词或理由把士兵从当初规定的服役部队发配到别的地方去呢？换个方面考虑，加利乌林能提出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调动自己呢？于是，他以后方卫戍勤务过于单调和无所作为为理由像上级申请调动，最后他被批准调往前线。这样他赢得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而且在不久后的一件事上更是表现了他其他方面的才能，证明了自己是个优秀的军官。很快，他就从准尉被提升到了少尉。

早在季韦尔辛家里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安季波夫。一九〇五年，帕沙·安季波夫有半年的时间住在季韦尔辛家里。那时候尤苏普卡就常去找他，过节的时候在一起玩耍，当时也有一两次在他那里见到过拉拉。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他们两人的情况。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从尤里亚金来到他们团以后，这位老朋友身上发生的变化让加利乌林很吃惊。过去像姑娘似的腼腆、爱整洁达到了可笑程度而又很调皮的一个人，如今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知识广博而又鄙视一切的忧郁的人。他聪明，勇敢，沉默寡言，好嘲笑人。有时，在安季波夫深沉的目光里，加利乌林似乎可以看到藏在他心中的思想。安季波夫几乎是神话当中着魔的人物。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消失了，加利乌林手中剩下的只是安季波夫的一些证件和照片，以及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的秘密。

拉拉迟早会追寻到加利乌林这里。他已经准备好了对她的回答。然而因为事情刚刚发生，他还没有勇气把实情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希望先让她对即将承受的打击有所准备。因此，他准备写给她的一封经过仔细考虑的信就这样拖了下来。可是现在，他却不知道该把给信寄往什么地方了。

10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当日瓦戈医生中午回到他们住的这间小屋子吃饭的时候，戈尔东问道。

“哪来的马呀！现在是进退无门，你还要到哪儿去？周围的情况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南边的几个地方，我军迂回过去，或许突破了德军防线。不过听说我们也有几支分散的队伍落到了敌人的口袋里。在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一向被认为在这一段不能越过的斯文塔河。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人数相当于一个军团。他们正在破坏铁路，摧毁仓库，而且据我看还正在对我军形成包围圈。你看，就是这个形势。可你还在说什么马。好吧，卡尔片柯，快点开饭，动作麻利点儿。咱们今天吃什么？啊，牛蹄，太妙啦。”

卫生队、医院和其余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村子里。村里那些仿照西方样式在墙上装有许多双扇窗户的房屋，一所也没有毁坏。

现在正值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后几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就快过去了。中午，医生和军官们都开了窗子，扑打着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顶裱糊纸上成群爬着的苍蝇，解开制服和军便服的扣子，满头大汗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要蹲在炉门前把点不着的湿柴下面快要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熏得直流泪，一面骂着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是个安静的夜晚。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相对的两侧墙边的长木凳上。他们中间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从这头直通到那一头的长条形的窗子。炉子烧得正旺，屋里暖烘烘的。他们把气窗打开，呼吸着秋夜里清新的空气。

他们仍是按着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习惯谈话。像往常一样，前线那边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淡紫色的火光。每当这种一分钟也不停的均匀的射击声中落进几响低沉的、每一次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分量的打击声的时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动了，又像是远处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动沉重的铁皮箱似的。这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日瓦戈暂时把谈话停止一会儿，然后说：“这是德国人的十六英寸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家伙。”接着想继续之前的谈话，可是又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

“村子里好像总有一股什么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头一天我就发现了。有点儿甜腻腻的讨厌的气味。好像老鼠的气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发出一种让人很难受的烂果子的气味。另外，在作战地区还把敌人的死尸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长了没人发现就腐烂了。这一带到处都有尸体气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谈遍了。戈尔东完全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对战争、对当代形势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戈尔东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情况。当然，他也意识到，无所事事地从旁看着别人表现的英勇行为，看着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战胜可怕的死亡，并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冒多么大的风险，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对这些只能发出几声无能为力、毫不起作用的叹息，他觉得也没有丝毫高尚的意味。他认为，待人接物要适合现实生活为你安排的环境，要诚实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包扎所的红十字支队去，这时候他就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模样确实可以使人晕倒。

他们来到一半已经被炮火轰倒了的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里，头朝下躺着几辆被打坏的炮车。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匹战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务所的木头房子，房顶被掀去了半边。包扎所就设在林务所办公室和林子中间的两座灰色大帐篷里。两座帐篷搭在经过林务所的那条路的两边。

“把你带来可真没有必要，”日瓦戈说道，“差不多紧挨着战壕，离这儿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可是咱们的炮队就在那边，在林子后头。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别硬充英雄好汉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汉。你现在准保吓得要死，这很自然。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变化。这里会落炮弹的。”

在林中道路两旁，一些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年轻士兵叉开穿着沉重的皮靴的两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军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胛骨部分都被汗湿透了。这是严重减员的一个班剩下来的人。他们从接连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撤下来，到后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连笑一笑和说几句下流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树林深处的路上响起了急速跑来的马车声音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有回。这是几辆没有弹簧的双轮轻便马车，向上颠动着急驶过来，给包扎所送来了伤员，把这些不走运的人的骨头架子差不多都颠散了，五脏六腑都要翻个个儿。包扎所只能做些简单处理，很快打上绷带，有些特别紧急的也只能做些简单的手术。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以前炮火稍停的时候，从堑壕前面的开阔地上运下来的，数量多得吓人，其中半数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们运到办公室门廊前的时候，卫生员带着担架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卸车。一个护士用一只手从下边撩开帐篷的底边儿，向外观望。现在不是她值班，闲着没事。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大声争吵。苍翠高大的树木用很响的回声把争吵的余音传播开来，不过具体的话却听不清。伤员运到的时候，争吵的两个人从树林里来到路上，朝办公室走去。那个怒冲冲的年轻军官朝医疗分遣队的医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从他那里打听到原先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辎重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和他毫无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等一等，不要喊叫，伤员已经运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军官仍旧不肯罢休，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骂一通。日瓦戈来到医生跟前，两个人寒暄过后，就沿台阶进入林务所。那个军官带点鞑靼人的口音继续在骂，一边解下拴在树上的马，跳上马背往树林深处跑去了。那个护士一直在看着。

突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发疯了？”她朝两个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担架中间往包扎所去的轻伤员喊着，一面从帐篷里跑出来，直奔路上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痛苦。

护士仿佛看出，旁边走着的两个轻伤员在这种呻吟声的影响下，正准备徒手从这人的面颊上把那块可怕的铁片拔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这得外科医生来做，要用专门器械。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啊，请把他召去吧，可别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正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重伤者突然大叫了一声，浑身抽搐了一下，就断了气。

这个脸被炸得不成样子的牺牲者，就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林子里吵吵嚷嚷的那个士官就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那个护士就是拉拉，而戈尔东和日瓦戈就是刚才发生这一切的目击者。他们都聚在了这里，都在附近这块地方活动，但却没有人互相认出对方，其他的人更是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之间有的事也许永远也不能确定，有的事也许要等到下一次机会，下一次重逢，才会知道。

11

这一带还奇迹般地保存着几个村子。在这一片毁灭的海洋之中，这几个村子成了不可思议的劫后余生的小岛。戈尔东和日瓦戈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在回家路上，他们路过一个村庄，从里面传来哈哈的嬉笑声。原来是一个哥萨克在不停地抛着一枚五戈比的硬币，要求他跟前的一位白胡子老头用手去接。这个穿着大袍子的可怜老头总是接不到，那钱币每一次都从他叉开的手边直接掉到泥地上。他只得一次一次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他弯腰捡一次，哥萨克朝他屁股上就打一下。周围的人叉着腰，哈哈大笑，笑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这个场景把大家都逗乐了。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供大家娱乐消遣的方式还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没人可以保证这样下去不会发生什么乱子。从对面的小房子里跑出一个老太太，那是这老头的老伴儿，她伸出双手，朝着自己的老头叫喊着，可因为有些害怕，又躲了起来。屋子里有两个小女孩吓得哭了起来，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窗户外面的祖父。

马车夫觉得这场景挺逗笑的。为了让车上的老爷们也看看乐子，他放慢了赶车的速度。可日瓦戈却把那哥萨克叫到了跟前，对他骂了几句，要他立刻停止这无聊的愚弄游戏。

“是的，老爷，”哥萨克顺从地回答道，“我们不太懂事，其实就是闹着玩玩儿。”

接下来的这段路上，日瓦戈和戈尔东都沉默着，一言不发。

“这也太可怕了，”当他们看到他们所住的那个村子的时候，尤拉开口说道，“你也许想不到，这次战争让住在这里的这些不幸的犹太人吃尽了什么样的苦头。战场就设在他们犹太人的聚居地，战争让他们遭受苦难，让他们交纳花样繁多的苛捐杂税，让他们几乎个个都倾家荡产，还得交纳好多根本就不合理的分摊，忍受着说他们缺乏爱国心的挖苦和责难。可是，如果他们都能从敌人那里取得所有的权利，而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却是排挤和迫害的时候，你让他们的爱国之心从何而来？矛盾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他们怀着一种痛恨。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们的贫穷，他们的集中，他们的软弱，他们面对打击时的不反抗，这本该让人觉得怜惜和同情的一切，反而成了让人生气的地方。搞不懂，也许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的吧！”

对他的这一番言论，戈尔东一句话也没有回应。

12

他们照例躺在了窗户两头的长凳上。夜已经深了，两个人还在继续聊着。

日瓦戈在给戈尔东讲述在前线遇见沙皇是怎么样的情景，他讲得眉飞色舞，绘声绘色。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阡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入口。

盆地底部是个火车站。日瓦戈给戈尔东描述当地的地形，那些长满了粗壮的枫树、松树的高山顶端镶着朵朵白云，森林中隐现的灰色板岩和石墨岩峭壁像是浓密的毛皮当中磨出的秃疤。四月里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潮湿而又灰蒙蒙的，就像那岩石一样；四周让高山围着，一切都显得凝滞不动，非常闷热。地上蒸发的水汽笼罩了盆地，不断形成一股股气流向上升腾，中间还夹杂着从车站来的火车头的烟气，湿淋淋的草地是灰色的，山也是灰色的，衬托着苍黑的森林和片片乌云。

这些天，沙皇正在巡视加利奇亚地区。突然有通知说，他要到由他担任名誉长官的驻守在这里的部队来。

沙皇陛下随时都可能到达。站台上布置的欢迎仪仗队已经在这里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大家都有些疲惫不堪了。

不久，接连来了两列非常豪华的列车；又过了一会儿，沙皇乘坐的专车终于抵达了这里。

陛下检阅这支全部由近卫军组成的精英部队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全程陪同着。沙皇的问候，嗓音虽然不是很高，但每一声都能够得到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回应。

沙皇的脸上总是带着稍显腼腆的笑容，与纸币和勋章上的肖像比起来，显得有些苍老，精神也没有那么饱满。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面容憔悴，脸还有些浮肿。他时不时地转过头来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似乎是在表示歉意，因为他也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之下，自己应该做出何种反应。尼古拉恭敬地凑到他耳边，不用说话，只是挤挤眉头或者动动肩就帮他从这种尴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这个潮湿、闷热的早上，在这个周围一切都灰蒙蒙的山区，突然让人觉得这沙皇其实也很可怜。一想到这个统治者原来就是这种胆怯、害羞、矜持又拘谨的样子，而他却决定着人们的生与死，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他应该这样说，比如：‘我，我手中的剑，还有我的人民。’就像威廉陛下一样，或者说一些诸如此类的都行，但是一定得说到人民，这个是必须的。可是你并不知道，他生来就俄罗斯化，而且可悲的是，他比这还要庸俗。这种公式化的表演在俄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表演’，不是吗？如果是说，在凯撒大帝统治下的人民，像高卢人、斯维夫人、伊利里亚人等等这些，或许我还可以理解。但从那个时候起，‘人民’就成了一个虚构的东西，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出现在那些王孙贵族、各路政客的演说里：‘人民，我的人民！’

“如今，大批的记者和通讯员涌到前线。他们记录了战地的所见所闻，写下了深刻理解人民含义的名言警句，还去探视了伤员，提出了一些关于人民精神的新理论。可谓是达里师傅（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词典编纂家、民族学家）的再生，是善于虚构，有语言文字癖好的写作狂，这仅仅只是一种类型。而另外一种类型，文章喜欢用断断续续的言语，写作粗线条而且篇幅短小，带有一种怀疑和厌世的感觉。就拿我曾经读过的一段‘箴言式’的文字：‘灰暗的一天，如同昨天，从一大早，雨一直下，一片泥泞。面朝大路，临床眺望，路上是列队前行看不到头的俘虏。车子在运送伤员，大炮在轰鸣，今天如果昨日，明日又重复今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你看看，多么敏锐多么巧妙啊……

“可是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大炮呢？这也太自命不凡了吧！难道他还强求这炮能打出什么花样来？他不对自己每天在那无聊没劲的流水账中发射的那么多逗号和句子感到奇怪，不对自己为什么不立刻停止这像跳蚤一样一个个蹦出来的字面地上的仁爱感到奇怪，却偏偏对这炮声感到奇怪呢？他不明白，不是大炮才需要更新，需要停止无聊的重复，而正是他自己。他不明白，靠笔记本记下那么多废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不明白，缺少天才的放纵与任性，缺少某些传奇色彩的话，这些都将显得虚幻飘缈，毫无事实。”

“我非常赞同，”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再来给你说说先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吧。这个哥萨克，拿一个可怜的老头找乐子。这事儿就和千千万万这样的情况一样，是最卑鄙最下流的手段。事情其实很简单，很清楚。用不着和他讲什么大道理，直接甩他几个大耳巴子。可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这就需要用哲学来解释了。我现在跟你讲的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关于这些思想，不论是你的还是我的，都是从你舅舅那里来的。

“到底什么是人民？——你刚才问到。对于那些并不是故意讨好取悦人民，而是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丰功伟绩来赢得人民的景仰和追随，甚至流芳百世的人，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过分的迁就和照顾呢？嗯，这个是当然的。但在这个基督教的时代，又谈得上什么人民呢？要知道，这早就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被教化之后的民族。问题的关键是转变，而不是恪守过时的基础。想想《新约》，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解释的。首先，《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规定说：要这样，要那样，有点只是一些非常简单质朴、保守稳重的建议。它提出，是否想换一种和以前比起来大不一样的全新的生活，是否想让自己的心灵怡然自得？于是，千百年来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新约》里谈到，天国里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它仅仅只是想告诉人们，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吗？不，只是为了这个的话，也用不着《新约》了，那些希腊的哲学家，罗马的说教者，还有古老誓言的预言家们在这之前早就全部知晓。但它里面说了，在那些认真思考过新的生活方式的心灵里，在被称作天堂的新的交往方式中，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如果事实里面没有加进思想的话，那么它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还有个人的宗教仪式，也正是该把事实加入其中，这样，对人来说才变得有意义。

“我们谈到那些庸才，对于生活来说，或者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无所作为的家伙；也谈到了那些二流势力，那些目光短浅，永远对谈及人民的话题感兴趣，而且最好还是弱势的人民，这样就可以忍受各种折磨，承受各种责难，随意任人摆布，还可以满足别人同情心的施舍。而这种灾难的牺牲者，毫无疑问，别无他人，就是我们的犹太人了。民族意识，已经给他们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他们必须强忍着这份痛苦，必须甘当百姓。但在做百姓期间，他们中间产生了一股力量却把世界从一种卑微弱小的任务之中解脱出来。这多么让人震惊，这又是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欢欣鼓舞的节日，这告别荒诞和平庸的解脱，这摆脱愚笨和单调的飞跃，还有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讲着他们的语言，同属于他们的部落。他们看见了听见了这一切，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从手边溜走。他们怎么可能在这种让人惊艳的美丽和力量面前从心底失去？怎么可能想到在这股力量已经取得胜利并可以左右一切的时候，再呆在那早已被抛弃的空壳子里？这样子自讨苦吃到底对谁有利？世代都忍受屈辱和嘲弄，让那些毫无过错、对善良和真诚感受细微的老人、妇女、孩子流血受伤，到底又是谁需要的呢？为什么那些崇尚民族性的文人如此平庸、如此懒惰？为什么人民的统治思想不离那种举世皆知的廉价受苦方式远远的，不离那嘲弄的智慧远远的？为什么不愿意冒险，放弃身上肩负的那不可改变的责任，就像压力太大的蒸汽锅炉爆炸了一样，把这群不知为何在挣扎、不知为何遭受伤害的人民解放出来？为什么不说：清醒吧，这一切都够了，别再这样下去了。别像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别再抱住一团，趁早散开吧，就像其他人一样。你们是世界是上最早、也是最好的基督教徒。和你们作对的，正是你们中间最卑劣最软弱的人。”

13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道：

“——你不是急着想离开这里吗？现在真让你给说对了。我不能说‘你很幸运’，这也不是什么好运气，我们又被包围了。往东边的那条路还能走，但从西边又朝我们逼过来了。现在所有的战地医疗队被下令压缩集中。可能明天，也许是后天，我们就得立马出发了。至于到哪里，就不清楚了。卡尔片科，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衣服肯定还没洗好吧？总是这个样子，说是干亲家，干亲家。真要是问他个究竟，他自己也是一问三不知，摸不着头脑。”

他没有去听一旁的勤务兵唧唧歪歪地辩解，也没有在意那因为要匆忙离开而穿错日瓦戈衬衫和内衣正有些不爽的戈尔东，继续说道：

“唉，我们行军路上的这个住所，其实就是茨冈人的游牧的窝。刚开始的时候，我看着这里的什么都不顺眼，炉子不该放到这里，天花板矮矮的、脏兮兮的，通风也不好。可是现在看来，打死我也想不出我们之前有住过比这更好的地方。看着炉子角边的瓷砖反射的阳光，还有路边的那棵树晃动的影子，似乎觉得能一辈子在这里度过也好啊。”

说完，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夜里，一阵吵嚷，喊叫，还有枪声，急促的脚步声把他们都从睡梦中吵醒了。似乎被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村子被照得很亮。窗外的人影来去匆匆，隔壁的主人也醒了，翻了一个身。“卡尔片科，赶紧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乱哄哄的。”尤拉说道。

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日瓦戈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又急急忙忙跑到师部医院想打探一下这消息的真实性，可是却被告知情况确实如此。德军突破了俄军的这一段防线，整个防线都在向村子这边撤，而且越逼越近了。现在这个村子已经是被逼到了炮弹射程范围之内。等不及上头的撤退命令下达，师部机关和医院就不得不立即撤退，估计天亮就全部撤退完。

“你跟着第一梯队走。马上有辆敞篷马车要撤离，我已经让他们等你。再见吧，我送你去上车。”

他们飞快地向村头跑去，医疗队正在那里装车。子弹在街上嗖嗖地乱飞，他们只能借助房屋墙角的掩护，一路猫着腰，飞跑过一栋栋房屋。在田野里几条岔路交汇的地方，可以看到炮弹炸开的火光，像一把把撑开的伞一样。

“那你怎么办？”戈尔东边跑边问道。

“我随后就来。我还得回去一趟，取点东西。和第二梯队一起走。”

他们在村口道了别。车队出发了，几辆大车和一辆敞篷车，一辆接着一辆，逐渐排成一列。尤拉朝着渐渐远去的朋友挥着手，旁边一座已经烧着的木棚子的火光映出了他们的身影。

尤拉一路上尽量靠着房檐墙角掩护自己，飞快地往回跑。可就在离他住处只有两栋房屋距离的地方，他突然被一股炸弹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受了伤。他重重地跌倒在马路中间，身上流了血，接着便失去了知觉。

14

撤离的陆军医院被安置在了西部边境上的一个小城里，那里紧靠铁路线，与大本营比邻。

正值二月底温和的日子。身体就快康复的军官都呆在一个病房里，受伤的尤拉也在那里治疗。应他的要求，他病床旁的窗户是打开的。

马上就是午饭时间了。病房里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磨饭前这段时间。有人来通知说，医院新来了一个护士，今天第一次到这里查房。尤拉对面病床躺着的是加利乌林，他正翻看着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对这些书刊检察机关留下的空白和缺漏感到愤慨。尤拉正读着野战邮局送过来的冬妮娅的来信，堆积了一大堆。微风吹过，掀动信纸和报纸。这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尤拉抬起头，进来的竟然是拉拉。

尤拉和少尉同时认出了拉拉，不过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知道。而拉拉对他们一个也不认识。她说：

“大家好！为什么把窗户打开了呀？你们不觉得有些冷吗？”她说着走到了加利乌林的身边。

“您哪里不舒服呀？”她一边说着，一边拉起了他的一只手想给他量脉搏，可是又突然把手放开，有些困窘地坐到了病床旁边的凳子上。

“真是没想到啊，拉丽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说道，“我和您的丈夫是在同一个团，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的东西我一直为您保存着。”

“不可能，不可能，”她反复说道，“真是太巧了，您居然认识他？快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听说他牺牲了，被土埋了？您别担心，什么也不要对我隐瞒，我什么都知道了。”

加利乌林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拉拉从各种传言里得到的这个情况。于是，他决定对拉拉撒一次谎，让她能够平静下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进攻的时候，他和他带领的那拨人冲到了最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剩下他一个人，就被包围了，最后不得不投降。”

可对于加利乌林的这番话，拉拉并不相信。这番话来的太突然，让她感到非常惊讶。她无法控制住就快夺眶而出的眼泪，也不想在外人面前哭。她急忙起身出了病房，想让自己在走廊上平静下来。

没过多久，她回来了，看上去平静了不少。为了避免再想哭，她有意克制自己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她径直走到尤拉的病床前，用一种例行公事的口吻漫不经心地问道：“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拉看得出她很激动，想问问她到底怎么了，也想告诉她，在中学和在大学时，曾遇见过她两次。但他又觉得这样有些不礼貌，她一定会觉得自己有些不正常。他突然想起，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死去的安娜·伊万洛夫娜躺在棺材里的模样和冬妮娅的哭喊，于是忍住了，只说了句：“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可以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干吗生我的气啊？”拉拉看着这位其貌不扬的翘鼻子陌生人，心里想道。

接连几天都是这种多变而不稳定的天气，夜晚会起风，混合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暖暖的。

这些天大本营那边传来了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和内地也传来了令人惊慌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关于政治的话题。

每次值班，安季波娃护士一早一晚都会来巡房一次。查房的时候，就会和病房里的伤员，当然也和加利乌林和日瓦戈随便聊上几句闲话。“还真是个奇怪的人，让人搞不懂，”她心里想着，“年纪轻轻的，还这么不懂礼貌，一个翘鼻子，怎么说也算不上很帅。不过脑子还是转得很快，挺机灵的，讨人喜欢。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最要紧的是赶快完成这里的工作任务，回到莫斯科，和卡佳近一点。到了莫斯科就可以要求辞掉护士的工作，回到尤利亚金的学校继续工作。毕竟现在那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已经搞清楚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再留在这里当什么战地女英雄也没多大的意思了，这还不都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这么瞎说了一阵子。”

也不知道卡佳现在怎么样？这个可怜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哭了起来。）近来发生了太多变化，前不久都还想着的对祖国的神圣职责，军人的英勇还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可是战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也正因为打了败仗，让剩下的这一切都黯然失色，失掉了所有的荣誉。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样了，言论变了，空气变了，变得不知该如何思考，变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像一个一直都被人牵着手的小孩子，突然被放开手，要开始自己学走路了。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模仿的对象。想要信任那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的力量，生活的美丽，还有真理，让它们不是想要推翻人类的各种法规来支配你，而是让你过上一种宁静祥和、平等安逸的生活，过上更加充实、没有遗憾的生活。这时，拉拉突然明白过来，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卡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如今，帕图利亚已经不在了，作为母亲，拉拉应该把全部的心血和力量都倾注在这个可怜的孩子身上。

尤拉接到一封来信。信上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拿去出版了。这本书一面世就非常受欢迎，这将预示着他必将在文学领域大有作为。信中还说，现在莫斯科的形势有趣而又让人惊慌。下层百姓中隐伏的怨声日益增强，大家似乎都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一场严肃的政治事件即将发生。

已经夜深了。尤拉努力地克制着困意。他不时地打盹儿，还想着一整天都激动紧张，他不可能睡得着，现在他也真的没睡着。窗外的微风，似乎也是睡眼惺忪地，懒洋洋地打着哈欠。那风声窸窸窣窣，如泣如诉，仿佛在说：“冬妮娅，舒拉，我多么想念你们呀！我多想回到家，在那里工作呀！”在微风的喃喃细语中，尤拉时睡时醒，在幸福和痛苦中飞快地转换着自己的心境，让人感觉急切而又不安，就像这不断变换的天气，也像这让人无法捉摸的黑夜。

拉拉心里想着：“人家如此关心，还帮我保留着帕图利亚的东西。而我，简直笨得像个猪一样，都没问问他是谁，从哪儿来的。”

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第二天查房的时候，她详细询问了这个加利乌林的情况，还好几次惊讶地叫出了声。

“哦，上帝，我圣明的主啊！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〇五年闹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我不认识尤苏普卡，或者我记不起了吧，不好意思。可是那一年，在那一年还有那个院子。啊……这是真的，的确有那个院子，也真的是在那一年。”她好像一下子把那一切全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时候的枪声，还有……还有（好像一下子那记忆又都交还给了上帝，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小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的力量如此的强烈！哦，不好意思，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少尉。哦，对对对，您已经跟我说过了。谢谢您，真的是非常感谢！奥西普·吉马泽特金洛维奇，您唤醒了我如此多的回忆和思绪！”

她心里一直装着“那个院子”到处走动了一整天。一直都在叹气，心里寻思着，好几次几乎都快说出口了。

想想，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听，又是枪声，不过这回听起来可怕多了。这回可不再是“那些男孩子在放枪”了，他们已经长大，已经成了部队里的士兵，他们都是来自同样院子和乡村的普通百姓。太让人吃惊了，太让人诧异了。

这时，病房里走进一个人，他拄着拐，还敲着手杖。接着，其他病房里的那些不需要别人搀扶的伤员也都跑了进来，争先恐后地喊着：

“发生大事了。彼得堡已经开始了骚动，驻防军站到了起义者这边，革命开始了！”

第五章　告　别

1

这座小城叫作梅留泽耶沃，坐落在一片黑土地带。漫天飞舞的蝗虫，仿佛乌云悬在城市的上空。部队和载重车队穿城而过，路上扬起了黑色的烟尘。人流和车辆从前线撤下来，或者是奔赴前线的，从来不曾间断过。没人说得清，是要继续战斗呢，还是已经停止了战争。

几乎每一天都会没完没了地冒出许多新职务，像雨后春笋一样。这些人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像他，加利乌林中尉，护士安季波娃，还有他们那帮人中的其他几个，都算得上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的人了。

他们担任了市自治机关的几个职位，同时还兼任几处小地方的部队和医疗队的驻地政委。他们都抱着像游戏一般的消遣态度来对待这些重复出现轮流处理的工作。他们心里都盼望着能够赶快结束，回到家做回自己常任的职务。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日瓦戈和安季波娃时常见面。

2

乌黑的烟尘被雨水搅拌成咖啡一样浅褐色的泥浆，铺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城市不大。随便哪个地方，只要稍微往外走一点，就可以看到大片阴沉沉的田野和灰蒙蒙的天空。那里就是发生战争、发生革命的辽阔空间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部队里还是存在自由散漫和混乱的现象。正在想办法加强士兵的纪律，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为此我还巡视过驻地附近的几支部队。

最后，我想说，可能我之前跟你说过——跟我一起工作的就是安季波娃护士，一个从莫斯科来的乌拉尔人。

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妈妈过世的那个晚上，在圣诞晚会上朝检察官开枪的那个姑娘。后来她好像还被审判过。我那时还跟你说过，这是个女子是高等师范的学生，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和米沙就在一个脏兮兮的小旅店见过她一次。记不清当时为什么事和你爸爸一起去那里了。那个晚上冷得不得了，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普列斯纳发生武装起义的时候。

好几次都尝试着想回来。可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其实也不是工作有多重，这些事情都可以拜托给别人做，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可就是交通不方便，那火车要么不来，要么人多得根本挤不上。

当然，也不是永远都这样。有几个已经伤愈的、退役的和决定辞去职务的，决定无论如何下星期都要离开，其中就有我、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娃。考虑到方便坐到车，我们得一个一个在不同的日子分别出发。

说不定哪天我就从天而降了呢，就好像一片雪花落到了头上。不过，我会争取提前给你发个电报。”

可尤拉还没动身，就收到了冬妮娅的一封回信。

这是封由于痛哭而顾不上推敲字眼、满纸的泪痕替代了标点的信。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在信中极力劝说丈夫干脆就别回莫斯科了，直接追随那个不同寻常的女护士去乌拉尔得了。因为她所经历的那些传奇性的遭遇，让过着平常生活的冬妮娅觉得不可相比。

“不用担心萨莎和他的将来，”她写道，“你也用不着觉得对他愧疚。我会像你从小在我们家受到的教育一样来教育他。”

“冬妮娅，你疯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马提笔写回信，“你在瞎猜些什么呀！你难道还不知道，或者还不够了解，正是有你，还有对你的思念，对你对这个家的忠贞，才一次次地把我从死亡中和这两年战争中的那些可怕的遭遇中拯救出来。说这些都没用。很快我们就见面了，我们要重新开始以前那种生活，到时候就能说明一切了。

不过，你能给我写这么一封回信，我倒是有些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为这封回信找了什么借口的话，可能我的行为上确实有些轻浮了。面对这个女人，我应该感到内疚的，因为这会让人家感到困惑，我是该对她表示抱歉。等她从附近的几个村子巡视回来，我就去道歉。过去地方自治会只有在省上县上才设立，如今在更低一级的乡里也设立了。安季波娃去她一个女朋友那里帮忙了，那人是视导员，负责指导新设立的机关单位。

我和安季波娃虽然都住在同一幢房子，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住哪个房间，而且也从来没想到去了解，这还是挺少有的情况。”

3

从梅留泽耶沃往东和往西有两条大路。其中一条是土路，穿过森林直通一个叫做济布申诺的小镇。那是隶属梅留泽耶沃的一个买卖粮食的小镇，但好多方面都比梅留泽耶沃强。另一条是通往比留奇的碎石路，不过要穿过一个一到夏天就会干涸的沼泽草地。比留奇是一个铁路交会的枢纽站，离梅留泽耶沃不是很远。

六月的时候，在济布申诺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济布申诺共和国，可仅仅存在了两个星期，这是由当地的一个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宣告成立的。

这个共和国是靠着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部分逃兵组成的。他们携枪离开了阵地，经过比留奇来到济布申诺的时候，正赶上革命。

共和国不属于俄罗斯，当然也不承认临时政府。布拉热依柯是个教派分子，年轻时曾经和托尔斯泰通信来往过。他宣告在济布申诺建立的统治将永不改变，坚持集体劳动制和财产共有制，还把以前乡镇的行政机关改称为使徒会。

作为种种怪谈的发祥地，济布申诺坐落在一片树木茂密、难以通行的森林里。关于此地的记载早在混乱时期（公元1598-1613年）的文献里就已经出现，后来更是因为层出不穷的名人而名声大噪。这里的商人家境殷实，这里的土地肥得流油，成了人们常常谈论的话题。前线附近的西部地区，有好多风俗和方言都是从济布申诺那边传过来的。

这段时间疯传的那些谣言都是关于布拉热依柯的那位主要助手的。大家都肯定地说，那个先天的聋哑人有股灵气，有灵气的时候就能开口说话，灵气一过就又变回了哑巴。

也是在六月，济布申诺共和国就塔台了。临时政府的军队来到了这里。那些逃兵被赶出了济布申诺，朝着比留奇的方向退去。

距离比留奇还有几俄里远的地方，在铁路线以外，是一片被砍伐过的森林。砍伐后留下的矮树桩上已经长满了草莓，一半的空地上堆的是没有运完的柴堆，还有一些伐木工人住过的地窖，好多已经塌了。逃兵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4

那所陆军医院设在扎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别墅里。日瓦戈医生曾在那儿养伤，后来又留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如今又要离开了。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主人就把房子贡献出来为伤兵服务。城市中心广场和主干道的交汇点，是梅留泽耶沃最好的地段，这座两层楼的别墅就坐落在此。以前士兵们在这里操练，所以大家都管这广场叫作操场，现如今用来开晚上的群众大会。

正是因为在路口的位置上，所以从别墅向外望去，不管是哪个方向，都能看得很开阔。除了主干道和广场以外，还能看到邻近的一个院子。那户外乡人家看上去有些穷困，就像是农家院子一样。伯爵夫人的小花园就在别墅墙外，花园里有一道门可以通往邻家的小院。扎布林斯卡姬一直都没有觉得这房子是什么不得了的产业。县城里她还有一套被称作“逍遥津”的住处，那只是他们进城办事落脚的地方，夏天的时候来自各地去领地的客人也都在这里聚集。

如今别墅的仆人就只剩下伯爵夫人那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的女教师弗列里小姐，还有皮肤白皙的女厨师乌斯季尼娅。弗列里是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老太婆。她经常蓬头垢面，披头散发的，老穿着一件肥大的罩衫，脚上踩一双便鞋，在整个医院里四处奔走帮忙。她挺喜欢这个医院，就像对待扎布林斯基一家一样，不管见着谁都会用她那半吊子水平的俄语聊上几句，还总是习惯性地像说法语一样咽掉尾音。她习惯说话的时候打手势，两只手不停地摆动，絮絮叨叨，接着便是一阵嘶哑的笑声，笑到最后总会咳嗽好一阵子。弗列里对护士安季波娃可是非常了解的。在她看来，医生和护士本来就该是一对儿。也许是因为浪漫天性，爱好牵线搭桥，她总是非常高兴地撮合他们俩。每次有这机会，她就会一边意味深长地夸张地用手指比划着，一边一个劲儿地朝他们俩眨眼睛。这让安季波娃觉得莫名其妙，也让医生感到恼怒。可是老小姐也是个倔脾气的人，总会坚持自己的理解，哪怕是错的，也不会放弃。

乌斯季尼娅的性格更是比她还怪。这个女人身材上窄下宽，就像只下蛋的母鸡。她这人枯燥无趣，但精明狡诈，头脑很清楚，却又极爱幻想，尤其还有些不可控制的迷信倾向。

乌斯季尼娅知道好多民间的咒语。每次外出的时候，她总是会对着钥匙孔念上几句保平安的咒语，不然她是不会离开的。乌斯季尼娅是济布申诺本地人，听人说好像是个乡村巫师的女儿。

她可以一整年都不说话，只要不被那股莫名的激情占据；可一旦爆发出来，却又无法控制，一心想着为真理而斗争。

济布申诺共和国失败以后，梅留泽耶沃的执委会组织了一些活动，来反对在各地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于是，操场上每天晚上都会有自发的小型集会，来的人不是很多，当地的居民没事的话就过来聚聚，就像过去一到夏天大家都到消防队门前闲坐一样。梅留泽耶沃的教员对这种集会非常赞赏，常常指派自己的人或是过往的人过来指导。在他们看来，最荒谬的就是那个会开口说话的聋哑人的故事，在发言中经常对此予以揭露。可当地的好多人，像小手工业者、士兵，还有过去老爷家里的女仆人，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都觉得一个聋哑人会说话，这也不是什么好奇怪的事，大家都纷纷为之辩护。

在这嘈杂的争辩声中，时常可以听到乌斯季尼娅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是没想过要抛头露面，也许是女人害羞心理。可是慢慢地，她有了勇气，开始挑剔别人的发言，尽管这些想法在梅留泽耶沃并不受欢迎。不知不觉中，她就成了台上的饶舌妇。

窗户开着，在别墅里就能听到操场上热闹的说话声。如果是安静的夜里，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出别人讲话的内容。每当乌斯季尼娅发言的时候，弗列里就会跑进屋，让大家都好好听，还一边兴奋地学着：

“说不赢了，说不赢了，就跟连珠炮一样！只大叫了一声。哑巴！变了，又变了！”

对于这个能说会道的能干女人，老小姐不由得暗自佩服和骄傲。女人之间总是表现得相互体贴，彼此关心，但同样也会有没完没了的相互抱怨和不满。

5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为启程做着准备工作，该去告别的单位和人都去了，该领的证件也拿到了。

这时，正在赶往前线部队途中的新来的政委，在这个城里停了下来。传闻这个新政委只不过是个毛头孩子。

那些天正准备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部队正想方设法地提高战士的士气。部队全部集结，军事法庭也已经成立，才取消不久的死刑又恢复了。

离开之前，医生应该去城市防卫司令部办理注销手续。大家都称呼这个城防司令军事长官为“县长”。

他那里常常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走廊上，院子里，甚至他办公室窗外的半条街上都是乱哄哄的。想挤到他的办公桌前，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几百个人同时都在说话，根本就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那间大办公室显得又安静又宽敞，里面坐着几个文书正在埋头默默地写着什么，也许是对这复杂烦人的公文程序感到不爽，他们不时地相互交换一下有些无奈的眼色。首长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欢笑声，或许里面的人正敞着制服的领口，享受着清凉可口的饮料吧。

加利乌林正好从里面出来，看到日瓦戈，便做了个起跑的动作，招呼医生也进去和大家热闹热闹。

反正医生也正好要去办公室找首长签字的。可是到了那里，他却看到一个不成体统的场面。

俨然已经成了当下小镇第一号风云人物的新政委，并不急着去上任，反而逗留在这间和他司令部急务毫不相干的办公室里，对着面前几个站着的部队文职人员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

“县长”这样向新政委介绍医生：“这又是一位我们这里的明星啊。”可是政委正在自我陶醉中，看也没看他一眼。“县长”调整了坐姿，给医生递过来的文件签上字，又恢复到刚才的姿势。接着便亲切地指了指屋里那张矮凳子，示意让他坐下来。

屋子里的人都是放荡不羁的姿态，只有日瓦戈一人坐得端端正正的。“县长”像毕巧林（源自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指玩世不恭的人）的样子半躺在写字台旁边，一手撑着头；他那位肥胖的助手两腿曲着，像是坐在马鞍上似的，跨坐在沙发扶手上；加利乌林则反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椅背，头也靠在上面；这位年轻的政委，一刻也不停歇，像只刚出洞的狼崽，一会儿双手撑着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在屋里来回踏着小步。他一直在讲着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关于这个新政委的传言很快被证实。他虽然只是个中等身材、稍显单薄、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却表现得像一只跃动着最崇高理想火焰的小蜡烛。听说他家境富裕，父亲还曾是枢密官。二月份的时候，第一批军官率领自己的部队转投到了国家杜马，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姓好像是金茨或者金采，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医生没听清楚。他讲的是纯正的彼得堡话，吐字清晰，稍微有点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

他身上穿着一件立领紧身上衣。也许因为太年轻了，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于是板起脸，做出一副要正式发言的表情。有时还故意弓着背，双手插进裤兜里，把缀着新肩章的肩膀耸的高高的，一副标准的骑兵的样子，从肩到脚就像是画出了两条直线在地面交汇一样，这一切为的就是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年长一些。

“附近有个哥萨克团，就在离这里只有几站远的铁路上，是个可靠的红军团。可以把他们调过来包围这些暴乱分子，事情就能解决了。不过军团司令坚决要求立马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长”向政委介绍说。

“哥萨克？绝对不行！”政委一听，大怒。“现在可不是一九〇五年，还说这些陈词滥调。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同意，您的那些将领也太自信了点吧。”

“现在还只是打算，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和军事指挥员商量好，我们不干预作战计划和命令。调动哥萨克的事，我也不能取消。就让他们这么办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采取明智的行动。他们已经在那里宿营了？”

“这个也说不好，不过防御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

“这样，我去他们那里一趟。你告诉我，那个危险的‘绿林军’呆的地方。他们是暴乱分子，还是逃兵，可大家别忘了，毕竟他们还是老百姓啊。对待百姓和对待孩子一样，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掌握他们的心理，这就要有特殊的办法。要会触动他们心底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弦，这样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我要去那个荒废的砍伐林，好好和他们谈谈。等着看吧，他们肯定会老老实实地回到那个放弃了的营地。要么我们打赌？您不信？”

“可不一定哦。但愿上帝保佑吧！”

“我会跟他们说：‘兄弟们，看看我吧，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独生子身上。可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抛开了家庭，牺牲了父母的爱，就是要为大家争取一个别的国家公民都无法享受到的自由。无数青年人和我一样为此而奋斗着，就更别说那些光荣的前辈们了，也无需再说那些吃尽苦头的民粹主义和民意派了。我们的奋斗是为了自己吗？我们需要这样做吗？你们不是以前的那种士兵，你们是世界第一支革命队伍里的战士。你们扪心自问，对不对得起这个崇高的称谓？祖国正在流着鲜血，全力挣扎想要摆脱毒蛇一样缠绕的敌人，你们居然就能听从一个不知来路的家伙的瞎指挥，让自己变成没有思想的败类，变成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流氓。’这就像在桌子下面养猪，猪爪子当然会爬到桌面上来。——这些人我算是看穿了，就是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羞耻。”

“不不不，不能这样，太危险了。”“县长”想提出不同的意见，他悄悄向助手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

加利乌林再三地想要说服政委放弃这个不可思议的奇怪想法，因为他曾经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过役，很了解二百一十二兵团的那伙人，他们可是胆大包天啊。可政委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好几次都想起身离开，因为政委那天真幼稚的动作让他感到窘迫。尽管“县长”和他的助手都很擅长冷嘲热讽，说说风凉话，还心怀诡计，不过这耍小聪明的把戏和他比起来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这种愚蠢和这种狡诈刚好又抵消掉了。这些靠着大篇大篇废话表达出来的东西，既毫无价值，又没半点含义，正是生活需要马上摆脱的东西。

有时候真希望能离这些陈词滥调远远的，它们既庸俗又毫无意义可言。在沉寂安宁的大自然中回归自我，或者是投身于长久的劳动之中，又或者沉浸在酣睡、真诚的音乐和没有语言但却心灵相通的默契之中。

医生这才又想起要向安季波娃表白，尽管这也许是不愉快的。虽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就要见到她，他还是很高兴。不过，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抓住一个合适的时机，医生站起身，悄悄走出了办公室。

6

她好像已经到家了。医生还是从家庭女教师那里得知的这个消息。她还说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回到家的时候看上去很疲惫，匆忙用过晚餐之后就回房了，还特意嘱咐不要打扰她。“不过，您可以去敲敲门。”女教师跟他建议，“她应该还没睡。”

“她的房间怎么走？”医生的这个问题，让女教师感到有些意外。

原来安季波娃的房间就在楼上走廊的尽头，左右几个房间锁着的是扎布林斯卡娅在此地的全部家具，医生看都不往那儿看上一眼。

天色渐渐暗下来，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在昏暗的暮色中，房屋和篱笆融为一体。院子深处的树，在灯光的照射下，和窗口的距离好像都缩短了。这个晚上特别闷热，只要稍稍动一下都会出汗。煤油灯的光带落到院子里，看上去就像是几条脏水沿着树干往下流。

医生在走到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停下了脚步。他心想着，哪怕是在房门上轻轻敲一下，对那些旅途劳顿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合时宜而且是非常令人讨厌的。谈话最好还是改到明天。他改变了决定，顿时轻松了许多，顺着走廊走到了另一头。墙上有扇窗户正好对着邻居的院子，他把身子探出了窗外。

静谧的夜，总是会有很多神秘的声音。走廊上就能听到旁边水池的滴水声，间隔很久才滴答一声。不知哪个窗内有人在小声交谈着。菜园子里有人在黄瓜畦里浇水，从一只桶往另一只里面倒水，伴随着从井里提水时铰链发出的叮当声。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草的芳香。白天大地似乎都在沉沉昏睡，到了晚上才会被这些芬芳唤醒。公爵夫人的古老花园里，布满了倒树的枝丫，难以通行。一棵老柞树上开满了花，院子里腾起浓郁的花香。

右边的篱笆外面，传来了街上喧闹的嘈杂声。有些度假的人在外面嬉笑打闹着，还有人不断地用力开门又关门。偶尔还能听到几句零星的歌声。

一轮又大又圆的暗红色月亮悄悄从花园里一棵树上的乌鸦巢后面露出来。起初看上去很像是济布申诺的那座砖砌磨坊的蒸汽磨粉机，颜色渐渐变黄之后，又仿佛是比留奇火车站上的那个供水塔。

窗台下的院子里，还弥漫着如花茶般清香的新鲜的麦草香气，就像是睡美人呼出的气息。那里还有一只母牛，那是前不久从很远的村子买回来的，被牵着走了整整一天。它也倦了，似乎还带着离群的忧伤，始终不肯吃这个并不熟悉的新女主人手里的饲料。

“过来——别胡闹了，鬼东西，不能顶人。”女主人小声说着，可这头母牛却生气地把头摆过来摆过去，还不时地伸长脖颈，哀怨地发出几声沉闷的哞叫。在梅留泽耶沃那排黑糊糊的库房后面，是一片繁星的夜空，似乎从那里发散出无数看不见的同情之线，向它传达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牲畜家族的怜悯。

周围的一切都在发酵，变大，升起，就如同一块神奇的酵母。对生活的感受，像是一阵风，掀起宽广的浪潮，向田野和城镇翻滚而去。它漫无目的，翻越了墙垣，穿过了篱栅，透过树木和人体，让路上的一切都能感受到它的颤抖。为了压制住这股洪流的影响，医生朝着广场走去，想去听听群众集会的言论。

7

月亮高高地悬在天上，月光倾泻而下，仿佛给一切都涂上了浓重的白色颜料。

广场四周有几幢石砌而成的、带廊柱的公家房屋，台阶前留下一道宽宽的黑影，就像在地面铺了一条黑毯。

集会是在这个广场的另一侧举行的。只要愿意认真听，其实隔着广场也能听到那边所说的一切。不过，医生却被眼前壮观的情景吸引住了。他在消防队大门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并没注意街对面传来的声音，开始环顾四周。

有几条僻静的小巷子通向广场的另一侧，巷子的尽头可以隐约看见几幢破旧不堪的小屋。这些小巷子就好像乡村土路一样，泥泞不堪，难以通行。脏兮兮的地面立着几条长长的栅栏，好像是翻倒在池子里的篓子，又像是沉到水里捉螃蟹用的篮筐。

房屋的窗户是开着的，灰暗的玻璃窗户上映出一些亮光。小圃里栽种的玉米朝窗内探出了濡湿的长着淡褐色毛须的头，晶莹的玉米穗仿佛涂了油似的。歪歪斜斜的栅栏后面，一排苍白消瘦的锦葵就这么凝视着远方，像极了只穿了件汗衫的庄户人，受不了屋里的炎热而跑出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月光下的夜色异常的美妙，就像是洋溢着慈祥的温柔，或者是充满了先知的恩赐。在这犹如神话般的静谧之中，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断断续续而又有些节奏，像是刚刚听到过的声音。这嗓音非常好听，充满了热情和自信。医生竖起耳朵听，立刻就知道是谁了。此人正是政委金茨，他正在广场上讲话。

地方当局一定是想利用他的权威来获取支持。他非常激动，指责梅留泽耶沃的人缺少组织性，批评他们轻易地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并一再强调，要让大家相信布尔什维克才是造成济布申诺事件的真正罪人。带着这个目的，他谈到那些残酷而又强大敌人，谈到了此时祖国面临的考验，那口气是同军人讲话时才有的。讲到中间的时候，大家开始打断他的话。

在要求不要打断发言的呼喊声中，也同样有不同意的声音。反对的声音一浪接着一浪，声音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那个陪金茨一起来的人，担当起大会主持者的角色，大声叫喊着不许随意发言，要遵守秩序。有人提出，要求让人群里的一位女公民讲几句，可另外一些人立马就发出嘘声，表示不准干扰金茨讲话。

一个箱子底朝天放着，被当成了讲台。一个女人穿过人群，朝这边走了过来。她并不想站到台上去，而是靠着箱子站在旁边。大家都认识这个女人，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她成了所有目光的焦点。她就是乌斯季尼娅。

“您刚才说到济布申诺，政委同志，还提到了眼睛。您说，大家都该睁大眼睛，以免上当受骗，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讲话。您一直翻来覆去地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可是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没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停止战争，彼此都是兄弟关系，应该以诚相待，这是上帝的仁慈；大大小小的工厂应该交给穷人，这说不上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凭着人的怜悯之心。说到那个聋哑人，您骂也骂够了，我们听也听烦了，他简直成了你们的一块心病！可究竟他什么地方让您觉得不爽呢？就因为他一直是个哑巴，然后没经过您同意就突然开口说话？似乎还没这样的怪事吧？不过这怪事还不少，你比如说，瓦拉穆的驴就能说人话，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它说：‘瓦拉穆呀，瓦拉穆，求您别往那儿去了，到那儿要倒霉。’是这样吧？大家都知道，可他没听进去，还是去了。您说的聋哑人，也是这样。他心想：‘凭什么要听一头驴的，这是个畜生。’可别小看了这畜生，最后还是要后悔的。您应该也知道这结果了吧？”

“结果是什么啊？”人群里头有人好奇地问。

“行了，”乌斯季尼娅立马回应道，“操心太多老得快。”

“这怎么行呢。说说，结果怎么样？”那人还不甘心。

“结果，结果，你这个榆木疙瘩！碰钉子去吧。”

“别问了，亲爱的。那是洛特的故事，‘洛特的老婆’。”远处有人大声喊道。大家一听都笑了。主席急忙让大家遵守秩序。医生回去睡觉了。

8

第二天晚上，在储藏室他见到了安季波娃。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正在熨烫衣服，在她前面是一堆已经熨好的衣服。

储藏室就在楼上一排房子的最后一间，房间朝着花园。房间里摆着几个茶炊，还有好些装着食物的盘子，厨房用手摇升降机把食物送上来，再由它把用过的餐具送到洗碗池去。医院的物品账也存放在这间储藏室，大家都来这里对照着账单清点餐具和卧具，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坐一坐，聊一聊。

窗户是朝花园开着的，屋子里都能闻得到院子里柞树花香，还混合着那种老式花园里才有的干枯的兰芹的丝丝苦味。熨斗发出淡淡的炭火味，拉拉轮流用它们熨衣服，轮换着把熨斗放到蒸汽管上加热。

“昨天您怎么没来敲门呢？女老师都跟我说了。好在你没来，我那时已经睡下了，不方便请您进屋。恩，还好吧。您小心点，那里撒了点煤，别弄脏了衣服。”

“您这是在给整个医院熨衣服？”

“不啊，也有好多是我的衣服。您总和我开玩笑，说永远也别想离开这里。这回真的是要走了。我这就是在收拾行李嘛，完了就动身。我上乌拉尔，您去莫斯科。以后要是有人问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听说过梅留泽耶沃这个小镇吗？’‘我记不清了。’‘谁是安季波娃呀？’‘更是不清楚了。’”

“唉，那就这样嘛。您各个乡镇都转了一圈，有什么感受么？乡下的情况怎么样？”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熨斗又凉了！不介意的话，麻烦递给我一只热的。就是放在管子上那只。再把这只拿去放在管子上。对了，谢谢。——每个村子的情况都不同，就得看村里住些什么人。有些村子里的老百姓勤奋努力，情况就稍好点。还有的村子几乎全都是酒鬼，一片片全是荒地，看着都可怕。”

“说的什么话，哪里还有酒鬼呀？情况您都了解的。现在是根本都找不到人，男人都被征去打仗了。唉，不说这些了。新的革命的地方自治会怎么样？”

“酒鬼的这个问题，您就说错了。我还得跟您说说。地方自治会？自治会的事，可是一件会让人长期都头疼的事。好多规定落不到实处，乡里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做事。可现在农民关心的只有土地。我顺路去了拉兹多利诺耶。那儿可真漂亮！您可以去一次。春天的时候有部分被烧掉了，还被抢走了好多东西。仓库被烧了，果树也变得光秃秃的了，好多大门也被浓烟熏坏了。我没去成济布申诺。可是那个聋哑人的事并不是瞎说的，到处都能听到人们谈论，还说得出那人长什么样。听说是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昨天在广场上，乌斯季尼娅还替他说好话呢。”

“我这才刚回来，就运来一车的破烂东西，说是从拉兹多利诺耶运来的。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别动这里的家具。我们自己用都还不够呢！今天一早又收到卫戍司令部派人送来的‘县长’开的一张条子。他要借用那套银质的茶具和水晶酒瓶一个晚上，用完立马归还。这个‘归还’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清楚。凡是从这里拿走的东西都说是要还的，可是多半的东西都是有去无回。听说有什么晚会，好像是来了什么人。”

“哦，我知道了，前线部队来了个新政委。还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见到他的，他正盘算着如何处置那些逃兵，把他们包围，再缴械。他还是黄毛孩子，是个新手。大家都建议调动哥萨克，可他坚持靠眼泪解决问题。还说什么百姓就像孩子，对付他们就像哄小孩一样。加利乌林苦口婆心地劝过几次，说这样就等于养虎为患，可他认定了之后就根本不可能被说服。您把手头的熨斗先放下，听我说，很快这里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大麻烦，而且我们也没法阻止。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在麻烦来临之前离开这里。”

“不会有什么麻烦的，你太夸张了。再说，我也正准备着离开啊。可我总不能把事情一甩手就走了吧？该把物品都照着单子清点一下了，不然觉得好像是我拿了什么东西一样。要把物品交代给谁，这就是个问题。这些东西我操了那么多的心，结果却换来那么的埋怨。我照着法令规定，把伯爵夫人交给医院的财产一一登记，可现在却说我假意如此，真实的想法是要利用这手段帮夫人保护财产。真是够卑鄙的！”

“让这些烂毯子和破罐子统统见鬼去吧。唉，昨天没能见到你真是太遗憾了，简直是个大打击。本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向您说清楚，让这些烦人的问题都找到答案。真的，没和您开玩笑，真想把满腔的话全说出来，跟您说说我的妻子、儿子还有我的生活。真是的，难道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话，谈话了就会被人怀疑有什么不正当的勾当？呸，让这些该死的抹布、衬套全被魔鬼给扯碎吧！”

“您继续，别管我，熨您的衣服！我还是得说，还要说好一会儿呢。”

“您可能会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可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时候啊。这是一次机遇，史无前例的机遇。您想想：如今整个俄国就像被掀掉了屋顶，所有人都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没有谁再会偷看我们，这多么自由啊！这种自由绝对不是嘴上说说，或者纸上谈谈的自由，而是意外的从天而降的自由。不过，这也是偶然和无意中得到的自由。”

“您没觉得吗？一切都好像变得非常之大！就好像每一个人都被他自己或者被他自己所表现出的力量征服了。”

“我说我的，您不用开口，熨你的衣服吧。你不觉得无聊吧！来，我把熨斗给您换了。”

“昨晚的集会我看到了。真是让人开眼界呀。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终于开始行动，许多人四处奔走，到处宣扬。不单单是人，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树木也在低声聊着，晚上的花花草草也在说着悄悄话，就连一栋栋的石头房屋也是参加了这次集会。真的就像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一样。还记得保罗怎么说的吗？‘要开口说话，要有神的启示，要为布道祈福的人祈祷。’”

“您说，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草木都参加了集会？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

“战争只是做了一半，剩下的事情都该革命来完成了。战争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使生命得到短暂休停，就像是把生命往后推延一段时间（真是废话）。革命就像是被阻滞很久的空气突然喷发出来，与意志背道而驰。万物都得以重生，一切都发生改变。可以这样说，每个人都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自身的革命，另一次是普遍大众的革命。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片海洋，而所有这些个人单独的革命就如同一条条小溪流全部汇入这片海洋之中。这是一片生活的海洋，是独特的海洋。我所指的这海，是图画中可以看见的，是充满智慧的生活，是善于创造而变得丰富的生活。现在人们都执意不在书本中体会这种生活，也不在抽象理论中去体会，而是在自身的经历中、在实践活动中去感受。”

他的声音居然有些颤抖，这表明医生的意志开始动摇。拉拉停下手中的活儿，满脸认真而又好奇地看着他。这让他觉得很窘迫，也忘记自己在说什么。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开口继续说道：

“这一时期是需要生活的正直真诚而又有成效的。我是如此希望能够成为这振奋人心的精神的一部分。在这周围充盈的欢乐之中，我看到您那忧郁的眼神，游离不定，无处安放，又让人捉摸不透。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付出一切，只求这眼神不再出现，只求您的脸上写满的是对命运的满意，还有对他人的无所求。真希望有您的一个亲近的人，朋友或者丈夫（如果是军人更好）能够握着我的手，让我不再为您的境遇而担心，而我的关心也不会为您带来困扰。但我一定会挣脱手，摆手拒绝。啊，我真是忘乎所以了！不好意思！”

医生说话的声音又失去了控制。他有些窘迫，无奈地摇了摇手，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房间，两手肘立在窗台上，手托着腮帮子，两眼透着对内心平静的渴求，用直直的眼神凝望着黑暗中的花园深处。

熨衣服的木板一头搭在椅子上，一头搭在了窗台上。拉拉绕过木板，在医生身后几步距离的房间中央站住了。“上帝，这种事情太可怕了。”她喃喃自语道，“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别说了，不能这样。哎呀，都是您，看我都干了什么事呀！”她大叫一声，朝熨衣板冲过去。原来她忘了拿开熨斗，一件女上衣被熨斗烤糊了，腾起淡淡的青烟，散发出刺鼻的糊焦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生气地把熨斗砰的一声放到炉盖上，接着说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想您应该去清醒一下，去女老师那里呆会儿，喝点水什么的。亲爱的，我希望您回来的时候，看到您恢复平常的样子，好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你可以的，一定可以做到。我请求您。”

从此，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这样的表白。一周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离开了。

9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瓦戈也开始收拾东西上路。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梅留泽耶沃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狂风怒吼，电闪雷鸣，大雨时而哗哗倾泻在屋顶，时而随风沿街倾洒，似乎要用它那奔腾的水流开拓前进的道路。

深夜，弗列里被门外可怕的敲门声惊醒。她有些害怕，从床上坐起来，竖着耳朵听着。那敲门声依旧没有停。

“整个医院难道就没有一个活人去开门吗？”她想道，“难道因为自己生来就正直善良，还极富责任心，就该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整天受累吗？”

好吧，就算扎布林斯基一家是有钱人，是贵族。可这医院已经不是他们的了，是人民的了。那么现在又该把它交给谁呢？比如扔给了哪儿哪儿哪儿，对此我还真感兴趣。卫生员都跑哪儿去了？人们都逃命去了，不管是领导，还是医生护士。可房子里还有那么多的伤员，楼上的外科手术室，就是以前的客厅，还有两个断腿的伤员；楼下的洗衣房旁边的仓房里还有一屋子的伤员，乌斯季尼娅这个疯婆娘又出门做客去了。眼看都要来大暴雨了，这个笨蛋还是执意出门了。这回算是有好借口可以留宿在外了。

“啊，感谢上帝，终于停了，总算安静下来了。可能是人家看到半天没人来开门，就挥了挥手，走了。这种天气还来敲门也真是见鬼。咦，难道是乌斯季尼娅？不不不，她有钥匙的。哦，天呐，太可怕了，怎么又开始敲了？”

“这可真让人讨厌！也不能怪到日瓦戈，他明天就要走了，这会儿他的心早就飞到莫斯科或者飞到路上了。可这个加利乌林就真的不对了，他怎么能这么呼呼大睡，躺在床上心安理得地听着这敲门声。等着我这个软弱无助、毫无防备能力的老婆子起床，在这大半夜里去给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开门呢？”

“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加利乌林呀？”肯定是没睡醒，脑子里才会出现这个荒谬的想法。哪儿来的加利乌林嘛，他早已经走了。不就是自己和日瓦戈帮他掩护，为他换了便装，为了让他清楚该如何逃脱，还嘱咐他周围的小路和村子的情况的嘛。当时在火车站执行了私刑，打死了金茨政委，并从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一路开枪追赶加利乌林，还把全城都搜了个遍。还什么加利乌林呢！

要不是那批装甲兵，整个城市或许就成了一堆废墟了。当时正好有一个装甲师路过这个城，这才保护了老百姓，遏制住了那伙恶棍。

暴风雨渐渐弱了下来。还能隐隐听见远方传来几声稀疏的雷声。雨一直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不停地往下流淌着。闪电的光亮悄无声息落到老小姐的房间，照在她身上还稍稍停留几秒，像在探寻搜索着什么。

突然停了好久的门外的敲门声又响起来了，就像是在呼救似的拼命敲打。又开始起风了，又是一阵瓢泼大雨。

“——来啦！”老小姐大喊一声，也不知道是对着谁叫的。她自己也被自己这么一声吓着了。

一个意外的猜想忽然出现在她脑子里。她下床穿上鞋子，睡衣往身上一披，就跑出门去找日瓦戈，免得单独一个人会觉得害怕。日瓦戈也听到了这敲门声，于是点了支蜡烛从楼上下来，正好遇见她。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日瓦戈，日瓦戈！有人在外面敲门，可我不敢一个人去。”她用法语大声说到，然后又用俄语补充道：“您得出去，可能是拉拉或者加利乌林中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样被这阵敲门声吵醒了。他寻思着，肯定是自己人，要么是途中遇到什么障碍不得不返回这个避难所的加利乌林，要么是半路遇到什么麻烦折回来的安季波娃。

在门厅，医生把蜡烛给老小姐拿着，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闩。强劲的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是谁？是谁呀？有人吗？”老小姐和医生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但是没有回音。突然，他们又听到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了先前那样的敲门声，似乎是在后门那边，可是一下子又觉得像是从花园里敲窗子。

“大概是风。”医生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到后门去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风还是人，我在这儿等一等，免得真有什么人，或者还是别的原因。”

老小姐回到屋里去，医生来到大门外的遮檐下。他那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立刻分辨出天将破晓的征兆。

天空中大朵大朵的乌云，像是在逃避着什么的追赶，发疯般地掠过城市上空，稍微低的云几乎是擦着被风吹得一边倒的树梢，看上去那树梢就像是许多扫帚在打扫着天空。雨水倾泻在屋顶上，由灰白变成了黑色。

“怎么样？”医生问转回来的老小姐。

“您猜对了。什么人也没有。”她告诉他在屋子里查看的结果。储藏室的一扇窗玻璃被一节柞树枝打碎了，地板上积了一摊水；拉拉原先住的房间也如此，地上简直是一片汪洋。

“那里的一扇百叶窗脱掉了，拍打窗框。您看，就是这么回事。”

他和她又谈了一会儿，然后锁上大门，各自回去重新睡下，但心中都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本想着一打开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一定就是那个非常熟悉的女人。她浑身淋湿，冻得瑟瑟发抖，擦着身上的雨水，听着他们的询问。接着，她换好衣服来到厨房，借着炉子昨天剩下的余火取取暖，不停地用手捋着头发，笑着和他们叙述着路上碰到的磨难。

他们对此都深信不疑。关上门以后，他们的这种想法都还停留在门外的屋檐下，女人身上滴落的水滴或者是她的样子都还在他们脑海里面浮现。

10

大家都认为比留奇的报务员科利亚·弗罗连科是这次车站兵变的间接肇事人。

他是梅留泽耶沃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是大家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被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女仆那里，经常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玩，也同在一个家庭教师的教管之下。弗列里非常了解科利亚，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了一点法语。

在梅留泽耶沃，人们看到他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得很少，从不戴帽子，脚上始终是一双夏季穿的帆布鞋。骑着一辆自行车，却从不扶车把，上身挺得直直的，双手抱在胸前。他就是这样奔波在城镇里或马路上，不时地朝着电线杆和电线看看，检查线路。

城里有几幢房子是通过铁路电话的一条支线和车站连接的。这条支线正好是由科利亚所在车站机房负责。

他在这里的工作很繁杂，像铁路电报、电话，有时站长波瓦利欣临时不在，设备又都在机房，所以他还得负责信号和扳道封闭。

科利亚必须同时兼顾好几件设备，所以他渐渐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说出来的话断断续续，让人难以理解，特别是他不想回答或是不想搭理谁的时候更是如此。听说，事发当天，他滥用了职权。

他没有理会加利乌林从城里打来的那个电话，这不仅浪费了加利乌林的一片好意，也对后来事态的转变起了消极的作用。

加利乌林要找在车站或者附近的部门政委接电话，要说他立马准备去伐木场的事，并请他少安毋躁，在这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借口他正忙着在给开往比留奇的列车打信号，拒绝了加利乌林要他去找金茨的要求。同时他又以或真或假的理由把这满载着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的列车滞留在附近的错车道上。

列车驶近，科利亚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

列车慢得像爬一样驶进月台那黑黑的遮檐下，刚好在机房的窗户前停了下来。科利亚呼地一下拉开了那扇织着铁路缩写字母的蓝色呢绒窗帘。机房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凉杯和一个厚玻璃水杯。科利亚倒了点水喝，朝外面瞅了瞅。

司机看到科利亚，十分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哼，没用的家伙，臭虫！”科利亚心怀不满地这样想着，朝司机吐了吐舌头，还伸出了拳头威胁人家。司机明白科利亚表情的意思，自己无奈地耸耸肩，扭头望着车厢另一边，意思是：“这又能怎么办呢？自己试试他的力量呗。”“无所谓了，蠢货，败类！”科利亚用表情回应道。

开始把马匹从车厢里牵出来。它们摇头摆尾地，始终不肯迈步。马蹄踏过木跳板上发出的响声不断换成踩到石质月台的踢踏声。马儿被赶着走过了几条铁道。

铁道的尽头好多已经生锈了，还长满了青草。那儿停着两节早已报废的车厢。由于雨水的冲刷，车厢的漆已经斑驳，再加上潮湿和虫蛀，这些残破的车厢和旁边的那个天空中布满乌云、桦树上长满多孔菌的原始森林竟有些相似。

哥萨克在一片空地上集合，按照命令立刻上马朝着伐木场奔去。

很快，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群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就被包围了。骑马走在林间，看上去要比在开阔的地方显得更高大、更威风。这让那些藏在地窖里的士兵大吃一惊，尽管他们手里还有步枪。哥萨克全部拔出了军刀。

在骑兵的包围中，金茨跳到一个堆得结实平整的木堆上面，开始向周围的人讲起话来。

他习惯性地又讲起了军人的职责、祖国的意义还有一些套话。可是在这儿，这些概念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共鸣。聚集过来的人，几乎都是饱受战争的折磨，早已经变得粗俗和疲惫。金茨的这番话，早已磨破了他们的耳鼓。四个月以来，右的和左的花言巧语不停地忽悠着这群人。演讲人既非俄罗斯的姓氏，又是波罗的海东海岸的口音，让这群普通的老百姓觉得很扫兴。

金茨自己也察觉到话说得太长了，非常懊恼。可是又觉得这样可以让听众更容易接受。不过那些听众对此却并不感冒，对他的演说漠不关心，甚至有些人表现得非常厌烦。人们越来越愤怒，于是他决定改用更为强硬的语气说出事先就准备好的更具威胁性的话。他这时已经听不到起哄的怨声，一个劲儿地提醒士兵们，不要忘记还有军事法庭的存在，并用死亡来恐吓他们，让他们赶紧交出带头人。他还说，如果不这样做，那他们就是叛徒，就是麻木不仁的败类，就是骄傲自大的贱人。可对这些人来说，这种论调早就听习惯了。

“说完了吧？够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嚷道，但却没有什么恶意。可突然响起了一阵男高音带着愤怒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大家都注意地听他们喊的是什么：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吧？他骂得多么粗野！又是以前那一套。旧军官的习气丝毫也没改！说我们是叛徒？大人，你又是什么呢？和他还磨蹭什么！还看不出来吗？他就是个派来的德国佬。喂，把证件交出来！你们这些镇压者张着嘴巴发什么愣？过来捆呀，把我们都吃了呀。”

金茨这番话说得真不合适，让哥萨克越听越恼火。“这帮老爷，都不是好东西。”人们互相耳语着。有人把马刀入了鞘，一个接着一个下了马。哥萨克几乎全都下了马，朝着空地那边乱作一团的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走去。大家混到了一起，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哥萨克们慌张地对金茨说：“您还是想办法赶紧溜掉吧，我们这就叫人把铁道口的车开过来，赶紧走吧。”

金茨听了他们的建议。可他觉得悄悄离开有些灰溜溜的，所以他放松戒备，大摇大摆地朝车站走过去。虽然他内心里是极度的恐慌，但他死要着面子，故作镇定地迈着步子。

过了前面这片森林就是车站，已经可以看到林中空地上的一小段铁路了。他这才往回看了一眼，发现居然有很多士兵手拿着枪，跟在他后面。金茨心里想着，“他们这是要干吗？”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谁知跟随他的人也加快了步伐，保持着原来的距离紧跟在他身后。前方有两个残破的火车车厢停在那里，就像是两堵厚重的墙。绕过了车厢，金茨跑了起来。先前运哥萨克过来的列车已经去了调车场，火车道空了出来，金茨飞跑着跃过了火车道。

他跳上高高的月台的时候，已经有几个追兵从那废弃的车厢后面跑了过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朝着金茨大声喊叫着，比划着，示意他赶紧跑到车站去，或许到那里才能得救。

可他身上固有的不怕牺牲的使命感，阻止了他奔往可以求生的地方。那种使命感是生活在城市中，靠着几代人的培养和影响下才有的，可是在这个特殊的地点，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是毫无用处的。他的心急剧地颤抖着，似乎就快要炸开了，可他仍旧用超人般的意志力控制住了自己。“或许应该大声地跟他们说：‘老兄，你们总会明白的，我怎么也不会是叛徒呀！’”他心里盘算着。“应该说点打动人心的话，这样才能控制他们。”

最近几个月，他内心的功勋感和一种想要大声呼喊的欲望特别强烈。只要一站到搭好的讲台或者是椅子上，就会出口成章，说出煽动性的话语，号召人们过来听他的演讲。

车站大门前的大钟下面有一个很高的封盖好的消防水桶。原本几步就可以跑进车站去的，可金茨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他跳上消防水桶，回过头来对着围过来的人大声讲了几句感人的话。这一举动让追赶过来的士兵惊讶得目瞪口呆，手中的枪也放了下来，傻傻地愣在那里。

突然，金茨踩到了木桶边上，一脚踩翻了盖子。他一只脚踏进了水里，一只脚踏在桶边上，整个人跨在了桶边上。

士兵们看到他滑稽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最前面的一个士兵朝他的脖子开了一枪，便要了他的命。后面的士兵赶上来，用刺刀乱刺了一阵。

11

弗列里小姐打电话给科里亚，让他尽量安排好医生上车，不然就要把科里亚不光彩的事抖出去。

和往常一样，科利亚一边嗯嗯啊啊地应着老小姐的话，手里还接着另外一个电话。口中冒出的数字还夹杂着小数点，看样子应该是在传送密报。

“普斯科夫，接线员，能听到吗？暴乱者？一只手？到底说的什么啊？小姐，什么？相术？真是乱七八糟。好了好了，先不和您说了，我这里还有事要忙呢。普斯科夫，接线员。三〇、六、小数点、〇、〇，真见鬼了，电报机的带子又断了。什么？没听清，怎么又是您啊？小姐，我不都和你说过了嘛？行不通行不通！您还是去找波瓦利欣吧。别胡说八道了，什么相术呀？简直是在胡扯！三〇、六……啊，哦，可恶！……小姐，求求你，别再烦我了！”

可老小姐却说：“别跟我说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我的相术可是很厉害的，早就把你看透了。要想让我不乱讲话，明天你必须把医生给我送上车！”

12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要离开的时候，天气闷热，就像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厚重的乌云布满了天空，车站地上吐得到处都是瓜子壳，旁边的小镇上低矮的土房屋和受惊的鹅群现出一片白色。

车站旁边是一片宽广的草地，地面的青草被践踏得凌乱不堪。数不清的人在这里等待着赶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等就是好几个星期。

有几个穿着粗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为了打探消息穿梭在人群里。一些十多岁的孩子，侧身躺在草地上，用肘撑着头，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一根儿扒光了树叶的枝条，就像是在放牲口似的。他们脚边上，还有些年龄稍小一点的孩子，撩起衬衫露出粉嫩的脊背。还有一些年轻妈妈伸出并拢的两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裹着褐色粗呢衣服正在吃奶的婴儿。

“只要一有什么枪炮声音，人们就会抱头乱窜，像受惊的羊群一样。他们还不习惯这里。”站长波瓦利欣有些不客气地说道，他和医生穿行在车站边上躺着的一排排人群中。

“太高兴了，这里终于又露出空地了，总算是看到土地是什么样了。整整四个月了，这群人就一直呆在这里，都快忘了……那个时候他就是躺在那里。战争中可怕的事情见多了，本来早就习惯了，可这次真的是让我可怜。大概是因为——毫无道理。他也没对他们做什么出格的事，那些家伙简直不是人。请走右边，对，就是往这边，到我办公室吧。这组车就算了，人多得可以挤死人。还是给您安排另一个车，是我们自己编组的一趟区间车，差不多现在就开始挂车了。但是，上车之前你要注意了，不能跟任何人说。要是被别人知道了，车还没挂好多半就被拆了。夜里您会在苏希尼奇换乘另一列车。”

13

这趟保密的列车编组好了之后，慢慢地从机务段倒退着开过来。草地上的人蜂拥而至。他们迅速地从小丘上划下，大步冲上路基，人群里你推我，我挤你。有的人跳到了车厢之间的踏板上，有的钻进了车窗，还有的爬上了车顶。不一会儿工夫，车子还没停下，列车上就已经挤满了要赶路的人。

医生一会儿糊里糊涂地被人群挤到车厢门口的一块可以站立的地方，一会儿又被人群推搡着占到了过道上。

从出发到苏希尼奇这一路上，他就一直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被困在过道里不能动。

黑压压的乌云已经散开，明媚而又炎热的阳光倾洒在这片田野上，到处都响起的蝈蝈的叫声，都快把火车行进的声音淹没了。

站在窗前的人挡住了光线。他们的身影重叠着，落在了地板上、椅子上，以及座位之间的隔板上。这些影子在拥挤的车厢里无处容身，从对面的窗口又被挤了出去，和前进中的列车影子一起，奔跑跳跃在路基旁的斜坡上。

车厢里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嬉笑怒骂，还有在打牌，乱哄哄的，一片嘈杂。车子停下来的时候，站台上等着上车的人也是一阵喧闹，和着车厢里的嘈杂声，简直可以达到海上风暴那种快震破耳膜的效果。就像在海洋上航行一样，途中也会有片刻的宁静。这时，可以听到站台上的人们沿着列车快步走过的脚步声，有人在行李车旁发生了争吵，不远处送别的人们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还有几声鸡鸣，夹杂着车站小花园里树木被风吹动发出的簌簌的声音。

突然，从窗外飘进一缕香味。那味道那么熟悉，就像是一封在途中拍发的电报，或者是从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来的问候。它一会儿在你身边的某个地方弥漫开来，一会儿又像是从花园里或者田野里的花朵达不到的高度瞬即降落下来。

车厢里太拥挤了，医生没办法走到窗前，但他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就能想象出这些树木的样子。它们应该就长在附近，向着车顶伸出落满灰尘的枝条，树叶茂密，似乎是一块黑幕，只投下星星点点的亮光，宛如天幕下眨眼的星星。

一路上，这番景象不断地重复着：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到处是繁花盛开的树木。

这神奇的香味无处不在，似乎赶着列车往北边驶去；又似乎是那随处可闻的谣言，不经意间散布到各个大小车站和路口守望点。

14

到苏希尼奇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一个穿着老气的搬运工人十分热情地领着医生，穿过了一条黑灯瞎火的小路，又把他送上了另一列火车的二等车厢。那是一列刚刚到站，但行车表上没有车次的火车。

搬运工拿着乘务员的钥匙，好不容易才把一旁的侧门打开。他把医生的行李放到了门前一小块刚好可以站人的地方，车上的列车员看见了，非要把行李往外推。搬运工正要上前和他理会，可列车员又像是良心发现，突然消失不见了。

车厢里空荡荡的。这列火车行驶速度非常快，好似它身负着秘密任务，连短暂的停车也设立了警戒。

日瓦戈进去的那个包厢，桌上点了一枝蜡烛，烛光把包厢照得亮堂堂的，窗口吹进一丝丝风，吹得烛火不住地颤动。

包房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蜡烛的主人。他是一个一头黄发的年轻人，胳膊和腿都很长，看得出一定很高大。四肢的关节似乎也很灵活，就如同一个没有连接好的零部件。他坐在靠窗的沙发上，相当放松地仰面靠在椅背上，看着日瓦戈走进包厢，客气地欠了欠身子，换了一个比较雅观的坐姿。

他坐着的那个沙发长椅下面，堆放着一推毛乎乎的好似抹布的东西，那团东西突然动了起来，接着从下面窜出一条耷拉着长耳的猎狗。它跑到日瓦戈脚下嗅了又嗅，接着在包房里跑来跑去，几条腿灵活地伸展着，像极了它那正跷腿坐着的高个子主人。听到主人的呵斥，便又乖巧地钻回了沙发底下，恢复了先前一团抹布的造型。

尤拉突然注意到了衣钩上挂着的一把装在套子里的双筒猎枪，旁边还挂着一条皮质的子弹带，还有装满了鸟的捕猎袋。

原来他是个猎人。

这个年轻人非常健谈，一脸可亲的微笑，他很快和医生聊了起来。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始终盯着医生的嘴。

他的嗓音挺高，不大好听，一说话就飙到了最高音，然后又变成一种带金属味的假嗓音。还有件事比较奇怪：他是个标准的俄国人，可他说话的时候，“y”这个元音发出来的声音像是法语的“u”，又好像德语里的变元音“u”。除了发音奇怪，他说这个“y”的时候还比较困难，他必须鼓足了劲，憋尖了声音才会发出来，而且一出来保准比其他的音还要高。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大吃一惊：

“昨天弯（晚）上我就打到了一些亚（鸭）子。”

“怎么会这样呢？”日瓦戈心想着，“似乎在哪本儿书上见过，有那么一点印象。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但这种像虫子一样的叫声太逗了，让人忍不住发笑。不能再和他聊下去了，还是上床躺一会儿吧。”

他果真爬上了床。等他在上铺收拾好之后，年轻人还问他要不要吹灭蜡烛，烛光会不会影响他休息。医生非常感谢，表示同意。于是他吹灭了蜡烛，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

车厢里的窗户是半开着的。

“用不用把窗户关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您怕不怕小偷啊？”

那人没有回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大声问了一次，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日瓦戈划着了一根火柴，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他已经出了包厢还是睡着了呢？结果什么都不是，那人还是坐在那里，面带微笑，睁大了眼睛看着俯下身的医生。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点燃了一支，借着微弱的光亮再一次重复了刚才的问话。

“随便吧，”那人立马回答道，“我倒没什么东西可偷的。还是别关了，房里有点闷。”

“还真是的！”日瓦戈心想着。“真是奇怪，怪物一个，要有光的时候才能说话。他现在发音也挺好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真是见鬼了！”

15

医生感觉太累了，似乎浑身都快要散架了一样。这一个星期以来各种事情接连发生，临走之前心情又是一番跌宕起伏，还忙着收拾行李，而且凌晨就上了火车。他觉得自己应该立马就睡着，挪了挪身体想躺得更舒服些，可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也许是太过疲劳以至于睡意全无。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沉沉睡去。

睡着前的漫长黑夜里，他脑子里思绪纷飞，看似杂乱无章，实质上就是两个纠缠在一起的圆圈。

一个圆是包括对妻子、对家庭，还有对过去那种日子的无尽的思念。那是多么朴实、浪漫的时光呀！医生非常喜欢这种生活，殷切地希望这种日子可以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尽管已经在这飞驰在黑夜里的列车上，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立马回到已经分隔两年已久的生活中去。

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和无限赞赏也在这个圈内。这里的革命指的是被中产阶级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〇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年轻人所赋予的特殊意义。

这个圆圈让人感觉熟悉、亲切，它包含了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出现在俄罗斯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还有日瓦戈命运中的那些新的现象和预兆。

战后，为了能让它重现和延续，人们情不自禁地想要再次把握这股潮流，思乡之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另一个圆圈也有着对某种事物的思念，它与第一种截然不同，却又如此的妙不可言。这种思念并非自己所熟悉那种简单的推陈出新，它产生于一种本能，是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可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又像地震一样突然。

战争、流血、牺牲、恐惧……还有因此而带来的流离失所、家毁人亡，甚至颜面尽失，这些就是新的因素。战争的考验还有从中获得的生存本领，也是新的组成部分。因为战争，他被带到了偏远的小城镇；因为战争，他结识了当地那些人，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当然还有革命，同样也是新的因素。这说的可不是一九〇五年以前在大学里面高谈阔论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战争之中、会有战士流血牺牲的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指挥下，革命可以很好地驾驭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那么强大，不可一世。

安季波娃护士也是这个圆圈里的新内容。天知道战争会把她和她那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抛到何处。她是那么的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从来不会流露出自己半点的痛苦。她沉默得让人难以理解，却又是那么坚强、执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竭力让自己不去爱她，就像他努力让自己去爱身边的所有人，当然还有他的家庭和爱人。

列车飞驰着。风从放低的车窗钻了进来，吹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发。夜里列车停靠的各个车站，还是重复着白天的景象，嘈杂的人群伴随着簌簌作响的树木。

偶尔会有马车声从黑夜的远方传来，混着人们的说话声、车轮的响声还有树木发出的簌簌声，响成一片。

究竟是什么让树影婆娑飘摇，相互点头致意，它们之间通过沉甸甸的叶子又在低声诉说着什么？在这个时候，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变得可以理解。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上铺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他思考着，思考着席卷整个俄罗斯大地的信息风潮，思考着革命和革命即将面临的困难，还有它最终能够取得的伟大成果。

16

第二天医生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侯爵，侯爵！”同车的那人低声唤着那条正在翻身的狗。包厢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人，这让医生感到奇怪，中途居然再没有人上车。途中经过的车站，是他小时候就非常熟悉的名字。已经过了卡卢加省，现在列车正在向莫斯科省驶去。

列车上的洗漱间还是战前的设备。在那里洗漱过后，医生回到包厢，接受了这个非常有趣的旅伴为他准备的早餐。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可以仔仔细细地打量他一番。

这个年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说话，而且非常好动。他喜欢讲话，可并不是为了交谈或者沟通思想，他是喜欢舌头的动作还有吐字发音。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像屁股下垫了弹簧似的，上下颠动着，还时不时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两只手兴奋地相互搓着，如果还觉得还是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还会双手不住地拍着膝盖，直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们的谈话就是从昨天看到的那些怪事开始的。这个旅伴说话颠三倒四，让人不敢恭维。他一会儿滔滔不绝地做起了自我介绍，尽管谁也从没要求过他，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提出好多毫无意义的问题。

他零零碎碎地说了自己的一堆情况，让人难以置信。也许他的缺点之一就是爱说点什么谎吧。在他看来，极端的观点和看法，还有对那些早已经公认的事实的推翻和否认，这才是最能说服人的。

这些让人想起了反复重弹的老调调。只有上世纪那些虚无主义者，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人物，一直到不久前他们的那些追随者，就是那些俄国受过教育的外省知识界的人，才会发表如此激进的言论。这些人往往是行走在首都前面，也许正是因为地方偏远的省份才有的守旧而又正经的作风，能够更好地保存这些在首都早已经过时的所谓的流行观点。

听他说，他是一个有名的革命家的侄子，他的父母是相当顽固的极端分子。照他的说法，就是顽固派。在前线不远的地方，他们家有一块非常大的专属领地。他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叔叔和父母一直都有矛盾，相互针对。好在叔叔不记仇，现在正是多亏了叔叔才可以免去家里好多的麻烦。

这个人不停地说着。他说自己信仰上是追随叔叔的，对生活、政治或者是艺术，都是个极端主义者。这番话让人感觉有些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的味道。但并不是指的那些“左”倾的观点，仅仅只是思想上的堕落和大言不惭的自负。“他大概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未来主义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正想着，结果话题突然就转到这上面。“可能马上就会谈论什么体育运动了。”医生继续猜想着，“马上说到赛马，要不就是滑旱冰，或者是法国式的摔跤。”果不其然，话题又转了过来。

年轻人说，他还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打猎了，还说自己是个非常神勇的射手。然而因为身体上的缺陷，没能成为一个士兵，不然的话，一定因为枪法奇准而从中脱颖而出的。

他看到日瓦戈眼神中略带疑问，惊讶地大声说：

“您还没发现吗？我还以为您早就知道我有缺陷了呢。”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片，递给了医生。其中一张是他的名片，他的全称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席赫，为了表示对叔叔的尊重，他要求简称波戈列夫席赫，和叔叔一样。

另外一张纸片上画了好多栏表格。上面是许多手指不同方向交叠的各种手势，原来是聋哑人的手语。这一切突然清晰起来了。

波戈列夫席赫原来是加尔特曼或者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派的学生。他天资聪颖，很有才能。他没有依靠听觉，而是仅仅靠着视觉，根据老师的咽喉肌肉动作学会了说话，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让人更惊讶的是他还能理解对方的话。

医生心里把他刚说的从哪儿来又在哪里打过猎的话好好想了一遍之后，问道：

“恕我冒昧，您也可以不回答我——济布申诺共和国的建立和您有没有什么关系？”

“您从哪里…不好意思…这样来看您也知道布拉热依柯？……有关系！这个当然有。”波戈列夫席赫一听，一边兴奋地连声说道，一边哈哈大笑。身子又开始左右摇摆，双手不住地拍打膝盖。接着又是一派胡言乱语。

他说，是因为布拉热依柯，他才有了一个借口。济布申诺只是一个表达个人想法的地方。尤拉始终不能专注地听他说话。他的言论一半是无政府主义的虚无缥缈的设想，还有一半就是一个狩猎者的信口开河。

波戈列夫席赫说话的语调就像一个预言家一样，慢慢吞吞。他断言，不久一定会爆发一场毁灭性的社会动荡。虽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也认同他的说法，觉得这个事件难以避免。但是这个并不怎么招人喜欢的人说出这个想法时的神情，显得那么的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让他心中的这个想法近乎破灭了。

“您稍等，容我说两句。”他勇敢地反驳道：“这些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周围一片混乱，敌人穷追不舍，这种冒险的尝试显然不是时候。我们国家需要一段时间清醒清醒，从一个转折转向另一个方向是需要时间喘息的，需要等待一种平静和秩序的出现，即使只是相对的也好。”

“这个想法真是太过天真了。”波戈列夫席赫说道，“你口中说的破坏，和你不住称赞和喜爱的秩序一样，都是正常不过的了。这些破坏是有着创造性计划中的一部分，它们都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的发展远远不够。只有让它彻底垮掉，那么真正的革命政权才能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重新建立起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心里很难受，走到了过道上。

列车全速驶近莫斯科。车窗外面飞快地闪过一片片白桦林和一栋栋小别墅。狭长的露天站台连同那些到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一闪而过，在列车掀起来的尘雾中仿佛被旋转木马带到另一边。火车拉长的汽笛声，在这一片空旷的林间回荡飘远。

这些天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第一次完全明白了是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以及一两个小时以后迎接他的是什么。

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这一切都化为了空虚。长期的隔绝之后，头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在这列车上令人心荡神驰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那是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无限珍贵的、至今还完好无缺地留在世上的自己的家。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以往的生活和遭遇，就是探险者的追求，也是艺术的真谛。

列车终于摆脱了拥挤的树林，把它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片斜坡上的草地从谷底延伸出来，一直到远方成了一片广阔的丘陵。这上面有一片暗绿色的土豆田地，顺着土豆田看过去，尽头是温室地窖的玻璃窗户。草地的另一边，就在飞速奔驰着的列车尾部方向，天空中漂浮着一团暗紫色的乌云。阳光透过乌云，从四面窜出来，洒落在温室的玻璃窗户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突然，云层里洒下一阵太阳雨，雨滴在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这突如其来的阵雨和着列车前行的车轮声，还有车身的颤抖，就好像统一了节拍，都是争先恐后的，唯恐落后。

医生都还没来得及去注意这一切，前面不远处的山后面，救世主大教堂的轮廓就已经渐渐清晰，接着便出现了它那圆弧形的屋顶，还有城市里的房屋和林立的烟囱。

“哦，莫斯科！该收拾东西了。”他边说着，边朝包厢走去。

波戈列夫席赫一下子跳起来，从那只大口袋里翻出了一只最大的鸭子。

“这个给您，”他说，“就当一个纪念吧。这一天和您相处的时光，我非常高兴。”

不管医生怎么推脱谢绝，他还是执意要求收下。“那好吧，我收下了，就当是给妻子的礼物吧。”他只好同意收下。

“妻子！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席赫兴奋地一遍遍地重复着，就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一样。他浑身扭动着，哈哈大笑起来，连座位下的“侯爵”也跟着跳出来分享他的快乐。

列车缓缓地靠近月台。车厢里顿时变得如黑夜般黑暗。这个年轻人用半张不知印了什么内容的铅纸包了鸭子，递给了医生。

第六章　莫斯科宿营地

1

这一路上都是呆在安静而又狭小的包厢里，感觉似乎时间没有流逝，只是火车在一路前行，现在也不过只是中午罢了。

然而，当载着医生和他的行李的马车，终于从斯摩棱斯克车站那拥挤的人潮中挤出来时，已经是黄昏了。

也许医生以前就是这样觉得，也或者是他后来的经验加深了以前的印象。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人们这么拥堵在市场上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并不是什么必要的事。因为货摊都已经空无一物，收拾好放在了遮阳板下，有的还上着锁。再说，这块广场已经好久没有人打扫收拾了，这么脏兮兮的，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卖。

他似乎还能看到当时的场景：一些穿戴整齐的中年男女，蜷缩着瘦弱的身体全都立在人行道上，眼神中略带着责备的意味，一边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边向他们兜售着根本卖不出去的东西。那都是些谁都不可能需要的东西，像什么人造假花，用来煮咖啡的，带着玻璃盖或者是带汽哨子圆形酒精炉，还有黑纱晚礼服和已经被撤销的政府官员的制服。

只有那些简单而又实用的东西才在这里买卖，比如定量发配但很快会硬的面包、嘴巴咬过湿漉漉的糖果，还有被切成小块只有几两重的马合烟草。

就是这些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有没多大用处的东西才能在这个市场上流通买卖。它们的价钱在人们的相互周转之中渐渐上升。

马车夫把车拐进了一条和广场连通的小巷子里。西斜的太阳从后面照到他们的手背上。一辆空着的大车正在前面行驶着，车后腾起的灰尘在夕阳的余晖中变成了青铜色。

他们加快了速度，终于超过了前面的大车。马路上和人行道上，飞舞着从房屋围墙上扯下来的小广告和废旧报纸，这让医生感到惊奇。那些纸片时而随风吹到一边，时而又被来往的马车和行人踩到另外一边。

穿过了几条小巷子之后，自己家那栋房子就出现在了那两条街的拐角处。车夫把车停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马车上跳了下来，顿时他觉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急忙朝着大门走去，按响了门铃。可是没有任何反应，他又按了一次，可依旧没有反应。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急促地接着按起了门铃，直到大门被打开，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双手扶着打开的门上，出现在他的面前。两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相见惊呆了，谁也没听见对方的惊叫。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张开了双手，让他拥抱，两人这才回过神来。他们发了疯一般拥抱在了一起。过了好一会儿，他们又同时开口，互相打断了对方的话头。

“快告诉我，家里人身体都还好吗？”

“好，很好。你放心好了，大家都挺好的。对不起，我在信里说了些不该说的蠢话。还是以后再说这个吧。你怎么都不拍个电报回来啊？一会儿让马克尔来跟你拿东西。哦，我知道了，你是看到开门的不是叶戈罗夫娜，所以才担心了，对吗？她去了乡下。”

“你瘦了，但看上去还是那么的匀称和年轻啊！我这就把车夫给打发掉。”

“叶戈罗夫娜去乡下弄面粉去了。其他的仆人都辞退了。现在只有一个叫柳莎的女仆，新来的一个姑娘，专门照看萨莎。我跟所有的熟人都说了，你应该快到了，戈尔东、杜多罗夫，所有的人，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呢。”

“萨莎还好吧？”

“上帝保佑，他很好。刚刚睡了起来。要不是你刚从外面回来，现在立马就可以去见他。”

“爸爸在家吗？”

“我信上不是告诉你了，他也当了主席了，一天到晚都在区杜马里忙，现在知道了吧。你付给车夫钱了没？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就站在人行道上，手里还提着网兜和皮箱。来往的行人从旁边绕过，上下打量着这两个人，又回头望望已经走远的马车和这边开着的大门，像是在等在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事。

就在这时，从大门那里朝着他们跑过来一个人，他就是马克尔。他在花衬衫外面又套上了一件背心，手里拿着一顶农夫帽子，一边跑一边喊道：

“是尤拉吧？上帝真是神力无边。没错，就是他，这只小鹰总算飞回老巢了！亲爱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好没忘记我们这些天天为你祈祷的人。干什么呀？还看！”

他嘲笑着旁边的看热闹的过路人：“别看了，老爷们，快走吧，小心眼珠子都掉出来！”

“哦，马克尔，你好。来拥抱一个吧！你还真是奇隆，干吗把背心这么穿呀？快说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或者有什么好消息吗？你的妻子和女儿都还好吧？”

“他们都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要说有什么新鲜事儿的话，您在外面忙活的时候，我们在家也没闲着。现在外面又脏又乱，嘈杂得像个地下小酒馆似的，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我都搞不懂怎么就成这样了。街上没人扫，房顶没人修葺，房子也不再粉刷，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马克尔，我要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的状。尤拉，他老是这样，爱说些傻乎乎的话，我都快受不了。也许他是为了讨您满意，想让您高兴才这样努力。不过，他心里肯定还是自有打算。行了，行了，别说了。马克尔，还是放聪明点吧，别不开窍了。你应该还没有和那些小商贩混在一起吧？”

马克尔把东西搬到屋里，关上门，压低了声音肯定地说：“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又发脾气，你也看到了呀。她还是老样子，经常数落我：‘马克尔，你呀。真是黑到家了，像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油烟！’还说什么，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懂事了，就算是只小狮子或者是只小狗崽都该通人性了。可这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呀，尤拉，随你信不信吧。那本书是一个共济会的会员写的，他很了不起，见过那书的只有少数几个知情人，在这以前已经被压了一百四十年。依我看，我们都被出卖了。尤拉，这还不清楚吗？要是想出卖我们的话，一点小钱，一包烟都值不上。噢，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又在那里摆手了，又不想让我说话了。”

“怎么不能摆手了。行了，麻烦你了，马克尔，把东西放到地上好了。你先出去吧，有什么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再叫你的。”

2

“总算是把他给打发走了。他说的话你爱信就信吧。全部都是演出来的。在人家面前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背地里自己可是才悄悄磨刀呢，只是还没决定目标而已。假惺惺的，就爱装可怜。”

“行了，你也别再说了。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做作，不过就是多喝了几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你倒是说说，他有过清醒的时候吗？真见鬼了。萨莎肯定又没睡好。铁路上流行一种伤寒病……对了，你身上应该不会有虱子吧？”

“应该没有。火车还是和战前一样，一路上都很舒服的。不过还是要去稍微洗洗，这要不了多长时间。这是去哪儿呀？不是从客厅过去的吗？你们改走另外的一个楼梯了？”

“哦，你不知道，我和爸爸考虑再三，把楼下分了一部分给农学院。冬天里，我们连自己的暖气都烧不够，现在楼上也还是空着，打算着再给他们让出一些地方，还没回复我们。他们在这里设立了研究室，放了些植物标本，甄选过的种子什么的，放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别在这里养老鼠就行。不过他们的房间还是挺干净整洁的。这年头，这里都叫做居住面积了。走这边，这边，看你反应多迟钝。要从小楼梯绕到后面，记好了。跟着我，我走前面。”

“你们做得好，能把房子让出去。我工作过的那个医院，也是一个贵族出让出来的房子。上下两层全是门对门的房间，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看不到尽头。有的地方还保留着镶木的地板。水桶里养的是棕榈，枝叶横生，一到晚上，从病床上看过去就好像是一个个鬼魂在飘一样。那些从前线下来的伤员，还说见过什么世面的呢，一个个都觉得恐怖，甚至晚上做噩梦还会尖叫起来。不过他们脑子毕竟受到过震荡，神经上还是有些不太正常。最后，没办法，只好把这些树都搬到了外面。我想说，那些富裕人家的生活中是会有好多不正常的东西，还有无数多余的东西。比如多余的房间，多余的家具，多余的敏感细腻的感情，多余的表达。干得漂亮，我们就紧着一些住。可这都还宽敞了点，再挤一些也行。

“你包袱里探出头的那东西是什么呀？长的像鸟儿的嘴，又是一个鸭子的脑袋。多漂亮呀！是只野鸭吧？你从哪儿搞来的？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在现在可算得上是一笔财产呀！”

“火车上的时候，有人送我的。这一时说不完了，以后再给你慢慢讲吧。你看这东西怎么办吧，拿去厨房？”

“对，这就叫柳莎马上开膛破肚，烧水煺毛。我听说呀，冬天里会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挨饿受冻什么的。”

“是啊，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这个事。先前我在车上的时候，望着窗外我脑子里都还在想，还有什么比家庭和睦、工作顺利更宝贵的了呢？除了这些，我们什么都不能掌控。我看到那么多的人面临着各种灾难和不幸，他们想离开这里，到南方或者去高加索。但这绝对不是我的行事风格。我认为，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就应该把自己同家乡的命运结合起来，哪怕咬紧牙关，也要坚强面对。可是，对于你们来说，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保护你们，我想把你们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可能去芬兰应该不错。要是我们再在楼梯上站上半小时，可能永远也上不了楼了。”

“对了，你别急，先听我说一件事，是什么来着？哎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哦，对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就是科利亚舅舅。”

“冬妮娅！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来呢？”

“他是从瑞士绕道去伦敦，途中经过芬兰。”

“冬妮娅！别逗了。你真的见到他了吗？他现在在哪？你这就带我去找他？马上？”

“猴急什么呀？他说了后天就过来，现在是暂住在城外的一个朋友的别墅。你见到他会失望的，因为他真的变了好多。他途中在彼得堡呆了一段时间，受了布尔什维克很大的影响。爸爸和他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走吧，咱们又停下来了。唉，你也听说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真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呀。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也这么看，不过，我们肯定会斗争的呀。不会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吧？见机行事吧，先看看别人怎么办。”

“我听人说，供水、柴火、照明都没有，货币也全都取消，所有东西都停止供应了。瞧，我们又停在这里了，继续走吧。你听我说，我知道阿尔巴特街上有个作坊做的铁炉子特别好，大家都在夸，说用报纸当柴烧就能做一顿饭。我已经弄清楚地址了，得抓紧时间在抢购完之前去买一个。”

“对，得去买一个回来。冬妮娅，你真聪明。可还有科利亚舅舅……科利亚舅舅呀！你赶紧想想，我都没法静下心来。”

“办法我倒有一个。我们再从楼上腾出一小块地方，我们、爸爸、萨莎还有柳莎全部搬到最边上那几个房间去。房间必须待连通，房子其他部分都可以不要了。这样就可以和街面这边隔开来，把炉子放到中间的那间房，烟筒从气窗出去。我们做饭洗衣、用餐会客都在那间房，别让这炉子白白烧掉了呀。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的，这个冬天一定会平安度过。”

“那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一定能过冬。你考虑得太周全了，真是太棒了。知道吗？为了表彰你想出的好办法，把那只鸭子做好，也把科里亚舅舅请过来，咱们一起庆贺乔迁之喜吧。”

“太好了！我让戈尔东去实验室弄点酒精过来。瞧，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房间，你觉得还行吧？皮箱就放地上吧，去楼下把网兜拿上来。除了叫上舅舅和戈尔东，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把因诺肯季和舒拉·施莱辛格也叫过来吧。你没忘记吧？那里就是咱们的盥洗室，去用消毒水洗洗。我去趟萨莎那里，让柳莎下楼去，到时候就叫你。”

3

对他来说，莫斯科最新鲜的事就是这个孩子了。萨莎刚一出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被征召入伍了。对于他的儿子，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在拿到动员令之后，快要出发的时候，他去了一趟医院看望冬妮娅。谁知刚好赶上哺乳的时候，他没能进去。

他只好坐在走廊上等着。等候的这段时间里，那条连着产房和产妇病房的走廊，还有尽头拐角处的婴儿房，接连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保育员匆匆忙忙地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喂奶。为了不冻着孩子，保育员把孩子夹在胳膊肘下面，就像夹着刚买回来的什么小东西似的。

“哇！哇！”那一群小家伙哭得都是同一个声调。哭声里几乎都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倒像是在尽自己的责任用力哭喊似的。可在这听上去整齐的小合唱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声音。虽然他也是哇哇地哭喊着，也听不出有什么痛苦。只不过那哭声好像不是本能反应，而好像是故意压低了嗓门，声音低沉得有些忧郁，听起来也不大友善。

为了纪念岳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给儿子取名亚历山大。那时他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就认定了那个特别的哭声就是他的儿子发出来的，认为小家伙的脸上一定还带着预示他性格和命运的表情。在他看来，在这很特殊的哭声里本来就包含着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声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猜错，那就是萨莎在哭。这应该就是他对孩子了解到的第一件事吧。

接下来对这个孩子进一步的了解，就是靠寄到前线的照片。照片上的儿子可爱极了。虎头虎脑的小子，嘟着小嘴巴，双手举得高高的，两只脚分开站在毯子上，就好像是在做下蹲的动作。照片上那个时候的他才只有一岁，刚刚学会走路，现在的儿子已经两岁了，都开始学说话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地上的皮箱拿起来打开，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放到一张铺着呢子桌面的桌子上。他已经记不清原来这房间是做什么的了，冬妮娅应该是把房间的家具都搬走了，或者重新刷了墙。

医生打开箱子，想把刮脸刀找出来。窗口正对着的方向，是一个钟楼。在钟楼的柱子中间，高悬着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月光洒落在箱子里的衣服、书本和洗漱用具上。这时被月光照亮的房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医生这才认出它来。

这是已经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原来的储藏室，如今已经被腾空了出来。以前这里堆放的是一些坏掉的桌子板凳，还有一些早已过时了用不上的杂物。她家族的文件也曾经是存放到这里的，还有几个大箱子是夏天的时候存放冬天的物品的。安娜过世的时候，房间里东西多得都快顶到天花板了。这个房间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只有在几个盛大的节日时，才把这个门打开，允许来做客的孩子们在楼上玩耍。一群小孩就在这里捉迷藏，藏到桌子下面，用黑炭把脸涂黑，就好像参加化装舞会的装扮。

医生就这么站在这里回忆起了这些往事。过了一会，才下楼去门厅拿网兜。

楼下的厨房里，柳莎姑娘正蹲在灶前，收拾着放在摊开的一张报纸上的那只野鸭。她是个娇羞的姑娘。一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她一下子就涨红了脸，赶紧站起身，拍了拍围裙上的鸭毛，招呼着就要去帮忙。医生谢绝了她的好意，说他自己就可以拿上去。

他刚进那间原来的储藏室，就听见妻子在隔壁房间喊他：“尤拉，进来吧！”

于是，他便朝着萨莎的房间走去。

这间儿童室就是以前他和冬妮娅学习的房间。儿子就躺在床上，那模样看起来虽然不如照片上可爱，但他像极了尤拉那过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甚至比她留下来的任何一张肖像画还要像。

“这就是你的爸爸，来，小手伸给爸爸。”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一边说着，一边把小床旁边的栏杆放下来，好让爸爸更方便把孩子抱起来。

这个陌生的、没有刮脸的大人走到萨莎跟前，也许是因为这个陌生人或者是他的某个动作惊吓到了，当他俯下身的时候，萨莎突然站了起来，一手抓住妈妈的上衣，一手猛地一巴掌拍到了他的脸上。也许萨莎也被自己的勇敢震住了，马上扑到妈妈怀里，把脸藏到衣服里面，孩子稚气而又辛酸的眼泪吧嗒吧嗒落下，哇哇大哭起来。

“哦，哦，”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柔声地责备道，“萨莎，不可以这样哦。爸爸会想，萨莎不是个好孩子哦。乖，来，看看会不会亲亲，去，亲爸爸一下。好了，不许哭了，这有什么嘛，真是个傻孩子。”

“冬妮娅，让他安静呆会儿吧。”医生似乎在请求道，“别难为他了。你也别不开心。我知道你一定会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这又不是好兆头了。这都是荒谬的。本来嘛，孩子以前从没见过我。等明天混熟了之后，没准用水浇都分不开呢。”

话虽是这么说，他的心情也非常沮丧。从房间里出去的时候，他分明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4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才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孤独。他也没有去责怪谁，因为，这就是他所希望和努力争取来的。

周围的朋友似乎都消沉了，变得索然无味了。几乎是所有人都丢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抛弃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可是记忆中的他们，都是比这更加鲜明的形象呀。这么说来，以前是高估他们了。

只要那些有钱人还能被允许对穷苦人民胡作非为，残酷剥削，那么这些“少数人只顾享乐，多数人埋头受苦”的古怪念头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是只要底层人民抬头反抗，上层人民所享受的特权就不复存在。以前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黯然失色。大家也都立马毫无眷念地同以前独立的思想划清界限，似乎就这种想法从来都没有过。

现在能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亲近的人只有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缺乏激情的人了。除此之外，就只有妻子、岳父，还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几个医生和几个胆小怕事、行为谨慎的小职员了。

事先精心准备的晚餐，照着之前的打算，做好了野鸭，还弄来了酒精。聚会就设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之前他就已经见过了要来参加聚会的所有人，这么说来，这天晚上也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了。

在这个饥荒的年代，桌上唯一让人惊叹着奢侈的东西就是这只肥鸭了。只可惜没能搞到配餐的面包，让这餐本来丰盛的菜肴失去了一些意义，甚至让人有些气愤。

那个带瓶塞的玻璃瓶子里装的就是戈尔东搞来的酒精。当时，小商贩们就喜欢用酒精来交换东西。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手里握着瓶子，根据不同的需要，分成了几个小份，再一一兑上水。调出来的酒时而太烈，时而又淡了些，这都是随着她心情的起伏变化的。原来这种不同浓度的酒，会让人产生不均匀的醉意，这种感觉要比喝烈性酒或者度数一致的酒来得更强烈一些。不过，也会让人觉得很苦恼。

他们这次聚会和当今现实条件的对比是如此的强烈，这就是最让人觉得伤感的地方。根本就不能想象，街道对面的一栋栋房子里的人在这个时候也能和他们一样有吃有喝。窗户外面的莫斯科，此刻被黑暗、沉寂和饥饿包围着。城市里的餐馆，如今也是空空如也。对于这里的人来说，野味、伏特加这些东西，早已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也许，真正的生活就是和周围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并且还要不露痕迹地融入其中。独自的幸福也不是真正的幸福。这野鸭和酒精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这个城市里唯一的东西。这才是让人觉得苦恼的事。

这些让人烦恼的情绪同样蔓延到了客人们身上。只有戈尔东心情还不错，他努力地开动脑筋，带着些许的忧愁，不怎么连贯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学的时候，他非常招人喜欢。

可现在，他也觉得自己很烦，想用自己的精神面貌去挽回或者弥补点什么。他打起精神，硬是装出一副开开心心没有烦恼的样子，一直不停地开着玩笑，常把“很有意思”、“非常搞笑”等字眼挂在嘴边，这些都不是他常用的词语，因为他从不会消遣娱乐，更不会从这上面理解生活。

他正饶有兴致地跟大家讲着他自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关于杜多罗夫的婚事，这当然是在主人公还没来的时候。朋友们对这事儿多少已经有所耳闻了，只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不知道。

事情说得就是，杜多罗夫在婚后不到一年的时候和妻子分手了。这件事发生的太意外了，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原因就是：

杜多罗夫阴差阳错地被征去当了兵。可就是在一边服役一边调查这事的时候，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上级，一向粗心的他竟忘了给上级敬礼。于是接下来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被安排去做了类似于惩罚的勤务差事。直到已经解除兵役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要一看见军官，就会情不自禁地立马举起手来，两眼昏花，眼前全是闪亮着的肩章。

那段时间，他总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会出各种纰漏和差错。也许因为这样，他才会和那个姑娘结婚。他是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认识了同样在等船的两姐妹。也许正好是因为周围来来往往的士兵军官让他恍惚了，又让他联想起服兵役时敬礼的那档子事，他竟然就这么爱上了那个妹妹，尽管他甚至连人都还没看清楚，便稀里糊涂、急急忙忙地向人家求婚了。“太搞笑了，是吧？”戈尔东一边说着，时不时地插上一句。刚说到这里，门外传来了故事主角的声音，他只好赶紧结束了讲述。杜多罗夫走进了房间。

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以前的他，不够成熟稳重，情绪复杂多变，性格古怪，是一个轻浮的人。而现如今俨然成了一个神情专注的懂学问的人。

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因为协助政治犯逃亡，被学校开除了。从那以后，他奔走在几个艺校之间，过来好长一段时间，才终于被一个比较严肃的专业深深地吸引了。当他大学毕业时，已经是在战争年代了，比他的同龄人晚了许多。最后，他被留在了学校的俄国史和世界史教研室工作，在这里他写出了俄国历史中关于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除此之外，在世界史方面，他一直从事对圣茹斯特（法国大革命活动家，是当时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的罗伯斯皮尔的战友）的研究。

现在的他，似乎对任何问题都抱着很大的兴趣。他说话的嗓音低低的，似乎有些像感冒伤风时的沙哑。眼睛直直地看过来，眼神里似乎充满了期待，就好像是在讲课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忍不住了。在这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终于开始了抨击性的谈话。大家在这个时候情绪也都有些激动了，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还在上学的时候，因诺肯季就一直称呼尤拉为“您”，他问了尤拉好几次：“《战争与和平》、《脊柱横笛》（长诗，马雅可夫斯基作品）您都读过没？”

关于这个问题，尤拉正在考虑，也跟他说过。可是大家都高声谈论着，他也没有听清楚，没过多久，又问到：

“您读过《脊柱横笛》和《人》，是吗？”

“我不是已经回答了吗？因诺肯季，是您自己没听到吧，这也不能怪我呀。行行行，我再说一次。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也许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喜好的延续吧。说的更具体一点，我觉得他的作品就好像是某个非常有才能的年轻人写出来的一部抒情诗，而这个年轻人就是由他笔下塑造出来的人物。比方说，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有《少年》里面的主人公。天才就是天才，简直无可挑剔！太经典了，一针见血，针锋相对，直截了当！不过在这之中，最主要的还是，他是如此勇敢，竟然敢把这一切全都甩到社会的脸上，甚至甩到更远的地方，甩到外太空去。”

不可否认，舅舅还是这场聚会的中心。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之前说错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其实并没有去别墅住。就是尤拉回到家的那天，他就已经回到了城里。他们俩已经见过了两三次，说说笑笑的，也差不多了。

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还是在一个天阴沉沉的晚上，天空中飘着丝丝细雨，周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尤拉来到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那个时候的饭店接待什么客人，都得有政府机构的指示命令。还好，尼古拉的朋友比较多，还有好多老关系。

听说饭店的经理早已经逃走了，只留下了一栋灰黄色的房子，饭店能留给别人的印象也只不过如此。房子里面空荡荡的，乱七八糟，偶尔才会有人收拾打扫一下楼梯和走廊。

这间房间同样也没有整理过。房间里面有一扇大窗户，从这里看出去可以看到空旷的广场，因为那个特殊年代，这里早已没什么人了。广场空荡得有些恐怖，那画面不太真实，似乎不该出现在这饭店的窗户下面，倒好像只有在梦境中才会出现。

这次会面是非常激动的，让人刻骨铭心的。站在他面前的人，就是孩提时代他最崇拜的偶像，少年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头发已经花白了，但这反而为他又平添了几分风采。他穿着一套国外缝制的衣服，看上去非常合身。这身打扮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算得上是一个美男子。

不过，周围发生的变化太巨大了，相比之下，他就显得失色了许多。尽管他似乎被周围的一切给抛弃了，但尤拉根本就没有从那个角度去想过他，用那种方法去评价过他。

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平静和淡定，还有当他的谈话涉及政治问题时的那种不屑一顾的口气。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他是个从外面回来的人，而且他的这个特点太引人注目，让人觉得和这个时候格格不入，也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当然，他们刚见面的时候想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也不是因为这个，两个人才哭着拥抱，激动得都快喘不过气了。他们常常会因为激动而说不出话来，让那么急切、热情的谈话没法继续下去，而不得不停下来。这是有着同一个家族的亲属关系的两个人，两个都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终于又重逢了。尽管往事如烟，可是回忆里的种种都渐渐清晰起来，分开这段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情也都浮现在眼前。不过，只要一提到他们都熟悉的事情，除了他们仅有的亲属关系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不见，没有了舅舅和外甥的辈分差别，没有了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有的只是两人相似的气质、相当的能力，还有相同的信念。

这十年以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直都没有机会，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个跟自己的想法如此合拍的人，一起评论、抨击一个作家的创作使命的实质。而对于尤拉来说，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此番这样精妙而又透彻的分析，这的确让他折服。

因为彼此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人时不时地发出大声的感叹，双手抱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站到窗户边，沉默地用手指敲着玻璃。能够这么相互理解对方，让他们都觉得惊讶不已。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可后来，尤拉在一个社交场合上再次见到了舅舅，和其他人在一起，舅舅看起来似乎变了一个人。

此时的他似乎已经觉得，自己不过是莫斯科的匆匆过客，他也并不想失去这种感觉。什么地方才是他的家，彼得堡或者其他地方？这也许是个谜吧。他安于扮演一个能言善辩的政治演说家，可以给人鼓舞和勉励。可能，他幻想着有一天莫斯科也会出现一些像巴黎国会之前在罗兰夫人家举行的那种政治沙龙吧。

偶尔，他也会到莫斯科的一些偏僻的小巷子里走走。去那里拜访一下热情善良的女人，和她们还有她们的男人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或者是对她们那种不新潮也不守旧的思想，过时的生活，还有那种狭隘又简单的判断事物的方法嘲笑一番。如今，还可以像以前的俄尔普斯（俄尔普斯：传说中乐神缪斯之子，善弹竖琴）教徒高声宣讲伪经一样，在那里肆意宣扬着报纸上的各种新闻。

听人说，他在瑞士那边的事还没有处理好。那边他还有一个新认识的年轻女人，手中的著作也还没有交稿。这次只是暂时的参加到国家这个大洪流里面，等到能够摆脱的时候，他还是要回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

对于布尔什维克，他是支持的。在他的口中还经常提到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并且把他们都视为知己好友。一个笔名叫米罗什卡·波莫尔，是一名新闻记者；还有一个笔名为西尔维亚·科捷利，是个政治评论专栏作家。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些不满，不高兴地说：

“真是不可思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米罗什卡，就是个骗人的家伙，还有那个利季亚·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是科捷利·西尔维亚。”

“那还不是差不多嘛。管他是什么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叫什么名字也没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可人家还是叫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还是坚持纠正道。他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继续说道：

“我们在这里争论有什么用？这些道理都是最简单的常识问题，根本就用不着再争了。这么多世纪以来，百姓们的生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随便翻出一本历史课本，封建主义也好，农奴制也好，还有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工场工业，人们很早就可以发现其中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地方。随时都酝酿着变革，要为人民指引光明，要让一切都物归原主，各得其所。

“您也很清楚，如果总是对旧的东西修修改改，是不行的。必须得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么一来，也许整个建筑都将会垮掉，可也不能够因为害怕它垮掉，原本该做的事情就不做了，注定要发生的事也准发生了吗？一切都是时间问题。这个道理不对吗？”

“唉，我们谈论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些生气，更加激烈地争辩道。

“您口中所说的波普利和米罗什卡这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这就合乎逻辑了吗？好，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于是，他开始翻找一本上面有篇自相矛盾的文章的书，把抽屉弄得很响，好像是故意要用这响声刺激自己。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总喜欢在谈话的时候旁边有些其他事情来干扰，因为这样一来，他那些慢吞吞的停顿，哼哼哈哈的敷衍，才能得以证明都是必要的。每当他在找一个什么东西时，例如他在光线幽暗的门厅那里找一只鞋套吧，都会突然激发起他强烈的表达欲。还有，在他搭着毛巾一脚跨入浴室的时候，或者在饭桌前上菜的时候，在给客人倒酒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说话是一口地道的老式莫斯科口音，拖着长长的尾声，还有一点鼻音夹在里面，卷舌音和不卷舌音也和其他格罗梅科家里的人一样，不大能分清楚。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喜欢听他讲话。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留着小胡须，一看就是精心修剪过的。上嘴唇比下面稍稍长了一点。胸前的那个蝴蝶领结和他的嘴唇似乎有些相似，也是有些向前凸出。这番模样的他，看起来稍显稚气，更加和蔼亲切。

已经是深夜了，客人们都准备离开了。可舒拉·施莱辛格突然来了。她身穿一件短上衣，头戴着一顶工人帽，应该是直接从集会上赶过来的。她大步走进房间，一边和屋里的人握手打招呼，嘴里还不住地抱怨着。

“哦，冬妮娅，你好。还有萨莎，你好。你们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回来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谈论着，我居然是你们这里最后知道的人。真是见鬼，不想让我知道是吧？他人呢？这个让人盼了又盼的家伙。别在这堵得像面墙似的，让我过去！哦，您好，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读过您的书，您真是太有才了，非常棒。尤拉，我，这就回你这里来，有事要和你说说。你们好，年轻人。咦，戈戈奇卡，你居然也在？呵呵，也是来想吃东西的吧？”

这个问句显然是对着戈戈奇卡说的。他算得上是格罗梅科家的一位远方亲戚，对新兴势力非常看重。他总是傻乎乎的，大家都叫他阿库利卡，也有人叫他“绦虫”，因为他长得又高又瘦。

“你们都是在这里大吃大喝的，我也不能拖你们后腿呀。先生们，老爷们，你们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呀。现如今世界上是个什么状况，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你们真该随便去哪个基层的集会上去看看，去接触一下那些真实的工人和士兵，这不是你们从书中可以了解到的。你们不是都主张战争到底，夺取胜利吗？可以把这个想法拿到那里去说说看。我刚刚在那里听了一个水兵发言，尤拉，你要是听到，肯定会疯掉。他说的那番话，充满激情，逻辑严整！”

舒拉·施莱辛格的话多次被打断。人们都在大声地嚷嚷着，就像置身于正在伐木的森林里。她挨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下来，抓起他的一只手，凑到他脸前，为的是压过其他人的说话声。他像是对着话筒一样，用一种不高不低的嗓音喊道：

“尤拉，无论如何，跟我去一趟。我介绍些人给你认识。你呀，就应该像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只要一和大地接触，就力大无穷）一样，去和底层的人们接触一下。你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我让你那么吃惊吗？我就是一匹骁勇的识途老马，还曾经是别斯图热夫女子学院的学生，你居然不知道？我进过拘留所，参加过街垒战，那还用说！可你想的是什么？哦，我们从不了解人民。我可是刚从那里来，从他们中间过来的。我正在帮着他们建立一个图书馆。”

她喝得已经有些醉了，尤拉也是头晕晕的。他也不晓得，怎么他还在桌子这头，舒拉却已经到房间那一边去了。他就站在桌子旁边，突然开始讲话：

“先生们……我想说…哦，米沙！戈戈奇卡！冬妮娅，他们都不听我的，这可如何是好啊？……先生们，听我说几句。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将会在不久后发生。趁着还未发生，我想对大家提一点希望。如果它发生了，我希望大家都要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更不要因此就心灰意冷。戈戈奇卡，听我把话说完，别急着喊万岁。还有那边角落里，别说话，好好听着。

“从战争开始，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人们都已经渐渐相信，前方和后方的界限很快就将不复存在。那将会是一片血的海洋。每个人都会深处其中，那些企图逃避、苟且偷生的人，更是会被溅得浑身是血。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你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就和当初我们在战场上一样：所有的生命都已经停止，个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整个世界充斥着杀戮和死亡。如果，我们能有幸活到以后，把这些过程都真实地记录下来，再次看到这些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将会觉得：这五年或者十年间的感受，甚至超过了一个世纪所感受到的。

“究竟是人民团结起来揭竿而起，还是仅仅打着人民的幌子，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像这种大事件也不需要我们去装模作样地讨论、证明。想要在这么大的事件中寻找其中的原因，有些幼稚，就算是找，也一定找不到。这不像自己家里吵架，会有什么起因。两人都已经发展到相互拉扯、摔盆子砸碗的时候了，谁还能说清楚是谁先动的手？总而言之，伟大的事件都是没有开始的，它宏大得就和宇宙一样，突然就整个落在你的面前，好像是一直都存在或者突然地从天而降似的。

“俄罗斯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国家，对此我深信不疑。一旦成为事实，也许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会觉得怅然所失，不知所措。可是只要清醒过来，我们也绝对不会再去留恋逝去的回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都会忘记；为何会发生如此的变化，我们也不再追究。制度一旦确立起来，只有一个结局：我们将身处其中，无时无刻地被它包围着，就好像森林和云朵一样，把我们都围在其中。”

他接着还说了一会，虽然酒已经清醒了许多，但周围人的讲话，他还是听得不大清楚，偶尔回答人家的问题，也是牛头不对马嘴。他能感受到人们对他的尊敬和喜爱，但是内心还是那么忧愁，他觉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说：“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担不起你们的厚爱啊！不要以为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有那么强烈的爱，所以现在就匆匆忙忙地想要把感情表达出来。”

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似乎是他故意说得这么尖酸，全都开始哈哈大笑，还不停地鼓掌。这让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一种很强烈的不好的预感，占据了他的心头。尽管他是如此的善良，而且他也能够追求到自己的幸福，可是面对未来，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

客人们一一离开，大概是因为太累了，人们的脸都拉得长长的，还不时地打着哈欠，颌骨开了又闭上，看上去就更像马脸了。

在大家告别的时候，有人拉开了窗帘，把窗户打开了。天空凸显一丝淡淡的黄褐色，几团暗暗的乌云飘在空中。有人说道：“我们刚才谈天说地的时候，肯定是下了一场暴雨。”舒拉·施莱辛格连忙附和：“我在赶过来的路上就下雨了，费了好大的劲儿呢。”

昏暗而又空空的小巷子里面，回荡着雨水的滴落声，还有小麻雀唧唧的叫声。

一阵雷声响过，仿佛是一架犁钟从天空犁了过去，短暂的平静之后，便又传来了几声沉闷的雷声，这声音就像是用大铁锹翻动着收获的土豆散落在地上一样。

原本充满了烟雾的房间里，顿时被暴雨之后的清新空气填满。突然间，生活中的一切，空气和水，苍穹和大地，还有那些让人快乐的心愿，就像是经过电击一样，都可以一一感受到了。

小巷子里响起了人们的谈话声，就像是之前在房间里一样高声谈论着。说话声渐渐变小，直到消失在远处。

“已经很晚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们去睡吧。世上有那么多人，只有你和爸爸才是我的最爱。”

5

时光如梭，转眼间八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九月末。冬天就要来了，人们所关心和谈论的，莫过于动物冬眠以前一定要准备的事情。

大家都要忙着准备过冬的东西，要提前储存好食物和木柴。但是在庆祝唯物主义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食物和柴火。

城里的人就像是一群对未知的未来毫无准备、不知所措的孩子。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推翻了之前所有的习惯，身后留下了无尽的空虚。尽管这空虚和寂寞也是城市本身的产物，是城市的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

周围的人们还是那样不着边际地高声谈论着。无聊乏味的生活还在挣扎着，按照老方式继续坚持着。然而这一切在医生眼里却是那么的真实，生活的判决逃不出他的眼睛。他能看出，自己和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等待他们的考验极有可能就是毁灭。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可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天天地流逝。

要不是还有日常的生活琐事、劳动和操心忙碌，也许他早就疯掉了。他还有妻子、孩子，还得必须挣钱养家，给人看病，这一切迫切的事务就是他的救星。

他非常清楚，面对未来，他就像个侏儒。他有些矛盾，对未来既恐惧又欢喜，他从心里为它感到自豪；可是面对现实，他只能用一种深受鼓舞的眼神再一次地看一眼这个正处于不幸中的城市，再看一眼街上往来的行人，再看一眼天空中飘浮的朵朵白云和那一排排的树木。只要一切都能好起来，他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

每次他坐着车从马厩老街医师药房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他常常看到的就是那里的一片天空还有过往的行人。

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了，他之前工作过的那个医院还是沿用着老名字——圣十字医院，也许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来替代吧。他又重新回到了这家医院工作。

此时医院里的格局已经变了。对于那些反应愚钝得过分的人来说，他是属于危险人物；可对于那些走政治道路的人来说，他还不够红。他就处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对这些人显得落后了，对那些人却又难以接近。

医院里，他除了担任自己的医生职责之外，院长还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管理统计报表。他要看各种统计调查表、意见书，还有各种条件苛刻的统计表。一切中央统计局所关心的，比如死亡率、患者增加数、职工财产情况、公民参选的意识和情况，还有食品、药物、燃料的是否短缺等等，都要一一做出回答。

主治医师办公室窗户边上的那张旧桌子，就是医生平日办公的地方。桌子的一侧堆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样式的表格。平时做完了定期的工作记录之外，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坐在这里写自己的《人间游戏》，大概就类似于一种当时的岁月日记。书里有一些散文和诗歌，还有他自己的一些随笔或感想。他能够意识到大部分人都已经失真了，而且不知该如何把戏演下去。他由此得到一些启示和感想，并且把它们都记了下来。

这间办公室采光非常好，四壁粉刷得雪白，照进房间的阳光是奶白色的，这是只有秋天时圣母升天节过后那段时间才特有的。清晨的时候，已经能够感到初冬的寒冷。一群群麻雀和喜鹊都朝着那片有些稀疏但还是缤纷清新的小树林飞去，准备在那里过冬。此时的天空，好像高得不能再高了，一道深蓝色的云迹从北边的天空划过来，空气变得清新无比。似乎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看得更清晰，听得更清楚了。整个空间都是清澈纯净的，似乎你的眼睛能看穿一切，声音也传播得非常响亮。好在这种空气稀薄、空间空旷的感觉，仅仅只是在秋天里的一个傍晚短暂的出现一小会儿，不然还真是让人有些难以忍受。

阳光投进了主治医师办公室。金秋的阳光，是那么的鲜亮明媚，有着琉璃般的光洁和润泽，就像是成熟的白浆果。

医生正坐在桌前，手拿着笔，沾着墨水，一边思考着一边写着什么。窗户外边飞过几只鸟儿，阳光把它们的身影投进了房间，刹那间遮住了医生握着笔的手、放着表格的桌子、地板，还有墙壁。

这时，走进来一个男人，他是解剖室主任。“柞树叶子开始落了。”他说。这个人原先有些胖，现在瘦了下来，皮肤松弛得像垂下来的口袋。“那么大的风雨过后都没掉，可现在一早上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这才抬起头来，往窗外看去。之前窗外飞过的“鸟儿”，原来是柞树叶子。暗红色的叶子飞舞着，在空中缓缓落下，最后落到树下的草坪上，似乎是撒下了点点橙红色的小星星。

“窗缝补好了没？”解剖室主任问。

“还没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边回答边继续写着他的东西。

“怎么这个时候都还没来补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心写着自己的东西，没有回答。

解剖主任接着说道：“唉，塔拉修克不在。他才真是能干，会修鞋，修钟表，好像就没什么不会的。这窗户啊，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

“可是没有油灰，怎么补？”

“我有配方，这东西可以调配出来的。”接着，他便开始讲该如何调制补墙用的油灰。“也许，我吵着你了。”于是，他便走到那边的窗户边上去弄那瓶瓶罐罐的药剂去了。

没过多久，天渐渐暗了下来。

他开口说道：“光线太暗了，你还是回家吧，这样会把眼睛看坏的。”

“再干一会儿，就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是医院卫生员吗？”

“谁的妻子啊？”

“塔拉修克的。”

“哦，我知道。”

“唉，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呀，到处找活谋生。今年夏天见过他两次，还到医院里来过。现在可能是在某个乡下过着什么新的生活吧。也许就是您经常会在城里的林阴路上，或者是在火车上看见的布尔什维克士兵的那种人吧。您难道不想听听吗？像这个塔拉修克。这个人呐，可厉害了。样样都会干，做什么都做得好。只要他一出马，没有什么搞不定的。打仗的时候，也是非常用心，成了一个出色的枪手。不管是身处战壕之中，还是被安排在哨点上，他的眼神犀利，枪法精准。拿了那么多的奖章，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英勇，而是他能够出色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次任务。看到了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什么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满腔热情，包括打仗，也是如此。他意识到，自己对武器很感兴趣，他也幻想着自己也成为一股强有劲的力量。只要武装起来，人都会改变的。要是在以前，这些弓箭手就会变成绿林军了；可现在谁都别想从他手里夺过来武器，不信您可以试试。谁要是突然大叫一声“调转枪口”什么的命令，他的刺刀保准会转过来的。这就是整个故事了，也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

“事情就是这样，没半点虚假，都是源自于生活。您在想什么？”

解剖室主任回到窗户边，继续摆动着他的试管。没过多久，开口问道：“炉子怎么样了？”

“真是多谢您了，讲了那么多。不过这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全是说的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是当然的了，人家可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跟我提炉子了。”

“是倒烟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就是倒烟。”

“这个烟筒装错了吧？插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这样才能把烟排出去。”

“是这样装的呀。可还是在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可惜塔拉修克不在！您就将就着过段时间吧，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这可不像您弹琴那回事啊。柴火准备得怎么样了？”

“去哪儿能搞到呀？”

“我让教堂的管家过来找你。他知道些路子，可以搞到柴火，篱笆墙都能被他拆了当柴火烧。对了，我得提醒您一下，他会要高价，你一定要和他砍砍价。要不，我把那个老婆子也找过来，她专门治虫子的。”

于是两人下楼，在门厅那里穿好外衣，上了街。

“找那个治虫子的老太婆干什么？我们那里又没有虫子。”医生说。

“谁跟你说治虫子了？我在跟您说这个，你给我扯那么远。不是虫子，是柴火。这个老婆子太精明了，很会做生意的。她可以买下一栋房子和屋架，然后都当柴火烧掉，这得算多少柴呀。小心一点啊，这里有点黑，别摔了。不过，这些地方，我是闭着眼睛都能走过去，这里的每块石头我都清楚得很。我就是这里的人。可是这里的篱笆都拆了，一切都变了样，倒像是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睁着眼睛也认不出来了。看看，这都成什么样了？原本古香古色的几栋小房子，被长满的灌木丛包围着。花园里边的小圆桌，还有长凳子都朽了，就这么在一旁放着。就在前两天，我路过一个几条巷子交汇处，看到一个老奶奶在一处荒废掉的地方正用拐杖挖着什么。我问她：‘老奶奶，您是在挖蚯蚓，准备钓鱼去吧？’天知道，我当时只是说句玩笑话。可那老太太却认真地回答说：‘老爷，我可不是挖蚯蚓，我在找野蘑菇呢。’说的真不错，现在的城市就跟森林里一样，到处都是发霉的树叶和蘑菇的味道。”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地方，是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对吧？每次我路过那里都会有意外的收获。碰到过十几二十年没见的老朋友，找到点东西。听别人说，那个地方还会发生抢劫什么的。那里四通八达的，有很多路可以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黑窝，发生这种事也不奇怪。先把你抢劫了，再把衣服给你扒了去，然后逃得无影无踪。”

“这灯也太暗了，怪不得有人把路灯叫紫斑，太贴切了。”

6

还真是这样，那个地方发生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让医生遇见了。就在十月战斗发生前的一个晚上，又冷又黑。他路过这里的时候，见到一个人直直地躺在路中间，双臂分开，头就靠在一旁的石柱上，两条腿也是分开的，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嘴里断断续续地发出哼哼的声音。医生大声地问他问题，想让他恢复知觉，他却只能很小声地含糊着吐出几个字，又昏了过去。他浑身是血，头被打破了，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和处理，还好颅骨没伤着。他有气无力地说了几次：“我的包，皮包。”这么看来，这人又是因为抢劫才受伤的。

医生赶忙跑到附近的阿尔巴特街药房，打电话叫来圣十字医院赶车的老车夫，把这个无名伤员送到了医院。

这位伤者原来是个非常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医生帮他治好了伤，从此以后，他就成了医生的庇护人。在那个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的特殊年代，这确实让医生免去了不少麻烦。

7

那是一个空闲的礼拜天，医生不用去上班。就像之前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安排的那样，他们已经搬到了西夫采夫街家里的那三个房间住下来准备过冬。

天气非常寒冷，风又大。天空中乌云密集，预示着就要下雪了。

他们一早就开始生火了，可是炉子不住地冒烟。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本来对生火就一无所知，却还在不停地给一旁的柳莎瞎出主意，结果当然是越帮越忙，让柳莎被这些潮湿得根本点不着的柴弄得相当狼狈。医生在一旁看到，知道该怎么办，便要过去插手帮忙，可妻子扶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出了房间，一边走一边说道：“快回你自己房间去。我这里已经乱成一团了，你还来给我添乱。你就是喜欢说话打搅我。你的那些“好主意”啊，只能给我火上浇油的。”

“对哈，可以浇油！冬妮娅，太棒了。这样炉子一下子就燃起来了。唉，只不过我既没看到油，也没看到火。”

“现在不是和你说笑话的时候。你还不明白，现在就根本顾不上这些。火没点着，星期天的计划自然也落空了。本来计划好的，天黑之前就把一切都忙完，这样一来晚上就有时间了。可现在推迟了午饭时间，本来还指望用热水洗头的，还有点别的什么事，现在也不行了。烟呛得人没法呼吸，风一吹，烟倒灌进来，房间里弥漫着黑烟，就像神话里的妖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他把气窗打开，又从炉子里掏出一半木柴，留下一半用小块的细条的木柴和树皮铺了一条引火道。

窗外的新鲜空气从气窗涌了进来。窗帘随风飘了起来，写字台上的纸也被吹起了几张。远处的一扇门被风吹得砰的一声关上。风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回旋，追赶着房间里残留的烟雾，像是小猫在追逐老鼠一样。

柴火终于燃了起来，冒出了火焰，啪啪作响。小炉子像是被旺火呛住了，不住地喘息着。铁皮炉膛上也出现了一些红色的斑点，像是肺结核病人脸上出现的红潮。这时，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渐渐稀薄，最后终于全部消失。

房间里也变得亮了许多。那几扇窗户，前些天已经照着解剖室医生教给的方法补好了。窗上都蒙上一层水汽，油灰味一阵阵飘来。炉子旁那些劈好的木柴也散发出气味：有些苦苦的辣味的是云杉树皮；而味道淡一点，清香得像是一种化妆品的则是白杨。

突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风一般飞跑进来，对大家说道：“街上开火了。临时政府派和布尔什维克卫戍部队干上了。街上到处都是冲突，起义据点随处可见。在来你们这里的路上，我遇到了好几次麻烦。一次是在德米特罗夫卡教堂边上，还有一次在尼基塔城门附近，已经没有直通的路了，我还是走小路绕过来的呢。快点快点，尤拉，把衣服穿上，我们得赶紧出去看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历史事件呀。”

可他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两个小时。等吃过午饭，非要拉着医生一块跟他出去。这时戈尔东也带着同样的消息，飞快地跑了回来。

这段时间里，事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戈尔东说，现在外面枪林弹雨的，路上的行人都有被子弹射中的。城市的交通已经中断了，他能够走到这里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更不要想回去了。

对于戈尔东的一番劝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根本听不进去，执意出门去外面看看情况。不过很快他就回来了，他告诉大家，外面的子弹嗖嗖嗖地乱飞，小巷子都进不了，好多地方都是被打下来的砖头和墙皮。街上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儿了，就连人行道也封了。

小萨莎这段时间受凉了。

“都给你说了多少遍了，别把孩子抱到火炉边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气地说，“受凉了还好，孩子要是受热更麻烦。”

萨莎的嗓子有些不舒服，又开始发高烧了。这个孩子体质很奇怪，非常害怕恶心和呕吐，好像一不留神就会变成这样子。

他一把推开了爸爸正拿着喉镜的手，紧紧闭上嘴巴不让他放到嗓子里去。不管大人们怎么哄骗，恐吓，他还是一直不停地挣扎着，不肯就范。突然，萨莎不小心打了一个哈欠，嘴巴张得大大的，医生赶紧抓住机会迅速把小勺子放到了他的嘴巴里，把他舌头压住，查看了他的喉咙。小家伙的喉咙已经变成紫红色的了，扁桃体肿大了，还化脓了。这样的情况，让医生很是担心。

一会儿，医生又采取同样的手段从萨莎嘴巴里取出了一块涂片。用他自己那台显微镜，将就着做了检查，还好，小家伙不是白喉。

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孩子突然发起了高烧，有时连气都喘不上来，这分明就是假格鲁布喉炎的症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担心，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却又没有办法可以帮他摆脱痛苦。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把孩子抱在怀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她觉得孩子都快要死了。可这个小家伙却渐渐有了一些好转。

如果能搞到一些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之类的就可以实施灌救了。可现在外面正是巷战的高峰，枪声和炮火声就没有断过一分钟。就算尤拉可以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火线，火线那边也不一定能看到一个活人。情况还未明朗以前，城里的生活就已经完全停顿了。

好在局势很快就明朗了，有消息传来，说工人占了上风。那群士官生都已经被隔离开了，和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只有极个别的还在抵抗。

士兵们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开进，而西夫采夫区正好处在他们的行动范围内。街巷里挖开的战壕里，坐着许多对德战争的士兵，还有一些少年工。他们和附近居住的人们都已经混熟了，时不时地和那些探出头来或者开门走出来的人们开着玩笑，像是邻居一般。城市这个区域的交通都已经恢复了。

戈尔东作了三天俘虏，尼古拉也在被困在这里三天三夜了，这时候他们都离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高兴，萨莎生病这段时间，幸好有他们在帮忙；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也不再计较他们忙中添乱。他们俩为了表示感谢主人这段时间的招待，都觉得应该不停同主人交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无奈地被这些无聊的谈话折磨着，搞得又困又乏。现在他们终于要走了，心里感到有些庆幸。

8

听说他们都平安到家了。但单凭这个也不能断言说外面的敌对行动已经停止了。一些地方还有军事行动，一些地方交通也没有恢复。医生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回到他挂念的医院去，他的《游戏人间》还有工作笔记都还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呢。

只有极少数的市区里，才有人们一大早跑出家，到附近的地方买面包。路上只要见着一个手拿牛奶瓶的人，便会有人围上去打听事从哪里买到的。

偶尔城市里会再次响起枪声，人们一听又是抱头鼠窜。大家都在猜，也许他们双方正在谈判，至于谈判顺利与否，大概就反映在这枪炮声的强弱上吧。

那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个晚上，已经九点多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他要到一个同事那里去，但也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以前，这一带还是比较热闹的，可现在连人影都看不到几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飞快地走着。天上开始飘落一朵朵雪花，风也越刮越大，眼看着一场大风雪就要来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小巷子里穿梭着，记不清到底拐了多少次了。雪越下越大，渐渐地变成了暴风雪。要是在空旷的田野上，这种暴风雪早就呼啸着漫天飞舞了，可在这狭窄的小巷子里，却只能像是迷路了一样，在空中盘旋落下。

不论在精神世界中，还是在物质社会里，周围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一样的。或者远在天边，或者近在眼前，或者在天空之中，或者在大地之上，都是如此。还有一些枪声在做着最后的抵抗，但明显已经减弱了不少。远处的地平线上闪着一簇簇的火光，忽明忽暗。风雪卷起白雾一样的漩涡，盘旋在医生脚下。

十字路口处，一个报童腋下夹了一卷刚印出来的报纸从医生旁边跑过，嘴里不停地吆喝着：“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医生掏出钱递给他，说了声“不用找了”。小男孩好不容易才从裹着的纸卷里抽出一张，递给了医生。转眼间，又像刚才突然冒出来一样，消失在风雪中。

医生走到前面几步远的一个路灯下，想在这看看报纸上大概讲了些什么。

这份报纸只印了一面，讲的是一些政府公告，主要说彼得堡成立人民委员会和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之外，还有新政权颁布的法令、电报电话消息等等。

风雪吹得医生有些睁不开眼，灰色的雪粒不时地落到报纸上遮住上面的字。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继续读下去。他有些懵，被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震撼着，清醒不过来。

一定要想办法把消息看完。于是医生开始四处张望，想找一个既可以避避风雪又有光线的地方。他回到了那个让他摸不着南北的路口，就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他一旁的那栋五层高的楼房，大门上还镶嵌了玻璃，里面的前厅亮着灯。

于是，他赶紧走进大楼。就在灯下，专心地继续读手中的报纸。

突然，楼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有什么人正往楼梯口走，然后又有些犹豫地停下了脚步。那人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身跑了回去。这时一道门被打开了，接着传来的是两个人的说话声。楼道里回音太大，分辨不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紧接着呯地一声，门关上了。又是一阵下楼的脚步声，咚咚咚地跑下楼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专心致志地盯着手里的报纸，他并没有打算抬头去看这个陌生人。可是那个从楼上跑下来的人就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少年，看上去十八岁左右的样子。穿着一件鹿皮棉袄，就是西伯利亚地区常穿的，从里面翻出毛的款式。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少年的脸蛋黑黑的，两只眼睛又长又细，像是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看得出来他有些高贵的气质，聪明而又有灵气，脸上似乎还有一种来自异域或者混血人常有的表情。

这个孩子见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竟然有些手足无措，他把医生认成了别的什么人。他有些局促不安，紧张得手足无措，好像知道他是谁，但又没好意思开口说话。医生想要消除这个误会，冷冷地上下打量了他一遍，想用这种表情打消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有些窘迫，沉默着走到了大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有些松动的大门，再把门哗啦一声关上，朝大街上走去。

大概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起身出了门。他现在的脑子里塞满了报纸上的消息，全然已经忘记了刚才那个少年和要去拜访的同事。他径直往家里走去，路上突然被什么吸引住了。吸引医生的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可是意义重大了。

他看到，就在离家不远的人行道上，堆放着一堆木板和圆木。那边有个什么机关单位，这应该是把郊外的房子拆了，运过来作公家木柴用的。院子里已经堆不下了，这才放了一些在街道外面。有哨兵拿着枪在院子里看守，不停地走动着，不时地走到巷子里来。

哨兵刚刚从小巷里转回了院子，迎面刮来一阵强风，掀起迷雾般飞舞的雪花，趁着这个短暂的好时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飞快走到那堆木材阴暗的一边，慢慢松动这下面一根有些重的粗木桩。他憋足了劲儿，把木柱从下面抽了出来，扛到了肩上。他并没觉得有多重（自己愿意承担的担子，当然不觉得沉重）。他就沿着围墙下的阴影把木桩扛回了自己家里。

家里的柴火都已经用完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大锯把木桩锯开，然后再劈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木柴。接着便蹲到炉子边上，准备生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拉过来一把扶手椅子，坐在炉边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放在上衣口袋的报纸，递给了岳父：“您看过吗？还是看看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站起身。手里拿着小火铲，一边拨弄着炉子里的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就这么一下，就能如此巧妙地把糜烂了这么多年的溃疡给割掉了。如此直接地对这些非正义的东西做出了判决，这可是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都顶礼膜拜的。问题的关键之处，就是可以无所畏惧地解决掉这一切问题。这里包含了一种依旧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就像普希金一样，是那么的光明磊落，无可挑剔；又像托尔斯泰一样，坚持忠于事实，绝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你说什么？普希金？等等，等等。我先把它看完，一边听你说，一边看报纸，我可不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他以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才那一番自言自语是在对他说话。

“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要知道这个英明之处怎么表现，在哪里表现。如果说要开创一个新世界或新纪元，首先一定会划定相应的地盘。要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界，一定要和过去的一套做一个终结。他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整数，需要一张从没涂写过的白纸。”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如此，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从天而降的新启示。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半路突降；也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而是在不息的生活车轮下偶然撞到的日子。这就是它最绝妙的地方。世界上的伟大事件才会这么不合时宜地出现。”

9

冬天终于来了，正如人们事先猜想的那样。虽然比起之后的两个冬天来，没有那么恐怖，但还是缺少照明和食物，人们又冷又饿。原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基础正在破坏和重建当中，一切似乎都在挣扎着，想要拼命抓住正在消逝的生活。

三个冬天接踵而至，一个个都如此可怕。这一切并不像从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那样，感觉是发生在当下的。这三个冬天已经融为一体，很难再把它们一个个区分开来。

旧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合拍。虽然双方还没有产生像一年以后内战时那种强烈的敌意，但也没什么联系。这已经是相互对立的两方，但谁也压不倒谁。

几乎各种组织、各个公务单位里，都在改组管理阶层。管理机构的成员大变样。所有地方都开始任命各种委员，他们都是意志坚强的人，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他们身穿黑色皮衣，以手枪为武器，擅长使用各种威胁手段，很少刮脸，也很少睡觉。

他们对那些低级小市民的脾气拿捏得非常准，也很了解那些手握小额国债券、胆小怕事的中级阶层。对于这些人，他们可以带着一种挖苦人的笑容肆意同他们说话，就好像抓到的小偷一样。

正如纲领上所规定的，这些人掌管着一切事务。一次次地发动，一次次地联合起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就这么形成了。

圣十字医院被改名为第二改良医院。医院内部也发生了变动，有些人被解雇了，更多的人选择了主动离开，他们认为继续工作下去不划算。离开的这些人大都掌握着最新的临床医术，他们个个能说会道，非常能干，也赚足了大钱。他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离开，但绝不会忘了把这一切都粉饰成一种抗议，抱着相当光彩而又文明的理由。他们鄙视那些留在医院工作的人，甚至要和那些人断绝来往。日瓦戈也留了下来。

夫妇俩经常在晚上进行这样的对话：

“你可别忘了，星期三要去医师协会的地窖取冻土豆，还有两口袋呢。我提前问清楚下班时间，过来帮忙。就是拉小雪橇也要两个人才行呀。”

“好了好了，尤拉，赶快睡觉吧，已经很晚了。事情也不是一天能够做完的，你该休息了。”

“最近开始流行传染病了。人们体质普遍都很衰弱，抵抗力都不好。我都不敢看你和爸爸。应该想点办法，但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也都不够注意，还是要小心一点。你在听我说吗？睡着了？”

“没有。”

“我倒不怎么担心我自己，我身体好着呢。要是有一天我病倒了，你可千万要别糊涂了哈。要立马送医院去，不能留在家里。”

“你怎么了？尤拉，上帝会保佑你的。干吗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

“你可千万记好了哈。现在正直的人和值得托付的朋友已经没有了，更别提谁医术高明了。万一发生了什么情况，只有皮丘日金一个人可以信任。当然，要是他还一直健在的话。你睡了？”

“没有。”

“这些老滑头，占了那么多的便宜。现在见面，倒摆出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好像他们多有原则。打招呼的时候，扭捏着勉强伸出一只手，说什么‘您还在为他们服务？’接着还扬起了眉毛。‘是啊，还在服务。’我说，‘您可别见怪，虽然身处困境，可我还是感到无比自豪。我尊重那些让我们得以光荣、为我们奉献贫穷的人。’”

10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黄米粥和鱼头汤成了许多人家的日常食品。青鱼的中段用油煎炸一番就是第二道菜。那些没有磨过的黑麦和没有去壳的小麦被当成了营养品，用来煮粥。

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在屋子里的荷兰式壁炉炉底上烤面包。吃水的面包加重了分量，拿出一部分像过去一样出去卖掉，这样卖得的钱都可以抵消瓷砖壁炉的花销。这么一来，那个不温不火又折磨人的小炉子就可以不用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烤出来的面包很好，但是要靠它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计划不得不搁置，那个已经没用的小炉子又被重新请了出来。夫妇俩的苦日子又来了。

这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家里的木柴就剩下两块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穿上那件皮大衣，出门“采购”去了。那衣服即使在温暖的天气里穿上，也会冻得发抖的，她身体太弱了。

她就在附近的小巷子里转悠，一晃就是半个小时。郊区的农民有时会带着蔬菜和土豆过来卖，这些人需要慢慢搜索，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拦截。

她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目标。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带着一个青年人朝着院子走过来。那人有些壮，身上穿了一件粗呢子上衣，带着一个玩具似的小雪橇。

雪橇是用韧皮编的，车里放了一堆禅树原木，上面盖着一张席子。那原木就和老庄园的篱笆栏杆差不多粗细。其实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心里很清楚，禅木徒有其表，砍了当柴烧根本不经烧，何况是新砍下来的，没法拿来生炉子。但这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不可能仔细盘算。

这个年轻人上下搬了五六次，才把木柴搬到楼上。接着，他又费尽力气把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的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从楼上给弄了下来，作为木柴的交换物。他把柜子搬到了雪橇上面，给家里的妻子带回去。他一边说了说下回带点土豆来的事，一边往外走。出来的时候，衣服还被门旁边的钢琴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来之后，看见妻子买的木柴，没有做出任何评价。他们都知道，其实把交换的那个小柜子劈了当柴烧更划算一些，只是他们都下不了手罢了。

“桌上有字条，你看过了吗？”妻子问道。

“是院长写的吧？他跟我说了，就是要我出诊嘛。我休息一会就去。只是路还挺远的，像是在凯旋门那边。我记了地址的。”

“那个报酬还真是有些奇怪。你看到没？一瓶德国白兰地或者一双女人长筒丝袜，这就是出诊费。多大的口气呀，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肯定是个暴发户。”

“就是，大概是个采办员。”

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之类的称呼，就是指私人小业主。政府取消了私人商业，只有在经济紧张的时候才会稍微松一点，和他们签订一些供销合同。

那些老字号大老板不在这些人之列。自从被打垮了之后，他们就一直无法东山再起。现在这些生意人，都是借着战乱和革命一时投机发达起来的，他们大多是外来户。

医生喝了一点像牛奶一样有点乳白的糖精冲的开水，就出诊去了。

从街道这边的房屋到另一边房屋之间，人行道和桥面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有些地方的积雪甚至有一层楼那么厚。街上只有几个身影，缓慢地移动着，自己拖着或者是用雪橇拉着一点少得可怜的食物，几乎看不见什么人乘车。

几处门房上还挂着之前个店铺的招牌，虽然已经早已被换成消费门市或者合作社了。门都是上了锁的，窗户外面有防护栏或者是用木板钉上，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些店铺被锁起来，空闲着，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商品，只是因为所有的生活都在改变，现在仍处在最基础的阶段，还没有触及这里罢了。

11

请医生看病这家人，就住在布列斯特街上，靠近特维尔城门。

那是一栋砖砌的、样式非常陈旧的营房式建筑。里面有个大院子，沿着院墙排列的房屋由三层木质走廊连接在一起。

这里正在举行一次全体居民会议，区上苏维埃派来了一名女代表出席。突然，来了一支巡查队，说是要检查保存的武器，所有未经允许的武器，一旦发现就要全部没收。带领检查队伍的指挥官向那位女代表保证说用不了多长时间，请她暂时不要离开，等检查结束之后，大家都会回来继续开会。

当医生走到门口的时候，检查已经快要结束了，接下来就轮到他要出诊的那一家了。楼梯口那里一个士兵站着岗，背着一把拴着绳子的步枪。不管怎么劝说和解释，他也不同意医生进去。好在巡逻队队长立马过来制止，同意医生进去，并答应在他看病的时候，暂时停止检查。

这家主人还很年轻，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医生。他的脸黑黝黝的，两只眼睛乌黑发亮，又带着点忧郁的眼神。妻子的病情，即将开始的检查，还有对医学和医生的分外地尊重——这些都让他分外激动。

年轻的主人想长话短说，好让医生减轻一些负担，也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可是他因为着急反而说得乱七八糟，没头没尾。

房间里堆满了物品，有奢侈品，也有好多便宜货。这些东西显然是匆忙间购置的，以便让手里的钱不会迅速贬值。好多不成套的家具，都是用一些小单件将就着充数的。

年轻人认为妻子是惊吓过度才会精神上有些问题。他抓不住关键的东西，说了半天大概说的是有人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一个钟，这是一个老式的八音钟，早就已经坏了，根本不能走。夫妻俩都不相信还能修好。可是突然有天这很多年没有上发条的老钟居然自己走了起来，奏了一小段法国小步舞曲之后，又停住了。妻子被这情形给吓坏了，认定了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到现在还一直躺着，满口胡言，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连自己丈夫也认不出来了。

“依您的看法，是觉得他神经受到刺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些怀疑地问道。“带我去看看病人吧。”

年轻人带着医生走进了隔壁房间。房间里挂着一个大吊灯，中间有一张双人床，旁边摆了两个红木做的矮凳子。一个娇小的女人侧躺在床上，身上盖了毛毯，遮住了她的下巴，只露出两只乌黑的大眼睛。那女人一看见有人进屋来，忙把手从毯子下拿出来摇着手就要赶他们走，睡衣袖子都滑落到了胳肢窝下。她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丈夫了，好像觉得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了，自顾自地哼起了一支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歌，不过听起来感觉挺忧伤的，唱着唱着便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求他们让她回到一个什么地方的家里。医生好几次想接近她，走到她身边，她都背过身子不让检查。

“一定要检查一下才好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不过我也差不多摸清楚情况了。她得的应该是斑疹伤寒，而且情况还很严重。这很痛苦的，她也真够可怜的。我的建议是，最好还是赶快送医院吧，虽然不能提供什么方便给她，发病之后的几个星期需要好好地照顾。您看能不能找来什么交通工具啊，最好找个马车夫，就是找个搬运工也行啊，可以赶快把病人送过去。不过，一定得把她包起来。我这就给你写个就诊证明。”

“好，好，我一定去找。可是，她真是患了伤寒？这也太恐怖了吧。”

“嗯，我也很抱歉。”

“可若是把她送走了，我很担心她就回不来了。可不可以麻烦您多出诊几次，就在家里帮她治疗。不管要什么报酬，我都会答应您。”

“这我已经说了。她需要的是随时观察。您听我说，我有办法。我这就给她开就医证明，你立马去找马车夫，就是从地上挖也要挖一个出来。最好去找住宅委员会，因为证明需要他们盖章，还有一些其他的手续需要办。”

12

被检查过的居民一个个披上披肩，穿上大衣来到了居委会这间没生火的小房子里面。这间房还是原来用来储存鸡蛋的地方。

房间里根本就坐不了那么多人，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于是那些底朝天的鸡蛋箱子就成了一排长凳。在屋子的另一头，这种箱子都堆到了天花板上。墙角里，碎鸡蛋的蛋黄冻成了一坨一坨的，老鼠就在那里窜来窜去，偶尔还会窜到空地上来，然后又迅速藏到了鸡蛋渣里去了。

每次老鼠窜出来的时候，一个女人都会尖叫着跳到箱子上。这是一个长着一身肥肉的大嗓门女人，她做作地掐着兰花指，掀起衣角，一双穿着时髦短靴的脚垫着小步子，捏着像喝醉酒似的嗓门叫喊着：“奥莉卡，奥莉卡，怎么那么多大老鼠蹿过来蹿过去的呀？你看你看，又来一只。啧啧啧，这臭东西。哎哟，你看那牙。还能爬到箱子上。哎哟哟，可别窜到我裙子底下了。真是的，太可怕了。哦，先生们，你们快看呀！不好意思，我忘了，现在应该称呼同志了。”

这个吵死人的肥婆穿着一件卡拉库尔羊皮大衣，松松垮垮的，敞着扣子。那不停颤动着的下巴，就像是果子冻一样厚墩墩的。一件绸子连衣裙紧紧地包裹着她那滚圆的胸和鼓鼓的肚子。在这群三流生意人和账房伙计中，她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出名的交际花了。她的眼睛有些肿，两只眼睛像猪眼一样眯着一条缝。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她的情敌朝着她扔了一瓶硫酸，好在没砸中她，只是溅了几滴在左脸上，现在她嘴角边上还有两道浅浅的伤疤，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似乎还有点儿迷人。

“行了，赫拉普金娜。吵得都没法儿工作了。”这时，坐在桌子后面的区苏维埃女代表发话了。她就是这次开会选举出来的主席。

她和这里的老住户都很熟悉，很早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开会之前，她跟专门负责院子的女工法吉玛小声地嘀咕了一会儿。以前，法吉玛一家拖着孩子挤在又脏又臭的地下室里，可现在她和女儿已经搬到了二楼，住进了两件敞亮的房子。

“法吉玛，觉得如何呀？”女主席问她。

法吉玛有些抱怨地说，这么大的一个院子，住了那么多的人，自己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其他人又帮不上忙，给每家每户分配的打扫院子和街道的任务根本没人理会。

“你也别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真是不可理喻，这也叫居委会？这里有窝藏的犯人，以及没有证件的可疑人物，要把他们统统赶出去。我们得重新选举。这个住宅管理员，我来当，你别泄气。”

那女工一个劲儿地劝说都无济于事，女代表根本听不进去。她看看屋里的人差不多到齐了，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几句简单的开场白过后，首先批评了原来居委会的不作为，然后提议重新进行居委会选举，接着还说了几个别的问题。

她说：“同志们，咱们也不拐弯抹角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非常适合用来是做宿舍，这样各地派来开会的代表们就有地方可以安置了。现在上头已经决定了，把房子收回来，供区苏维埃管理支配，为外来人员提供住宿。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季韦尔辛流放之前在这里居住过，所以我们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有人反对吗？好，那就接着说腾房子的事。不过这事儿也不急，还有一年的时间。有劳动人民成分的住户，搬迁之后我们会提供相应的居住面积；不是劳动人民的住户，我就得事先提醒，只有12个月的时间，你们需要自己去找住的地方了。”

“谁不是劳动人民了？我们这里个个都要劳动，就没有不劳动的。”房间里的人都喊了起来。有一个声音最大：“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各个民族都平等，您指的什么意思，我都知道。”

“你们不要一起说，我都不知道该回答谁的问题。民族？瓦尔德尔金同志，这怎么又扯到民族了呀？像赫拉普金娜，她也谈不上什么民族，照样也得搬出去。”

“要我搬出去？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让我搬出去！你这个破床垫子，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在这激烈的争吵中，赫拉普金娜突然大声叫喊起来，还给女代表起了个莫名其妙的外号。

“真是个毒舌妇！太可恶了。一点也不要脸。”管院子的女工愤愤地说道。

“法吉玛，别说话，我来应付。赫拉普金娜，你最好给我闭上你的嘴巴，否则立马就把你给送到机关去，也不用劳烦人家过来抓你了。你不仅私设烧锅，还窝藏赃物。”

屋子里已经吵成一片了，谁也听不清谁说话。医生来到门边上，请旁边的人给他指一下哪位是居委会的。那人把手放在嘴边，做成一个喇叭的样子，一字一顿地大声喊：“加——利——乌——林——娜！这里有人找。”

听到这个名字，医生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时一个身材瘦弱的驼背女人走了拉过来，她就是管院子的那个女工。医生非常惊讶，母亲和儿子长的是如此的相似，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说：“这里有个居民得了伤寒，会传染的，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还有，需要尽快把病人送往医院。我给他开个就医证明，需要你们居委会盖章证明。这个该怎么办呢？”

可这女工却以为只是把病人送去医院，不用办什么手续。她说：“区上一会儿会有马车过来接杰明娜同志。她可是个好心人，我跟她说说，她肯定会把马车让出来的。医生同志，您别着急，肯定会把您的病人送去医院的。”

“哦，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我想知道哪里可以办住院的证明。当然，如果有马车的话……不好意思，您，是不是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中尉的母亲？我和他是前线的战友。”

女工一听，浑身颤抖了一下，脸刷地一下变得煞白。她一把抓住医生的手说：“走，院子里聊。”

刚迈出门槛，她就开口说道：

“嘘，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了。哦，上帝保佑，可别害了我。尤苏普卡没走正道。你说说，他是什么出身？本来一个好好的学徒，又有一门好手艺。他应该明白，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多舒坦，瞎子都能看清，这还用得着说吗？我也不清楚你怎么想的，或许还没什么。但尤苏普卡不同，上帝都不能饶恕他，他是有罪的。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当兵被打死的，连个完整的尸首都没有。”

说到这里，她都有些说不下去了，摆了摆手，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接着说道：“走吧，我们找马车去吧。我应该知道你是谁了。他回来过，在这里呆了两天，什么都说了。你认识拉拉·吉沙洛娃，她可是个好姑娘啊。以前都常来我们这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先生们不会也是互相反对的吧？尤苏普卡真是的，作孽啊。走，我们还是找车子去吧，杰明娜一定会给的。对了，你知道杰明娜是谁吗？就是奥莉娅·杰明娜。都是从这个院子里出去的，以前还在拉拉·吉沙洛娃妈妈的作坊里工作过。走吧。”

13

夜幕笼罩下，周围漆黑一片。杰明娜手电筒的光，只能照到五步开外的地方。一个小光圈在前面的一个个雪堆上面晃来晃去，这点光没有把路照亮，反而更让人摸不着方向了。四周黑漆漆的，拉拉住过的那栋房子已经落到身后了。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好多人都认识她。听说她的丈夫安季波夫从小也住在那里。

杰明娜看玩笑地说道：

“医生同志，您真的可以不用手电筒就能走到家吗？要不我还是把手电筒借给你吧？那时候啊，我们都还是小姑娘呢。我还真的特别喜欢她。以前她们家开了个裁缝店，我在店里做学徒。对了，今年我们都还见过呢，她路过莫斯科，到我这里来过一趟。我就说啊，你太傻了，还要去哪里呢？就留下来，可以和我住在一起，我再帮你找个工作呀。不过，怎么说也无济于事。她不愿意。说这是她自己的事。虽然她当初嫁给帕沙是理智的，但毕竟还是过得不顺心呐。从那以后啊，她就变得喜怒无常。最后，还是走了。”

“您对她怎么看啊？”

“注意点啊，这里滑。都说了好几次了，别往这里倒脏水，可还这样。我怎么看她？没什么看法，也没时间，我就这么生活。听说她当兵的弟弟已经被处决了，不过我没敢告诉他。还有她妈妈，我老板娘。我多少能照应着点，可以帮帮忙什么的。我到了，再见吧。”

他们就这么道别了。杰明娜电筒的光亮照亮了前面一条窄窄的石梯路，还有沿着梯子朝上延伸的早已斑驳的墙壁。留下了身后的一片黑暗和黑暗中的医生。往右是凯旋花园路，往左是篷车花园路。两条街道被夹在一栋栋石砌房子中间，看上去仿佛是乌拉尔或者是西伯利亚那边少有人走过的林间小路。

家里还是那么明亮而又温暖。

“怎么这么晚？”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问，没等到医生回答，又自顾自地接着说：“刚才你不在。家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我忘了告诉你，爸爸昨天把钟给弄坏了，家里可就这一个钟了，他懊恼极了。他自己折腾了好半天，怎么也修不好。拿到街上修，那师傅张口就要三磅面包，都没听说过这种价钱。真没办法，爸爸简直要绝望了。可是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它突然响起了清脆的铃声，居然又走了起来！”

“这应该是敲响了伤寒病的警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接着便开始给家人讲起了刚才那个女病人和座钟的事。

14

医生得了伤寒病，是在这事过了很久以后的事了。日瓦戈一家穷到了极点，挨饿受冻，身体已经扛不起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个遭受抢劫、被他救过的党员，那个人也非常感激，只要是能帮的都尽可能地帮助了。可是内战开始以后，这个“救命稻草”经常到外地出差，而且，这个人坚信一切困难都是正常的，都是自然的，尽管自己也在饿着肚子，但从不会说一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特维尔城门那里找过那个采办员。好几个月过去了，他和他那位生病的妻子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那里的住户全都换了，杰明娜去了前线，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找不到了。

有一次，他得到一批官价发配的木柴，不过得自己从温达夫斯基车站运回来。马车夫驾着一匹劣马，拉着这笔意外之财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梅山斯卡亚大街走着，他跟着走在旁边。突然，他觉得眼前的这条大街变了样，脑袋开始昏昏沉沉的，两条腿似乎也站不住了。他知道这下完了——是伤寒病发作了。倒在地上的医生被车夫救了起来，他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是怎么被放到木柴堆上拉回家的。

15

医生一直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里，整整两个星期都是如此。他仿佛出现了幻觉，恍惚中，他看见冬妮娅把街道摆在了桌子上，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右边是凯旋花园路。然后把桌上那盏昏黄的台灯往它们那边移了一些，顿时整个街道都变得敞亮起来。可以工作了，于是他便开始写作。

他写得十分专注，而且很是顺手，写出来的内容都是他一直想写、并且早就该写出来的东西。只是有个长着两只吉尔吉斯人那种又窄又长的眼睛、穿着一件西伯利亚或者乌拉尔那边常见的露出毛的鹿皮棉袄的男孩经常出现，打扰他写作。

没错，这个男孩子就是他的死神。可是，他还帮着自己写诗呢？死神怎么可能帮他呢？莫非从死亡当中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写的不是复活，也不是收殓入棺。他写的是入棺和复活之间的匆匆时光，名字叫做《失措》。

他一直想写出那三天之中黑色风暴的场景。那巨大的风暴翻卷着黑色泥土从天而降，一次次地冲击着爱的化身。就这么一块块地冲过去，像是奔腾着的浪潮吞噬着海滩。在这三天里，黑色风暴不停地肆意咆哮，翻卷，再渐渐隐退。

他最终写出的是两行押韵的诗句：接触是欢悦的，醒来也是必须。

不管是地狱、衰退、解体或者死亡，都是让人乐于接触的。当然，乐于接触的还有明媚的春天。悔恨过去的女人，以及生命。可是，这一切必须要醒来，要站起来，要让自己复活。

16

慢慢地，他身体好些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傻乎乎的，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搞不清楚，好像之前的一切都记不起了。这段时间里，妻子给他吃的是黄油配白面包，喝的是加了糖的茶和咖啡。他理所应带地享受着这些美食，就像欣赏一首诗歌或者一篇童话故事一样陶醉，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特殊时期，这都是些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等到他恢复了些意识的时候，他问妻子：“这些东西都是哪儿弄来的？”

“都是你的格兰尼亚。”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对啊，就是鄂木斯克的那个，你同父异母的弟弟。你昏迷的这段时间，他来看过我们好几次。”

“是不是穿着一件鹿皮棉袄？”

“是啊，你昏迷中也看到了？听他说之前在一栋什么房子的楼梯上见过你，立马就把你认出来了。本来是想作自我介绍的，可是你当时的样子吓着他了。他从小就很崇拜你的，应该说是迷恋了。这些大米、白糖，还有葡萄干都是他拿来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的。他回家了，还邀请我们一起去。真是个怪人！依我看，他肯定和当权的人有什么关系。他说应该离开大城市，去别的地方避一避，呆个一两年。我和他说起克吕格尔家那里，他也觉得很不错。那里旁边就是大森林，可以在那里圈个地方种菜。绝不能就这么像羊羔似的坐以待毙。”

这年的四月间，日瓦戈一家就动身去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准备到尤里亚金市附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诺一带去。

第七章　在途中

1

每年三月份的最后这几天，气温就开始回暖了。可是这带来的春天的信息却是假的，几乎每年在这之后又会急剧地冷起来。

这栋楼的住户增加了不少，现在住在这里的人，比街上的麻雀还多。格罗梅科一家都在忙活着，感觉像是复活节前的大扫除。他们是在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赞同举家搬迁。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没用的，到关键时刻一切都会白费力气。但他并没有干涉格罗梅科一家的准备，直到事情已经得到发展并且快要有所结果的时候，他决定，是该和家人好好谈谈了。

“照这么说，就是我的不对了，我们应该加入迁移？”他还是坚持反对迁移。

“我们关心的是在得到新土地之前的日子应该怎样度过，而你到现在都还没说出任何主意。”妻子抱怨道。

“你根本就是在说梦话。”岳父也帮腔。

“我还能说什么，既然你们都想迁移，那就迁移吧。我一直反对迁移，那是因为我们对即将要去的那个地方一无所知。要是祖父还活着，他是不会同意迁移的。战争结束的那一年，祖父把森林和工厂卖给了别人，转让手续也不齐全，现在这些土地到底属于谁？由谁在管理？等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又是在谁的政权之下？”

“你们时常会提到米库利钦这个人，觉得他就是救世主。但是你们怎么知道他还活着，并且还住在瓦雷金诺？你们也就是听祖父说过他的名字而已，对于这个人，你们还了解什么？”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要迁移，我也只能同意。现在我就出去打听打听。”

2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来到了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

为了使外出的人流速度减慢，直穿大厅的小通道两边加上了栏杆。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停地翻身、咳嗽、吐痰，说话的时候，语调都特别高，丝毫不顾及巨大回声对旁人的影响。

由于医院超员，这些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一过危险期，医院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医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前也是要这样处理这些情况的，但是他不曾知道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人，而车站，俨然成了他们最好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开一个出差证明，现在车次很少，不花钱是走不了的，需要打点（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捻了捻）。”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

3

这期间，岳父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由此，两个人都得到了当时的最高奖赏——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卷。

内部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岳父穿过了教堂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了一个地下室，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在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放了一个长柜台。一个神气的保管员站在旁边，不紧不慢地分发着东西，发过一个，就用手中的铅笔划掉一个名字。中间还离开过，到仓库取货物。

领东西的人并不多。

保管员看了一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岳父的单子，说：“把你们装东西的口袋拿出来吧。”接着保管员就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了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然后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最后还给了他们两个人各一块用纸包着的东西，他俩打开一看，原来是高加索干奶酪，当时两个人惊奇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两个人赶紧把包都搭在肩上准备离开，怕在这里磨磨蹭蹭，让保管员讨厌，他那种宽容大度的神气已经让他们很不自在了。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露天地里，两个人十分高兴，像喝醉了似的，不是因为可以好好享受美食，而是意识到他们回到家里还能赢得冬妮娅的夸奖，让她感觉到他们不是碌碌无为的。

4

丈夫和爸爸这几天都穿梭于各机关办理出差的证件以及现在房子的契约，这时候的冬妮娅则在家里清理物品。她心事重重地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反复掂量着什么要带走，什么不带。最后她只把一小部分较为值钱的东西放到了个人的行李当中，其余的都准备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后再和别人做交换。

春风从小气窗吹了进来，带着一点新鲜白面包刚切开的味道。院子里的鸡一直叫个不停，偶尔掺杂着孩子们玩耍的嬉戏声。可能是小气窗开太久的缘故，从箱子里拿出来那些冬天的旧衣服散发出浓烈的樟脑丸气味。

此时的冬妮娅，脑子里不断浮现这些话：“路上要检查的，布匹最好弄成一块一块的，把边缝起来。可以带衣服的料子或者半成品，若是成品衣服，最好是较新的，不值钱且重的东西尽量少带，在路上会是负担。最后决定带走的物品最好打包成我和孩子能拎的小包袱。盐和烟草是必须要带上的，钱就带20或者40卢布的纸币。证件也要尽快办好才是。”

5

准备出发的前夜下起了暴风雪，漫天飞舞的雪花很快给街道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就像一条白色的床单。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把房子和余下的财物交给了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亲戚——一对年老的夫妇，男人以前是商业部的职员，在此之前，他们曾帮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用旧物换了柴火和土豆，两家由此结识。这时，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领着他们最后一次检查各个房间，并把事情一一交代清楚。

一切东西均以收拾到角落，家里显得无比冷清，此时的三人相视无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岳母的离去，妻子和岳父也是想起已经过世的女主人来。一想到以后就再也不能回到这个熟悉的家来，三个人的眼泪便在眼眶里面打起转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强忍着眼泪，为了感谢照看房屋的女人，好几次进屋拿出了一些女人饰物赠与她，一次又一次地道谢。这些布匹都是黑底配白格子或白点的，就像是窗户上的镂空方格映在了被雪覆盖的黑暗街道上，纹路如此清晰。

6

天刚亮的时候，还在熟睡当中的其他住户便被一阵喊声惊醒：“大家注意了，格罗梅科一家要搬走了，我们去告别吧！”这是一位叫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平时极爱凑热闹，她一边挨家敲门，一边扯着嗓门继续喊着。

住户们纷纷开门出来，在台阶上站成了一个半圆形，如同要照集体照一般。他们不住地打着哈欠，佝偻着腰，像是怕披在肩上的衣服滑落下来，一面哆哆嗦嗦地赶紧套上毛毡靴。

马克尔也不知道在哪里寻来的酒，喝的烂醉如泥，瘫倒在楼梯的栏杆上面，像是被砍倒了一样，大家都担心他会把栏杆压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家拒绝了他要送到车站的好意，马克尔生气地离开了。

鹅毛般的大雪懒洋洋地落下来，比昨晚更加稠密，在快要落地的瞬间停滞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要不要降到地面。

走到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许多。飞舞的雪花像一条白色幕帘悬挂在街道上空，随风摆动着，和行人的脚混淆在一起，让人们感觉如同原地踏步一般。

街道上还是没有人，就在这时，一辆沾满雪的空马车突然出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家的眼前。满身是雪的车夫很快同意只收取几戈比就可以连人带东西把他们送到车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行李放在马车上之后，说是自己要徒步走到车站。

7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和父亲很快就到了车站，站到了两排木栏里的人群中。现在坐火车都不是从月台上车，需要从离这里差不多半俄里的出站场旗处的路轨附近上车，听说是清理车站周围地面上的冰和垃圾的人手不够，所以机车开不到站台处。

两个孩子没有同妈妈和祖父一起站在队伍里面，而是在出入口的屋檐下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偶尔从大厅过来看看妈妈，怕与大人们走散了。为了预防伤寒病的传染，妈妈在他们的脚腕和脖子上涂了一层煤油，所以他俩身上散发出一股很浓的煤油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赶到车站，就看到妻子朝自己招手，并远远地喊着哪个窗口在办理出差证件，于是，他朝那边走了过去。

“给我看看上面盖的是什么章。”妻子问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即把几张小纸从栏杆后面递了进去。

“看看这些印鉴，这可是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一个站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后面的人说到。

“一旦拥有这些印鉴，您就可以在旅客车厢分到座位。”此时站在她前面的一个了解甚多的人补充道。

这话一出，立即激起了所有排队的人的议论。

“那您恐怕还得多等等，高等车厢可在前面。现在坐车的人这么多，能做到列车的缓冲器上也是极其幸运的事了。

“您别听他们胡说，这位先生，我给你说吧，现在的列车都是混合的，没有单一编组，军人、囚犯、牲口都是一起拉的。你们这些人，不要胡说八道，要给人家讲清楚的。”

“就你聪明，那你为他们接下来的事情想过没有，那节车厢里面坐的可都是部队的水兵，一个个的都有枪，难道他们看不出来这位先生是有钱人？到时候，水兵们抄上家伙对付他，就像拍死一只苍蝇那么容易。”

幸好出现了新情况，才使得这漫无边际的讨论戛然而止。

透过厚厚的窗玻璃，等车的人们把目光投向远处，这么远的距离，显然只能看到铁路上的积雪，雪花在半空中停了一会儿，之后慢慢落了下来，如同水中喂鱼的面包渣。

远处腾起了机车行驶时散出的烟雾，人群中开始慢慢有人朝着那个方向走去，熙熙攘攘，看上去就像是检查枕木的铁路员工。

机车越来越近，排队的人群也开始躁动起来。

“开门，赶紧给我们开门，你们这帮骗子。”人群中有人吼道。大家一拥而上，都靠到了门前。

“看看这些人都干了什么，我们被墙堵住了进不去，就像绵羊一样可怜的站在这里。可那边呢？他们就可以不排队直接进去，人家一会儿可就都上车了！你们再不开门，我们可要砸门了！伙计们，我们大家用力挤吧，最好能把这个该死的门挤破，加油！”

“我说你傻吧，你还不信，你知道那些不用排队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是从彼得格勒押送过来服劳役的。之前被送到了北部地区的沃洛格达，现在又要被送去东部前线挖战壕。你没看见还有押送队吗？那是害怕路上有人逃跑。”那个了解甚多的人接茬道。

8

日瓦戈一家在车厢左侧靠前的上层铺位安顿下来，旁边有一个长方形的昏暗小窗。他们很幸运，一家人在一起，没有分开。

上车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双手把妻子和孩子举到了车厢上面，车厢边上的活动拉门太重，没人能打开。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是头一次做这样的车，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一个人也能在车厢上面自由活动。

一开始，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认为这些车厢就是用来运送牲畜的，在受到剧烈震荡之后必然会垮掉。可在之后的行进中，她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无论是弯道还是岔道，即使改变行进方向，火车也一直在顺顺当当地行驶。

这列火车一共二十三节车厢（日瓦戈一家在第十四节），前边车厢是军人坐的，中间则是普通乘客，尾部就是那些服劳役的，可能只有车头或者车尾，亦或是中间的几节可以靠近经过的站台。

中间的8个车厢容纳了接近500人，包括各种年龄和形形色色的身份、职业。除了那些穿戴得很好的有钱人、彼得格勒的交易所经纪人和律师以外，还可以看到那些被列入剥削阶级的胆大妄为的马车夫、地板打蜡工、澡堂杂工、买卖旧货的鞑靼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以及小商贩和修道士。

那些社会的上层人都围坐在烧得通红的小炉子旁，彼此高声交谈着，时而大声地笑起来，因为他们不需要担心什么，家里有影响的亲属正在为他们打点，也许在途中就会得到赦免。

剩下的那些人，身上穿着开襟的长袍，或者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打开了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或者门前的横杠上，静静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帮他们获得赦免。

9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对这个上铺位极不满意，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时，她都会往外看一看，想着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换点什么东西。

这一次也不例外，减速的列车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来这是一个大站，停靠的时间应该不会短。她立马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理了理头发，随即从装东西的口袋里面翻出了一条绣着几只公鸡、几个年轻小伙子以及一些弧形线条、车轮的大毛巾。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醒了，他赶紧从铺位上跳了下来，然后扶着妻子下来。

透过打开的车门，尤里看到外面的树木上压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枝干都被压弯了，好似捧着面包在迎接列车的到来。车还没停稳，那些水兵们就跳下了车，奔向车站拐角的后面，那是一个秘密出售违禁食品的地方。

看着那些身着黑色制服、无檐帽、喇叭裤飞速冲过来的水兵，周围的行人赶紧让出一条道来。

在这个车站拐角后面，来自附近村子的农妇们带来了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奶渣饼。为了保持住这些食物的热气和香味，她们都用缝好的棉套盖住。水兵们一边选着自己喜爱的食物，一边和那些村妇们开着玩笑，逗得她们脸都像罂粟花一样通红。其实她们也很害怕同水兵做这等交易，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是由水兵组成的。

很快，其余的乘客也在列车停稳之后接踵而至。人群开始混杂，村妇们的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故意把那条大围巾搭在肩上，还装作要用雪搽脸的样子，在这些村妇中不停地走来走去。

这时，人堆里不断有人朝她喊着：“嗨，那个从城里来的太太，你想用毛巾和我换点什么吗？”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和丈夫往前走着。

一个围着黑底红花头巾的女人直勾勾地看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肩上那条毛巾，她快速地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危险之后，走到安东宁娜跟前，掀开自己准备要买的东西上遮住的布，悄声说：“你们肯定没有见过这个吧？我看你俩都快流口水了，别犹豫了，用你的毛巾和我换这半只兔子吧。”

此时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并没有听清楚村妇说的最后一句话，隐约觉得她好像在说自己的毛巾。

村妇补充道：“难道你以为这是狗肉么？这可是我男人亲手猎到的兔子。你还看什么？用毛巾和我换这半只兔子吧。”她拎着那半只从头到尾用油煎过的兔子在安东宁娜面前晃着。

最后两人达成一致，交换成功了，可心里都认为对方吃了亏，自己占了大便宜。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感到非常羞愧，觉得自己不应该愚弄这个可怜的村妇。那村妇却是极其满意，赶紧离开了交易的地方，招呼上同样刚做完生意的女邻居，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突然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叫嚷着：“你是想往哪里走啊，先生，你买了我的东西，可是还没给钱呢。站住，你给我站住！哨兵！这里有强盗啊！快来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那个边走边笑、没有胡子的先生买了我的东西没有付钱。”

“就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袖口打了补丁的男人？”

“可不就是他嘛，大老爷们，有人抢东西了！”

“出什么事了？”

“那个男人吃了老太婆的馅饼和牛奶，吃完不给钱就走了。你看这个老太婆哭得多伤心，真可怜啊！”

“不能就这样放过他，应该把他抓起来才是。”

“你们还想抓他？没看见他身上都缠满了绷带，可不是好惹的家伙。”

10

在第十四节车厢也有几个是服劳役的，一个叫沃罗纽克的兵看守着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人是极其引人注意的：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来自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瓦夏·布雷金，是一个小五金店的男学徒，今年才16岁；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一个头发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历经新旧社会的交替。

因为都要去同一个地方服劳役，这些原本不认识的人，路上就彼此熟悉起来。谈话中，出纳发现自己和学徒原来都是维亚特省人，再过不久，火车就将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出纳是马尔梅田市的一个小市民，身材魁梧，留了个小平头，脸上略有些麻子。他身上穿了一件颜色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由于出汗，衣服紧紧贴在了身上，看上去就像是女人穿的紧身裙。他在车厢了很少说话，显得有些迟钝，一直低头苦想，一边还挠着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上面出血才停了下来。

去年秋天，出纳正好在街上遇上了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搜到了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食品供应卡，虽然他没有用这个卡领过东西，可人家就是凭着这个就把他抓起来了。之后，他就和许多也是这样被抓进来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按照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他们这些人要先到沃洛格达，中途回来后再经过莫斯科去往东部战线。

在来彼得堡之前，出纳在路加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善良美丽的妻子。妻子得知他被抓后，直奔沃洛格达，准备把他解救出来。可谁曾想到，两个人的路线竟然完全不一样，最后彼此失去了联系。

来到彼得堡之后，出纳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了。

在被抓之前，他刚和这个女人在街角分开，正准备去另一个地方办事。随着被抓的人群慢慢远去，他好像还能见到那个女人的身影，直到视线慢慢模糊。

佳古诺娃是一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着一双很美的手，每次叹气的时候，她就会把背后那根粗辫子甩到胸前，她很爱出纳，所以自愿随车陪送他。

真不知道这些女人看上普里图利耶夫什么了，除了佳古诺娃，他还在另外一节车厢有个相好，听说叫奥格雷兹科娃。那个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很讨厌她，叫她“大鼻孔”和“喷壶”。

很显然，这两个女人是容不下彼此的，所以都避免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来不到这节车厢来，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她要怎样和出纳见面。或许在大家下车装煤的时候他们彼此能看上一眼。

11

瓦夏有着和他们不一样的经历。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而后母亲把他从乡下送到彼得堡，在叔叔那里当学徒。

冬天的一个早上，叔叔被叫到苏维埃去说明一些情况，可他却走错了房间，敲开了隔壁劳役委员会接待室的门，里面坐着很多应召的人。不一会儿，一群红卫兵就把所有的人都包围起来，随后他们就被带到了谢苗诺夫兵营，第二天一大早就被押到车站，踏上了开往沃洛格达的火车。

出行的那天，家属们纷纷来到车站给亲人送行，瓦夏和他婶婶也去了。

瓦夏和婶婶在栅栏边看见了叔叔，并招手示意叔叔。叔叔请求卫兵让自己见见妻子，卫兵提出要有确实保证才同意让他出去，于是瓦夏就被留下做了担保，这个卫兵就是第十四节车厢的押送人——沃罗纽克。可是，叔叔和婶婶却再也没有回来。

瓦夏在得知真相后，失声痛苦起来。他跪在沃罗纽克的面前，轻吻着他的两只手，不断祈求他能放了自己，但是毫无结果。沃罗纽克也并非铁石心肠，只是当时是非常时期，押送兵对交给他押送的人数是要以身家性命做担保的。所以，瓦夏就这样到了劳役队。

至于那个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无论是沙皇时代还是现如今的政府统治下，一直受到所有看守的敬重，并和他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车厢里，他不止一次地向押送兵抗议瓦夏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虽然沃罗纽克知道瓦夏是被冤枉的，可是手续一时半会也办不下来，只有等到了月的地之后再去看看。

瓦夏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孩子，长相酷似肖像画里的沙皇御前侍卫和上帝身边的小天使。他很喜欢整洁，并且保持得很好。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到大人们的脚边，两个手交叉抱住膝盖，仰着头听他们的谈话。他的表情就像一面镜子，每次大家都能从他含笑不露或饱含眼泪的表情上判断出谈话的内容。

12

科斯托耶德跑到了上铺日瓦戈一家这里，一边极有滋味地吸吮着请他吃的一块兔子肩胛骨，一边叨念着：“这是从哪里来的风？怎么还吹个没完了！”说完，赶紧找了个避风的地方重新坐下。啃完骨头，用手帕擦了手，并向主人道了谢，接着又说道：“医生，这兔子肉固然是美味，不过你可不要以为农村生活就很好，差别太大了。顺便说一下，你们这个窗户是漏风的，要堵上才好。”

“我可不这样认为，你没看见那里的状况吗？树木、栅栏、围墙都是完好无缺，还有那个市场，那些卖东西的妇女。能过这样的正常的生活，想想就让人觉得满足。”医生反驳道。

“就算你看到的那些，可是你有顺着铁路走上一百俄里么，在那里的农民天天闹事。一会儿反对白党，一会儿反对红色分子，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等到革命唤醒了那些农民，他们就会认为几百年来梦想独家独户的生活可以实现，希望给靠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无政府统治的田园生活，从此以后，不再属于任何政权，也不用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可是现实是他们刚从旧的国家体制解脱出来，却有落入了新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夹缝中。所以，农民才要做乱，农村也不是安定的地方。而你却说农民是满足现状的，我看你是什么都不懂，还在这里瞎说一通。”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想去了解什么。我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这个时代强加了太多东西给我，那么我现在也要蔑视事实。是的，你说我是不切实际的，那你有看到我们国家的实际吗？那你说说我们以后应该靠什么过活？所以，我宁可相信农村已经取得革命的胜利且正走向繁荣，我是有家室的人，我们还要生活。”

尤里懒得再争论下去，自己回到铺位边探头看着下边的人，剩下岳父和科斯托耶德继续争论着。

车厢里，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佳古诺娃和瓦夏正在一起谈话。当火车离家乡越来越近的时候，普里图利耶夫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暗涌，说着回家应该在哪一站该下车，下一步怎么走，是徒步还是骑马。瓦夏听着这些熟悉的家乡村镇，眼眶里面含满了泪珠，不断站起身来，嘴里重复说着那些地名，好像这样的诉说能让自己离家更近一些。

“您是在苏霍依渡口下车吧？”瓦夏气喘吁吁地问。

“这还用说！那可是我们的会车站！”

“接着您是朝布依斯克耶村那个方向去吗？”

“对，走布依斯克耶土路。”

“啊！我说的就是布依斯克耶土路。我记得很清楚，从那里拐弯，一直往右走，走到韦列坚尼基镇。如果哈里托诺维奇叔叔你也要去那里，先往左走，然后再背着佩尔加河的方向走。您听说过那条河吧？”

“对，就是那条河。要到我们那儿得沿着河岸走。韦列坚尼基镇就在这条河上，河上游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村。村子在陡岸边上，我管那个地方叫采石场。人站在那里是不敢往下看的，陡得简直就像要掉下去似的。那个地方的人都会用开采出来的石头做磨盘。我妈妈就是韦列坚尼基镇的人，我还有两个妹妹，叫阿廖卡和阿里什卡。”

“帕拉莎大婶，我妈妈也和您一样长得又白又年轻。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我以基督上帝的名义求求您……沃罗纽克大叔！”

“你到底想干什么？像个布谷鸟一样反反复复地叫我。小鬼头，你是想让我放了你吧？都给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放了你，我就完蛋了，得去蹲牢房！”

佳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朝远处张望，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她轻轻的用手抚摩着瓦夏的头，一面拨弄着他那淡褐色的头发，她是在想什么心事吧。偶尔她也会朝着瓦夏点头，或者用眼神和微笑给他暗示，意思是让他放聪明些，不要当着大家的面和沃罗纽克说这件事。她似乎是在说，等过上一段时间，问题自然就会解决。

13

当列车向俄罗斯东部地带驶去的时候，意外的情况接连发生。列车开始穿越不安定地区，听说那一带是武装匪帮时常出没的地方，虽然不久前才平息了，可听上去依然让人毛骨悚然。

一路上，列车经常停车，以便巡视的队伍检查行李和证件。

那个夜里又停了车，但是却没有人来查看车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好奇地从列车上跳了下去。

铁路路基两边是一片人工种植的云杉林，夜色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不明白列车为什么会停在正常区间的一个路标附近。先于他下车的那些人，一边在列车前不停地跺着脚，一边对他说没出什么事，是司机自己停的车，他说这一带危险，若是探路检道车不能确保这个区间的安全，他就不开车。听说旅客代表已经在劝说他了，必要的时候应该会给他一点钱。可谁又知道，那些讨厌的水兵也插手此事，看来事情不太好办了。

正当大家还在讨论的时候，机车旁边的雪地上出现了篝火一样的闪光，突然照亮了那一小块雪地、机车和几个顺着机车旁边跑过去的人影。

前面的那个人影大概就是司机。只见他跑到踏板一端，向上一跳，越过缓冲器的长杆就从大家的视线里消失了。而后面追赶的几个水兵接着重复了司机的动作，随后都没了身影。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另几个好奇的人朝前边的机车走了过去。

他们在列车前方看到这样一个场面：司机站在枕木一侧光滑的雪地里，身子一半被埋在雪里。而那些水兵们像追捕野兽的猎手一样站成半圆形围住了他，当然，这些水兵同样有一半身子埋在雪里。

司机喊道：“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你们居然拿枪对准自己的工人弟兄！我为什么不把车往前开，乘客同志们，你们说这个地点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把铁路上的道钉给拧走。滚你们的蛋吧，难道我是为了自己？我只不过是个司机，怕大家会出事。我可是一片好心，却得到这样的回报。好吧，你们朝我开枪吧，你们这些吃了火药的混蛋。请乘客们为我作证，我要是躲了，就不是娘养的！”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叫喊。

一部分人惊慌地叫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呀？清醒点儿吧，没有谁要你的命，谁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吓唬你一下而已。”

另一些人挑逗地高声叫喊：“别理他们，加夫里尔卡！加油！”

一个棕黄头发且头大脸平的魁梧大汉是第一个从雪堆里走出来的水兵，他不紧不慢地转向大家，用乌兰克口音轻声说着：“干吗都聚在这儿？你们想喝西北风吗？大冷的天都回车厢去吧！”在这个不寻常的深夜里，他那非常镇静的态度倒使这几句话显得有点可笑！

当人们各自回车厢的时候，这个水兵来到还不十分清醒的司机跟前，说道：“还愣着干吗，赶紧从雪窝子里出来，开车走吧。”

14

因为担心大风雪埋住路轨会使车轮下滑，所以第二天车速很慢，最后终于停在一个被大火烧毁、毫无生气的车站。在被烟熏黑的残垣断壁的正面，还可以看出“下开尔密斯”的字样。

不只是车站保留了火烧的痕迹，它后面有个被雪覆盖的小村落看起来空荡荡的，就连它和车站之间的那片空地看上去也很凄凉。

村落最外面是一栋已经烧焦的房子，隔壁家屋角的几根圆木坍落下来搭到室内；路上到处是烧剩的残骸和破碎的家什。被烟垢和焦灰弄得肮脏不堪的积雪露出一片片烧秃了的黑糊糊的地面，污水流进去后结了冰，把一些烧焦的碎木头和着火与灭火的痕迹冻在一起。

村落和车站还没有完全断绝人烟。一两处仍然可以看到人影。

跳到站台上去的列车长同情地问着从废墟中走来的站长，“整个村子都被烧啦？”

“情况比火烧还要糟。”

“不明白您的意思。”

“那就最好别多问。”

“难道是斯特列利尼科夫？”

“是他。”

“你们到底犯了什么错？”

“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就是乌斯特汉姆金斯克乡所属的下开尔密斯村惹的事，把我们也牵扯进来了。后面那个村子才是罪魁祸首！”

“他们怎么啦？”

“好几桩都是滔天大罪，第一桩是赶跑了贫农委员会；第二桩是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的命令；第三桩说是不服从动员令。”

“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就挨炮轰了？”

“是啊。”

“是从装甲车上开的炮？”

“那可不是。”

“太可惜啦。不过，我们不应该议论这件事。”

“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什么好消息能让您高兴啦。在我们这儿停留几天吧。”

“别开玩笑。我这车上坐的可是给前线补充的兵员。我哪敢停车！”

“我可不敢开玩笑。您自己看这些雪堆。这么大的风雪刮了一个星期才停住。半个村子都跑光了，根本就找不到人除雪。让剩下的所有人都去干也干不完啊。”

“啊，您现在是两手空空！这下可糟了，现在怎么办？”

“总得想办法把路清出来让你们走。”

“雪堆得很多吗？”

“不能说特别多。是一条一条的雪垅。中间的一段路比较困难，由于风向和路有个角度，所以雪非常厚，其他的还好都被树林挡住了。前面一段由于是平川，雪都被风给刮跑了。”

“真是见鬼，我把车停在这儿，让大家来帮忙。”

“看来只能这样了。”

“这有整车的劳役队，还有将近七百人的普通乘客，就不要惊动水兵和赤卫军战士了。”

“那就可以了，现在工具不够，不过已经有人去附近村子找了，一会就可以开工。”

“老天啊，太倒霉了，你确定能找到吗？”

“是的，不是都说人多力量大吗？铁路是交通的大动脉。您不要多想了。”

15

清路的活儿干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柳莎在内都参加了，这是他们在路上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这个地方有一种普希金笔下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遗风和阿克萨科夫所描写的那种内在的、难以言表的气氛。

被破坏的村落和幸存的村民一直都不露声色，感觉这个地方更加神秘了。村民们怕有人告密，都不接触车上的乘客，看来是吓坏了。

乘客们以分批的形式进行铲雪工作，作业地点周围有人把守。

人们分成无数个小队，在不同的路段清除积雪，各自堆了一个大雪堆，把相邻的小队隔开了。这些雪堆要留到全线的工作结束时一起铲掉。

在这晴朗而寒冷的天气里，乘客们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再回到车厢睡觉，由于铁锹不够，所以劳动的时间很短，这种劳逸结合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在一个景色优美且开阔的地方干活，从所在的路基开始，向东缓倾的地势，呈波浪状起伏上升，延伸到远处的地平线。

山包上有一幢四面没有遮挡的孤零零的房屋，周围是个花园。夏天的时候，这里一定是鲜花的世界，色彩斑斓；可如今只剩下稀稀落落的树木，显得越发荒凉。

那里的雪层很平坦，可是从几处起伏的坡度来看，斜坡不可能被积雪覆盖住，到春天它会化作一条小溪从路基的旱桥流过，被雪埋住的花园犹如用松软的毛毯裹住睡在那里的一个婴儿。

不知道房子里还有没有人住，或许已经毁坏了，空在那里，由乡或县土地委员会造册登记了吧。可是它以前的主人现在在哪呢？过得怎么样？隐居国外，还是已经惨死在农民的手下？也有可能比较幸运因为有什么专长而去县里工作了？如果他们现在还在这儿，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否会原谅他们？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惩罚他们？

山包上的这栋房子不时地撩拨人们的好奇心，自己却哀伤地默默耸立在那里。阳光照到无垠的雪地上让人目眩。铁锹就这样一块一块将它们铲掉，散开的雪花就像钻石的粉末，那么的闪耀美丽！这情景不禁让人想起小时候穿着厚厚的羊皮袄，戴着长耳风帽，在院子里堆雪人、城堡。那时候的时光多么美好，周围的一切总是让人看不够，无比享受！

这三天的户外生活给人留下了丰富而又难忘的印象。因为这些参加劳动的人每天晚上都能领到新烤出来的面包，虽然大家都不清楚是按什么规定发放的，也不知道这些面包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香喷喷的面包，泛着油光，厚厚的一层外皮被烤得黄灿灿的，上面还有些小粒的煤渣。

16

大家非常喜欢这个破旧的小车站，那感觉就像是穿行在白雪茫茫的山间旅行中，短暂地停留一样，让人舍不得离去。这里的地形特征，小屋的样子，甚至破损的地方都已经深深映入了人们的记忆中。

傍晚回到车站时，正值日落。西沉的落日还是和往常一样，慢慢从值班室后面的老树林那里落下去。

这间房子的外墙已经坍塌了，房间里堆了好多废旧砖瓦。窗户对面的那个角落还是完好的，咖啡色的墙纸、火炉和通风口上的铜盖子、镶着黑框的财产用品登记表都还在完好地保留着。

夕阳就快要沉入地平线了，金黄的余晖落到炉灶的瓷砖上，落到了贴着咖啡色墙纸的墙上，白禅树的影子似乎给它搭了一块女人的披巾。

另一边通往接待室的那扇门上还留着闹革命那会儿写的字：因室内放有药品等医疗用品，此门已封闭，请各位患者止步。特此通知。乌斯特涅姆达高级医士某某。

各段的雪堆都被铲干净了，一眼望去，平坦的轨道向远方延伸开去，两边是清除后的雪，远远看去就像是一道白色的山脊。轨道两边的人们手拿铁锹站在那里，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全体乘客在一起，这才吃惊地发现原来车上的乘客有这么多。

17

听说列车还要好几个小时才开，尽管现在夜幕就要降临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想要在出发前再好好欣赏一下被大家清理干净的沿线风光。此时的路基上已经基本没什么人了，夫妇俩向远处眺望了一会儿，随便聊了几句心里的感想，便朝着自己的取暖车走回去。

正往回走着，突然听到两个女人又尖又利的叫骂声。他们立刻听出来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在吵架。这两个女人和日瓦戈夫妇都是从车头往车尾走，只不过隔在车厢的两边，离得不是很近，也许走在他们后面或者前面一点。

两个女人情绪都很激动，互不相让，越骂越凶。吵架的声音时高时低，好像是走着走着突然陷到雪里，或者是腿一软，脚步很不平稳。佳古诺娃似乎在奥格雷兹科娃后头追赶着，好不容易赶上之后好像还动了手。那些肮脏的字眼像连珠炮似的从她这个仪态大方的女士嘴里蹦出来，似乎比男人口中骂出的脏话还要难听。

她不停地叫喊着：“你这个臭婊子，破鞋！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一天到晚搔首弄姿的。勾引我那个傻瓜不说，还想打孩子的主意。你真是连小孩子也不放过，非要毁了他不成。”

“看来，你就是瓦先卡的正牌妻子了？”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婊子。我这个正牌妻子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别想从我这里活着离开。”

“啧啧啧，别跟我动手动脚的，你这个疯婆子。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弄死你。贱货，臭不要脸的东西，猫狗不如。”

“随便你怎么说，我就是猫狗不如又怎么了。谁不知道你呀，你可不是普通人呀。生在阴沟里，门缝里结了婚，还怀了耗子的种，生下个怪胎……哎哟，哨兵啊，快来人呀。快救救我这个可怜的姑娘呀，这个凶婆子要杀我。”

“咱们还是快走吧，让人都听不下去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催丈夫快走。“准没好结果。”

18

转眼间，平原就已经消失，整个路都在山丘和高山之间。之前一直刮个不停地北风也停了下来，从南边飘来阵阵暖空气，似乎是从炉膛里吹出来的。

列车载着一群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兴趣的乘客穿行在一片片树林间，吃力地缓缓爬坡，就像是年迈的护林员徒步走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整个林子都处在冬日的静谧之中。偶尔会有积雪从灌木丛上或者是树枝上簌簌掉落，就好像是扯下了裹在脖子上的围巾，或者是解开了领口似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似乎一直摆脱不掉恼人的瞌睡。这几天，他躺在上铺一直睡觉，醒来就开始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希望能够听到点什么，可现在什么都听不到。

19

就在他昏昏欲睡的这段时间，春天悄悄来临了，雪也开始融化了。从他们离开莫斯科那天，雪就没停过，在乌斯特涅姆达还铲了三天的雪，这皑皑的白雪覆盖了好几千俄里。

开始，雪是从内部融化的，悄悄地不让人觉察。直到快化了一半的时候，才被人发觉了。蓬松的雪层下面渗出了流水，荒无人烟的树林也苏醒过来了。

融雪的流水从悬崖上飞落而下，积起了一处处清潭，再向四面溢开去。没多久，稠密的树林子里就腾起了茫茫的水雾。一股股清泉在林中蜿蜒流转，浸到阻挡的积雪下面，沿着地面流过；如果跌落下来，还会腾起点点尘埃。土地已经不能吸收掉这么多的雪水了，于是，一棵棵高耸入云的云杉树，便用自己发达的根系贪婪地吮吸着，在根系旁边留下了渐渐变干的褐色泡沫，就好像喝啤酒后留在唇边的残迹。

天空飘着大片大片的乌云，仿佛也染上了这悄然而至的春日的醉意。那像毛毡一样的黑云就这么低低地覆盖在森林的上空，时不时地洒下点点还带着泥土气息的温暖的小雨，冲掉了地上残碎的黑冰。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终于睡醒了。他坐起身来，手撑在那个没有窗框的小窗户上，听着外面的声音。

20

列车离矿山区越来越近，停靠的次数越来越多，因为这一带人口稠密，相应的区间也就缩短了。车上的流动乘客多了起来。这些在中途小站上下的短途乘客不需要坐好久，也不需要躺下睡觉，晚上就在中间靠门位置的地方呆着，互相小声地聊会儿当地的事，到站了就下车。

这几天，车厢里的人都在不停地变换着。从这些人聊天的只言片语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得知，白党分子已经在北边占了优势，正准备向尤里亚金开进。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这个指挥白党军的人就是加利乌林，那个他曾经在梅留泽耶沃医院非常熟悉的同伴。

这个谣传还没有得到证实之前，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他们只字未提。

21

刚刚进入深夜时候，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梦中惊醒。这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又好像掺着一种强烈的幸福感。这时列车已经停了下来，整个车站笼罩在浑浊的白夜之中，茫茫的夜色中仿佛充斥着某种细腻而又恢弘的气氛。这样看来，列车应该是停在了一个开阔的地方，车站恰恰坐落在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地之上。

车厢外面，有几个人悄声走过。他们轻声地交谈着，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泛起了一丝柔情。小心翼翼的脚步和悄声低语，让他感觉到人们对黑夜的尊重和对车上熟睡人的体贴，这似乎是战前和更早的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其实，这都是医生的错觉。这里的站台上和其他地方一样喧闹，充斥着嘈杂的人声和皮靴沉重的走动声。只是附近有个瀑布，它的流水声压倒了车站上的其他声音，让周围产生了一种安静的假象；瀑布送来的清新空气，也让这白夜似乎扩大了不少的范围，甚至还让医生从梦中生出一种强烈的幸福感。

医生没有想到有这个瀑布，在这奇妙的空气中又沉沉地睡去。

下铺有两个人在聊天。其中一人问：

“我们的人都静下来了吗？有没有给那帮人一些教训呀？”

“你说的是那些小铺老板吧？”

“嗯，那帮粮食贩子。”

“他们已经老实了。我们从中处置了一个，杀鸡儆猴嘛，这么一来其他人都听话了，罚款也拿到了。”

“一个乡罚多少？”

“四万。”

“胡扯吧！”

“干吗要胡扯？”

“好家伙，四万呐！”

“四万普特。”

“嗯，干得漂亮，太棒了！都是好样儿的。”

“四万普特精磨粉。”

“这还真是巧。从雷尼瓦河一直到尤里亚金，各个村子都是码头和粮食收购点，全都是做面粉生意的好地方。舍尔斯托比托夫几弟兄，佩列卡特奇科夫和他的儿子们，也都是倒货的。”

“小声点，别吵到别人了。”

“好吧。”

说话这人打了个呵欠，另外一个人说道：

“还是再躺一会吧。咦，这车好像又开了。”

这时，从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把瀑布的声音都淹没了。在旁边的轨道上，一列老式快车呼啸着开了过来，几点灯光闪过，又消失在前方的夜色中。

下铺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这下总该开车了吧？已经停了那么久！”

“应该快了。”

“可能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辆装甲快车有特殊任务。”

“对，可能就是他。”

“对待反革命分子，他就像一头野兽那样凶狠。”

“他是去追赶加列耶夫。”

“谁？追赶谁？”

“加列耶夫，就是白党的长官。听人说他在尤里亚金附近带领一批捷克人，占了一个码头，守在那里。”

“也许你记错了呢，没准是加利列耶夫公爵。”

“没有这个姓的公爵。或许是阿里·库尔班。你都弄混淆了。”

“也许就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2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再次醒来时，已经快天亮了。这一次他又梦见了好多让人愉快的事情，心里总是乐呵呵的，觉得很轻松。列车还是停着的，不知道是停在了一个新的小站上，还是仍旧停在先前那个小车站。外面还是和在先前那个车站一样，听得到有瀑布的水声，或许这又是另外一个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沉沉睡去。睡梦中隐隐约约地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原来是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队长吵了起来，两人互不相让，大声叫喊着。此时车厢外面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从未有过的味道。这味道好像是春天才有的气息，又好像是五月间飘落的雪花，灰白灰白的，散发迷人的芬芳。雪花飘落在大地没有铺成白色，反而让土地变得更加黑暗。“嗯，是稠李的味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猜到了。

23

早上起来，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就说：

“尤拉，你还真是个怪人，你就是个矛盾体。有时候特别容易惊醒，飞过一只苍蝇都会把你吵醒，然后整夜都睡不着。可是这个地方又脏又闹，你却睡得死死的，怎么也醒不了。夜里，那个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布雷金都跑了。对了，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也跑了。哦，对了，还没说完，沃罗纽克，对，对，他也跑了。至于他们如何逃掉的，是分开行动，还是一起逃跑的，没人说得清。沃罗纽克逃跑可以理解，他一发现其他人都跑了，害怕承担责任，自然也要逃命咯。可是其他人呢？他们是自己跑掉的，还是受人胁迫的呢？那两个女人就很值得怀疑。话又说回来，她们是谁杀了谁呢？这也很难说，是佳古诺娃把奥格雷兹科娃给害了，还是奥格雷兹科娃除掉了佳古诺娃？押送队队长来来回回找了好久。他大声喊道：‘你们也太胆大了。还敢私自给发车信号。我以法律的名义要求：找不到逃跑的人，不准开车。’可列车长才不理会他呢，说道：‘我这车可身肩重任，要赶着给前线增加兵员的。我看您肯定是疯了。要听您的安排？做梦吧。’接着两个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责怪起科斯托耶德来。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还是个合作主义者，就在旁边也不去干涉一下这两个没头没脑的士兵，以至于干出这种蠢事。‘还说是什么民粹派！’队长抱怨道。要我说吧，就不关科斯托耶德的事。这时候列车长就说了：‘太有趣了，您这么说来，犯人倒还得看守着狱警咯？这可真是母鸡来给公鸡打鸣！’我在旁边又是推又是嚷的，一直在喊‘快起来啊，有人跑了’。可你呢？雷都打不动，炮也轰不醒……算了，这个以后再说吧。现在啊……哇，真漂亮！爸爸，尤拉，你们快看啊……多壮观呀。”

他们抬头向窗外望去。外面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水面。不知道是哪里的河水已经漫过了河堤，路基上到处是水。从上铺看下去，感觉列车就好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样。

平静的水面泛着清晨的阳光，好像一面光滑的镜子，闪耀着点点亮斑，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涂上了一层青绿色，真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

天空中低垂的白云，似乎也落到了这一片宽广的水面上。那些草地、坑洼，还有灌木丛都浸湿在了水里。

在这片水域中间，有一处窄窄的土地。地上的树木印在水里，好像是悬在天与地之间。

“鸭子！是家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看着那个方向，大喊一声。

“哪儿？”

“就在小岛那儿，这边，往右看。哎呀，真是的，吓着它了，飞走了。”

“嗯，还真是的，我看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找个时间，我想跟你聊聊。咱们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位太太都逃跑了。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别再添什么乱子就行。跑掉就跑了吧，这水还不是一样要流动。”

24

白夜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可是看起来，好像又缺乏点信心一样，这小山丘，这树林子，还有这悬崖，看上去似乎都是人工造出来的一样。

峭壁下一块斜着的空地上有一片小树林，树林已经渐渐染上了一层新绿，几处稠李都开出了花。

再过去一点就是瀑布了。只有从顺着峭壁边上往小树林看过去才能看得见。瓦夏已经累得不行了，心里既担心害怕又兴奋惊奇。

这瀑布似乎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清楚的意识，就好像神话里的一条蛟龙，盘踞在这一带。它独一无二的景致让人却步，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没法和它相比。

瀑布从高空跌落，中间被悬崖上突出的巨石劈裂开来。上面一段似乎是停止的，下面分开的两段也似乎在左右摆动着，整个瀑布给人的感觉是每次都快要倒下，又神奇地挺起身来。

瓦夏在林间的空地上垫上羊皮袄子，躺了下来。等到天色微亮的时候，突然从山上扑扇着飞下一只大鸟，它展开宽大的翅膀在树林上空滑翔了一周，在瓦夏旁边的一颗冷杉上停了下来。他迷迷糊糊地看着这只神奇的鸟儿，喃喃地说：“野鸽子，只见它长着蓝色的脖子和青灰色的胸脯。”乌拉尔这儿的人都这么叫。接着他站起来，把地上的袄子捡起来重新穿上，走到同伴跟前说：“婶婶，我们还是走吧。你看看我，冷得我上牙磕下牙了。还看什么呢？我跟您说话呢。走吧。我们得适应环境，要朝着有村庄的方向走。有村子才有人，咱就不会受委屈了。我们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饿死。沃罗纽克叔叔肯定是闯了什么祸，不然别人也不会追他。我们才真是跟着倒霉。婶婶，您倒是说句话呀，都已经好几天没说一句话了。您不是吓得话都不会说了吧？上帝呀，还伤心什么呢？我说，卡佳婶婶，卡佳·奥格雷兹科娃。我都看到了，您不是故意推她下车的，而且她掉下去的时候也是侧着身子的。后来还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撒腿就跑了。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也是啊。等他追上我们，大家不是又在一起了嘛。别愁了，还老想什么呢？别胡思乱想，你的舌头又灵光了。”

佳古诺娃伸手让瓦夏拉了起来，轻轻说了句：“行了，咱们走吧，好孩子。”

25

列车在高高的路基上缓缓爬行着，时不时地发出轧轧的声响。路基下一片新长出来的混杂小树林，里面的小树还没有路基高。再往下的那一片草地，先前被水淹没过，现在草地上还乱七八糟地堆着好多圆枕木。这些木头应该是上面的那个采伐林区砍伐下来准备送走的，结果却被大水冲到这里来了。

那片新生的小树林，都还是一片光秃秃的景象，和冬天里没多大差别。只是在枝条上好像被抹了好多脏兮兮的赘疣一样的东西，而这些多余的脏东西就是生命，有了它们才能长出茂密的绿叶，染绿整个树林。

一处处白禅树，都艰难地挺直了腰，把它那长着锯齿的叶子向四面伸展开去。这些树的味道用眼睛就能识别出来，上面有些闪闪发亮的东西，就是木醇了，它能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还可以用来熬制清漆。

列车很快就行驶到一个弧形的树林空地，那大概就是木料被冲下来的地方了。那里的空地上有一层木屑废料，还堆着一堆堆圆木，大概有三丈长的样子。列车微微颤抖了几下，在这块林地边上停了下来，就歪歪地停在了弯道中间。

只听见几声短暂而又嘶哑的汽笛声，接着便传来有人在喊着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司机把车停在这里，就是为了储备点燃料。

接着，各节取暖车厢的门都被打开了，人们纷纷下到路基上，准备参加这场集体劳动。虽然前面车厢的应征军人除外，但是下车的人数也相当于一个小城镇那么多了。

那些堆好的木头有的太长了，需要锯开才方便搬上车。好在列车上还备有锯子，于是便要求大家两人一组，每组分给一把锯子。医生和岳父一组，也分到了一把锯子。

前面几节军人车厢里，不时有人面带笑容地探出头来。这些都是海军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还没有经历炮火的洗礼。在他们看来，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才会遇到这些工人。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其中大多都成了家，但都是同样没有闻过火药味，只是经历过军训而已。他们和一些年纪稍长的水兵们大声说笑着。大家似乎都感觉到面临考验的时刻不远了。

这群嬉皮笑脸的军人对着那些正在砍伐木头的乘客们大声开着玩笑：“哎，这位老爷，告诉他们，我还是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还在吃奶呢，怎么能干力气活呢？……那个玛芙拉，你可当心点哦，别把自己的裙子锯开了，会透风哦……哈哈哈，哎，那姑娘，别朝林子里去了，还是嫁给我算了。”

26

树林里插着几个十字架，是用削尖的木头绑在一起的，一头插在土里。刚好有个架子是空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岳父就打算在这个上面锯木头。

在这春天时分，土地刚刚从厚厚的积雪中露出来，还是半年前被雪覆盖之前的模样。地上的落叶铺了厚厚一层，腾起阵阵潮湿的水汽。就好像是乱七八糟的房间，还没来得及打扫，到处是扔弃的废旧单据、信纸碎片一样。

“锯的次数不要多了，那样会很累的。”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放慢了拉锯子的动作，没过多久，就提出要稍微休息一会儿。

树林里的拉锯声此起彼伏。有的两人合作得非常协调，听起来很有节奏；有的拉起来断断续续，吱吱嘎嘎。远处有只鸟儿在展示着它的歌喉，喳喳地叫着；另外一只鸽子却是半天才叫上一声，好像是一直不怎么通气的笛子，好不容易才吹出一声。停在一旁的列车，不停地向上喷出白气，发出噗噗的声音，仿佛是在模仿着鸽子的叫声，看上去又好像婴儿室里的酒精炉上一壶煮沸了的牛奶。

“你之前不是说有事情要和我谈的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提醒道，“还记得吗？就在我们看见一片宽旷的水面的时候，还有几只野鸭子飞过呢。你当时若有所思地跟我说了句‘我想和您谈谈’。”

“是的，是有这么回事。我是在想怎么说得简单明了一点。您也知道，现在咱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我们也越来越深入内地了。这里的局势动荡不安，我们都还不知道到了之后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咱们应该保持一致意见。当然我说的不是个人信念问题。这个问题可不是在这里花上五分钟就能够说清楚的，更不可能做出什么决定来。我们都很了解对方，现在包括您，我还有冬妮娅，都是和其他人一起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同的就是对周围环境的理解认识不同。我也不是要说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彼此沟通好，在以后某种情况下怎么安排处置自己。大家都不要因为对方的行为羞愧脸红。”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很欣慰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是该好好谈谈了。你听我说。还记得那个冬天，一个下着大风雪的晚上，你带回来那张印着第一批法令的报纸。对此，我们都是持着一种不保留的态度。正是这种坦诚才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认可。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事情往往只会存在发起者单纯美好的幻想当中，仅仅只会存在宣告胜利的那一天。政治的风云变幻，谁也说不清楚。我能给你说些什么呢？这种哲学和我们格格不入，这个政权也是和我们对立的。没有人问我对这种破坏赞同与否，但是大家却如此信任我。所以，就算是不得以为之，我也要继续做下去，因为还有责任。”

“冬妮娅问了我好几次，我们会不会赶不上种菜的季节，错过播种的时候？我对那里的土质又不了解，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候条件，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夏天那么短，能种熟什么呀？”

“难道我们不远千里举家搬迁，真的是种菜来了？俗话都还说‘跑七俄里地去喝一口粥。’可是这距离有三四千俄里。我们费一番周折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另有目的——仅仅是暂时的，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恢复外祖父那些产业的所有权，那些留下来的森林、机器什么的，通通都要解决掉，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公有化，仅仅靠着几个戈比吃饭就行了。这就和人家光着屁股跑步，或者强迫一个人刻意忘记本已经学会的字是一个道理。俄国的私有制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早就应该对金钱欲望说拜拜了。”

27

空气有些闷热，医生出了一头的汗，在床上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

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悄悄地打开了车门。

霎时间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那感觉就像是在地窖里迎面撞上了蜘蛛网。他一下子就意识到有雾，不然不会让人觉得闷闷的喘不过气来，像是压着块什么东西似的。而且大雾天过后肯定是火辣的艳阳天。医生在门边上站了一小会儿，便下到了路基上。整个列车仿佛处在一个空旷的空间里，周围只有静谧和迷雾。列车停在最远的那条铁道上，到站台那边还隔着好几条铁路，所以说那边不管发生什么，在这边的列车上都不会知道。

隐约中，好像能听到两种声音。一个是在他们后面，传来一阵像是在洗衣服发出的噗噗的声音，又好像是湿透的旗子被风吹得扑扑直响。前面传来的声音轰隆隆的。医生听到不由得打了冷战。毕竟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很快他就判断出这是远程大炮的声音。

“原来，我们已经离前线不远了。”医生心里想着，往前面走了几步。刚走过两节车厢，发现列车断了，前面的车头带着几节车厢不见了踪影。

“怪不得他们昨天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原来是有预感，一到目的地就得立马上战场。”他本来想绕过车尾，找条路去车站看看。可是刚走到拐角，一个带枪的哨兵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去哪儿？通行证呢？”

“请问，这里是什么站？”

“管他什么站。你是什么人？”

“我是个医生。带着一家人从莫斯科过来，就坐的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少拿你那证件来唬人。黑灯瞎火的，还这么大的雾，看了伤我眼睛。我老远就能看出来，就算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医生。你们这些医生都只知道摆弄那些十二寸的玩意儿。就是该好好收拾你们一下，只不过时候未到。赶快走，趁着还有条小命。”

“他应该是把我错认成别的什么人了。”医生心想着，在这里和哨兵争吵起来毫无意义。对，还是要赶紧离开这里。于是医生转身往回走去。

这时他身后的炮声已经停止了。东边的天空，迷雾中已经升起的太阳，偶尔从浓雾的缝隙之中露出一小脸，就好像在满是水汽的浴室里晃过的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就这么沿着一节节的车厢往回走。走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双脚扑哧扑哧地踩在松软的沙地上，似乎还越踩越深了。

那个噗噗作响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这块的地势已经趋于平缓，再往前走了几步，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家伙的轮廓，就是雾太大了，看不清楚。又往前走了几步之后，医生才终于看清楚，那是几条被拖到岸边的船的船尾。这时的他已经站到了一条大河边上，水面泛起的微波轻轻拍打着船舷和河岸边的木栈桥。

“谁让你在这里瞎转的？”岸边一个哨兵突然问道。

“这是什么河呀？”本来并不想再打听什么的，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可是最后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

哨兵没有理会他，把哨子放进嘴巴，大概是想招呼之前那个哨兵过来，结果还没来得及吹响，之前那个哨兵就从后面径直走了上来。原来，他一直悄悄跟在医生后面。他们同时开口说道：“这下没什么可狡辩的了，都送上门来了。还很会装嘛！‘这是什么站？’‘这是什么河？’哼！你说，是干脆把他扔河里洗个澡呢，还是带回车上去？”

“我看，还是带他回去吧，先问问首长怎么处理。证件！”后面那个士兵大声呵斥道，一把抓过医生手里的证件，捏成了一团。

“老乡，给我把他看好了。”不知道哪个哨兵说了一句，两人就一前一后地朝着另外一个车站走去。

这时，一个躺在沙地上的人，咳嗽了几声，站起来向医生走了过来。看样子，应该是个打鱼人：“你真走运。他们就是在等你。不过，我的好人啊，你可能还有救哦。这也不能全怪他们，也是执行上头的任务。现在都是人民当家作主了，以后也许就有好日子过了。现在谁也说不好啊。我能看出来，他们是抓错了人。他们好像在等着抓一个什么人，现在你撞上来，就觉得肯定是你了。总算是把你——工人阶级的敌人——抓到手了。其实这就是个错误。你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由着他们乱来，也不要跟着他们走，一定要坚持要求和负责人见面。”

这个打鱼人告诉医生，这条河原来就是雷尼瓦河，是一条非常有名而且还能通航的河流。前面的那个车站叫做拉兹维利耶，那里是尤里亚金郊区的一个小型工业区，几乎就靠着这条河流为生。除此之外，医生还得知，尤里亚金离这里大概就只有两三俄里的距离了。那里一直在抵御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基本算是坚持住了。打鱼人还说了，拉兹维利耶发生了混乱，好在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控制。这附近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百姓了，外面都设了警戒线，所以这里才会这么安静。他还听说，好多军事单位已经设立在了停在铁路上的列车上。哨兵们拿到他的证件就是要送到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所在的列车上。

没过多久，迎面走来另外一个哨兵。他把步枪拖着，要不就是抱在胸前，像是搀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同伴。他过来把医生领到了那列车上。

28

和警卫交涉之后，才被准许放行。哨兵带着医生穿过了走廊。这个走廊从内部包着皮革，是连接两个带客厅的车厢。两人一走进去，原本在车厢里嬉笑走动的人都停了下来，一片安静。医生被带到了一个宽敞的车厢里。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几个穿着整洁的人在这里静静地做着自己手头的事。这位如此短时间内就在全州获得荣耀，并且以威严著称的无党派军事奇才，他生活起居和工作的地方居然就是这样，这让医生完全没有想到。

他经常活动的地点肯定不是这里，应该是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这里大不了就是他一个私人办公场所，行军途中的单身宿舍罢了。要不然这里也不会这么清静，就好像那种海滨浴室专供休息的走廊，上面铺着软木地板和小块的地毯，工作人员都穿上软底的拖鞋，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

车厢中间原来是用餐的地方，现在已经改铺上了地毯，摆上了几张桌子，专门收发文件之类的。

“就快好了。”靠门口坐着的年轻军官说了一声。其他桌子后面坐着的人都不再去注意医生，理所当然地把他抛到了脑后。说话的那个年轻军官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离开了，哨兵就像之前一样，拖着步枪就出门了，任凭那枪把在过道的金属梁上碰得啪啪直响。

医生远远就看到了最里面桌子上放着的自己的证件。那里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军人，有点像是日本军队里的上校模样，是这里的一个军事统计员。他工作的时候，鼻子一直不停地低声哼哼着。一会儿翻翻资料，一会儿看看军事地图，再剪剪贴贴的忙活一阵。接着，他便挨个把车厢里的窗户都看了个遍，好像从每扇窗户看出去都会是不同的景象一样，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道：“今天会很热。”

一个身穿军装的技术员，正趴在中间的地毯上，修理着一根出了故障的电线。他爬到了一个年轻军官的桌子下面，那人起身给他腾出地方。旁边一个女文员，正在鼓捣着一个罢工的打字机，她穿着一件男式的战地迷彩上衣。打字机的滚筒一边已经掉出来了，卡在上面动不了。年轻的军官站到了椅子后面，从上面帮她看看是怎么回事。技术员这时也爬了过来，从下面开始检查这机器的转动轴。那个上校模样的军官也凑了过来，所有人都围过来对付这个打字机。

眼前这个状况到让医生松了口气。这些人对他的处境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不然他们也不会在一个大难临头的人面前，还能这么专心的处理这些繁琐的小事。

“可是，这些人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啊。”他心里琢磨着，“这附近大炮轰鸣，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人丢了性命。他们想到的，居然是今天天气会不会热，而不是今天会不会是一场激战。也许，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吧，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已经麻木了。”

没人管他，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他只好站在那里，眼望着对面的一个窗口。

29

从这边看出去，前面就是一段段的铁路末端了。小山上那个拉兹维利耶城车站已经能看得清了。有一坐没有刷过漆的木架天桥通往那边的车站，天桥中间有三处拐弯的小平台。铁路上已经俨然成为了废旧机车的停车场，那些老式的蒸汽机车，像是倒着的茶杯和靴筒一样，烟筒相对着停在破旧的报废车厢之中。

这片机车的坟场，连着山上的墓地，还有那铁路沿线乱七八糟的金属的东西和郊区那一排排锈迹斑斑的房顶和广告牌，虽然披着清晨的霞光，但还是给人一种颓废萧条的感觉。

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不曾想到，这招牌还能把房屋的外表都遮挡了。现在看到这里许许多多的招牌，他还真的发现了这个问题。这里的招牌都是大大的，老远从火车上就能看到上面的字，都是低低地挂在一层房屋的窗户前面，房屋在下面都几乎看不到了，就好像是一个乡下的小孩，把父亲的大帽子戴在了头顶。

浓雾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只有远远的东边天际还残留着一丝痕迹，慢慢地，也像拉开了剧场的帷幕一样分散开来。

在距离拉兹维利耶还有大约三俄里远的一座地势稍高的小山丘上，出现了一座城市。那城市的规模还不算小，像是个区的中心城市。远远看去，只看得见模糊的轮廓上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城市的布局是一层层地往高处排列的，就像是那种便宜的木版画上的内容，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间还高耸着一座圆顶的教堂。

“是尤里亚金！”医生不免有些激动。“这里就是已故的安娜·伊万诺夫娜时常提起的地方了。安季波娃护士也经常说起这个城市。听过无数次这里，虽然是这个特殊时期，不过总还是见到了。”

就在这时，那几个鼓捣着打字机的人转头朝窗外看去，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所吸引了。医生也不由地朝那边看过去。原来，有几个被捕的人被带着从天桥上走过。里面还有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头上受了伤，虽然包扎过，可伤口那里还是渗出了血，他用手去抹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还流着汗的脸。

他走在两个红军士兵的中间，拖着步子，走在最后头。他那张模样俊俏的脸上流露出来的坚决，还有对年轻的反派分子的怜悯之心都牵扯着人们的眼睛。他和身边的两个人，不时地做出不该做的夸张举动吸引大家的注意。那个头上有伤的学生，本来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帽子总是往下掉。他非但没把它摘下来拿在手中，反而使劲把帽子往下扣，全然不顾自己头上的伤。旁边的红军士兵也不去过问，任由他这么乱来。

这种不符合正常人逻辑的愚蠢行为，也许是有什么特定的象征意义。即使这真的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医生想要奔过去制止这个学生的想法还是非常强烈，告诫他的话似乎就在嘴边，脱口就会蹦出来。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想对着这学生，还有车厢里的所有人高声喊话，让大家都明白，要想拯救，就必须要摆脱形式的束缚，拘泥于形式主义不能成功。

医生的目光转向这边，斯特列利尼科夫刚刚跨进车厢里面。

医生偶然结识的人当中，从来没有谁能像他这么出类拔萃！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也还没有结识的机会。

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他立马就有这样一个感觉：眼前这个人就是意志的化身。他无所不能，身上的一切都能成为别人崇拜的典范，包括他那标准的身材、稳健的步伐，还有套着皮靴的双腿，等等；就算是沾了污泥的皮靴，只要是穿在他脚上，还是显得干净得恰到好处；就算是已经皱了的灰色呢子制服，只要是穿在他身上，还是让人觉得十分平整。

只有当一个人天生聪颖，极富天赋，自然洒脱，极具征服力，才会给人这样的印象。

这种人并不一定会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一定极具天赋，让他在举手投足间的一切都成了别人模仿和学习的榜样。他也许会成为战场上的英雄，也许会名留青史，也许会得到万人的敬仰，也许是走在前面的一个同志。

出于礼貌，他并没有流露出外人在场让他觉得不安或者不便。倒好像已经把医生算作了他们中的一分子。他说：“恭喜大家，我们终于把他们赶走了。这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战斗，仅仅是小小的军事游戏罢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俄国人。不过他们还抱着愚蠢的想法不肯撒手，看来我们要下点功夫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们的指挥官还是我以前的朋友，都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不过，他的出身和我比起来，还要无产阶级化一些。他以前帮过我不少，算我欠他的。我很高兴，能把他赶到河对面去，甚至赶到更远的地方去。古利扬，现在仅仅靠着电报和通信是不行了，得立马恢复电话联系。你们发现没，这天还真热。好在我能睡上了一个半小时。哦，对了……”他啪地拍了下双手，这才想起医生来，就是为了点什么小事，扣押了眼前这个人，才把他叫醒的。

“是他吗？”斯特列利尼科夫心里想着，上下打量了医生一番。“一点都不像嘛，真是群笨蛋。”接着，他面带微笑地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真是不好意思，这位同志，我的哨兵弄错了，错把您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你自由了。这个同志的证件呢？来，这是您的证件。不好意思，允许我顺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来自莫斯科……还是劳烦您去我那里坐一会，我的车厢就在旁边。这里是秘书处。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的，这边请。”

30

可这人究竟是何许人物？一个非党派人士，能被提拔到这个位置，而且还能够做得很好。原来，他在莫斯科出生，直到大学毕业后去了外省当了名老师。战争开始后就被俘了，很长一段时间音信全无，人们一度都以为他牺牲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小是在季韦尔辛家里长大的，当时季韦尔辛是思想进步的铁路工人，就是他保举了斯特列利尼科夫，才会得到如此多人的信任。那时候局势非常混乱，正是偏激观点盛行的时候，斯特列利尼科夫表现出来的革命性绝不亚于其他人。他是那么的真诚和狂热地支持着革命，但他的这种狂热绝非是单纯地模仿，而是他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孕育出来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肩负着人们的期望，他也确实没有让人们失望。

这段时间以来，他的工作记录中全是记载的关于乌斯特汉姆金斯克和下开尔密斯发动的战役，还有古巴索夫地区的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以及第十四步兵团在大熊洼车站的粮食抢劫事件。图拉市（俄罗斯城市，图拉州的首府）的拉辛派士兵武装倒戈，转而投向白卫军，奇尔金河口码头的暴乱事件、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员谋杀事件，等等，都是经他的手一一处理的。

不管是在哪里，只要发现问题的地方，他都能迅速赶到，就像暴风雪一样从天而降。立马分析情况，迅速做出判断和决定，严肃认真地处理每一个问题。

只要是他的列车能够达到的地方，就绝对不会有士兵逃亡的现象。整个工作都开展得很顺利，开始对征兵机构进行监察之后，整个工作面貌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队伍的补充，新兵的接待也进行得有条不紊，热火朝天。

就在前不久，白党分子企图从北边施压开进，想以此造成威胁。落到他肩上的担子是新的旧的一起扛，既要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必须兼顾战略性的战术指导。不管什么困难，只要他一出马，准会摆平。

人们给他取了个“枪决专家”的绰号，对此，斯特列利尼科夫很清楚，不过对他来说没什么，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斯特列利尼科夫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个工人，因为参加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从此备受打击。幸好，当时他年纪还小，没有殃及他。后来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他深知自己出身贫寒，所以加倍刻苦用功地读书，一点也没有受到家境富裕的大学生的影响。带着丰富的知识，他走出了校门。日后又凭着自己历史和语文专业的基础知识，努力自学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本可以免除军役，可是他又自愿投入到了战争之中。被捕的时候，已经是准尉的军阶了。在得知俄国革命爆发之后，于一九一七年逃了回来。

他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特点、两样激情。

他思路清晰，而且都是正确的。对高尚品德的追求和坚持正义的气质也是一般人所少有的。他感情热烈而奔放，有颗感恩的心，知恩图报。

他学识丰富，善于创新。但还是缺乏应对偶然突发事件的思考能力，不善于用意外的发现和收获去改变什么，总是抱着先前的完整的一套想法，尽管有时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很有原则性，尽力做好每一件小事。但是也缺乏内在的灵活性，太注重个别和局部，而忽视了普遍和整体。

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小就对崇高的事业充满无限的向往。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竞技场，所有人都在场上相互切磋较量。当然，比赛规则是必须遵守的。

当事实证明，事情并非他所想的那样的时候，他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把生活想得太过于简单。他把一切辛酸委屈都埋藏在心里，后来渐渐地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评判仲裁两种生活——现存的生活和已经被破坏的生活，目的在于捍卫生活，或者是为生活报仇。现实让他越来越失望，他变得越来越严酷，直到革命把他的思想武装了起来。

31

他们一起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列车上。“日瓦戈，日瓦戈！听起来，应该是商人，要不就是什么贵族。咦，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怎么突然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斯特列利尼科夫小声叨念着。

“就是想找个远点的地方，清净。”

“请您说说，怎么回事。要知道，这里的地方就没有我不熟悉的。瓦雷金诺那片，之前是个工厂，克吕格尔家族的。您是他的亲戚，莫非是继承人？”

“您怎么能用这种嘲讽的口气呢？这跟继承人也没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看吧，我就说嘛。是不是想念白党了呀？那可就让你失望了，现在已经晚了，我们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

“您怎么老是挖苦人呢？”

“医生，我不是挖苦。现在正是战争时期，而我又是一个军人，这都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现在那么多逃兵都想要找个偏远清净的地方躲起来。您又是因为什么？”

“我已经被免除兵役了，以前负了两次伤。”

“如果要证明您是苏维埃拥护者，或者是‘同情革命人士’、‘安分守己的人’，应该需要人民教育或者保健人民委员会签章的证明和意见吧？如今，到处都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我说这位先生，也许您并不是什么医生，并不是同情革命或者安分守己的人，但是，我之前说过，您自由了，说话算话。不过也就只有这么一次。也许将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有这么一个预感。您可要小心，下次就不是这样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于他的威胁恐吓并没有太在意。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站在您的角度，您说的都对。可您总想把我扯进你们的问题中去，让我总是和你们想象中的人进行争论。虽然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但是已经有了结果。如果说，我真的自由了，那么请让我离开；要是还不行的话，也任由您处置。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电话联络又恢复了。

“古里扬，谢了。”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呼呼地朝里面吹了几口气。“好的，麻烦派个人过来，把日瓦戈同志送走。免得再出什么麻烦。帮我接一下拉兹维利耶肃反委员会的运输部。”

房间里只剩下斯特列利尼科夫一个人了。于是他拨通了车站的电话：“那个脑袋受伤的学生，头上还缠着绷带，帽子跨在耳朵上。对对对，需要的话，还是给他提供医疗服务。嗯，你只要对我负责就行，一定注意保护，给他发放一份食物。对，喂，喂，真见鬼。怎么会凭空插进一个人的声音，该死的，串线了。古里扬！古里扬！”

“那孩子，说不定还是我教过的学生。”他暂时放下了原本还没给车站讲完的电话，心里暗自想着。“长大了，居然来给我们添乱来了。”他心里一边默默地盘算着自己教书多少年，参战了多久，当了多久的战俘，看看是否符合这个孩子的年龄。接着，他透过车厢上的窗户，朝着远处地平线上的上游城市尤里亚金，似乎是在城门附近搜索着什么。以前，他的家就在那里。说不定妻子和女儿都还生活在那里。也许他应该去找她，立马就动身。可这一切都是他想的……现在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要想回到过去，就必须结束现在。会的，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这一天会是什么时候呢？

下卷

第八章　抵　达

1

日瓦戈一家抵达这个地方后，载他们来的火车仍旧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另一辆火车挡住了它，让人觉得这个早晨过后他们同莫斯科的联系就彻底中断了，结束了。

从这里开始出现了另一片天地，那是另外一个追求别具一格、独特自我和富有吸引力的世界。比起莫斯科人们之间的冷漠，这里的居民相互显得更加亲近。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带上无关的人都已经被清走了，红军部队也把这里封锁了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还是像“漏了”一样莫名其妙地钻到了铁轨上。他们已经挤进车厢，把取暖货车门口的通道塞得满满的，这些人有的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则已经挤到了靠近自己车厢入口的路基上。

车上的人们相互都认识，离得老远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和莫斯科的人们多多少少有些区别，比如穿戴啦，言谈啦，饮食结构不同，习惯也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有趣，叫人不得不想知道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怎么同困难作斗争，又是怎么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问题也同样吸引着人们。

很快，答案就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2

医生跟着一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将枪杆当作拐杖一样靠在上面的哨兵回到了自己的列车上。

天气闷得发慌，太阳把铁轨和车厢顶烤得炙热。因为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面，闪烁着黄色的光，就像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用枪托子在沙尘上划着，在他身后的沙地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枪托子不时和枕木碰撞发出碰碰的敲击声。这时哨兵对医生说道：

“天气稳定下来了。正是播种春麦、燕麦、稷的黄金时间，稷就是我们所说的黍啦。但播种蒿麦还早了点。蒿麦在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阿库林娜是俄罗斯一个女神的名字，俄罗斯的农民把她看做是荞麦的保护者，他们会在当天用一束麦子装扮圣像，并祈祷好收成。）才播种呢。我们不是本地人，是莫尔尚人，来自塔姆博夫省。唉，医生同志！要不是现在这可恶的内战搞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怎么会有闲工夫在这样的季节里在其他地方磨磨蹭蹭呢？阶级战争像黑猫跑过一样给人来带霉运，弄得我们阶级之间这么不和谐，你瞧，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3

人们纷纷从取暖货车上俯下身，把手伸向他想要拉他上车，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拒绝了大家的好意。“谢谢，我自己能上来。”他说完就将手攀着车门猛地向上一跃，跳进了车厢，和妻子紧紧地拥在了一起。

“总算上来啦。感谢上帝啊，总算都过去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反复地说着。“其实，这个振奋人心的结局我们早就不觉得稀奇了。”

“怎么不稀奇？”

“因为我们全都知道了。”

“谁告诉你们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毫不知情，那还不得急死？但就算知道了，我和爸爸也差点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起先还激动得不行，然后就像一捆木柴似的倒在地上睡了过去，推都推不醒。刚刚有几个新旅客上了车，我马上就把他们介绍给你。在给你介绍他们之前，你先听听大家都在议论什么吧，全车厢的人都在为你脱险的事儿表示祝贺呢。我要给你介绍的人就是他！她把头转向一边，突然毫无预兆地改变了话题，将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介绍给了丈夫，那个人正站在取暖货车的最后面，被四周的人紧紧地包围住了。

“萨姆杰维亚托夫。”一个声音从车厢那头传来，那人在一大片人头上使劲抬头，露出了戴在头上的软帽子，他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一边从拥挤的人群深处穿过，想要挤到医生的面前。

“萨姆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思索着。“我原想，他会是一个有些许旧俄罗斯气息，带点儿勇士赞歌风味，蓄着大胡子，穿着大衣，腰上系着镶有金属配饰的皮带。可他的样子却像极了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已经斑白的卷发，还蓄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把你吓得够呛吧？您就实话实说了吧。”

“没有，虽然他说话很严肃，但也不至于被他吓到呀。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有威信有魄力的人物。”

“那当然啦。对这个人我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就像最近所有新事物都从首都传过来的一样，他也是从莫斯科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这儿出生的人。以我们的智商可想不出这些东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是个万事通，什么都知道。你的名字，他已经听说过了，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所有的人他都知道。你们认识一下吧。”“想必您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不带一丝表情说道，萨姆维亚托夫也是面无表情地问道：“安季波娃怎么了，你提她做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默默地站在旁边听着他俩的对话，什么也没说。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继续说道：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悠着点儿，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提防着。”

“不会吧，是真的吗？我从没这样想过。做过演员吗，看样子还挺有派头的呢。”

“我父亲开过大车店（是一种以接待长途运输大车为主的旅店）。光是在外面拉活儿的三套马车就有七辆。我的文凭很高的，还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尤罗奇卡，你快听听安菲姆·叶菲莫维奇说的是什么啊。说句题外话，您的名字和父称说起来都要搅烂我的舌头啦，我这么说您可千万别介意。好啦，尤罗奇卡，我对你说的话你可要仔细听。我们的旅行真是糟透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过。城里起了火，桥也炸断了，也没办法通行。但幸运的是，列车绕过去转到了与这条线路相连的另一条支线上，那个方向正是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就在那条路线上。你想想看！我们不用拖着东西跑来跑去，不必转车，也不必麻烦地穿城，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然而就在火车要出发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叫我们这边那边来来回回地跑，搞得我们筋疲力尽，然后我们还要绕很长一段路。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说给我听的。”

4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的预言应验了。火车重新挂了车厢，还添加了新的车厢，列车在堵死了的轨道上来来回回，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往后，铁轨上乱作一团，其他的列车也在移动，他们这趟列车被堵在当中，久久都开不上通向辽阔原野去的路。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都隐藏在山坡的后面，看不见了。只有偶尔从地平线下露出屋顶、工厂的烟囱口、钟楼的十字架。在城市郊区一个地方燃起了火，火灾的浓烟被大风吹散，在天空中蔓延开来，那形状就像马鬃一样。

在取暖货车边缘的地板上坐着医生和萨姆维亚托夫，他们把两条腿垂在车厢外交谈着。萨姆维亚托夫一直在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着什么，并且用手指着远方。但取暖货车的轰隆声太大了，盖过了他的话语，让人什么也听不清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好再问了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便把嘴靠近医生的耳旁，声嘶力竭地对医生喊着刚刚说过的话。

“‘巨人’电影院被人点着了。现在那里盘踞着军官学校的学员。虽然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但这些学员却早早地投降了。您瞧那钟楼上的小小的人影，那都是我们的人，他们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你看得那么清楚呀，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呢？”

“霍赫里基区是个手工业区，就是那儿着火了。柯洛杰耶夫商业区就在霍赫里基区旁边。因为我们家的大车店就在商业区里，所以我才注意到火灾。好在火势并不大，市中心暂时还不会被波及到。”

“您说什么呀，我听不见。”

“我是说，中心，市中心。那儿有大教堂，图书馆。我们的姓氏，就是萨姆维亚托夫，是根据圣·多纳托的俄文音调翻译过来的。传说杰米多夫家族就是我们的祖先。”

“你说什么，我还是听不懂。”

“我说啊，萨姆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发音变过来的。杰米多夫家族的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我们好像就是他的后裔。这只是我们的家族传说，也许并不真实。这个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很奇怪的名字吧？这里到处都是别墅，还有用于娱乐游玩的场所。”

在他们眼前延伸着一片广阔的原野。蜿蜒在其中的铁路把这原野从不同的方向分割成了几块。电线杆在飞驰的火车窗外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了天地交接的地方。宽阔的铺石公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丝带，和铁轨媲美。它一会儿躲进地平线之后，一会儿又将拐弯造成的弧度展现在人们视线之中，几分钟之后就又躲藏了起来。

“我们的线路是穿越了整个西伯利亚开辟出来的，全国闻名，连苦役犯们都歌颂它。如今它还是游击队的战略基地。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凑合，住久了也就适应了。城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我想您会喜欢的。我们这儿每个十字路口上都有配水站。在冬季还有专门为妇女们搞的露天俱乐部。”

“我们的目的地是瓦雷金诺，我们并不想住在城里。”

“我知道，您的妻子都给我说过了。办事儿您还是要去城里的嘛，所以住哪儿都一样啦。您的妻子和她祖父很像，眼睛、鼻子、额头也像极了克吕格尔，所以我一眼就猜到她是谁了。克吕格尔在这个地方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他。”

几座高大的圆型砖砌油库在原野的尽头红光闪闪。高高的柱子上耸立着各种各样的工业广告牌。医生竟然在飞快的列车上看到了两幅一模一样的牌子，上面写着：“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那原来是一家制造优质的农业工具的公司，很有实力。”

“没听见，您说什么？”

“我说，公司。明白了吧，公司，股份公司，出产农业工具的。我父亲曾经是股东之一。”

“可您刚才说他是开大车店的呀。”

“大车店是大车店，股份是股份，相互又不影响。再说，他又不是笨蛋，知道把钱存放在哪些企业才有前途。那个‘巨人’电影院，他也参与投资啦。”

“您好像很为此感到骄傲呀？”

“以父亲的聪敏为傲？那是当然啦！”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管他们什么事？快拉倒吧。我曾听说过这样的说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的人，必定是个优柔寡断、只知道喷口水的人。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是关于现实情况的学说，是研究历史形势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都还没有怎么深交，彼此还算是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争论这个问题也太鲁莽了吧。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控制自己，不能算作科学，它应该再沉着稳重一点。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如此地封闭自我、远离事实，我找不出还有什么科学比它更甚了。每个人只操心于在经验上检查自己，当权的人们拼尽全力为了证明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无稽之谈又同真理相去甚远。我不谈政治，因为教不了我什么东西。那些对真理漠不关心的人我是很鄙视的。”

萨姆维亚托夫听完医生的言论，以为他是一个爱说俏皮话的怪人，于是没有接他的话，他只是偷偷地笑了起来。

又到了火车调车的时候了。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扳道员总是在腰带上系一个装牛奶的小铁罐，忙着手里的毛线活儿，当火车开到了信号机旁边的道岔上的时候，她就会换一只手拿着毛线，弯腰去调转转换道岔的圆盘，让火车从后面的入口倒回去。看到火车缓缓向后退去，她便会挺直腰板，在火车后面挥着拳头。

萨姆维亚托夫看到了她的动作，以为那是针对他挥的拳头。“她朝谁挥拳头呢？”他寻思着。“看起来还挺面熟，好像是通采娃。不会吧，我没对她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啊？不会是她。难道是格拉莎？但刚刚那个女的又老了点。不管是谁，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俄罗斯母亲正值大变革，铁路上乱七八糟的，她呀，可怜虫一个，大概是生活困难了，就全都怪在我的头上，还朝我挥拳头。叫她去死吧，我才不会为她这种人费神呢！”

终于，女扳道员一边挥动着手中的小旗，一边对司机喊了句什么，火车便缓缓驶离了信号机，向辽阔的前方飞奔而去。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经过女扳道员身边的时候，她看到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聊天的人，觉得他们碍眼又讨人嫌，就对他们吐了吐舌头，萨姆维亚托夫看到这一幕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5

当燃烧着的城郊、圆柱形油箱、电线杆子和商业广告牌都向后退得老远，直到消失不见的时候，眼前又迎来了另一番景色：小树林、小山丘，还有夹杂在其间的蜿蜒大道。这时，萨姆维亚托夫又说道：

“我就快下车了，站起来伸伸腰吧。您过了这站也要到了吧，可别坐过站呀。”

“您对这片地方真的很熟悉吗？”

“那当然，方圆一百俄里都清楚得不得了。我当了二十年的律师，由于业务需要，我时常到处奔波。”

“您现在也是这样？”

“那还用说。”

“现在的业务都是些什么呀？”

“看您需要什么样的。业务类型很多，都堆成了山：没有写完的旧合同，金融业务，或者未执行的契约。”

“难道这类业务还没废除？”

“名义上说，这些都被废除了，可实际上还存在一些互相排斥的东西。企业要实行国有制，燃料也要归市苏维埃，还要向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靠畜力拉的交通工具，并且大家都渴望靠这些东西过日子。过渡时期的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还没有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聪明又有经商头脑的人就会应运而生，就好比我这种性格的。有些人，怀里揣着巨款就开始心满意足，什么人也看不见了。可有时他们也会阴沟里翻船，就像父亲说过的那样。现在半个省的人都靠我过活，我却还要在路上来回颠簸，到你们那儿去打探，办理木材供应的事。不幸的是我的马最近成了瘸子，要不我怎么不骑马去你们那儿呀。要是它健健康康的，我才不在这遭罪呢！您瞧这鬼东西，走得慢腾腾的，还敢称作火车。米库利钦一家人我可清楚得很，您到了瓦雷金诺，我以后还能帮上你们的忙。”

“那您能说说我们旅行的目的和我们的打算吗？”

“大致的情况我能猜到。自古以来人们都向往土地，希望只靠自己的双手过活，这是公认了的观念。”

“那又怎么样？您看来不太赞同？那您怎么想？”

“理想是好的，可惜太天真，太闲情逸致了。干吗要上那儿去呢？愿上帝帮助您。可我不相信。这都是幻想，太乌托邦了。”

“米库利钦见到我们会怎么做？”

“就算拿鸡毛掸子暴力地赶你们出去也极有可能，反正他绝不会让你们跨进门槛一步。你们没去，他那儿就已经混乱不堪了，工厂停了工，工人也跑散了，还尽出些离奇古怪的事儿，饲料也快用完了，说到过日子，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你们还突然跑过去，就像鬼上身了一样，那才真叫人高兴呐。就算他宰了你们，我也会觉得没什么不对。”

“您瞧瞧啊，您还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自己不也认为这不是生活，而是一个荒诞无比且从未出现过的幻影么。”

“对啊。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必须要经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什么是必然的呀？”

“您是小孩吗，还是故意装傻充嫩？您该不会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吧？劳动者忍饥挨饿，就快死了，还被贪吃鬼和寄生虫拖累着，除此之外还要忍受其他冷酷残暴的剥削方式，这样的情况应该要维持下去吗？您难道不明白人民为什么如此愤怒，不了解他们寻求公道的生活和真理的愿望吗？还是您认为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是件很容易的事，只需要在杜马里借助没有专政手段的议会制就可以了吗？”

“我们说的都不是一码事儿了，就是争个你死我活，一百年后也不会有结果。我的确是充满革命精神的，也很支持革命，可我现在觉得，强制手段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此问题就不在这儿了，只有善良才能招来善良。我们还是回来说米库利钦吧。如果我们等到的是被他扫地出门的结果，那我们去那儿做什么？现在应该向后转吧。”

“真是胡说八道。首先，难道除了米库利钦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又不是小窗里唯一的灯光。其次，米库利钦超级善良，善良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虽然他会一直嚷嚷，固执地不肯罢休，但接着就心软了，脱下自己身上的衬衣给你穿，连最后剩下的面包皮也要同你一起分享。”萨姆维亚托夫这样说道。

6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还是一个从彼得堡过来的工学院大学生。他被警察局的监督人员遣送出了彼得堡。米库利钦来到这儿后，到了克吕格尔的家帮他管理家事，并结了婚，他的老婆就是通采娃四姐妹中的老大。我们这儿都知道通采娃四姐妹，比契诃夫作品里的还多了一个。尤里亚金所有的学生都拜倒在了她们的石榴裙下。她们就是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娅、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因为她们的父称，大家给这些少女们起了谢韦良卡小姐这样的称呼。

“这对夫妻很快就生了一个儿子。出于对自由宗教的敬重，憨厚的父亲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少有的教名：利韦里。利韦里，通俗地说就是利夫卡。后来利夫卡长成了一个淘气的少年，虽然顽劣，但在很多方面都显露出出众的才能。战争爆发后，为了上前线，利夫卡悄悄修改了出生证上的年龄，十五岁时便作为一名志愿者匆忙上了前线。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身体本就不好，一听到这个消息，便被打击得一蹶不振，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前年的冬天，也就是革命的前夕，她就病死了。

“战争结束后，利韦里从战场回来了。他胸前佩戴着三枚十字勋章，当然，这个准尉英雄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代表，来自前线的宣传工作者，做起工作来一板一眼的。‘林中兄弟’您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请原谅。”

“那我讲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完全达不到预计的效果。那您也就用不着从车厢里看大道上的热闹啦。在那儿有什么能够吸引你的？现今就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队？就是内战中的主力军。掌握了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还有基层的士兵，他们在输掉战争后就拒绝服从旧政权，就是他们组建了这支队伍，他们联合在一起就有了游击队。队伍中大多数都是中农，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闲杂人，在这里，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你都能见着，一点儿也不夸张。这里还有贫农，有免去教衔的神甫，还有好与自己老爸争斗的富农；有思想前卫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任何身份的穷小子，有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二流子；还有德、奥俘虏，他们都是被许下的自由和遣送回国的诺言诱惑而来的。而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民军队中，有一支自称是‘林中兄弟’的队伍，列斯内赫同志指挥着他们。列斯内赫，就是利夫卡，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和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

“您在说些什么呀？”

“就是您听到的啊。我还没说完呢，让我继续吧。在妻子去世后，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又结了婚。他的新婚妻子是个中学生，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刚从学校毕业就被拉去穿上了婚纱。她本来就稚气未脱，还要装作天真烂漫，已经够年轻的了，却还要扮嫩。成天喋喋不休，叽叽喳喳的，假装单纯，这个蠢女人，就像只野云雀，只要一见到您啊，就开始考问了。‘苏沃洛夫是哪一年生的？’，‘列举三角形相同的条件。’您要是回答不了，她就会欢呼雀跃，打断您的话，让您出丑。再过几个小时，您就能亲眼看见她了，那时您就能证实我说的和事实是否相左了。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本人则有其他一些弱点：抽烟斗啦，举止粗鲁啦。他说话喜欢带着古文味儿，用一些斯拉夫语的词儿。什么‘毫不迟疑’、‘绝不犹豫’啦，什么‘鉴于’啦。他在学院里学的是舰船制造学，因此他的人生舞台应该是在大海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嘴里整天都叼着烟斗，为人和善，说话慢条斯理的，好像故意把词儿一个个地从牙缝中挤出来，这些不管是外表还是习惯上的印记，都是受他的专业影响留下来的。他下巴凸出，长着一双冷漠的灰色眼睛，这似乎也是所有爱抽烟斗的人的共同特点。有两个细节我差点儿忘了说：他还是个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被边区选入了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这么说，老子儿子都处在风口浪尖上，都是彼此的政治敌人呀？”

“这自然是徒有其名。实际上游击队英雄和瓦雷金诺之间并不相互作战。您还是听我说吧。通采娃一家，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妻妹们，都还没结婚，都还是黄花闺女呢，她们现在仍住在尤里亚金。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老大叶夫多基娅·谢韦里诺夫娜是位可爱的小姐，她皮肤黑黑的，腼腆得不得了，很害羞，脸常常都是红扑扑的，像朵美丽的红芍药。她在城市图书馆做管理员，阅览室像坟墓一样一片死寂，气氛也紧张兮兮的，可她偏偏得了慢性鼻炎，安静中时常爆发出她一连二十几个喷嚏的声音，她为此羞得要死，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您说，这有什么办法呢？简直就是神经质。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得到姐妹们的一致赞许。是个能干的姑娘，传奇的女工。她什么活儿都做，从不嫌脏嫌累。她是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的姨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列斯内赫很像她。她无所不能，以至于你刚看她还在缝纫劳动组上班，或者还是个织袜工，还没来得及回头，她俨然已是个剃头匠了。在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冲我们挥拳头的女扳道员，不知您看没看到？我现在才想起，好像格拉菲拉确实去看守铁路去了。不过那人好像又不是她，那个人对她来说老了点儿。

“最小的是西拉菲玛，她是个博览群书的有学问的姑娘，研究哲学，喜爱诗歌，但却受尽了家庭的苦难和磨炼。在革命的年代里，四周充斥着亢奋的情绪，她被街头游行和广场上的登台演说包围着，受它们的影响，她满怀同情，后来疯癫了，陷入了对宗教的狂热的迷恋之中。姐姐们出门去工作，锁了门，她就突然从窗口跳出去，一路上挥着手，吸引着路人，向他们鼓吹基督再次降世，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看我只顾着说话，我快到站了，您也快下车了，快准备一下吧。”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说道：

“你是怎样看待这个人的，依我看这个人是我们命运的使者，我们的生活有他的存在将会越来越顺利，你觉得呢？”

“很有可能，托汉奇卡。这儿的人都非常了解你的外祖父，只要看到你，他们一定会认出你的，你和他太像了，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儿。就说斯特列利尼科夫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立马就见缝插针：‘瓦雷金诺那片儿，有克吕格尔的工厂。怎么，你们是亲戚，还是他的继承人呀？’

“我们从莫斯科过来就是为了低调一点，好逃避别人的目光，但我担心我们在这里会更吸引人。

“脑袋都掉了，就不会哭头发。现在其他的当然是做不了了，但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抛头露面，低调一点，尽量保持谨慎。把咱们的人都叫醒，让他们把东西清点一下，捆紧皮带，准备下车。我感觉很不好，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7

他们的人和货物都放在了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站在那里，反复清点了很多遍，好确定自己的东西都带下了车。她一直担心会坐过站，尽管如今被人踩实的沙土月台就在她的脚下，她还是恐慌得不得了，虽然火车就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一动不动，但火车行驶时发出的隆隆声仍在她耳际盘旋。她的视觉和听觉被严重地干扰着，头脑也一片空白无法思索了。

还要继续前行的旅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挥手告别，她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发觉火车何时离开，直到火车开走后，她才看到空荡荡的两条铁轨，还有那湛蓝的天空和绿色的原野。

车站的建筑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入口西边放着两条长凳。此时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只有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行者。他们将行李放好，坐在了其中一条长凳上休息。

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于这里的寂静，车站人烟稀少，而且整洁有序。他们已经习惯于拥挤的人群，也习惯了人们相互吵闹，这突如其来的宁静叫他们有些不知所措。生活在这偏僻的地方，似乎一切都停滞了，被历史抛弃，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里尚未达到那种首都式的野蛮。

当火车慢慢驶进隐蔽在一片白桦林之中的车站时，车厢里开始变得昏暗起来。月台旁的树木摇曳着，它们的阴影投映在人们的手臂和脸上，也投映在地面、屋顶和干净但有点潮湿的黄色沙地月台上。林中小鸟的吱吱声与这儿的清新爽气交相辉映。那无忧无虑纯粹的鸟叫声清脆空灵，不带任何修饰，在树林里响起，并回荡其中。铁路和乡间土路从树林里穿过，将树林分割开来。茂密的树林用它飘落的和向下垂着的枝叶把两条路都遮盖了，那些枝叶仿佛一对低垂到地面的宽大袖口。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慢慢地缓过劲来，眼睛和耳朵也恢复了正常。小鸟洪亮地鸣叫着，与世隔绝的树林纯净无比，四周弥漫着安详宁谧。在她的脑海中闪过这些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安然无恙地抵达这里。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先前能够宽宏大量地放你走，现在也能够发一份电报指令，我们一下火车，就命令将我们扣留住。他先前放了你，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可不相信他有这样高尚的气度。一切都是冠冕堂皇、虚有其表。”不过她脱口而出的却不是这番话语。在周围美妙的风景面前她只能说出这句话：“多迷人啊！”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泪哽住了呼吸，她便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哭声引起了车站站长的注意，这个小老头迈着碎步从房间里跑到长凳跟前，把手贴在他那顶用红色料子做的制服帽的帽檐上，彬彬有礼地向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致了意，然后问道：

“没事儿吧，夫人，车站药箱里有镇静剂，要不要来点儿？”

“谢谢您，不碍事儿的，一会儿就好了。”

“众所周知，旅行是件费神又令人操劳的事，加上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罕见的、同非洲一样闷热的天气，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那样的事，您不舒服那是很正常的。”

“尤里亚金发生的事是指火灾吧？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我没有说错吧？”

“对，从白石城来的。”

“要是夫人您是莫斯科人，那您神经敏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听说莫斯科被彻底摧毁了，是这样么？”

“那是人们夸大其词。不过我们确实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儿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能见到你们真是太荣幸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萨姆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说日瓦戈医生会带着家眷从莫斯科到这儿来，说是要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这我已经听说过了。大概您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日瓦戈是我的女婿，他才是医生。我是农业部门的，是农学教授，我叫格罗梅科。”

“还以为您是医生呢，搞错了，请原谅。很高兴认识您。”

“您这么说，看来您认识萨姆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么迷人的人呢。他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施主，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正是他说过无论如何都要关照你们。我答应了他，所以如果你们需要马，或者需要别的帮助的话，尽管说，我会照办的。你们打算到哪儿去呀？”

“我们要去瓦雷金诺。去那儿还有多远？”

“你们要去瓦雷金诺？我刚还觉得您女儿面熟得不行，但又想不出她到底像谁，但你们去瓦雷金诺！一切都清楚了。要知道去那儿的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就准备上路用的东西，弄辆货用马车，叫个人送你们一程。多纳特！多纳特！趁还在办事，把东西拿出去，放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还需要马，怎么办？跑一趟吧，兄弟，到茶馆去问问能不能弄匹马？好像早上老远看到瓦克赫在那儿，你去问问看，看他走不走得开？叫他把这四位乘客送到瓦雷金诺。他们刚刚下火车，没什么行李。我现在要给您一个父亲般的忠告，太太。我经过深思熟虑才没问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到底有多亲密，这件事您一定不能告诉别人，凡事都得小心谨慎。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站长刚刚叫瓦克赫名字的时候，刚到的旅客们都惊讶地相互递了递眼色。他们都还记得那个关于铁匠的故事，是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给他们讲的，说他给自己锻造了一副牢不可破的铁内脏，除此之外，她还讲过当地其他的荒诞无稽的故事。

8

为他们赶车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这老头长着一对招风耳，披头散发的，骑在一匹刚下了驹的母马的身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浑身上下都是白色系的穿戴：新草鞋还没来得及穿黑，裤子和衬衣因为穿了很久开始褪色了。

白色母马身后，跑着一匹小马驹，迈着还没长结实的腿，它全身如夜般乌黑，跟在白马后面，活像只乌鸦，它长着弯曲的鬃毛，宛如一个雕刻的手工玩具。

大车开在有坑洼的路上就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栏杆，以免跌落下去。即使路况如此不堪，他们也都心平气和的。他们的愿望就快实现了，旅行的目的地就快到了。这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黄昏前最绚烂的几个小时，磨磨蹭蹭始终不肯来临。

道路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又在开阔的原野上延伸开去。大车开进树林撞着树根的时候，车上的人便猫着腰，皱着眉，相互依偎着。经过宽阔的林间空地时，无边的旷野叫人的心灵顿时充实起来，仿佛有人脱帽致敬似的。乘客们伸了伸脊背，舒舒服服地坐着，很快便摇头晃脑起来。

随后马车来到了山地一带。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它们暗淡乌黑，从远处看去像雄伟高傲的影子，沉默地注视着路过的行人。明快的蔷薇色霞光沿着田野跟随着旅客们，宽慰着他们，使他们心灵平静。

这样的景色叫他们很开心，周围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而最让他们欣喜的是这个有点古怪的老马车夫一路上怎么也说不完的闲话。在他的话语里，有已消失的古俄罗斯句式的痕迹，还有鞑靼语的特点和地方性语言的特征，甚至混杂着他自己独创的难以理解的新句型。

当小马跟不上母马步伐的时候，母马就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蹦蹦跳跳地赶上母马。它那四条腿还不太灵活，紧靠着分也分不开，迈着笨拙的步子走到大车一边，伸长脖子，把小脑袋凑到车辕里，吮吸母马的乳头。

“我还是不明白。”因为晃动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的牙碰得咯咯直响，她一字一顿地对丈夫喊道，生怕这猛烈的颠簸让她咬断自己的舌头尖。

“会不会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嘿，还记得吗，那些胡说八道的事？那个铁匠，打架时肠子被打断了，他就用铁给自己做了条新的。总之，铁匠瓦克赫是个铁肚子。我知道，这全都是故事，可难道这就是关于他的故事？莫非说的正是他本人？”

“当然不是啦。首先，你自己都说，这是个故事，是民间的传说。其次，就像母亲说的，在妈妈那个年代，这个传说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这么大声？让老头听见了，会得罪他的。”

“他什么也听不见，耳朵背。即便是听见了，也不懂啥意思——他有点傻头傻脑的。”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为什么，老头用男性的名字来呼唤母马，当然，他比乘客更清楚它是母的。“可恶的鬼天气，简直要热死人！就像亚伯罕的儿孙们被扔进波斯炉子里烧烤一样！见鬼，快走啊，你这畜生！就是说给的，混蛋！”

突然他唱起了一小段民谣，是以前当地的工厂里流行开来的：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再也不想吃老板给的面包，

池子里的水也喝干了。

一只天鹅从岸边飞过，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不是美酒让我摇晃。

而是要送万尼亚当兵吃粮。

可我，玛莎，不会上当，

可我，玛莎，不会那么傻。

我要去那谢利亚巴，

给辛杰丘利哈把工打。

“哎，母马，连上帝都不记得啦！你们看呐，它就像死了一样，滑头！你抽它吧，它就对着你掉眼泪。费加·汉费加，什么时候才能到呀？这座树林子，宽得很，所以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大莽林。那里面驻扎着农民的队伍，喏，喏！那就是‘林中兄弟’。嘿，费加·汉费加，怎么又停下啦，你这该死的家伙，真是给脸不要脸。”

突然车夫转过头来，死盯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说道：

“年轻的太太，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吗？我说，太太，你也太单纯了。要是认不出你来我就钻到地缝里去，认出来啦！认出来啦！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珠子，活生生是格里果夫（老头把眼睛说成眼珠子，又把克吕格尔说成了格里果夫）。你以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格里果夫吗？我在他那过了一辈子，拿他的工钱。所有的活儿我都干过！当过支架工，收过庄稼，还在马圈里干过活。唉，快走啊！又停下啦，没腿的东西！中国的仙女呀，跟你说话呢，到底听不听得见啊？

“你说的这个瓦克赫是不是那个铁匠？你太单纯了，夫人，长着那么大的眼睛，却不怎么有脑子。你说的那个瓦克赫，他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肚子波斯坦诺果夫，早就死翘翘了，进棺材啦。而我们现在姓梅霍宁。都是同名的人，但姓不一样，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啊。”

慢慢地，老头用自己特有的话语对乘客们说了一遍那个关于米库利钦的事，这个故事他们早就从萨姆维亚托夫那儿听说了。他叫他米库利奇，叫他妻子米库利奇娜。把管家现在的老婆叫后老婆，而提到“第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的时候，他便叫她蜜糖女人，穿白衣的天使。当他说起游击队领袖利韦里，然后了解到利韦里的名气还没有传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从没听说过“林中兄弟”，这叫他简直难以相信：

“没听说过？连列斯内赫同志也没听说过？中国的仙女呀，莫斯科人的耳朵是干什么用的啊？”

天开始黑了。旅客们的影子在他们前面不停地跑着，变得越来越长。他们的道路平躺在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上。那里生长着木质的滨藜、飞廉和柳兰，它们的茎高高地挺立着，一丛孤零零的西伯利亚白芷的顶端上吊着几束果穗。落日的余晖从它们身下，从地面上照耀着，它们的轮廓便在虚幻的光影中变大了，它们稀稀拉拉地站立着，仿佛一个个骑着马的警戒兵，在那执行巡逻任务。

前方远处的尽头，平原一直延伸到小山似的横向高地那里。那高地仿佛是一堵墙横在道路上，就像在它背后被围起来的是峡谷或河流一样。那儿的天空似乎也被围墙围了起来，只有这乡间土道能把人们带向围墙的大门。

在上面的峭壁上，露出了一座白色平房，突兀地摆在那里。

“看见山尖顶上的那座小阁楼了吗？”瓦克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的家。他们下面的峡谷和宽沟，叫做舒契玛。”

突然从那个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一声接一声，立刻回荡起一连串的回音。

“发生了什么？不会是游击队吧，老爷爷？是不是朝我们开枪啊？”

“基督保佑你们。哪是什么游击队呀，是斯捷潘内奇在山沟里放枪赶狼呢。”

9

在管家的院子里，刚进门的客人和主人碰了面。这场面真是混乱得要死，起先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突然吵了起来，激烈得不得了。

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从林子里散步回家，刚刚走进院子。黄昏霞光从她身后照射过来，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直到将整片树林都照得金黄，那颜色几乎同她的金色头发一模一样。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穿着一身夏装，步态轻盈，正用手绢擦着她那热得红彤彤的脸。她裸露的脖子上拴着一条松紧带，松紧带上拴着一顶草帽在她的背上晃来晃去。

向她迎面走来的是她的丈夫，那男人背着枪正往家里赶。他刚从峡谷里上来，打算立马开始擦拭烟熏过的枪管，因为退弹的时候发现有些不对劲。

突然间，不知道从哪来的神奇，促使瓦克赫开着大车，沿着铺好的石板路，载着乘客们冲了上去。

飞快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同其他的人一起从大车上跳下来，立马开始解释，他结结巴巴的，还不停地把帽子摘下来又戴上。

一时间，主人们都茫然不知所措，这表情都是真实的反应，绝不是假装出来的，而羞红了脸的倒霉客人们更是心绪混乱，但都没有隐藏，坦白地将心情表现出来。不需要解释，情况再明显不过了，不仅是当事人，就连瓦克赫、纽莎和舒罗奇卡也是清清楚楚的。这尴尬的气氛也感染了母马和小马驹，也感染了金色的阳光和那些盘旋在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周围、不时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蚊子们。

“我不明白，”最终还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打破了沉默，“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这儿是南方吗？因为有白军，还是因为我们省有油水可捞？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个荒蛮，缺少粮食的地方呢，你们要到这儿来干吗？何苦来受罪呢？”

“真有意思，您想没想过，你们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来说这是多大的负担啊？”

“列诺奇卡，别打岔。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说得完全正确。您想过没有，这对我是怎样的累赘？”

“天哪，随您怎么说吧。您没有弄明白我们的意思。这说的是什么事呀？多么微不足道，无关紧要啊。我们对你们什么企图也没有，绝对不会打搅你们的。我们只需要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就算是坍塌的房子的角落我们也心满意足了。菜园附近的土地谁也不会要的，我们只想要那么一小块荒芜的土地。当四周无人的时候，再从树林子里悄悄运回点柴。莫非这样要求很过分，在您看来这也算是蓄意侵害？”

“可是世界这么大，为什么会选在来我们这里？为什么偏偏莅临我们的寒舍，而不去其他人那里呢？”

“我们知道你们，希望你们也听说过我们。我们只想投靠亲近的人，你我之间可没有外人这一说呀。”

“噢，原来这跟克吕格尔有关，因为你们是他的亲戚？干吗现在才说起这件事，早先干什么去了？”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是个面容标致的人儿，头发向后梳着，走路迈着大步，极有风范，夏天穿着一件细条纹的斜领衬衫，系着一条有流苏的细腰带。古时候他这种人走起路来就像水上强盗，新时期他们就把自己装扮成一心想当教师的大学生的样子。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年轻时就投身解放运动，将青春献给了革命，他只怕自己活不到革命爆发的那一天，或者革命太温和，不能满足他那激进的、血腥的欲望。现在革命来临了，把他最大胆的念头都翻了个底朝天，而他，这个生来就是并且至死不渝的工人阶级的狂热分子，最早在“维斯亚托戈尔勇士”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在那里设立工人监督的人员之一，煮熟的鸭子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飞走了，到后来连个一官半职也没捞到，呆在这个荒芜的村镇上，工人们全都散了，一部分跟着孟什维克走了。而现在这些荒唐的人，这些不请自来的克吕格尔的残渣余孽，讥笑着他的命运，存心捣他的鬼，把他搞得忍无可忍了。

“不，这真是太荒谬了，简直不可理喻。您明不明白，您对我来说有多么危险，您把我推到了刀尖上您知道吗？看来，我是真的疯了。我不明白，什么也搞不明白，永远也理解不了。”

“真有意思，您理解吗？没有你们，我们就已经坐在了火山上。”

“别着急，列诺奇卡。我老婆说得很对。你们不来，我们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就像过着狗的生活，住在精神病院。被夹在中间挨打，没有出路。一边像狗一样咬我，说为什么你儿子是红军，又是受人民爱戴的布尔什维克。另一边也不高兴，说为什么偏偏把我选进立宪会议。叫我里外都不是人，只好夹在中间挣扎。可现在还多了你们这群人。为了你们被拉出去枪毙，那时我才高兴呢。”

“您这是干什么呀！淡定一点！上帝保佑您！”过了一阵子，米库利钦稍稍平息了一点愤怒，说道：

“得啦，要对骂的话在院子里就够了，有什么话进屋再继续说，但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好的转机，就像掉进墨水缸里一片漆黑，到底会怎样也看不清。但是我们不是土耳其精兵，也不是异教徒，不会把你们赶到树林子里让狗熊吃掉的。我想，列诺奇卡，最好先把他们安顿在书房旁边那间棕榈树搭的屋子里，然后咱们再想一想让他们在哪落户。就安顿在公园里吧。请进屋里去，欢迎光临。瓦克赫，快搬一下行李，帮帮客人们的忙。”

干完了指示的活儿，瓦克赫只是叹了口气：

“圣母啊！他们的东西跟朝圣者的一样。只有几个方布裹的小包，连个箱子也没有。”

10

夜晚凉爽起来了。客人们都收拾好了。女人们在她们住的房间里开始拾掇过夜的地方。舒罗奇卡，已无意识地习惯用他那充满稚气的儿童式的格言让大人们捧腹大笑，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酷爱心甘情愿地胡言乱语一通，可现在他也没了那个心情。今天他的闲话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没有人把黑马驹牵进屋，他感到很不满意，而大人们为了让他安静呵斥他的时候，他竟害怕得嚎哭起来，就像他会被当作一个不合大人心意的坏孩子送回到那个，他认为的，一生下来就会被送到父母家来的幼儿商店。他把他感受到的最真实的恐怖大声地说给周围的人听，但他这些可爱的荒唐话并没有产生平时的效果。长辈们居住在别人家里备受拘束，行动也比平时更加匆忙，默默无语地沉浸在自己的忧虑之中。舒罗奇卡蔫答答地抱怨着，就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大人们喂他吃了饭，好不容易才让他躺下睡觉，后来终于将他哄睡着了。把纽拉带到自己屋里用晚饭的时候，米库利钦家的女仆乌斯季妮向她讲述了这一家的秘密。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和男人们被邀请去喝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允许他们离开几分钟，去台阶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你瞧星空多么璀璨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说道。

夜黑得夸张。在台阶上只相隔两步距离，女婿和岳父也看不见彼此的脸。从身后角落的窗户里洒下一束灯光，照向峡谷的方向。在这道光柱中，那些浸透在湿润冰凉的空气中的灌木丛、树木还有其他一些看不见的东西，都变得模糊起来。光线没照到谈话的人，映衬着他们周围的黑暗，叫人觉得更加浓烈了。

“明天早上得早点起来，去看看他安排我们住的地方，如果房子适合居住，我们就一口气把它收拾好。要是这段时间一切顺利的话，等气候回暖，土壤松动了。那时，我们就要开始翻畦，一分钟也不能错过。在他的谈话中我好像听到他说会给我们点马铃薯种子。不会是我听错了吧？”

“他确实说过。还有其他一些种子，我亲耳听见的。说起那个愿意让我们住的房子，我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您知道在哪儿吗？就在老爷房子的后面，隐没在荨麻里的几间房间。木头造的，可他自己的房子是石头盖的。我在大车上还给您指过，记得吗？我要是在那儿开畦才好呢。依我看，那儿以前一定是个花园，我从远处看是这么觉得的。也许，我搞错了。小路应该是从旁边绕过去的，旧花坛里的土壤腐殖质也许很丰富，那土就肥沃了。

“明天我们去看看。地上大概已经长满了野草，泥土肯定也硬得像石头一样。宅院里应该有个菜园。也许那块地保留下来了，还空闲着。到了明天我们就会知道了。夜里很冷，早上那儿可能会有霜冻。多幸福呀，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应该为此互相祝贺。这儿太棒了，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对我们太好了，尤其是女主人。她好像不怎么满意自己，似乎不太满意自己身上的某件东西，但却有些装腔作势，所以她总是不知疲倦，假装健谈的不停地聒噪着。她这样做似乎是想转移人们在她外表上的注意力，以便不给别人留下什么坏印象。就连她肩膀上挂着个帽子，感觉是她忘记摘掉，这也都是处心积虑的结果，因为这样确实跟她的脸很相称。”

“咱们还是进屋吧，在这儿逗留得太久，不太好。”

女婿和岳父穿过管家黑黢黢的书房，走向灯火通明的餐厅，在餐厅的吊灯下摆着一张大圆桌，主人们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正坐在圆桌前的茶炊旁喝茶。

书房里有一扇大窗户，几乎和它后面的墙壁一样宽大，窗下便是那条峡谷。透过这扇窗户，可以鸟瞰远方峡谷外的平原。当初瓦克赫拉着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天还是亮的，医生便好几次注意到了这个窗口。窗前摆着一张很霸气的、同墙一样宽的桌子，这不是设计师的桌子就是供绘图用的。桌子上平躺着一枝猎枪，枪的左右两侧都是空着的，更加突显出桌子有多么大了。

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经过书房，又一次带着羡慕的神情凝视着那扇视野开阔的窗户，还有那桌子的尺寸和它摆放的位置，宽阔的房间里富丽堂皇的陈设也深深地震撼到了他。当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走到餐厅茶桌跟前的时候，他向主人说的第一句话就表达出由衷的感叹：

“您这儿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您有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书房，在这里办公多能激励劳动和鼓舞人心呀。”

“您想用玻璃杯还是茶杯？您喜欢什么样的茶，淡点儿的还是浓点儿的？”

“快看，尤罗奇卡，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制作的立体镜多好啊，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儿呢。”

“他现在都还是副孩子模样，一点都不稳重，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那里收复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利而建立的。”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嘉许，您确实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也是他的作品，很有立体感，大概是用他自制的镜头拍摄的缘故。”

“饼干里加了糖精吧？饼干真是太美味了。”

“您说什么呢？这穷乡僻壤的，哪有什么糖精啊！加的都是白糖。我刚还从糖罐里往您茶里加了糖呢不是吗，您难道没看见吗？”

“是啊，确实没看见，我看相片来着。茶好像是纯天然的？”

“花茶，当然是天然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张神奇的桌布，一铺上它美食就都出来啦。有个熟人，是当代活动家，也是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观点非常偏激。因为他往城里运的木头都是从我们这里出的，所以相互之间还是有一些交情，我们就是靠这层关系让他帮忙给我们送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自己的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往我这边挪一挪。现在有趣的开始啦，请回答我：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的生辰，好像在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被打死的，准确的就记不得了。”

“再来点茶？”

“不要了，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告诉我，哪一年在哪些国家之间签订了奈梅亨和约？”

“别折磨他们啦，列诺奇卡。他们一路过来已经够累的啦，就让他们消停消停吧。”

“现在我感兴趣的是，请您列举，从古到今一共有多少种放大镜，在什么情况下能接收到真实的和变形的影像，又在什么情况下收到正的和倒的影像？”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曾有一位杰出的数学家。那个人在两所中学教过书，男校和我们那儿的学校。他的课讲得真的很棒！实在太好了！像上帝一样！分析问题透彻得就像嚼烂了放进你嘴里一样。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了婚。女孩子们都为他发了疯，全都爱上他了。他作为志愿者上了前线，就再也没回来过，可能被打死了。有人断言说肯定是上帝用长鞭子惩罚了他，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这当然是夸大的神话了，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可是谁又知道呢？一切皆有可能嘛。再添点儿茶吧。”

第九章　瓦雷金诺

1

到了冬天，人闲了下来，时间也变得宽裕了许多，尤里·安得烈耶维奇就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各种各样的文章了。他在本子上这样写道：

盛夏之时，脑海里无数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想要和秋特切夫一起说：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好！

这简直是神奇的魔力。

我问你，它为什么能让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的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劳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建房屋，耕土地，为柴米油盐这样平淡的事操劳，就像鲁滨孙一样，抑或像创造了世间万物的上帝，在生养自己的大地母亲身上，用双手建立起自己的一片乐园，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重获新生！

有多少念头突然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又有多少稀奇古怪的想法从心中油然而生。就在你因为体力活而肌肉紧张发胀，又或者是在干粗糙的木工活的时候；就在你给自己布置了以自己的体力能够轻松解决的任务的时候；就在你站在开阔的天空下，在被阳光晒得闷热的空气中，用斧子一连六个小时砍着什么或者挖掘土地的时候，这些想法就产生了。但这些思绪、揣测，因为没来得及记在纸上，立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这并不是损失，相反，这正是收获。城市中的隐士，用浓郁的黑咖啡或者鼻烟刺激着自己衰弱的神经，其实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实实在在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壮的肉体中，这些你是不会知道的。

我不会继续讲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托尔斯泰那些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从农业问题入手旁敲侧击想要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了解最简单的实情，而不是把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视为我命运的准则。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备受争议的，对结论没有好处。我们的经济组成太不均匀，库存的蔬菜和土豆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种植收获的，其余的一切，都来源于其他地方。

我们私自利用土地是违法的。我们背着国家政权的法定政策，自作主张地偷偷使用土地。我们在树林里采伐木材，这就是偷窃，因为我们从国家的口袋里偷了东西，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而以前，这都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庇护并纵容了我们，他们所过的生活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方式，但幸运的是我们离城市很远，距离拯救了我们，人们还不能发现我们的勾当。

我放弃了行医，隐瞒了我医生的身份，因为我觉得这个头衔会束缚我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善良的人，像是从世界的另一端赶来，打听到瓦雷金诺来了一位医生，并蹒跚地走上三十来里路来到我这儿，出于友好，他们有的带着只母鸡，有的带着些鸡蛋，还有的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不管怎么推脱，也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会有人无偿地给别人做事，不相信还有医生看病不要钱。就这样，给人看病的钱我也挣了一些，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来自于萨姆维亚托夫。

我简直想象不到，在这个人身上还有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诚地支持革命，并且完全配得上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信赖。他拥有无限的权威，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职权征用并运走瓦雷金诺的木材，他甚至可以连说都不用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我们也会连眉毛也不敢动一下。另一方面，要是他愿意盗窃国家财产，只要他喜欢，不管多少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放进自己的口袋，而且没有人敢说一个字。这样的福分没有人可以与他同享，他也不会送任何人人情，因为没有人能配得上。他为什么要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并支持周围地区里所有的人呢？打个比方，就像维护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那样。他整天都在奔走，将那些我们需要的东西送给我们；他仔细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家，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其代表作为《罪与罚》）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由马克思执笔写成），谈论起它们来同样是引人入胜，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多管闲事，把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地搞得如此混乱不堪，他一定会终日无所事事，直到无聊致死的。

2

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了那幢老房子后面的房子里，就是那两间用木头盖的偏房。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克吕格尔就预先指定了这两间房是供挑选出来的家奴——女裁缝、女管家和已经退休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彻底破败了。我们用足够快的速度把它修补好，在匠人的帮助下，我们把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都换了新。现在，烟道改修了过后，炉子散发出的热气就更多了。

在这个曾是花园的地方，先前种植花时留下的痕迹已经被新生的植物完全覆盖了，这些花花草草已经将整个花园占满了。正值严冬时分，周围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活的东西再也无法将死去的东西掩盖住了，被雪掩埋住的大地过去的面貌便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了。

我们真是交上了好运。今年秋天又干燥又暖和，土豆居然来得及赶在雨季和严冬到来之前被挖掘出来。扣除了债务将借来的土豆归还了米库利钦之后，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所有的土豆都堆放进了地窖中最大的粮囤。在粮囤上方的地面上，铺上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用破了的旧被子。地窖里还放了两桶冬尼娅腌制的脆黄瓜，还有两桶她自己泡的酸白菜。

新鲜的卷心菜两两一捆，分别悬挂在柱子上。在干燥的沙地里还掩埋着贮存起来的胡萝卜。我们收集了数量相当多的萝卜、甜菜根和蔓菁，阁楼上还堆放着大量的豌豆和豆荚。草棚里运来的木柴足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冬天地窖里那暖和的气息，在冬季黎明到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盏微弱到几乎没有光亮的、随时都会熄灭的灯，一大早就去揭开地窖可升降的小门，门刚一打开，就会有一股混杂着根茎、泥土和雪的气味向你迎面扑来。

从板棚里出来的时候，四周还是漆黑一片。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你无心之间打的喷嚏声，或者是脚踩着积雪发出的声响，惊得几只野兔从远处那块生长白菜根茎被雪覆盖的菜畦里突然蹦出来，慌忙地向四周逃散，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而又奔放洒脱的印记。在不远处，有一群狗，一条接一条地狂吠起来，半天也不肯停。剩下的几只公鸡早先已经打过鸣了，现在安静地呆在一旁。天边已经亮起了鱼肚白。

除了野兔的脚印外，在那覆盖着白雪的无边无际的平原上，还布满了猞猁的脚印，一个小坑接着一个小坑，像一条条仔细穿起来的线一样，在雪地里绵延。猞猁走路跟猫一样，小爪子翻着不停，一晚上就能走上好几俄里，跟人们传说的一模一样。

为了捕捉他们，人们设置了陷阱，这儿的人将这陷阱称作捕兽夹子。可是最后掉进捕捉器的不是猞猁而是可怜的灰兔，它们从陷阱里被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的，像冰棍一样，几乎被雪给掩埋了。

刚安定下来的时候，在春天和夏天，日子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已经是冬季了，到了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多亏了安菲姆，给我们提供煤油，使我们能够围坐在灯前。女人们缝缝补补，我或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声地读书。炉子生好以后，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烧炉老手，负责看管炉子，任务是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点不燃的木头块挡住了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到门槛边，把它远远地抛进雪地里。木块火星四溅，像一个燃烧的火把一样从空中飞越而过，照亮了那个沉睡在黑暗里、种有银白色的四边形草坪的花园一角。木块落进雪堆里，发出丝丝的声音，然后熄灭了。

我们阅读《战争与和平》《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其他的诗歌，阅读翻译成俄语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以及克莱斯特的短篇小说，一遍又一遍，不愿停下来。

3

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冬妮娅怀孕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不赞同我的推断，可我对此坚信不疑。虽然没有出现任何显示她怀孕的征兆，但是现在这种不易察觉的状况也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色出现了些许变化，倒不能说她变难看了。她的面容，早些时候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注，现在却摆脱了她的控制。她受到了未来事件的支配，她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女人的这种脱离自己监督的外表带来了一种来自生理紊乱的神色。处在这种神色中，她的样子不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眼睛明亮闪烁，炯炯有神，而是完全呈现出另外一副模样：表情变得呆滞，皮肤也变得粗糙不堪。她的样子已经不在她的操纵之下，只好弃之不顾了。

我同冬妮娅从未彼此疏远过。相反，这艰苦的一年里我们变得更加亲密了。我留意到，她是多么的敏捷、强健和不知疲倦啊，机灵地将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不管有再多的工作需要轮换，她也能做到尽可能地不浪费时间。

我总是认为，每一次怀孕都是纯洁的，母性的共同观念会在这条牵涉圣母的宗教信条中被表达出来。

但在每一次分娩的时候，女人都只有独自承受那些孤独的、被遗弃的痕迹。男人在这紧要的瞬间是如此的无能为力，仿佛他从来都不存在，这一切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女人自己把后代带到这个世界上，自己带着孩子潜伏在生存的第二线，那儿比较安静，在那可以毫无恐惧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默默无闻地谦卑哺育孩子，把他抚养成人。

人们虔诚地向生命祈求：“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祷告吧。”人们对她的圣歌篇章口口相传：“我心尊主为大，我以我的救主上帝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就是这样评价她的孩子，他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可以这样引以为傲。她的上帝和孩子融为一体。这种熟悉的感觉必定能够传给伟人的母亲。但所有的母亲无疑地都是伟人的母亲，即使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也不是她们的过错。

4

我们不休不止地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其他诗歌。昨天安菲姆来过，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吃了好多好东西，没完没了地谈起艺术来。

我老早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艺术不是种类和范围的称谓，也不是囊括了无穷无尽的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分支现象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某种狭小又集中的东西。它作为进入艺术创作组成部分的原则标志，是在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经过仔细研究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认为艺术是形式的对象或是形式的一个方面，而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潜在的神秘内容的一部分。这些想法对我来说就像白天一样一目了然，并且我浑身上下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思想呢？

作品能用题材、论点、情节、人物这些形式来表现，但作品首先要存在于艺术之中。《罪与罚》这本书中蕴涵的艺术性，比起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为震撼。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我们的艺术，几千年传承下来仍旧没有改变，仍是同一种艺术。这是某种思想，某种关于生活的见解，是一种广泛的无所不包的而又难以划分为单字独句的见解。当这种见解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物，哪怕只有一丁点儿，艺术的添加剂便会变得比其余部分的意义更有分量，从而成为被描写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5

有轻微的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些低烧。一整天喉头附近的什么地方都堵着一团气，像是有块东西滚到了嗓子那。我的身体不好了，这是因为大动脉不舒服吧。我可怜的妈妈一辈子都被心脏病困扰着，现在我身体发出的警告，就是从她那儿遗传来的吧。莫非真是如此？我还这么年轻呀。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我在这人世的时间就不长了。

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炭味道，还混杂着一股熨衣服的气味。她们正在工作，从还没烧旺的炉子里取出一块热木炭，放进熨斗盖子里，盖子磕得咯咯响，像咬牙似的。这让你想起了些什么吧？记不起来了。身体不好啦，太健忘啦。

因为安菲姆给我们带来上等的肥皂，我们满心欣喜，便来了个大扫除，舒罗奇卡也两天没人照管了。在我写东西的时候，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坐在桌腿之间的横木上，模仿每次来都会带他坐雪橇的安菲姆，假装载着我坐雪橇。

等我身体好转了，一定要到城里去，读一读这个地区的民族志，还有历史方面的著作。别人都说，这里有个非常棒的城市图书馆，是由几个富有的捐赠者出资修建的。真想好好写些东西，应该抓紧点了，不然一转眼工夫就又到了春天，那时候就没有读书写字的闲工夫啦。

头疼的毛病愈演愈烈，觉也没睡好，一晚上就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梦，一睁眼却什么也不记得了，这梦就像是从脑袋里飞出来一样，忘得干干净净，只是潜意识里还保留着惊醒的原因。我是被一个女人的声音惊醒的，就是那个在梦中听到的，响彻了整个天空的声音。我记住了她的声音，在记忆中复原它，并在脑海中逐一回忆我所熟悉的女人们，想找出她们中的哪一个可能具有这种浑厚洪亮、低沉忧郁而又圆润的嗓音。但这种嗓音却不属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寻思着，也许是我太过习惯于我和冬妮娅之间的东西，就是因为对她的态度让我的听觉变迟钝了。我尝试着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形象带到足够可以弄明白真相的距离之内。不对，这也不是她的声音。到底是怎么了，直到现在我仍旧无法搞清楚。

顺便说说做梦。通常都认为，夜里会梦到平时，也就是白天留给你印象最强烈的东西。可是，我的观察刚好相反。

我不止一次注意到，正是白天稍稍感觉到的东西，模模糊糊的思绪，无心说出的不曾留意的话语，在夜间都化为有血有肉的形象回到你的身边，成为梦境的主题，仿佛是在补偿白天对它们的忽视。

6

这是一个晴朗却寒冷的夜晚。有形的东西都显得异乎寻常的鲜明和完整。大地、空气、月亮和星星紧紧连接在一起，似乎被严寒冻成了一块儿。在公园里的林阴小道上投映着树木们清晰的影子，就好像磨出来的凸形。一时间，总觉得有几个黑影不时地从小径上穿过。大颗大颗的星星宛如一盏盏青色的云母灯笼悬挂在林中枝叶当中。小的则宛如生长在夏天草地上的洋甘菊，缀满了整片天空。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畅快地谈论普希金。仔细整理皇村中学时代第一卷中的诗歌，你就会发现诗的韵律是多么的重要啊！

在诗句很长的诗歌中，少年阿尔扎玛斯就是虚荣心爆满的代表，不想落在成人后面，就弄虚作假地用神话故事、夸大之辞、卑劣的行径、寻欢作乐以及假装出来的早熟来蒙蔽叔叔。

好不容易从模仿奥西扬（原为克勒特民间叙事中的英雄，后人汇集描述他的诗歌出版过《奥西扬》诗集）或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开始，或者从《皇村回忆》开始，年轻人就会突然想到《橡树城》或《致姐妹的信》或者晚期在基什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中的韵律，叫人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普希金。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嚣、事物、本质，这些简单朴质的内容闯进了诗歌中，就像穿过窗户冲进屋里一样。外部世界的事物、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和这种名词拥挤着占领了诗行，把言语中意义不确定的部分赶了出去。物体，物体，物体形成的押韵的行列排列在诗的边缘。

这些原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普希金四音步韵，成了俄罗斯生活的测量单位和尺寸标准，似乎四步音韵就是标准，它就像是从整个俄罗斯的存在上被剥离开来一样，如同为皮靴的成品画出的脚样，或者为了找到一双正好合适的手而丈量的手套尺码。

稍后，俄罗斯人说话的节奏，俄国人语言的腔调，也表现在了涅克拉索夫三步韵脚诗歌中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格的韵律上。

7

我多想在工作的时候，在农业劳动或着行医的时候，随便酝酿个什么能永久保留且拥有价值的东西啊，我多么想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啊。

每个人天生都是浮士德，也就会像浮士德一样渴望拥抱世界，体会周围的事物，表达内心的思想。前人和现代人犯下的错误将浮土德衬托出来，使他成为了学者。科学的脚步是始终向前的，并且它会遵循排斥的准则，好推翻占统治地位的谬误和不真实的理论。

富有感染力的学者们成为浮士德的榜样，促使他成为艺术家。艺术的脚步也是始终向前的，但它遵循的是吸引准则，因为艺术总是从模仿、跟随自己真心欣赏的题材起步的。

是什么东西妨碍着我，让我不能安心任职、治病和写作呢？不是苦难和漂泊，也并非生活的不安定和快速的转变，而是在当代被普遍接受并大肆流行的败坏的道德：堆砌辞藻，大吹大擂。就好像这样的语句：未来的黎明，新世界的构成，人类的明灯。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多么开阔的视野啊，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才能而故意卖弄的华丽辞藻。

平凡的事物，只有当它有幸被天才触碰后才能成为非凡。这样的例子，普希金是再完美不过的了。他极力讴歌令人敬重的劳动，颂扬赞美责任和日常生活习俗，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小市民”和“城镇居民”这样的字眼就开始有鄙夷和蔑视的附加含义了。这种指责在《家谱》的字里行间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

在《奥涅金的旅行》（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中的章节。）中又出现过这样的句子：

我现在的理想是成为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能过平静的生活，

并拥有一大砂锅汤。

在俄国人所有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那种带有俄罗斯形式的孩子气，对于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人类自我拯救这类宽泛的事，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谦虚，根本不过问。对于上诉的问题他们都能分析自如，但他们哪儿能那么鲁莽——他们所处的位置让他们还不至于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本就不在那样的官职上！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做好死亡的准备，他们呕心沥血，只为寻找真理，得出结论，然而到最后，他们都被艺术家特有的习惯误导了方向，被生活的细枝末节弄得心不在焉，就在这些细节交错更替的时候，生命仿佛已经伴随着谁也没有接触过的细节一起消逝了，到现在，这种细节俨然成了公共事业，就像刚从树上摘下的还未熟透的苹果，传到了后辈的手中慢慢成熟，最后变得更加香甜可口，也更加有意义了。

8

融雪是春天到来的第一个预兆。空气中不时飘来一阵阵薄煎饼和伏特加酒的味道，叫人产生要过谢肉节的错觉。在树林里，太阳睡眼惺忪，眯着油光光的眼睛，在树林里昏昏欲睡，松树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睫毛一样的针叶，一摊摊水洼在晌午泛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翻了一个身又进入了梦乡。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里这样写道——春天，邱宅在奥涅金走后变成一片荒芜，山脚下的水边躺着连斯基的坟墓。

而夜莺，那春天的恋人，

彻夜地歌唱。野玫瑰悄然开放。

为什么将夜莺比作“恋人”？一般来说，这个修饰语是自然而恰当的。当然是用“恋人”啦，因为它能和“野玫瑰”这个词押韵（俄文中“恋人”和“野玫瑰”两个单词在读音上是押韵的）。但是用勇士赞歌中的“夜莺小淘气”会不会影响到音韵的形式呢？在勇士赞歌中奥狄赫曼的儿子就被称作“夜莺小淘气”。赞歌将这个人物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啊！

一听到他夜莺般的口哨，

一听到他野兽般的呼嚎，

小草们便挤在一起，

蓝色的野花纷纷凋零，

阴郁的树林向着地面生长，

可怜的百姓们啊，纷纷倒地身亡。

我们在初春来到了瓦雷金诺。没过多久草木都上了绿装，特别是舒契场，就是米库利钦房子后面的那条山谷，那里面生长的野樱、赤杨、胡桃更是一片碧绿。过了几夜夜莺便开始啼转起来。

当我再一次听到了它们婉转的歌声时，我产生了仿佛第一次听似的错觉，我惊奇地发现，同其他鸟类的嗓音比起来，夜莺的嗓音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它的曲调陡然升高，哨声跳跃着，音高没有任何过度，大自然到底要怎样做，才能赋予它们如此圆润丰满和清脆独特的嗓音啊。每个音都被赋予无穷的变化，声音清晰明了又富有力道，一下子就传到了远方！这种啼声宛如魔笛般轻盈，连屠格涅夫都曾经描写过它，只是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了。有两个转调显得尤其特别。其中一处兴致勃勃地飞快重复着华丽的叫声——“捷赫-捷赫-捷赫”，有时一连三次，有时不计其数，唱得那些灌木丛像是在梳妆打扮自己，抖掉了披在身上的露珠，又好像被弄得痒痒，笑得花枝乱颤。另一处啼声，化为了两个音节——，“醒来！醒来！醒来！”这叫声像满怀深情的召唤，又像请求和忠诚的劝诫。

9

虽然写札记给我带了很多欢喜，但是春天到了，意味着我们要开始农忙了，也就没有了写日记的闲工夫。写作只好就此搁浅，只有来年冬天再续笔了。

泥泞的道路上布满水洼和烂泥。这两天，正巧是谢肉节，一位生病的农夫坐着雪橇来到我们的院子。显然，我拒绝接待他，对他说：“亲爱的朋友，请别见怪，我已很久都不干这行了。再说我这儿没有可以拿来配合使用的药品，也没有必要的仪器。”可是病人怎么能善罢甘休，他祈求医生道：“帮帮我吧。您看我的皮肤都烂掉了。发发慈悲吧。我实在太痛苦了。”

“把衣服脱了吧。”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不然怎么办？我的心又不是石头做的。我检查了一下他的皮肤，告诉他得了狼疮。窗台上放着一瓶用玻璃装的石炭酸，是我给病人做检查的时候，斜着眼儿看到的。（公正的上帝啊，不用问我是从哪儿搞来的石炭酸和其他的东西，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这些都是萨姆维亚托夫拿来的。）突然，我看到院子里又停了一辆雪橇，最初的一瞬间我还以为又来了一个新病人呢，结果却发现是叶夫格拉夫老弟，他突然出现，就像随风飘荡的云彩。一时间，冬妮娅、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像接到命令似的，都忙着招待起他来。我做完了事，随后也走到了他们中间。大伙儿开始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像往常那样躲躲闪闪，拐弯抹角地说着，或者微笑着，只是说我的到来很奇怪吧，这是个秘密。反正就是不从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他在我们这呆了将近两个礼拜，期间还经常到尤里亚金去，有时还突然人间蒸发，仿佛钻进了地缝一样。这段日子里，我发现他比萨姆维亚托夫更有威望，我无法理解他的事务和他的交际。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他是做什么的，他哪儿来的这么大势力。他消失之前曾对我们许下诺言，说会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以便让我有时间给人看病和从事文学创作，也好让冬妮娅腾出时间教舒拉读书写字。大家都想知道，对他将怎样实现诺言，他却默默不语，只是微笑着。但他没有骗我们，我们的生活条件确确实实出现了将要改变的迹象。

说来奇怪，我对他的了解其实比任何人都要少，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拥有同样的姓氏。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闯入我的生活，在此他扮演着善良的保护者和救星的角色，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困难。也许，在每个人的人生履历中，除了所遇到的真实的人物，还需要有一种未知的力量参与其中，需要一个带有象征性的、即使不用呼唤也会前来帮助的角色。莫非我的老弟叶夫格拉夫就是这样的人，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有益的角色，如同一个潜在推动力促动着我？

写到这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札记就结束了。他也没再继续写下去。

10

尤里亚金市图书馆的阅览室异常宽大，能容纳上百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此时正在这里浏览订购的图书。开着很多窗户的阅览室里摆了几排长条桌子，窄的那头靠向窗户。春天，城里夜晚是不点灯的，所以天一黑，阅览室就关门了。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来都没有在这呆到要关门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在午饭后还在城里逗留。他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寄放在萨姆维亚托夫的大车店里，在阅览室读了一早上的书，中午就骑着马朝着瓦雷金诺方向向家里奔去了。

去图书馆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少去尤里亚金。一是在城里他根本没有自己的私事，二是对于这个城市他也不怎么熟悉。阅览室大厅里渐渐坐满了尤里亚金的居民，有的坐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有的正好坐在他旁边，看到这些景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产生了一种的感觉：仿佛他对这个城市已经了如指掌，此时正站其中一个熙熙攘攘的交叉路口，又仿佛聚集在阅览室的大厅里不是尤里亚金的居民，而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和街道。

透过阅览室的窗口，他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尤里亚金人。他们是如此真实，不掺杂一丁儿臆想的成分。阅览室墙壁中间镶着房里最大的窗户，窗户边放着一桶煮沸的开水。休息的时候，阅读者们就围着大桶喝水，然后把喝剩的水倒进洗杯盆里。他们有的会走到门外的楼梯上抽烟，有的则挤在窗前欣赏城市的风景。

阅览室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大部分的人属于当地的老知识分子，另一类则是普通的老百姓。

老知识分子中大半都是妇女。他们穿着寒酸，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耷拉个脸，看上去很堕落，又不健康。因为饥饿、黄疸病、水肿病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身子看上去异常的臃肿。这些人时常呆在阅览室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自如，私下里和图书馆里的职员也很熟悉。

来自平民老百姓的阅读者，个个都是一副生活滋润的样子，衣着整洁，就像过节似的，他们胆怯难为情，走进大厅就像走进教堂一样。可他们又不善于支配自己健壮的脚步和说话的音高，往往弄出比平时更响亮的噪音，违反了阅览室的规矩。

正对着窗户的墙上有一个凹槽。这里摆放着一个高台子，将大厅同这个凹槽分隔开来，老图书馆馆员和他的两名女助手就在这个壁龛似的凹槽的台子上做着自己的事。其中一位女助手围着一件毛线织的头巾，她带着眼镜，看上去很生气，因为心理状态不断地变化，她不时地将夹鼻眼镜从鼻子上摘下。另外一位，穿着黑丝短衫，大概因为胸口难受，她一直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几乎没有移动过，甚至连说话和呼吸时都把整张脸埋在手绢里。

同大多数阅读者一样，图书馆职员的脸也向下拉长，他们全身浮肿，皮肤因为松弛耷拉着，土中带绿的面色，跟腌黄瓜、耳垢和霉菌的颜色有得一拼。他们的工作就是向阅读者说明使用书籍的规则，讲解怎样根据需要选择标签，借书和还书的操作流程，以及在这段时间间隔内编制什么样的年度总结。他们轮流着工作，低声向新来的阅读者解释说明。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着窗外真实的城市，回忆自己在阅览室里的幻想，加上看到阅览者们普遍毫无生气的浮肿，他产生了奇怪的感觉，仿佛所有的人都得了粗脖子病。这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天早上他们抵达这里时在尤里亚金铁轨上看到的那个一脸不满的女扳道员，他想起那天的情景：他凝视着城市全景，萨姆维亚托夫坐在他身旁的车厢地板上，对他说着那番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将在外地听到的那些话同他在这儿看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但他什么都想不出来，因为萨姆维亚托夫到底对他说了什么，他已经忘记了。

11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阅览室的一角，一头埋进身边的书堆里。他面前放满了书，有几本当地地方自治会的统计资料，还有几本民族地区志。由于每人一次只能借这么些书，使得他无法再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叶梅连·普加乔夫〈约1742-1775〉是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18世纪后半期，为了反对农奴制压迫，他于1773年9月在叶克河领导哥萨克人起义。）暴动史的著作，这时那位穿黑丝短衫的女图书管理员低声告诉他，要是还想借，先还一部分手册和杂志就可以了。说这些的时候她依然把手帕紧紧捂在嘴唇上。

于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加勤奋和急速地翻阅那一大堆还没有来得及看的书籍。他迅速地浏览起这些书本的目录，好从中找出需要的，用剩下的去换借他想要研究的历史著作。大厅里人山人海，但他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聚精会神地看书，没有分散注意力，也没有东张西望。他早已熟悉了他邻座的习惯，即便不把眼睛从书上移走，他也能感觉到，他们的位置在他离开前是不会改变的，就像窗外的教堂和城里的建筑物不会自己从现在的位置上移开一样。

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书的这段时间里，太阳一直缓慢地移动着，从图书馆的东边移到了南边的窗户上。坐在窗前的人被晒得头晕目眩，书也看不下去了。

阅览室的窗户上垂挂着带褶的白色窗帘，这种窗帘能将光线变得柔和，令人感到欢愉。着了凉的女图书馆馆员从围起来的台子旁走到窗户边，将其他窗帘都放了下来，只留下最边上的那扇窗，因为那儿的光线还很昏暗。她打开了连在绳子上的活动气窗，然后控制不住打起喷嚏来。

她一连打了十个喷嚏，或者是十二个。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猜想这应该是通采夫家的四姐妹之一，米库利钦的小姨，因为萨姆维亚托夫以前向他提起过。想到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起头朝她那方向看了看，此时其他阅览者也注视着她。

桌子对面的最边缘的座位上多了一个女读者，这引起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注意。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那就是安季波娃。她坐在那，身子转向一边背对前面的桌子，医生就坐在她对面的其中一张桌子前。打喷嚏的女馆员就站在她身边，正低下身子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着悄悄话。她们的谈话显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似乎一下子治好了女馆员那招人嫌的感冒和她紧张的神经。她满怀感激地看着安季波娃，一边从嘴唇上拿掉了一直捂着的手帕，揣进衣袋，随后，她带着幸福与自信回到了借书台后的座位上，并开心地微笑起来。

在场的一些读者都看到了这细小感人的一幕，纷纷微笑着从阅览室的各个角落向安季波娃投去满怀善意的目光。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确定，城里的人都认识安季波娃，并且非常敬爱她。

12

在看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第一眼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打算站起来走到她跟前。然而，这样的举动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已经在他身上根深蒂固的拘束和愚笨阻止了他。他决定先不要去打扰她，而是继续自己手中的工作。他把椅子转向了另一侧，背对阅览室其他读者，好让自己不分心，不去看她。手上举着一本摆在前面，另外打开一本放在膝盖上，全神贯注地阅读起来。

然而他的心早已不在他面前的书本上了。他的思绪与他现在做的事毫无关联，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令他瞠目结舌的事情，他想起在瓦雷金诺一个冬季夜晚里做的梦，梦中那个女人的声音不正是安季波娃的声音吗？他吓了一跳，急忙转过椅子朝向安季波娃，以便能够看到她，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吸引了他周围的人。接下来便开始盯住她看。

他半侧着身子，看见她身穿一件浅色格子短衫，系着一条宽腰带，正忘我地阅读着。安季波娃此时完全沉浸在书本里，她像小孩子一样，将头微微偏向一侧，靠在了右边的肩上。有时她抬头望着天花板陷入沉思，有时又眯起眼睛凝视着身前的某个地方，或者用手托着脑袋，握着铅笔飞速地在笔记本上做摘抄，动作十分潇洒流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旧时梅留泽耶沃小镇所做的观察这时得到了检验和印证。他想：“她不想招人眼目，不想成为美丽迷人的人来讨人喜欢。”美丽是女人的天性，但她藐视这一点，仿佛因为自己长得太美而折磨谴责着自己。而这种骄傲的敌意更叫人无法抵抗，使人为之倾倒。

“她做的所有的事都是那么完美。她读书，使人觉得这好像不是人类的高级活动，而是某种异常简单的、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就像提水或削马铃薯一样容易。”

想到这里医生平静了，一种少有的安宁涌上他的心头，他的思想不再像从一个事物跳到另一个事物上这样飘忽不定了。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安季波娃的出现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就像影响了病怏怏的女馆员一样。

他不再关心椅子怎样摆放，不担心别人会分他的心，继续工作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半小时，他比看到安季波娃之前，更加专心致志了。他的面前放了一堆小山一样的书，他还是将它们翻阅完了，他从中选出最需要的之后，还顺便一口气读完了在其中遇到的两篇重要的文章。他对今天所做的事感到非常满意，便开始收拾书，好拿到还书台去。任何无关的想法，蒙受侮辱的感觉都离他而去。凭良心说他丝毫没有其他的企图，只是觉得自己正正当当地工作了一上午，是值得拥有与一位善良的老熟人见面的权利，让自己享受一下重逢的欣喜了。但当他站起来，目光在阅览室里扫视了一圈过后，他却没有再看到安季波娃，她已经不在大厅里了。

在医生还册子的那个台子上，还放着没来得及收走的安季波娃之前借阅的书。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看来，她这个昔日的教师，想赶在重新登上讲台之前在家里全力以赴地恶补一下政治。书中有目录的那页还夹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借书单。这些小票的尾巴露在外面，上面写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地址，医生只看了一眼就发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它抄了下来，这地址很奇怪：商人街，在带雕像的房子对面。

向别人打听了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知道，“带雕像住宅”这种叫法在尤里亚金非常流行，就像在莫斯科的市区以教区命名，或者在圣彼得堡有个地方被叫做“五个角”一样。

被人称作“带雕像住宅”是一座深灰色的房子，房子正面有一根女神像柱和一座手持铃鼓、竖琴和假面具的古希腊缪斯雕像。这是上个世纪一位爱好戏剧的商人修建的，是用来作为自己的家庭剧场使用的。由于这座住宅坐落在街道一角，而他的后人又把它卖给了商会，所以这条街就叫做商人街了。带雕像的住宅又标志着与这条街相连的整片地区。如今在带雕像的住宅里设有党的市委会，在那面地基有些倾斜下沉的墙上，也就是过去贴着话剧和马戏表演海报的地方，现在贴着政府的法令和决议。

13

这是五月初的一天，吹着风，有些寒冷。在城里办完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图书馆里转了一圈，他突然想改变所有的计划，去寻找安季波娃。

路上不时扬起的一阵阵灰尘挡住了他的去路，叫他不得不停下脚步。医生转过脸去，眯起眼睛，低下头，等上一小会儿，等灰尘吹过，才继续向前走去。

安季波娃住在商人街上一个叫做诺沃斯瓦洛奇的巷子里，这个巷子就在那个阴森森有着布满青斑的雕像的住宅对面。医生第一眼看到这所宅子，就觉得它确实同它的绰号很符合，它不仅能引起人们的恐惧，还会给人留下一种长久的惊慌不安的感觉。一人半高的女神雕像环绕在屋顶四周围成一个圈。突然吹起两阵遮天蔽日的狂风，就在这两阵风之间，医生有那么一瞬间眼花，仿佛看到所有的女居民都走上了阳台，把身子弯过栏杆，看着他，也看下面逐渐显现出来的街道。

到安季波娃那儿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商人街穿过，另一条是通过小巷穿过院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道第一条路是否存在，于是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刚从小巷拐进院子，就刮起了一阵强风，风从地面向天空吹去，把满院子的垃圾卷上了天，遮住了院子。在这扇黑色帘幕后面，一群母鸡咯咯地叫唤着从医生的脚下冲出来，想要摆脱公鸡的追赶。

当尘土消散后，医生看见安季波娃站在井旁。她用左肩挑着两只在刚刚刮风的时候打满了水的桶。她已经披上了头巾，在额头前系了一个“杜鹃结”，以免风把尘土刮进头发里，为了不让风掀起长衫，她还用膝盖将长衫紧紧地夹住。她担着水往家里走，但没走几步就被新刮起的一阵风挡住了，不得不又停下来。这阵风把她的头巾从头上吹了下来，吹乱她的头发，还把头巾刮到了还在咯咯直叫的母鸡那里。

尤里·安德烈耶夫追过去，捡起了头巾，把它递给站在井边发着呆的安季波娃。她还是像以前那样矜持，没有发出一声惊讶或窘迫的叫声，只是轻轻唤了一声：

“日瓦戈！”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

“发生什么奇迹了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把水桶放地上吧，我来挑。”

“我不会半途而废，从不抛开已经开始干的事。如果您是来看我的，咱们就走吧。”

“我还能看谁呢？”

“那谁能知道呢。”

“不管怎样还是允许我把担子从您肩膀上取下来吧，您干活儿的时候我总不能无所事事地站在一边啊。”

“这活儿不算什么。我不会给您的，您会把楼梯溅湿的。您还是先说说，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的？您来这儿都一年多了，都没有来过，抽不出时间吗？”

“您从哪儿知道的？”

“早已是满城风雨了。我还看见了您，就在图书馆里。”

“那您怎么没叫我？”

“您不能强迫我让我相信，您没有看见我吧。”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担着微微颤动的水桶，摆动着身子，医生便跟在她的身后穿过低矮的拱门。这是最下层的昏暗过道。很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蹲了下来，把水桶放在地上，从担子下抽出肩膀，挺直了身子，开始用不知从哪儿掏出来的小手绢儿擦着手。

“咱们走吧，我们从里面的小路进去，那边要亮一点儿。您在那边等我，我从那个昏暗的小道把水提上楼，把上面稍微收拾一下，换身干净衣服。您看，我们这儿的楼梯多好啊。铸铁梯阶上还雕着镂空花纹，透过它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下面那片地方。因为大炮轰击的原因，您瞧，石头都错位啦。石头上到处都是大洞小洞。就是这个窟窿，我和卡坚卡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把钥匙藏在里面，用砖头盖住。您可记住了。要是以后你什么时候过来而我又碰巧不在家，那就请您自己开门进去吧，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在屋里等着我回来。钥匙现在就在那儿，可我不需要，我走后面进去，从里面开门。只有一个地方不舒服，就是耗子，太多了，在脑袋上窜来窜去，多得对付不了。这楼太破旧了，墙都是松松垮垮的，到处都是裂缝。我一直同这些裂缝抗争着，能填的地方我都填上了，可一点儿用也没有。要是可以的话，您什么时候方便，就过来帮帮忙？咱们一起把地板和墙角堵了，行吗？好吧，您在台子上站一下，随便想点什么吧。我不会让您受太久的罪，很快就来招呼您。”

在等安季波娃的时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目光开始在入口处墙皮剥落的地方和铸铁梯阶上游走。他想着：“在阅览室里，我把她对读书的痴迷同她对真正事业和体力劳动的狂热和激情相比较。可完全相反的是，她挑着水，就像她读书那样轻松，一点不吃力。她做任何事都是这么平稳有把握。仿佛在很久以前，久到童年的时代，她便开始向生活起跳，现在干什么事儿都像在滑翔一样，轻轻松松，又是那么自然而然。这都表现在了她弯腰时背脊的线条、微笑时张开的嘴唇和圆润的下巴上，还表现在她的言谈和思想里。”

“日瓦戈！”从楼上平台的房门里传来一声呼喊，医生便爬上楼。

14

“把手给我，好好跟在我身后。这儿有两间房，黑漆漆的，东西就这么堆着，都顶到天花板了。碰上会撞疼的。”

“确实是，这儿跟迷宫似的，我差点找不着路了。为什么会这样？宅子里正在装修吗？”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问题不在这儿。这房子是别人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的。我们曾经有一间屋子，在中学的一栋房子里，但那是公家的。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会占用学校后，我和女儿就被迁到这座被人遗弃的空房里来。这儿有很多以前的人家留下的摆设，家具多得不得了。可我不需要别人的好处。我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这两间空房里来了，还把窗户刷成了白色。您可别松手，不然会迷路的，就这样握着我，向右拐。现在从这边穿过去，这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您小心点儿。这就是去我那儿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注意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随她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看到窗外的景色，医生大吃了一惊。窗户朝着住宅的院子敞开，面朝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城市荒地。荒地上，羊儿们正吃着草，长长的羊毛就像垂下的毛皮大衣扫着地上的尘土。在那儿，除了绵羊和山羊，医生还看到正对着窗户的不远处竖立着两根柱子，上面的广告牌医生感到很熟悉：“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看到这个招牌，医生触景生情，便开始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抵达乌拉尔时的情景。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安季波娃的丈夫混为一谈的那个传闻他已经记不得了，于是不假思索地把他和政委在车厢会面的经过讲了一遍。这部分谈话内容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这么说您见过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了几遍。“我本来什么都不想对您说，但这实在太重要了！这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你们注定是要见上一面的。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的。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他给您留下的印象应该是很好的，对吧？”

“是啊，您说得没错。他本来可以不理会我的。我们经过的地方都被他摧残和毁坏了。我等着与一个粗暴的讨伐者或者说是一个发狂的革命扼杀者会面，可是哪一个都没有碰到。当一个人与我们的想象相违背，同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不一致的时候，这是件好事。当一个人成为了一种类型的附属品的时候，也是他走向毁灭的时候，他是要受到谴责的。如果他不属于哪一种类型，或者说他还不是典型，那他身上便至少具备了一半儿作为一个人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那时他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获得了那一点儿永垂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是无党派人士。”

“好像是这样的。他身上拥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人呢？那就是注定灭亡。我想，他的下场好不到哪儿去，他终将会因为他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因为他们的疯狂，这疯狂就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一样无法驾驭。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这样一个疯子，就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不同的是，他并不是被书本搞成这副德行，而是因为往昔的经历和痛苦使他变得疯癫。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当他们还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并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就会第一时间毫无怜悯地抛弃他，践踏他，就像他之前对待诸多军事专家那样。”

“您这样想？”

“这是必然的。”

“那他还有没有救啊？要是逃跑可以吗？”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要是在以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可是现在您试试看。”

“太可怜了。您讲的这些让我不得不对他同情起来。可您变了，以前您评判革命的时候可不会这么激烈，这么愤恨。”

“问题恰恰如此，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你应该明白任何事都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是到了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了吧。但明显的是，对革命鼓动家们而言，混乱和变动是革命唯一的自发势力。他们可以不吃面包，但他们会索要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成为他们的最终目的，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弄不明白。革命前的准备永无休止，您知道准备中的忙乱从何而来吗？因为他们缺乏某种才能上的准备，他们不是天才，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人们来到这个世上，却没做好生活的准备。但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恩赐绝不是儿戏！为什么要用捏造出来的幼稚闹剧来代替它们，让契诃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它们呢？好了，现在轮到我问您了。我们是在发生政变的那天早晨抵达城里的，交战的那天您在那儿吗？”

“噢，那还用问！当然在那儿了。到处都燃起了熊熊的火，我们差点被烧死。这房子摧枯拉朽，这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它摇晃得太厉害了！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轰炸，简直不像话，就像每次发生政变一样。这些场面我们已经见怪不怪，都称得上是专家了，早就习惯了。这还不是头一次，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出过这样的事儿呀！为了报私仇杀人，勒索，胡作非为。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忘了告诉您。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成了重要的大人物，好像在做类似总督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当然啦，见得多了。多亏了他的帮助，我才能够救其他人！我也不知掩护过多少人啦！我们应当给他公正的对待。他的表现无懈可击，就像威武的骑士一样，一点儿都不像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当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卑鄙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非常感谢他。要知道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呆在院子里，他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的。那里的屋子住着铁路工人，因此还在幼年的时候，我就如此近距离地了解到了贫困和劳动。这个院子里有很多东西让我倍感亲切，就因为这些，我对待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因为它更接近我的生活。就是这个小男孩，打扫院子的人的儿子，转眼间就成了上校啦，现在可能都是白军将军了。我是普通家庭出身，对军衔分不太清楚，你知道我以前是历史教师。对，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经常到他那儿去，我们还谈起过你。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靠山，但是这些关系也给我带来了不快和损失。只有书里的人物才会有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可实际生活却不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相互交错着。要是在生活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上只占据一个位置，永远是一个样子不求改变，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啊，原来你在这儿呀！”

从屋外走进一个八岁左右，梳着两条羊角小辫的小姑娘，脸上镶着两只分得很开的细长眼睛，一笑起来便微微向上抬起，让她看起来更加顽皮。她进门前就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但跨过门槛时仍觉得有必要在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她行了个屈膝礼，目不转睛地望着医生，这毫不畏惧的目光只有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单中成长的孩子才会拥有。

“这是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都长这么大啦，模样都变了呢！”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蹓跶了。我都没听到，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到一边。我还以为我会被吓死在那儿呢。”

卡坚卡一边扮着可爱的怪相一边说着，她嘟着嘴巴，狡黠的眼睛瞪得溜圆，就像一条刚捞上岸的小鱼。

“好啦，自己玩儿去吧，我让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把粥从锅里取出来的时候就叫你。”

“谢谢您，但请原谅我不得不拒绝。因为我经常进城，所以我们家已经改在六点吃晚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回去得三个小时，有时还会走上四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早到您这儿来，对不起，我很快就得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非常乐意。”

15

“那么现在，我们就坦诚相见吧，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人，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去前线找的那个人，人们都说他已经死了，可我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仓促的结论一定是虚构的。”

“我刚听到这个传言时也觉得是胡诌，但思想上早有准备，所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因此，我才这般的忘乎所以，毫不忌讳地同您讲起他，就好像这个传言根本不存在似的。我坚信这个传言是无稽之谈，因为我见过这个人。您同他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

“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是我的丈夫，大家说的是正确的。卡坚卡也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斯特列利尼科夫并不是他本来的名字，只是他的化名。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另一个名字生活和行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这儿开炮，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但一次也没有打听我们是不是还活着，就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是他的职责，不言而喻。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也会给他这样出主意的。而且我觉得，市苏维埃给我们提供勉强能够忍受的住房条件，保护我们不受侵犯，就是他对我们秘密关心的间接证明。光凭这些我就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他近在咫尺，竟还能忍住不来看望我们！我的脑壳怎么也想不通，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啦。这是某种我无法接受的东西，这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式的高尚品质，是深奥难解的东西之一。可是您影响到了我，叫我开始向着您说话了。这并不是我最初的想法，咱们不是一路人。对于某些难以觉察的、偶然出现的东西，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具有广泛意义的事物上，比如人生哲学这方面的东西，我们最好还是相互对立为妙。我们还是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您说得对，我已经听说了那些关于对他的非难，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凉了。现在，他在西伯利亚一处离我们这儿很近的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打得落花流水，要知道他们俩可是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朋友，以后也会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加利乌林知道帕沙的名字，也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但他总是非常的婉转，以至于让我感觉不到他知道这一切，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就气得直哆嗦。不错，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当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您看见过他的那个地方驻扎了很久，就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能够在不经意间碰上他就成了我一直以来的愿望。他有时会去那个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去。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命运的嘲弄，因为司令部入口处的那个侧屋，就是我先前有事找加利乌林并同他在那里见面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士官学校发生暴乱，士官生们埋伏起来，打着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幌子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还有就是追捕和屠杀犹太人，每次都去得那么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我们熟识的人中就会有一半都是犹太人。当这些恐怖而卑劣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愤怒和耻辱，并对犹太人报以同情，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感觉始终缠绕着我们，那就是自相矛盾的感觉，它让我们的心中仿佛系着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疙瘩，好像我们的同情有一半是假装出来的。

“曾经一度，那些把人类从过分崇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有一大批现在又献身于把人类从社会恶习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之中，但这些人却忠诚于行将消亡的、腐朽的、毫无意义的、古老的信仰，始终不能从中解脱出来，也无法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他们崇尚的宗教基础却是其他人建立的，如果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话，也许那些人会同他们更加亲近。

“这些迫害和追捕要为这种无益的、甚至是具有毁灭性的姿态承担责任，也要为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狭隘负责，因为这种狭隘是懦弱的、不幸的，除此之外，这其中还有很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内在的老朽。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嘲讽式的自我鼓舞，也不喜欢他们的观念，单调贫乏，毫无想象力可言，就像老人说老，病人谈病一样，引人生气厌恶。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都没想过这些事儿。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倒有同样的看法。”

“因为我总是希望能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才到这里来守着帕沙。不知在以前的什么时候，侧屋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中诉处’。您也许也看见了吧？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穿过门前用条石铺成的广场，便能看见市立公园，里面种着荚蒾（温带植物，喜光，喜温暖湿润，也耐阴，耐寒，对气候因子及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最好是微酸性肥沃土壤。）、枫树和山楂。在行人道上站着一群申请人，我就在其中等着。当然，我没硬往接待室里闯，也没有给任何人说，我是他的妻子，要知道我们的姓都不一样。这种情况下，良心是不起作用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事规则。比如，他的亲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曾经是个政治流放犯，工人出身，现在就在离公路不远的一家法院里工作。他流放的时候就住的这个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季韦尔辛，他们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相信吗？他的身份就连他老爸也没有告诉，可他父亲却欣然接受了，一点儿也不生气，觉得他这样做是应该的。既然儿子隐瞒了身份，那就意味着不应当问。你还能说他们是人吗？他们简直就是一块硅石，只知道原则纪律这些东西。

“就算最终我能够证明我是他的妻子，想想看，那又有什么意义？妻子顶个屁用！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啊？这是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时代，这当然是闲话了，这我知道。可像妻子这样长着两条腿的动物算什么，呸，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蹦来蹦去的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几声，有几个人就被放进去了。我没说出自己的姓，问起我时也只说是为了私事。显而易见，这样的把戏实在是毫无希望，我被拒绝接见了。副官耸了耸肩，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怀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不再爱我们了，将我们抛弃，现在已经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吗？噢，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感情丰富得都漫出来了，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为了不空着手回来，他就要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满载荣誉地凯旋而归，并把他在战争中获得的所有的桂冠都放在我们脚下，他要名流千古，叫我们为之震惊得头晕目眩！多孩子气呀！”

卡坚卡又一次走进了房间。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把举起了不知所措的小姑娘，摇晃着她，挠她的痒痒，亲她的脸，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16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骑着马从城里回到了瓦雷金诺。这条路他走了不知多少遍，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他习惯了路上的一切，再也没有新鲜感了，因此也不怎么注意它了。

他走近林间小路的岔道处，在通往瓦雷金诺的道路旁边伸出了一条通往萨克玛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渔村的分岔路。在这个岔口上矗立着这片地区的第三块路标，柱子上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广告牌。平时，医生会在日落的时候抵达这个岔口，但现在天已经黑了。

从他那次独自一人进城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那次他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那儿，可那天他却告诉家里人，他在萨姆维亚托夫的大车店里过的夜，因为他被事情耽搁在城里了。他早就和安季波娃以“你”相称了，他叫她拉拉，她称呼他为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欺骗了冬妮娅，向她隐瞒了这件事，这些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

他爱极了冬妮娅，这种爱简直就是崇拜。她心灵的平和宁静对他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他竭力维护她的荣誉，比她的亲生父亲和她本人都还要用心。为了维护她那受过伤害的自尊心，他甚至可以将那些冤枉她的人粉身碎骨。但是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使她受委屈的人。

在家里，在亲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还没被揭发的罪犯。家里人毫不知情，仍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地对待他，这让他简直心如刀割。在大家相互交谈的时候，他会突然想起自己的罪行，就愣住了，周围人讲话的声音在他耳中慢慢远去，最后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听不懂了。

如果这发生在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被食物噎断气的。他把汤匙放到一边，推开碟子。眼泪把他折磨得无法呼吸。“你怎么啦？”冬妮娅困惑不解地问道。“你是不是在城里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谁又被关进监狱了？或者是被枪毙了？告诉我。不用担心我听了会不高兴，那样你会轻松一点的。”

他对冬妮娅的感情改变了吗，有什么女人能让他更加喜爱吗？不，他没选择过其他女人，甚至连比较都没有过。“自由的爱情”、“感情的权利和要求”这类的想法和话语，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想到这类事就会让他觉得卑鄙下流，更何况谈论呢。在生活中他从不拈花惹草，不要求享有特权，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半神或是超人。良心受到谴责给他带来的惶恐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接下来会怎么样？他时常自问，却不能自答，于是就侥幸地希望出现某种无法实现的干涉上——这种干涉能帮助他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现在他想通了，他决定靠自己来解决这些纷扰。他下定决心回到家里，向冬妮娅坦白所有，乞求她的宽恕，发誓再也不同拉拉见面了。

不错，并非所有的事都一帆风顺。就是有一点他不能够确定，即他是否可能同拉拉一辈子断绝往来。他今天早上对拉拉说，想把一切都坦白给冬妮娅，也说到以后他们不可能再见面了，但他现在觉得，他当时对她的语气不够果断，似乎太过温和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想用大吵大闹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伤心。她明白，就算没有这件事他也已经备受煎熬了，因此她让自己尽可能平静下来，好听完他的新决定。他们的谈话是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住人的那间空屋子里进行的，这间房子正对着商人街。顺着拉拉脸颊滚下来了几滴不易察觉的泪珠，就像雨水顺着对面的石雕像的脸上滴下来一样。她此时异常的宽宏大量，这都是真情的流露，不带一点儿假装。她轻轻地说道：“你觉得怎么做好，那就去做吧，我什么都能受得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哭，就没去擦眼泪。

一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可能会歪曲地理解自己的这番话，再一想他可能会把她引入迷途，让她怀有不现实的希望，他就想立马掉转马头回城里去，把没有说透的话解释清楚，好让他们的分手更加热烈些，更像是一生中真正的诀别，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回头的想法，继续向前赶路。

随着太阳渐渐西下，树林也变得凉飕飕的，而且越来越昏暗了。树林中散发出一种潮湿的气味，就像一走进浴室就可以闻到的桦笤帚（俄罗斯人洗澡时会用到的工具）的味道。在空中悬浮着一群扇着翅膀的蚊子，就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浮标，翅膀振动发出同一频率的调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住地拍打着叮咬在额头和脖子上的蚊子，不知打了多少下。手拍在粘满汗水的身体上发出的响亮的巴掌声，同骑马行走的声音惊人地协调：勒马用的皮带发出的嘎吱声，沉重的马蹄踏在泥巴路上发出的吧唧吧唧声，还有马飞驰而过时听到的一阵阵清脆的枪声。突然，从远处晚霞落下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夜莺的鸣叫。

“醒来吧！醒来吧！”夜驾呼唤并劝说道，这声音听起来如同复活节前的召唤，“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从睡梦中醒来吧！”

突然，一个最最简单的想法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何必急着赶路呢？就算是慢慢的也不会违背曾给自己立下的誓言。一定会坦白的，可我说过这件事一定得发生在今天吗？这件事我还没有向冬妮娅提起过，把解释推延到下一次也不算晚。这样就有时间再去一趟城里，同拉拉把话好好地说明白，话语一定要带着深深的、真诚的情意，来补偿所有的痛苦，这样才最完美！太奇怪了，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个主意呢！

一想到还能再次见到安季波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活得不得了，心也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再次体验到相见的快乐。

眼前出现了郊区的原木小巷和木头铺的人行道。他向它们走去。现在，他走进了诺沃斯瓦洛奇巷，又走进了一块空地，原木小巷走完了，出现了石头屋子。城郊的房子一闪而过，就像飞快地翻阅一本书的书页，并且不像是用食指在翻，而是用拇指按着书边，让书页在拇指下飞速地划过。真是太激动了，快喘不过气来了！她就住在那儿，在那边的尽头。就在放晴的明朗天空中透下的一束白色光柱的下面。他多么喜爱这通向她住处的路上那些熟悉的房屋啊！要是能把它们从地上抱起来再使劲地亲几口该多好啊！这些横压在屋顶上的独眼阁楼啊！火焰和长明油灯反射在水洼中犹如一个个浆果！在这片街道外面的阴霾天空的亮光之下，他将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件白色的美妙礼物。门被一个包裹着的黑影打开了。而她那矜持而冰冷的亲密允诺，宛如北方明亮的夜，不属于任何人，就像你在黑夜里沿沙滩向大海跑去时向您滚来的第一个海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扔下缰绳，从马鞍上向前移了移，抱住马脖子，把脸埋在鬃毛里。马把这种温柔当成了让它竭尽全力奔跑的请求，便疾驰起来。

马儿平稳地奔腾着，马蹄只是偶尔明显地点一下地，大地总是不断地离开马蹄，向后飞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了因为狂喜而搞得心怦怦直跳外，还听到一些人的喊声，但他认为那都是他的错觉。

附近的一声枪响把他震聋了。医生抬起头，抓住缰绳，紧紧地拉着。马在急驰中猛地撇开了前后的腿，向旁边跳了几下，又向后倒退了几步，屁股往下蹲了蹲，准备腾起前蹄。

前面的道路分成了两条小道。道路附近一束晚霞照着一个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横在路上站着三个武装起来的骑手，截断了他的去路。一个戴着制服帽、穿着紧腰细褶长外衣的中学生，身上挂着几条机枪带子；另一个骑兵穿着军官大衣，戴着平顶羊皮帽，样子古怪，像化装舞会上的打扮；还有一个穿着缝过的棉裤和棉袄的大胖子，一顶宽边神甫帽拉低了压在头上。

“不许动，医生同志。”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就是那个戴平顶羊皮帽的骑兵平静地说。“只要您服从，保证您安然无事。如果您和我们对着干的话，那就别见怪，我们就会开枪。我们游击队的医生被打死了。我们只想动员您来做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下马，把缰绳交给较年轻的这位同志。我提醒您一句：如果您稍微有点逃跑的念头，我们就对您不客气了。”

“您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列斯内赫同志？”

“不，我是他的通讯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第十章　在大路上

1

这里坐落着城市、乡村和驿站。有圣十字镇、奥梅利奇诺车站、帕仁斯克、特夏茨科耶、刚建立起来的小村庄亚格林斯科耶、兹沃纳尔斯克镇、沃利诺耶、古尔托夫希基驿站、克梅姆斯克自然村、卡泽耶沃镇、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村。

西伯利亚最古老的驿道，从这里的乡镇里穿过。这些城镇就像面包，被驿道这把刀从中心大街那儿劈成了两半。经过那些村庄时，驿道有时径直通过，沿道的排排农舍远远地抛在身后，有时划一个弧形，有时转个急弯从它们一边绕过。

在很久以前，经过霍达斯克村的铁路还没有铺设，驿道上来回驰骋着套着三匹马的邮车。这些载着茶叶、粮食和铁器的大车朝一个方向飞驰而去，而被卫兵押送着徒步行走的囚犯们则从相反的方向走来。他们的脚上拴着铁链，链子在他们整齐的步伐中哗啦啦地响。他们都是绝望的亡命徒，像划过夜空的闪电叫人生畏。树林野兽潜伏般分布在周遭，透着阴森森的黑暗，无法通行。

驿道沿线就像是个大家庭，将城市与城市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连结起来，这里的居民来来往往，关系胜似亲人。在雷达斯克村，驿道和铁路相互交错，在这儿有铁道附属机车修配厂和机械厂，劳动营聚集着乞丐一样的穷苦百姓，他们又冷又饿，有的生病了，还有的甚至死掉了。政治犯们服完了苦役，那些有技术专长的人就留在了这里做了技术师傅，随后就安定下来了。

苏维埃最早就建立在这条驿道上，但早已被推翻。后来这儿还成立过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而现在整个地区都处于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的政权之下。

2

驿道其中一段是在往坡上爬，得走上人半天，越往上爬，眼前的景色就越广阔。这坡道似乎没有尽头，总是搞得人困马乏，但当大伙停下来歇脚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已然在山顶了。驿道前方有一座横跨克日姆河的桥，河水汹涌澎湃，湍急地奔向远方。

河对岸更为陡峭的一个山头上隐约显现出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驿道绕过修道院门前的斜坡，在斜坡后面的院子中间转了几个弯，最后向着城市延伸过去。

修道院的铁门被漆成了绿色，这门朝向中心广场敞开，驿道通过中心广场时便又一次穿过修道院属地的边缘。修道院的铁拱门上镶着一圈金字，像半个花圈似的围绕着圣像，这些字是：“狂欢吧，充满生命力的十字架，虔诚的胜利是不可征服的。”

冬季就要结束了。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人斋戒便接近了尾声。驿道上的雪中出现了星星点点的黑色，预示着解冻的来临，但屋顶仍然白雪皑皑，像带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屋檐下也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锥。淘气的男孩子们爬上了高高的圣十字钟楼，想找出修道院的敲钟人，他们从屋顶上向下看，底下的房屋小小的，就像堆在一起的小匣子和小船。楼下的人们也像是只有逗号那么大一点儿，慢慢地向房屋走去。尽管如此，从钟楼上还是可以凭借走路的动作认出他们是谁。房屋的墙壁上贴着由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命令，人们靠过去阅读，得知政府要征收三种年龄的新兵的消息。

3

在夜晚里发生了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气候在这个季节就开始不寻常地转暖了。从天上飘下轻盈的雨丝，纷纷扬扬的，在半空中就化为了雨雾，飘散在空气中。尽管这样，雨雾却不像看上去那般，还是在地上汇集起一道道水流。这些温暖的水流融化了地面的积雪。现在，地面像出了一层汗似的闪闪发亮。

小苹果树只有抬手般高，已经抽出了新枝条，这些细枝条们变戏法般穿过了花园的篱笆，伸到街上。雨水顺着树枝上稀稀拉拉地滴在人行道上，在木板上响起滴滴答答的水声，瞬间传遍了整座城市。

一只叫作托米克的小狗被锁在了照相馆的院子里，它哀嚎着，一直叫到了天亮。加卢津家花园里的一只乌鸦或许是厌恶了小狗的叫声，也呱呱地叫起来，愤怒的鸣叫全城都听得清清楚楚。

有人给住在城市地势较低的那边的商人柳别兹诺夫运来了三车货，但他说货是运错了的，他从不记得自己订过这些玩意儿，所以拒绝签收。但此时天色已晚，赶大车送货的小伙子想留宿，就问商人能否收留他一夜。商人将他们一顿臭骂，还把他们撵到门外。他们的对骂声全城的人都听得到。

教堂时间的七点，也就是平常时间的凌晨一点，圣十字修道院里最大的一口钟响起了神秘的钟声，忧郁而甜蜜的钟响同夜晚空中的雨雾融合在了一起。大钟发出的声浪好似被春汛冲散开来的泥块，从河岸滚落到河底，消融在河水中。

安良日就在大斋戒的前一天。安良日那天，雨水织起密密麻麻的一张网，在网的深处，有几团微弱的烛光在空中慢慢移动，这模糊不清的光线照亮了前去祷告的信徒们的额头，还有他们的鼻子和面容。

过了一刻钟，木板人行道上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有人从修道院那边走过去了。这是在晨祷刚刚开始的时候店主加卢津的妻子回家的脚步声。她时而跑上两步，时而又停下来，因此步子显得有些混乱。她头上包着一条方巾，将皮大衣敞开来。在气闷的教堂里，她开始感到很不舒服，于是便走出来透透气，此时她正为自己没能做完祷告，以及第二年也没能斋戒而感到惭愧和遗憾。但令她痛苦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因为那些贴得到处都是的动员入伍的公告和她可怜的傻瓜儿子捷廖沙有关，才搞的她如此悲伤。她极力想摆脱掉这种不安的心情，但那些在昏暗光亮中不时显现的公告总是提醒着她，叫她无法摆脱。

她的家就在墙角的另一边，两三步就走到了，但比起那个死气沉沉的家，街上要舒服得多。她想在街上多呆一会儿，因为在家里太不好过了。

各种愁闷的念头把她整个人都塞得满满的。她多想向谁倾诉烦闷的思绪呀，却没有足够的词汇可以表达她的心情，况且它们是那么的多，就算说到天亮也是说不完的。但是在大街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她只需要几分钟，在修道院墙角和广场拐角之间走两三个来回，便能摆脱这些纠结在她心中的不愉快想法。

复活节即将来临，可她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亲人们都各奔东西，只剩她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难道她不是一个人吗？养女克秀莎可称不上家里人。她是谁啊？外人的心可都是黑的啊。她是敌是友，不可分辨，甚至可能是藏在暗处的情敌。这孩子是符拉苏什卡前妻带来的，是前妻的养女。真是养女？说不准，也许就是他的私生女？也许根本就不是他女儿，而是个跟她风马牛不相及的人。要搞懂男人的心思啊，只有钻进他的心里？可这姑娘聪明伶俐，又是个美人胚子，挑不出什么毛病，简直是无懈可击。更好的是她比小傻瓜捷廖沙和他养父要聪明得多。

于是复活节的前一天，她就一个人，像个弃妇一样呆在家里，其他的人都各奔东西了。

她的丈夫符拉苏什卡就在这条驿道上鼓动新兵，劝他们上战场，在新兵离别时送给他们在战场上立功的祝福。他从没如此关心过自己的亲生儿子，要是他对儿子也能这样，让他不再受死亡的威胁那就好了！

儿子捷廖沙无法忍受整天呆在家里，大斋前夕就离家出走了，他之前倒了血霉，所以跑到了库捷内镇亲戚家里，想玩乐一番，放松放松心情。小伙子留了四次级，八年级的时候学校忍无可忍，他就这么被职业中学给撵了出来。

唉，好烦啊！一切杂乱如麻，噢，上帝啊，你连一丁点儿的希望都舍不得施舍吗？做什么都不顺心，还不如死了算了！是因为爆发的革命，才变成这个样子的？不，啊，不是的。战争才是罪恶的根源。男人中的精英们全都死在了战场上，周围尽是些孬种。

父亲是承包商，在家里可不是那样的废物？他学识渊博、知书达理，也不酗酒，家里的生活很富足。她还有两个妹妹，分别叫做波利亚和奥莉妮。这对美人儿相处得很好，关系就像她们的名字那样和谐融洽。到父亲那儿去的木匠师傅们都是美男子，一个个身材魁梧、体态端庄、相貌堂堂。有一次，她们突发奇想，想换种方式玩玩，就编织了一条六种颜色的围巾，（不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这么做）。结果好评如潮，她们凭着一双巧手，得到了全县人民的称赞和夸奖。有时所有的一切都能取悦她们，比如乌黑的头发、纤细的身段，还有教堂里的祷告、舞蹈、来访的客人以及他们的派头。尽管她们一家人都是普通家庭出身，是一般的市民，来自工人和农民。俄罗斯那时正处于少女时代，她有真正的爱慕者，有真正的守护神。而现在尽是些与她不相配的人，一切风度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群耍嘴皮子的辩护律师，不分昼夜重复着那些话语，都是卑鄙的废物，被自己的疯言疯语哽死才好呢。符拉苏什卡和他的朋友们都想回到从前那美妙的时代，但却无所行动，只是端着杯香槟酒许下美好的祝愿。难道这就能让爱情失而复得？要是相信缘，只能把大地翻个转！

4

圣十字市场上摆放着运来的货物，加卢津娜已经几次从这里经过了。向左走她就能回家了。但每当她走到这里就改变了主意，向右转进了通向修道院的小巷子里。

市场有一片草原那么宽广。就算这样，农民的大车也会在赶集的日子里将整个市场占得水泄不通。市场就在叶列宁街和一段倾斜的弧形中间，在弧形的边缘坐落着小巧的平房和一些复式建筑。仓库、账房将这些房子挤得满满的，商人和手艺人在这里开起了铺子和小型作坊。

布留汗诺是个厌恶女人的人，在太平的年岁里，做一些皮革、焦油、车轮、马具、燕麦和干草之类的生意。他极度缺乏教养，却喜欢穿着长衫子，戴着眼镜，假装斯文地端坐在自家大门前的椅子上，装模作样地看着用几戈比买来的小报。

窗台上放着几只盖着厚厚灰尘的硬纸盒，盒子里装着几对结婚蜡烛，上面缠着装饰用的缎带和小花束。窗户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儿亮光，这扇窗户镶在一个没摆放家具的空房间里，要是没注意地上一个个蜡圈，还真不知道这里以前存放过货物。那位不知身在何处、腰缠万贯的蜡烛制造商派来神秘的代理人，在这间空屋子里签署了成千上万个地板蜡、蜂蜡和蜡烛的合同。

加卢津家有个大杂货铺，三间门脸那么大，就开在街上的一排商店当中，做着茶叶、咖啡、糖这样的生意。老板和店伙计们每天都要不停地喝很多茶叶，还未上漆的干裂地板上沾满了泡过的茶叶，所以每天都要擦三遍地板。年轻的女掌柜总是心甘情愿地坐在店里的钱柜后面，因为在这里能够看到淡紫色的晚霞。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每当庄重的时刻，教堂的神甫就会穿上这个颜色的教袍。丁香花苞，她最好的一件天鹅绒衣服，还有她那套维也纳酒具也是这种淡淡的紫色。她觉得幸福美妙的回忆，甚至是革命前俄罗斯的少女时代都是紫丁香色的。铺子的玻璃罐里装着淀粉、蔗糖和深紫色黑醋栗，在铺子里散发着阵阵香气。傍晚时分，淡紫色的晚霞照耀着，店铺里洋溢着一片淡紫，同她心爱的颜色不谋而合，让她爱上了坐在钱柜前。

一个放木材的仓库坐落在院子的一角，仓库旁边有一座两层的木头造的楼房，四面墙壁上一片斑驳，有些下沉了，破破烂烂的像一辆破旧的轿式马车。这房子是个四件套，有两个门，分别设在两个楼角那里。从左边的楼梯下去是扎尔金德的药房，公证人的办事处则在右边的楼梯旁。药房的楼上住着一大家子人，他们是什穆列维奇裁缝一家，在公证人办事处的楼上，对着裁缝一家，还住了另外几家子人，各式各样的招牌和广告将他们的门贴得满当当的，看一眼就能知道他们的职业。这里有修表的、补鞋的，有茄克和施特罗达克合伙开的照相馆，还有卡明斯基开的刻字铺。

这座房子拥挤得要命。摄影师有两个年轻助手，分别是底版修版员谢尼亚·马基德松和大学生布拉仁，他们在院子中堆满木头的仓库过道里为自己建了一间实验室。此时他们正在那里干活，冲洗照片时用的小红灯不停地闪烁，把窗户衬成一片模糊地红色。窗户下锁着一条小狗，它就是叫声传遍整条叶列宁街的小狗托米克。

加卢津娜从房里边经过的时候，脑子里想着：“挤了这么多人，跟犹太人的庄社似的，乱七八糟的，又穷又脏。”但她立马意识到，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排斥犹太人的做法是多么不对。这群人无足轻重，没什么了不起的，怎么会影响俄罗斯帝国呢？但只要问问什穆列维奇老头，就会知道世界如此混乱的原因，因为他一定会弯弯腰，扮鬼脸似的龇牙咧嘴对你说：“全是犹太佬在捣乱。”

唉，她在想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啊？脑袋里尽是些鬼名堂？难道这正是问题所在？城市里都糟糕极了。俄罗斯兴衰成败靠的不是城市。有些人想获得成就，就去城里学城里人，结果什么也没学到。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岸，却也靠不上别人的岸。

也许问题正好相反，是愚昧无知让他们遭了殃。有学问的人目光远大，能预见未来，也能运筹帷幄。可我们呢？像在树林的黑暗里摸索着前进，脑袋都搬家了才想起帽子来。可现在，有文化的人也过着不那么甜蜜的日子，因为饥饿，他们逃出了城。什么都摧毁了。但是你搞得清状况么？连魔鬼也说不清楚啊。

农村的情况可没这么悲惨。我们亲戚，比如谢利特温一家、舍拉布尔一家、帕姆菲尔·帕雷赫、莫德赫家的兄弟俩、汉斯托尔和潘克拉特，凡事都能自己做主。靠着一双手，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在大道两旁盖了新房子，日子过得叫人看着就开心。每家每户都养着马、羊、牛、猪、鹅，还有十五俄亩的庄稼地。存粮三年都吃不完。生产工具就更叫人惊讶了，还有收割机。连高尔察克都想把他们发展成自己的人，直拍他们的马屁，政委们也不断地游说他们，想让他们加入林中的游击队。他们从战场上回来，身上戴着乔治十字勋章，人们便争前恐后地跑过来请他们去当教官，就算没有军衔也不介意。只要你是行家里手，不管是什么手艺，都能派上用场，绝不会闲着没事儿。

是时候回家了。一个女人一个人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多少有些不成体统。要是在自己的菜园子里，逛多晚都没关系，可院子里满是泥泞，站都站不稳。好在她的心情已经轻松了很多。

终究不能理解自己这一路上到底胡思乱想了些什么。不知不觉加卢津娜已经走到了家门口。她站在门槛前，想把脚底的泥从台阶上蹭掉，就在这个时候，一大堆的事还是狠狠地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不得不再次掂量了一遍。

她回想起自己熟知的霍达斯克村的领头人们：从首都流放过来的政治犯，比如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还有外号叫“黑旗”的无政府主义者伏多维钦科，以及当地的钳工格罗仁科。这些人一生都在惹是生非，要是让他们安分守己，不盘算准备些什么，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们都是依靠机器过活，因此也沾染上机器的习气，都残酷不讲情面。他们在短毛衣外面套一件夹克，抽烟时用的是骨制的过滤嘴。他们害怕染上什么病，因此只喝烧沸的水。这些人总想把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愿翻过来，永远坚持自己的观点。符拉苏什卡在他们身上下工夫，只会白费劲。

随后她又想到了自己。她知道自己的可爱之处，也明白自己是个特别的女人，聪明伶俐，心地善良，人也很漂亮。但在这个荒郊野外，她的这些品质是没有人欣赏的，到哪都是这样。在整个外乌拉尔都流传着这样一首下流的曲子，唱的是关于蠢蛋先杰秋利哈，但只能引用其中开头的两行：

先杰秋利哈把大车给卖了，

用钱换了一把巴拉莱卡琴……

再往下便是些不堪入耳的淫秽词语了。在圣十字市场人们唱过这首小曲，但她总是猜疑，这是人们对她指桑骂槐。

苦苦地叹了一口气，她就进了家门。

5

她没有在前厅停留，而是径直去了自己的卧室，连大衣也没有脱。窗外就是花园。此时夜深人静，透过窗户内外，各种影子相互重叠在了一起。帘子垂在窗户边，它的阴影几乎同院子里树木的阴影一模一样，光秃秃、黑漆漆的，轮廓也都模糊不清。花园里快要结束的宛如黑绸缎般的黑夜，被那穿过地面冲出来的黑紫色春之气息温暖了。房间里几乎一样的两种因素也在这样的条件下结合在了一起，窗帘抖动出一阵尘土，节日临近而出现的暗紫色气息粉饰了房间里满是灰尘的闷气，使之变得柔和起来。

圣像中的圣母从挂满银饰的圣衣里伸出黝黑的双手，手掌向上高举着。她的每只手掌里都握着一个希腊字母，这是她拜占庭圣名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放在一只金灯托上宛如墨水瓶的石榴石（一种宝石，石榴石的英文名称为Garnet，由拉丁文“Granatum”演变而来，意思是“像种子一样”。石榴石晶体与石榴籽的形状、颜色十分相似，故名“石榴石”。）长明油灯，将它的亮光洒满卧室的地毯，就像落了一地的被锯成星形的闪亮碎片。

脱下头巾和皮大衣，加卢津娜感觉有些不舒服，她微微地转了一下身，肋骨便又是一阵刺痛，肩胛骨的病便开始发作了。她受到了惊吓，叫喊起来，然后含糊地嘟囔道：

“给悲痛的人以庇护，救苦救难的贞洁圣母啊，您的力量笼罩世界。”说完便忍不住痛哭起来。等到疼痛都散去后，她开始脱衣服。衣领后面的小钩和身上裹着的束胸从她手里滑落，掉在烟色衣服的褶皱里，埋起来了。叫她摸了好半天。

养女克秀莎被她惊醒了，这时走进她的卧室。

“您干吗呆在黑屋子呀，妈妈？我给您拿盏灯来吧？”

“不用。我看得见。”

“奥莉加·尼洛夫娜，我的好妈妈，我来帮您解扣子吧？您不应该受折磨”

“手指不听使唤，我实在没有办法。裁缝就像一只瞎眼鸡，把扣钩钉在这么个地方，一点也不人性化。恨不得一把扯下来，把它甩在他那张丑脸上。”

“圣十字教堂里的歌唱得真好。夜晚多宁静呀，歌声都传过来了。”

“唱得是挺好的。可我感觉糟透了。我的妈呀，又刺疼起来了。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全身都疼。这造的是什么孽呀！该怎么办呀？”

“斯特多勃斯基医师的顺势疗法进行得怎么样？”

“那些方案简直难以执行。你那位顺势疗法大夫原来是个没受过专业教育的赤脚医生。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明白。除此之外，他也不在这儿。已经不止他一个人离开这里了。节前所有的人都奔出城了。难道地震被他们预料到啦？”

“那个被俘的匈牙利大夫呢，不也给您治疗得挺好的嘛。”

“全是胡扯。告诉你吧，都四散奔逃了，谁都不在了。克列尼·劳什同其他匈牙利人不知怎么跨国了分界线，被强迫在那里任职，后来就被带到红军里去了。”

“您这都是神经过敏。是心脏神经机能病。民间的普通疗法，有时能够创造奇迹的。您还记得那个士兵的老婆吗？就是那个巫婆，给您低声念咒，不是马上就见效了吗。那个士兵的老婆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

“不，你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封建无知的蠢女人。背着我是不是还要唱上两句先杰秋利哈小调骂我啊？”

“亏您想得出来，上帝啊！您这是罪孽，妈妈。您还是好好回忆一下那个士兵老婆的名字吧。名字都挂到嘴边了。想不起来我会一直安心不下的。”

“可她的名字比她的裙子还要多。你想知道哪一个呀？库巴利希娜、梅德维吉哈、兹雷达里哈都是她的名字。此外还有一大堆绰号。她已经很久没在这一带出没了。巡回演出一结束，就去荒野找西北风吧。因为她制造了什么药粉，把别人的胎儿毒死了，就被关进了克日木监狱里，这个上帝的奴隶。可她啊，在牢房里闷得慌，就凿了个窟窿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跑到远东一个什么地方去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人们都逃跑了吗？还有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捷廖沙和心软的波利娅姨妈，都跑了。全城的正直女人就剩你跟我两个傻瓜了，难道我是在闹着玩儿？已经没有什么医生能帮忙了。真要出了什么事儿，连个回应的人也找不到。听说有个很有名的医生从莫斯科来到尤里亚金，他的父亲是个教授，是个自杀了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我正寻思着去请他给我看病，可红军在公路上设了二十个哨卡，我过不去，怎么找得到他？不说了，你快睡觉吧，我也想睡一会儿。你被大学生布拉仁迷得晕头转向，还不承认？就算不理他，你也躲不过，瞧你面红耳赤的样儿，跟小虾米似的。你那不幸的大学生真是不幸，复活节晚上还得干活儿洗相片。自己没法睡觉，就扰得大家都睡不成。托米克的叫声把整个城市都淹没了。还有那只该死的乌鸦，在咱们苹果树上呱呱叫个没完，看来我这一整晚又别想睡觉了。可你生什么气啊？还耍小性子。姑娘们喜欢大学生也是很正常的。”

6

“那边狗干啥叫得那么拼命？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它不会平白无故地叫个不停的。先停一停，利多奇卡，不要出声，别骂人，先把情况弄清楚再说。没准儿是警察。乌斯金，你别走。西沃布留伊，你呆在那别动，用不着你们。”

中央代表利多奇卡没听到别人让他停下来的请求，像个喋喋不休的演说家似的用疲惫的嗓音继续说道：

“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权实行这些暴力的政策，他们掠夺、勒索、暴虐、枪杀和拷打，这必然会使上当的人们睁开双眼。它仇视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仇视全体劳动农民。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劳动农民必须清楚一点，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和士兵结成联盟，同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贫民联合起来……”

后来他终于听到暂停的要求，便停下来，用手绢擦了擦满是汗水的脸，肿胀的眼皮疲惫地耷拉着，闭上了眼睛。

站在他附近的人轻轻地对他说：

“休息一会儿吧，喝口水呀。”

有人对始终不能平静的游击队首领说道：

“你发什么慌呀？一切都顺顺利利的。信号灯就在窗台上。警戒岗哨，说形象点，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周围的空地，耳听八方。我认为可以继续作报告。利多奇卡同志，请接着说。”

大棚子里的木柴都搬开了。秘密会议就在这片搬开木材的空地上举行。人们用一道高高堆起来的木头墙，充当屏风，把空着的那一半同过道里的照相室和入口隔开来，将聚集在这里的人挡在里面。这里有一条地道，通向康斯坦丁死胡同那边的荒地，要是有任何风吹草动，开会的人便钻进用作掩护的地道里从修道院墙后面爬出来。

报告人戴着一顶黑色细布棉帽，帽子把他整个脑袋的秃顶覆盖住了。这人长着橄榄形状的头，黑胡子从苍白的脸上一直窜到耳根。他那神经质般的出汗把他搞得异常难受。他用桌上烧得滚烫的煤油灯点着了烟，一边贪婪地抽着烟，一边俯在桌上一堆杂乱无章的文件纸上，用他那双近视眼焦躁不安地在文件上快速扫视，好像在闻这些纸张一样，然后用他那毫无生气而疲倦不堪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只有苏维埃才能实现城市和农村贫苦人民的联盟。西伯利亚的农民正自愿或不自愿地追寻先前西伯利亚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推翻与人民为敌的海军上将和哥萨克军事首领们的专制政权是他们的共同心愿，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利用全体人民武装起义的方式建立农民士兵苏维埃政权。但战争是持久的，要同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哥萨克雇佣军官斗争就必须坚持正确的阵地战，做好持久战斗的准备。”

他又停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闭上眼睛。有人不顾会议章程，举着手站起来，想插进来说几句意见。

游击队首领，准确点说就是外乌拉尔克游击联盟军事长官，做出一副毫不客气的挑衅姿态坐在报告人的鼻子底下，粗暴地打断了他，一点儿尊重他的意思也没有。首领是个非常年轻的军人，稚气未脱，几乎就是个小男孩儿，但他却指挥着整整几个军队和几支联合队伍，这些就叫人难以置信了，可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部下都景仰他，坚决效忠于他。他坐着，将手脚都裹进大衣里。大衣的上半截和两只空荡荡的袖子搭在椅子的靠背上，露出了穿在里面的军装，军装上还留着曾今粘贴准尉肩章的黑色印记。

在他左右各站着一个来自他护卫队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白色的、但已经微微发灰的羊皮外衣，外衣上缝着卷边羊羔皮边饰。他们默默无语地站在那里，石像般英俊的面孔上除了表现出的对长官盲目的忠诚，以及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神色之外，再也看不出任何其他的表情了。他们站在那儿，对会议漠不关心，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争论的过程也不能将他们吸引。他们不说话，也不带一丝笑容。

除了这些人外，棚子里还有十到十五个人。有的站着，有的背靠着墙边的圆木头坐在地板上，他们伸长了腿，或者向上弯曲着膝盖。

这里摆放着一排椅子，是给尊贵的客人们设置的。这几把椅子被三四个老工人坐着，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革命。他们当中有满脸愁容的季韦尔辛，还有总是对他随声附和的安季波夫老头。人们将他们看作神明，革命把自己的恩赐和祭礼都摆在了他们的脚下，他们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就像一排神色严峻的木偶，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他们身上笼罩着的傲气震撼了。

棚子里还有几个人物，同样值得注意。比如，无政府主义的中坚分子、“黑旗”伏多维钦科，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一刻也停不下来。此时他又停在棚子中央。他长得很胖，身材魁梧，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和两片肥大的嘴唇，还有一头狮鬃般的长发。他从俄土战争中和日俄战争中活了下来，几乎是唯一幸存的军官了。他是个幻想家，永远只是专心于自己那些怪诞的想法中。

由于他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也有一副高大的身躯，这些都妨碍了他去关注那些与他不均衡和规模较小的现象。他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去对待发生的一切，歪曲地理解所有的东西，把相反的意见看作自己私人的想法，对谁都表示赞同。

紧挨着他坐着的，是他的一个熟人，森林捕兽能手斯维利德。尽管斯维利德不干农活儿，但他还是带着农民的本性，这天生的气息不时地从那件深色呢绒衬衫的开襟里流露出来。他衬衣的领口旁挂着一个十字架，此时他正将十字架抓成一团，在身体上来回地蹭，用它挠胸口。这个农夫有一半布里亚特人血统，他没什么文化，但是很真诚。他梳着几根细辫子，鬓发稀疏，胡须更是只有几根而已。蒙古人的体格把他的脸衬托得更加老气，皱巴巴的脸上带着同情的笑容。

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指令走遍了整个西伯利亚的报告人，把他的思想洒在了这片他已经走遍的广袤的地域中。对于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他表现得不以为意。但从幼年时代起他就是一名革命者，也深深热爱着这儿的人民，于是他满怀崇拜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统帅。这个男孩儿行为粗鲁，但是也被他原谅了，因为他觉得正是这些潜藏的乡土气息的行为才是真正革命性的表现，于是他便带着钦佩的情感欣赏起统帅的那些放肆举止，就像一个多情的女子爱上她的征服者的厚颜无耻和放荡不羁一样。

这个游击队领袖就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从中央来的报告人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原先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劳动派分子，过去追随过革命的社会党人，近段时间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自己站错了立场，写了几篇忏悔书，并在几次大规模的声明中表达了自己的悔过。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不久便被派遣来干这样极为重要的工作。

他从来没经历过战争，但是为了尊敬他的革命资历，以及他坐牢时在监狱里饱受的折磨，还是被赋予着这么重要的工作。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合作主义者，对西伯利亚起义地区农民群众的情绪非常熟悉，并且他还具备很高的悟性。而在这个问题上，熟悉农民情绪远比拥有军事知识重要得多。

科斯托耶德改变了他的政治信仰，这使得他发生了叫人不敢相认的极大的变化。他的外表改变了，甚至连动作和行事风度都不一样了。谁还记得他曾经的秃顶和大胡子呢？但有都可能是他假扮的，因为党吩咐他严格保守秘密。他的地下代号就是贝伦杰和利多奇卡同志。

当发出一阵骚乱的时候，伏多维钦科不合时宜地发表了他赞同指令条款的声明，等骚乱平息过后，科斯托耶德继续说下去：

“为了达到尽可能地利用不断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的目的，必须立马建立同省委会所在地区内所有游击支队的联系。”

接下来，科斯托耶德又开始讲设立接头点、口令、密码和传递情报的手段。随后他开始详细地说明。

“通知游击支队，在什么位置存放着白军机构和组织的武器、装备和食品仓库，在哪还存放着大量资金以及他们的储存体系。

“必须有记录，把所有有关游击队的问题都仔细理出来好好研究：内部的组织问题、指挥官、军事和作战纪律、秘密活动、游击支队同外界的联系、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战地革命军事法庭、在敌占区的破坏战术，比如破坏桥梁、铁道路线、轮船、驳船、车站、修配厂及它们的技术设施、电报局、矿山、粮食等等。一定要详细。”

利韦里一忍再忍，终于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所有的一切对事实来说都是肤浅的胡言乱语。他说：

“报告太精彩了。我会牢记心间。看来，只有将所有这些都毫无异义地接受，才能不丧失红军的支持吧。”

“当然如此。”

“我的利多奇卡呀，你真是非凡。当你用你那些孩童般的辞藻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的时候，我的兵力，包括炮兵和骑兵，整整三个团，早已华丽地出征去同敌人战斗了，你叫我怎么做才好呢？”

“说得真棒！有魄力！”科斯托耶德想道。

利韦里那种不尊敬人的语调让季韦尔辛很不高兴，于是他打断了他们的争吵，说道：

“对不起，报告人同志。也许我把其中一条条款指令记错了，使得我不敢确定。我念一下，您看看我是否真的记错了：‘希望能将革命时期在身处前线并加入了士兵组织的老战士吸收进委员会。希望在委员会成员中能有一两名士官和军事技术专家。’科斯托耶德同志，我记对了吗？”

“对。一字不漏。完全正确。”

“那么请允许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关于吸收军事专家这一条让我感到很担忧。我们这些工人们都参加过一九〇五年革命，没有相信丘八（“兵”字的分写，是对士兵的贬称，意思是兵痞。）长官的习惯。他们当中有人时常同反革命分子混在一起。”

周围响起了一片喊声：

“够啦！表决！快通过决议！该散会了。已经太晚啦。”

“我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伏多维钦科用浑厚得隆隆响的男低音插话说道。“但得这样表达才更高雅：民事指令应当自下而上，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就像在田地里栽种，或者把树木的枝丫嫁接好一样，不能像钉木栅栏桩似的，从上往下打。雅各布宾党专政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国民会议才会因此被热月党人推翻。”

他的一位名叫斯维利德的流浪朋友很支持他，于是说道：“这真是显而易见的。连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都明白。早该想到这一点了，现在已经太晚啦。我们现在的事业就是作战，要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就算疼痛呻吟，就算受尽煎熬也要硬闯。只是纸上谈兵，开干的时候又都往后退，那像什么话？自己煮的汤自己喝。自己跳进水里，沉底了也别喊救命。”

“表决！表决！”大家要求表决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家又讨论了一些事情，东一句西一句，离题越来越远：谁又到林子里去了啊，谁又劈柴火了啊。会议天亮时才结束。然后大家一个一个地谨慎地散开了。

7

大路上有一处景色秀丽的风景。沿着陡峭的斜坡坐落着两个被湍急的帕仁卡小河隔开的村庄——它们就是几乎相毗邻的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库捷内仿佛从上面落下一般沿着陡坡延伸而下，小叶尔莫莱闪耀着斑斓的色彩，叫人眼花缭乱。库捷内镇里热闹非凡，人们正为服役的新兵送行，而在小叶尔莫莱村，由施特列泽上校担任主席职务的验收委员会正在这儿进行新兵的验收工作，这工作之前由于复活节而暂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工作恢复了，于是就在小叶尔莫莱村和几个邻近的乡对应征入伍的青年进行身体检查。此时村里还驻扎着骑兵民警和哥萨克兵，以便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今年的复活节来得特别晚，而春天又来得特别早。这是节后的第三天，四周一片宁静祥和。为了不妨碍交通，放满美味佳肴的餐桌就摆在露天的库捷内镇街道上，等待着装备好的新兵，为他们饯行。这些桌子并不完全摆放在一条直线上，它们像一条歪扭着的肠子，在已经拖到地面的白桌布下长长地延伸开去。

大家凑份子款待新兵。复活节剩下的东西成了这次饯行的主要食品：两只熏火腿，几个圆柱形甜面包，两三个甜奶渣糕。在整张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小钵儿，里面装满了咸蘑菇、黄瓜和酸白菜，还有好多个盘子，里面盛着切成一大片一大片的乡村面包，在几个宽大的盆子里还有一堆被高高摆起的复活节彩蛋，上面涂满了玫瑰红和浅蓝色的油彩。

这些剥开的玫瑰红、浅蓝色的鸡蛋壳里面都是奶白色的，它们被随意地扔在桌子周围的草地上。小伙子们穿着玫瑰红和浅蓝色的衬衫，从夹克下面露出一角。姑娘们的连衣裙也是玫瑰红和浅蓝色。天空浅蓝浅蓝的，空中整齐缓慢地浮动着片片闪着玫瑰光彩的云朵，仿佛天空也随着它们一起飘浮。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加卢津腰里系了一条装饰用的宽腰带，腰带下的衬衫也是粉红色的，当他奔跑的时候，皮靴的鞋跟同地面碰撞着发出细碎的咯咯声，他的两只脚左左右右地来回跳着。从潘夫努金家那儿的高台上跑到桌子跟前，然后开始讲起话来：

“这杯是咱们乡间的自酿酒，我用它代替香槟酒同你们干杯，亲爱的孩子们。祝你们长寿！即将出发的年轻人们！新兵先生们！我祝你们一切安好。请你们记住！你们就要从面前的漫长道路上启程，挺起你们的胸膛，保卫我们的祖国免遭暴徒的侵扰，将那些使俄国人民自相残杀、血染大地的暴虐者撵出去。人民怀抱着不流血来谴责革命成果的希望，可布尔什维克党却当上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用武力将人们的理想——立宪会议粉碎了，让毫无防御能力的人民血流成河。即将奔赴前线的年轻人！快把被玷污的俄国武器重新举起吧！在我们忠诚的盟友面前，我们有责任把它的屈辱清洗干净。我们也看到了，德国和奥地利跟随着红军，又一次厚颜无耻地东山再起。上帝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孩子们。”加卢律还想说些什么，可他的话语很快淹没在人们的呼喊声中。大家喊着“乌拉”，要求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别再说下去了。他把酒杯举到唇边，用喉咙慢慢地吞咽着自家酿的杂粮酒。他喝惯了精酿的美味葡萄酒，这种没有过滤的饮料并不能给他带来满足。但喝这种酒也是为社会牺牲的一种方式，他意识到这一点后，内心便一下子充满了称心如意的情感。

“你老爸真是头雄鹰。这野兽的口才真狠，真会骂人。那个杜马议会米留可夫算个啥呀。我的上帝呀！”在一群因为喝醉了而变得喧哗吵闹的人们中间，微微有些醉意的格什卡·里亚贝赫对着自己的朋友和邻座捷连秀·加卢津大肆赞扬着他的父亲。“一点不假，真是头雄鹰。看来还不是白费力气。他这么做是想用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让你逃避服兵役。”

“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格什卡！就不能稍微顾忌一下？‘免除兵役’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免什么役呀，我会跟你一起收到入伍通知书的。咱们也许会进入同一个部队。中学里的恶棍们把我开除了。我妈差点没伤心死。幸好没加入志愿兵。为了让我当大兵，爸爸自然会为我说话，我爸是演讲的行家，那还用说么？他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教育，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当然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了。”

“听说过桑卡·潘夫努金的事了吗？”

“听说了。得的真是这种传染病？”

“一辈子也好不了。得了这样的痨病就完蛋了。自作孽不可活。大伙儿都警告过他，叫他别去。你看他都和些什么人鬼混在一起呀。”

“那他现在怎么样？”

“他想自杀，真是悲剧。现在征兵委员正在叶尔莫莱村检查他，也许会带他走。他说他要参加游击队，还要报复社会。”

“你听我说，格什卡。你说，会染上病，就算不去他们那儿，还是可能得别的病的。”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看来，你就爱钻研这个问题。这可不是病，是一种不可告人的勾当。”

“格什卡，就因为这些话，我就该给你一个耳光。你干吗欺负自己的朋友，你这个不中用的大骗子！”

“我闹着玩的呢，别发火呀。我想给你说什么来着？我在帕仁斯克过斋戒日的时候，听了一个从哪儿过路的人的演讲，题目是《个性解放》。非常有意思。我真是太喜欢这个演说了。你他妈的，我要做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说，我们体内充满力量。他还说，性别和性格都是动物电磁的激发。怎么样？神奇吧！喝得太多了。四周闹哄哄的，耳朵都快震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再也受不了啦，捷廖什卡，不要说了。我说，你这个干干的小奶头，妈妈的小围裙，快把耳朵堵住吧。”

“格什卡，你再给我讲讲其他的什么吧，我对社会主义还没有彻底的了解。什么是怠工者？为什么要这么叫？那是干什么用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是专家，但是我跟你说过了，捷廖什卡，我喝醉啦，你快闪远一点。怠工者就是同其他人结伙儿。一旦别人把你说成怠工者，你就成了他们那一帮的人了。明白了吗，蠢货？”

“我也是这么想的，是一句骂人的话。说到底，你是对的。我已经拿定主意根据广告从彼得堡订购一条电力腰带。这是为了事业的提升。用代收贷款的方式。可这儿突然发生了新变革，谁还顾得上腰带呀。”

捷连季还没说完，便从远处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将醉汉们的喧哗声掩盖住了。桌上的嘈杂声只停了一瞬，接着，人们又开始吵闹起来，并且更加混乱有力。坐着的人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清醒点的人还能站住。另一些人却站不稳脚，想躲到一边去，却摇晃着身子，最后倒在桌子底下，打起鼾来。女人们惊声尖叫着。整个局面混乱不堪。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四处张望，想找出着罪魁祸首。刚开始他认为，爆炸声就发生在库捷内镇里的某个地方，也许就紧挨着这儿，甚至就在餐桌附近。他的脖子立马紧张得僵硬起来，脸都涨得发紫了，他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这是哪个犹大钻进我们的队伍里胡作非为？哪个老妈的儿子在这儿用手榴弹消遣？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也要掐死这个讨厌的家伙，公民们，我们不能容忍开这样的玩笑！得搜捕！非得抓住这个内奸不可，快把库杰内镇封锁起来，不能让这狗东西逃走！”

大家听着他的话，但从小叶尔莫莱乡理事会那边缓缓升起一道黑色烟柱，人们便不再理睬他了。大家向悬崖上跑出，都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几个新兵从燃烧起来的小叶尔莫莱乡理事会里跑出来，他们都没穿衣服，有一个甚至光着脚，赤身裸体，仅仅穿着一条紧身短裤。他们身后还跑着几个人，是施特列泽上校和几个验收和剔除新兵的军人。骑着马的哥萨克和民警从这边奔到那边，满村子乱窜。他们扬起短马鞭，挺起了身子，伸直了手臂，胯下的战马也伸长了躯干，活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蛇。他们搜寻着，好像要逮捕谁似的。沿着通向库杰内镇的大路跑来许多人，紧跟着这群逃脱者的是叶尔莫莱村的钟楼当当响的钟声和紧张的警报。

事情继续迅猛地发展。黄昏的时候，施特列泽带着哥萨克兵从树林进入紧靠着的库捷内镇，继续他们的侦查。巡逻队在村子周围布满了哨卡，开始搜寻每一户人家。

这时，参加庆祝的人有一大半都酩酊大醉，简直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他们没有离开这里，而是靠在桌子边上趴着，或者干脆躺在桌子底下。他们个个烂醉如泥，有的还做起了梦。等到人们得知民警到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几个小伙子为了躲避民警，沿着乡村小道狂奔。他们一路上磕磕绊绊，彼此催促着，最后溜进了一个地下货栈的栅栏门里。在黑暗中无法分辨这是哪家的货栈，但到处都弥漫着鱼腥味和煤油味，想必是合作社的地窖。

这些躲藏起来的人们，什么昧良心的事儿也没干过。但他们从躲起来的那一刻起，就犯了错误。他们之所以要跑，是因为喝醉了酒眼花了，糊里糊涂之间就慌忙跟了过来。有的人觉得自己认识的人应受到指责，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熟人也许会害死自己。现在一切都笼罩在政治色彩之下。恶作剧和耍流氓，对苏维埃政权来说，都是拉帮结派的标志，而在白军眼里，这些闹事的暴徒便是布尔什维克。

原来还有一些人抢在这几个小伙子前面钻进了地窖。这个夹在地面和地底的空间里满当当的全是人：几个库杰内镇人，一些小叶尔莫莱村人。库捷内镇的人醉得就跟死人一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边打呼噜，一边用伴唱似的声音呻吟着，呼啸着，还磨着牙，另一部分人则在一旁又呕又吐。货栈地下黑不溜秋的，看也看不见，臭味快把人闷死了。后来又进来几个人。为了不暴露自己，他们进来以后，便用石头泥巴将爬过的那条通道的洞口堵住了。很快，醉汉们的鼾声和呻吟声就停止了。迎面而来的是一阵死亡般的宁静。人们都睡去了，只是角落里两人在不安地低声说着话，他们是被死亡吓得魂不附体的捷连秀·加卢津和小叶尔莫莱村好打架的科西卡·涅赫瓦林内。

“小点声，狗东西，你想害死大伙儿呀，你这个鼻涕鬼。你听到没，施特列泽的人正到处搜查呢。从村口拐过来后就是集市了，很快他们就会到这儿来的。他们来了，别出声，别喘气，否则我掐死你！算你走运，他们走远了，已经走过了。你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啦？你到这儿来干个屁啊？真是个棒槌！谁要碰你一根手指头呀？”

“格什卡喊‘快跑啊’，我听到后就爬进来了。”

“格什卡跟你不一样，里亚贝赫一家都被打上了记号，都是不可靠分子。他们在霍达斯克有亲戚。那个亲戚有手艺，全家都是工人。你别乱动，笨蛋，躺着吧，给我安静一点。这里四周都是一堆堆的屎，还有呕吐的东西，你别弄自己一身，再蹭到我的身上。臭死人了，你闻不到吗？施特列泽为啥沿着村子来回搜索？他们是在找外来的帕仁斯克人。”

“怎么了，科西卡，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闹起来的？”

“都怪桑卡，都是那个桑卡·潘夫努金的错。我们站成一排，衣服都脱光了，就等着检查身体。轮到他的时候，他偏不脱衣服。他醉醺醺的，到乡理事会来的时候都还不清醒。书记员对他恭恭敬敬的，提醒他脱衣服，还用‘您’来称呼他。这可是军队的书记员！可桑卡粗鲁得不行，嚷嚷着就不脱衣服，说什么不想让所有人都看见自己的光身子。好像很害臊似的。他从旁边走到书记员跟前，抡起拳头对着他的下巴就是一拳。你猜后来怎么样？大家都还没来得及眨眼，桑卡就俯下身子，抓住办公桌的腿，把桌上所有的东西，墨水瓶啊、兵役名单啊，全都掀翻在地！施特列泽站在理事会门后喊道：‘谁也不许在我这儿胡作非为。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址不流血的革命，居然在办公地点撒野，违背法律。谁是主谋？’

桑卡向窗口奔去，朝外而人喊道：‘快来人呀，救命啊，人家拿好自己的衣服！我们就要玩完啦，同志们！’我抓起衣裤，跟在桑卡身后边跑边穿。喊完他便一拳打碎了玻璃，跳到街上逃走了，像一阵风扫过地面。我和另外几个人也跟着他，撒丫子地跑，追捕的人就紧跟在身后。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谁能搞得清楚呢？”

“炸弹呢？”

“什么炸弹？”

“谁扔了颗炸弹？不是炸弹，那就是手榴弹。”

“老天呀，这还能是我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我不知道。反正是别人干的。刚刚乱作一团，他准是想趁乱炸掉这个村子，好让大家认为是别人干的。一定是某个政治犯干的。帕仁斯克来的政治犯都快把村子挤爆了。嘘，捂住嘴，有声音。你快听呀，施特列泽的人又退回来了。哎，这下死定了。”

声音越来越近。皮靴吱吱嘎嘎，马刺也丁当作响。

“别跟我争，您是瞒不了我的。我可不是那种好骗的人。肯定有人在这儿说话。”从上面传来了上校趾高气扬的说话声，带着浓重的彼得堡口音，越来越近。

“尊敬的阁下，可能是您听错了吧。”说话的是小叶尔莫莱村村长、渔夫老头奥特维亚日斯金。“这是个村子，有人说话很正常，能有什么奇怪的？也许是有人说话，但屋子里住的是会说话的大活人，又不是哑巴牲口。或许是谁梦到家神，在梦里被掐得喘不过气来。”

“欸欸！干吗一副哥萨克式的可怜相？别在我这装疯卖傻！家神！您也太敢说了。您这么自作聪明，要是闹起了共产国际主义革命，那可就晚了。还家神呢！”

“还是算了吧，尊敬的阁下，上校先生！什么共产国际啊？都是一帮蠢鹅，大字儿都不认识几个。读个旧圣经书，十句就有五句搞不懂。还谈什么革命呀。”

“反正现在没有罪证，你们也不会承认的。给我把合作社的房间里里外外都检查一遍！把所有的箱子都翻开，柜台底下也要好好检查。合作社旁边的房子也要给我搜。”

“尊敬的阁下，就照您说的办。”

“潘夫努金、里亚贝赫和涅赫瓦林内几个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掉进海里，也要给我捞起来。还有加卢津那个兔崽子。他那个爱发表爱国演说的老爸，想忽悠我们。我们是不会被催眠的。要是连小铺老板都能这般夸夸其谈，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这很可疑，是违背本性的。我们有地下情报，说他们在圣十字镇的家里窝藏政治犯，还召开过秘密会议。等我捉住了那个小畜生，一定好好惩罚。我还没决定要怎样处置他们，可如果发现什么，我一定会毫不同情地绞死他，杀鸡儆猴。”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们走了足够远，科西卡·涅赫瓦林内问吓呆了的捷廖什卡·加卢津：

“听见了？”

“听见了。”他低声说道，吓得都变了调。“如今我同你、桑卡还有格什卡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进树林。我没说要一直呆在那儿。等到他们冷静下来，弄明白怎么是回事儿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看。说不定那个时候还能回家呢。”

第十一章　林中战士

1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俘虏到游击队，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不自由的界限很难被划定出来，很不清晰。因为关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地方没有围墙。既没人专门看守，也没人监视他。游击队伍的驻扎地一直在变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跟着一起转移。这支部队总是沿着居民点和居民区移动，并没有同群众划清界限，而是同居民亲密地往来。部队同他们打成一片，融合在他们当中。

好像医生并没有被俘虏似的，他拥有自由，只是还不太会利用它。医生受制约的状态、他在这儿受到的限制，跟他在生活中受到的那些强制形式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如同不存在的事物，都不见形迹，又无法触及，简直就是一种虚构出来的幻想。尽管没有镣铐、枷锁的束缚，也没有看守人常伴左右，但医生却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无形的不自由，尽管一切都是他自己遐想出来的。

他曾经三次企图逃离游击队，但每次都以被捕告终。医生虽然没有为逃跑付出任何代价，但他知道这是在玩火。因此再也没有逃跑了。

游击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钦很欣赏他，对他十分纵容，不仅让他同自己住在一个帐篷里，还喜欢跟他相伴左右。这种强加给他的亲近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不适应，感到非常苦恼。

2

这个时期，游击队总是马不停蹄向东方撤离。有时，这种转移是进攻的一部分，用以将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驱散出去。还有的情况是，白军迂回辗转，企图从游击队的后方包抄他们。这个时候游击队的转移就成了撤退，只是仍朝着同一个方向。这样的战术太深奥了，以至于医生很久都没能弄明白。

那些城镇和乡村就在大路的两侧，游击队撤退时，总是同大路保持平行，有时甚至直接走到大路上。这些城镇和乡村的所属时常变更，有时属于红军，有时属于白军，这就要看军事成败了。从它们的外貌上极少能断定这是谁的政权。

有段时间，这支民兵组成的游击队穿梭在村镇中，绵延不断，成了这里最主要的风景。骑兵、马匹、大炮，还有背着大衣卷、牛高马大的炮兵们在烂泥路上行进着，仿佛从路面上长出来的一般。大路两旁的房子仿佛被吸进了地里，使得队伍看上去比房子还要高。

有一次，在一个村镇里，医生去接收一座英国药品仓库。这都是缴获来的军事战利品，是卡比尔军官的部队撤离时扔下的。

这是漆黑的一天，不停地下着雨，四周看上去只有两种色调：光线照到的地方是白色的，没有光的地方则呈现出一片黑暗。医生的心中也是这般单调失落，既不明亮也不昏暗，连一点儿柔的过渡也没有。

军队转移实在是太频繁了，道路被队伍踩坏了，变成了一条黑色的泥浆路，并且不是所有的地段都能涉水趟过。街道上只有几处地方可以通行，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离得很远，不管从哪儿过街，都不得不绕上很大一圈。就是在这种恶劣的路况下，医生在帕仁斯克遇到了昔日一同乘坐火车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诺娃。

她先认出了日瓦戈。医生只是觉得她很面熟，但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她来。她在路对面看了医生一眼，就穿过了马路。这个暗藏含义的眼神，就像从运河的一岸到达另一岸一样。她打算，如果医生认出了她，她便同他打招呼，不然就转身离开。

只过了一会儿，所有的事他都想起来了。去年一家人乘车的详情一下子全都清晰地涌上了他的心头。在这幅画面当中，他看到了挤得满当当的货车厢，一大群被驱赶去服劳役的人，押解他们的卫兵，还有把辫子甩在胸脯上的女旅客，此外，他还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人，看到了那些浮现在眼前，让他日思夜想的亲人的面容。

他点了一下头，给了佳古诺娃一个暗示，让她沿街向上走一段。前面有个地方放了几块石头，可以踩着石头从泥泞上穿过来。他也走到这个地方，越过泥巴路，走到佳古诺娃跟前，同她打了声招呼。

她跟他讲了很多很多。她的话语使他想起了那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瓦夏，他被非法抓进了劳工队，这个男孩儿曾和他们坐在同一节取暖货车里。她还向医生描述了自己在韦列坚尼基镇，在瓦夏母亲那儿的生活。在瓦夏家里她过得非常好。只是因为她是个异乡人，所以村里的人常常挖苦责难她。他们数落她跟瓦夏太亲近，似乎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但这都是村里人造的谣。她不得不离开，不然便会被糟蹋得遍体鳞伤。于是她去了圣十字镇，在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那里住了下来。有传闻说普里图利耶夫好像在帕仁斯克出现过，她又来到这个地方。但这是别人造的谣，可她已经在这儿找到了工作，于是就安家落户了。

她那些亲爱的人们，在这段时间里都遭遇了不幸。从韦列坚尼基镇传来消息说，村里人不服从余粮征集制的法令，因此遭到军队的强制制裁。布雷金家的房子烧毁了，瓦夏家里也烧死了人。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和财产都被强行剥夺了。姐夫们被抓了起来，有的甚至被枪毙了。外甥也不知去向。破产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姐姐奥莉加饿着肚子，过着穷苦的生活，现在她在兹沃纳尔斯克市郊的一个农村亲戚家，靠帮工勉强度日。

在偶然的情况下，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药店当起了洗器皿的女工，巧的是，这家药店是即将被医生征用的财产的一部分。药店被征用后，所有靠药店生活的人都失去了工作，包括佳古诺娃在内，都将面临生活的绝境。可医生没有权力取消这次征用。货物移交的时候，佳古诺娃在就站在一旁。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大车开进后院，停在了药房仓库的门口。从库房里抬出了包装好的药品，还有装着药瓶和药盒的柳条筐。

药房老板那匹长了黄癣、弱不禁风的瘦马站在牲口棚里，跟在场的人们一起，闷闷不乐地看着别人装货。雨下了一整天，此时已是傍晚十分了。太阳从厚厚的乌云背后探出一个小角，也就那么一下下，天空立马就放晴了。夕阳西下，深青铜色的余光洒进院子里，畜粪坑瞬间变得一边金黄。畜粪水因为黏稠一点儿涟漪也没有，一阵风吹过，坑面也是一动不动。然而大路上的积水在风中却荡起了层层微波，闪烁着朱砂色的波光。部队沿着大路边缘向前走啊走，绕过一个个深深的水沟和洼地。在缴获的药物中发现了满满一罐可卡因，最近一段时间游击队队长染上了毒瘾。

3

比起其他的游击队员，医生的工作简直多得要命。冬天有斑疹伤寒，夏天有痢疾，除此之外，战事恢复了，送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

尽管游击队屡屡失败，大部分时间都在撤退。由于农民起义，时常有人从部队经过的地方赶来，甚至还有敌军阵营的投诚者，因此游击队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医生来游击队的这一年半里，队伍人数已经增加了十倍。在圣十字镇召开地下司令部会议的时候，利韦里曾宣布过自己军队的人数，那时他把这个数字夸大了十倍。现在，他们果真达到指定的规模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几个助手，都是具有一定经验的新来的卫生兵。他主要的医疗助手有两个：一个是军事医生克列尼·劳什，他是个匈牙利共产党员，曾经被俘虏过，在阵营里大家都叫他“犬吠同志”；另一个是克罗地亚医士，名叫安格利亚尔，是个奥地利战俘。和克列尼·劳什交谈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德语，跟安格利亚尔则用俄语，因为他出生在巴尔干半岛，勉强听得懂俄文。

4

根据国际红十字协会公约，作战双方进行军事战争的时候，战地医生和医务人员无权武装参与其中。但有一次特殊的情况下，医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来违反这个条约。当时他正好在战场上，战斗双方突然发起攻击，于是他只好同战斗人员们同患难共命运，举起枪向敌人射击。

游击队的散兵线就布置在林子边上。碰巧遇到敌人开火的时候，医生便一头栽在报务员小分队的旁边。游击队的背后是莽莽的密林，前面是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四周都是光秃秃的，一点防备也没有，白军就沿着这片空地向游击队发起了进攻。

敌人不断逼近，都快走到跟前了，他们每个人的脸医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中有出生于首都社会非军事阶层的青年小伙儿，有的上了年纪，是后备部队被动员起来的。他们的主力军多数来自前者，有青年、一年级的大学生和八年级的中学生，他们都是不久前自愿入伍的。

医生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对医生来说，他们大部分都是很面熟的，像是曾经看到过。一些青年让医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中学同学，他们说不定就是他同窗的弟弟？还有一些人，让医生感觉到似乎在过去的某一天，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中见过他们。他们脸上的表情富含深意，并且招人喜欢，让医生倍感亲切，就像见到自家人一样。

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职责激励着他们热情洋溢又大胆豪放，个个都露出一副挑衅的样子。他们排成稀疏的散兵队形向前行进，挺起胸膛，威武的仪表比正规近卫军还要标准。尽管林边草地崎岖不平，有小丘和土墩可以掩护，他们还足带着一副对危险不以为然的样子，既不向前奔跑跃进，也不卧倒在地。游击队挨个儿扫射，几乎把他们全都消灭了。

开阔的原野光秃秃的，只在中央立着一棵烧死的枯树，白军的队伍就在那儿前进着。这棵树不知是怎么烧焦的，要不就是因为雷电，要不就是在前几次战斗中被炸焦了。每个前进的志愿兵射击手都要向它瞟上一眼，都想跑到树干身后掩护起来再向敌人瞄准，但很快他们就抵御了这样的诱惑，继续向前行进。

由于火力有限，每个游击队员都不得不遵守珍惜子弹的命令。部队甚至还下了指令：只能在看得见的目标的基础上近距离开枪，有多少人才能开多少枪。

医生毫无装备地躺在草地里观看战斗。他十分同情那些英勇牺牲的孩子们。并且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成功。这些孩子的出身大概和他相同，在精神上、教养上、道德气质上和观念上都同他如出一辙。

他的脑袋里突然闪过向草地那头跑过去的冲动，他觉得只要举手投降，就能获得解脱。但这一步简直是冒风险，稍不注意就会送命。

如果他举起双手，可能刚跑到一半，就被两边飞来的子弹打死了，并且前胸和后背都会中弹。自己人向他开枪，是为了惩罚他背信弃义，而对方则是因为搞不懂他的真实意图。要知道他已经不止一次置身于这样的形势之中，所有的可能性他都想了个遍，知道这种危险的计划是多么不可取。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医生俯卧在地上，他没有武器，只能从草地里关注着战斗的进程。

然而，在医生的周围正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他却袖手旁观，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啊，没有超乎常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而且问题并不在于奴役的牵制，使他必须忠诚于自己一方，也不在于个人自卫，而在于他必须遵守现实的秩序，服从在他眼前和周围的愈演愈烈的事件的法则。置身事外就意味着大逆不道。战斗正在进行。他和同伴们遭到射击。他必须同其他人一样，将敌人击退。

突然，趴在一边的报务员开始抽搐起来，一个蹬腿身子就僵硬不动了。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爬去，解下他的子弹袋，端起步枪，回到原先的位置上，上好膛一枪接一枪地射击起来。

但同情心使他对敌方的年轻人充满怜悯，使得他无法瞄准目标。但是向着天空胡乱开枪又太过愚蠢，非常无聊，并且违背了他的初衷。于是他选择在那棵枯树和自己中间没有敌军的时候，对准那颗烧焦的枯树开枪。这便是他想出的办法。

医生慢慢瞄准目标，轻轻地压下了扳机，仿佛没有计算要射击到什么时候。他一直这样压着扳机，子弹像发疯似的冲出枪膛。医生的枪法一向很准，那棵树死灰色的枯萎枝丫被他打得纷纷落下。

但是，悲剧发生了。尽管医生如此谨慎防备，生怕射中了谁，但总是不时的有这个或那个敌人，在枪声响起的一瞬间闯进医生和枯树中间，站到医生的瞄准线上。有两个已经被他打伤了，第三个人更加倒霉，中了枪，在离枯树不远的地方跌倒了，大概被打死了。

终于，白军指挥官意识到这种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便下令撤退了。

游击队人数很少。他们把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行进，一部分则向一边撤退，同敌军更为强大的力量展开了斗争。小分队没有继续追击撤离的敌军，以免暴露了自己人数的匮乏。

医士安格利亚尔带着两名卫生员把担架抬到树林边。医生吩咐他们照顾伤员，自己走到躺着不动的报务员跟前。他惶惶不安，只希望报务员尚有一口气在，好挽回他的性命。可报务员已经咽气了。为了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开他胸前的衬衣，想听听他的心脏，但它已经停止跳动了。

在死者脖子上戴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个护身香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它解了下来。香囊的破布套里缝着一张纸片，边缘已经磨得卷曲了。医生打开了已经磨烂了一半的纸片，这纸立马破成两半，碎纸屑纷纷散落到地上。

纸上写着第九十章圣诗里的句子，但比起原诗稍稍有些变动和偏差。也许是人民在祷告时自己加进去了一些词儿，然后经过一次次相互传诵，渐渐地就和原文越离越远了。教会斯拉夫文的节录，在这张纸上也被译成了俄文。

圣诗的原文是：“得到上苍的神助。”在俄文版本中，这一句却成了咒文：“神助”。“你不再惧怕黑夜的恐怖，也不会怕白昼的危险”此时却变成了鼓励的话语：“别害怕战争的危险。”在赞美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因为他了解我的名”，可俄文将其改为：“以后知吾名。”“在悲痛的时刻，我必与他同在，将他拯救……”俄文却误译为：“很快将他带入冬季”。

这些圣诗篇章，被人们赋予神力，能使人们避开子弹。还是在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便被当作护身符被人们戴在身上上了战场。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这些诗句都被犯人们缝进大衣里，他们夜晚被带到侦察员那里审问，便会自言自语地默默吟诵这些诗篇。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报务员身旁走开，来到被他打死的青年白卫军的尸体跟前。这个少年躺在草地上，痛苦的表情定格在他俊秀的脸上，流露出纯洁无辜和宽恕一切的悲伤。“我为什么要打死他呢？”医生在心中忏悔。

他把死者的军大衣揭开，将前襟宽宽地铺在两边。在衣服的里衬上，他的母亲用自己勤劳慈爱的手精心地绣着几个大字：谢廖扎·兰采维奇，这就是死者的姓名。

从谢廖札衬衣的抬肩里滑落出一根十字架小锁链，此外，链子上还挂着鸡心和一个扁平的小金匣或是一个扁烟盒，盒盖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仿佛是用钉子钉上去似的。小匣子半开着，里面掉出一张折叠的纸片。医生将纸片展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圣诗的第九十章，不同的是，这张是印刷出来的，还保留着古斯拉夫字母。

此刻，谢廖扎突然呻吟起来，并伸了一下身子。他还活着。后来才知道，弹片震伤了他的内脏，不过都是轻伤。子弹快要落地时，无力地撞击到母亲做的护身符盒壁上，救了他一命。可这个躺在地上的白军迷迷糊糊的，该怎么处置他呢？

这时交战双方都已杀红了眼。俘虏没有一个活着送到指定地点，敌方的伤员全都就地处决。

当时森林里的民兵组织的人员经常流动，不时有新加入进来的志愿者，有时也会有几个老队员从部队逃跑，投奔到敌人一方。如果知情人严守秘密，说不定还能把兰采维奇说成刚刚加盟的新队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安格利亚尔医士，在医士的帮助下医生从被打死了的报务员身上脱下上衣，为这个还未恢复知觉的少年穿好了衣服。

他和医士一同照顾这个少年。后来兰采维奇康复了，他们就放了他。他并不向自己的救星们隐瞒，告诉他们他还要重返高尔察克的队伍，继续同红军作战。

5

秋天，游击队就驻扎在高岗上一片叫做狐湾的小树林里，在高岗下有一条从三面围绕着树林的小河，这条小河水流湍急，泡沫飞溅，把河岸冲出一条条小沟。

在游击队到达之前，卡比尔的部队曾在这里过冬。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周围居民的劳动，在树林里修建了防御工事，但春天他们便把修建的这些留在了树林里。现在游击队队员们便分散住在他们还没炸毁的掩护体、战壕和运输通道里。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和医生共享一个窑洞。每天晚上他都找医生谈话，占用医生的时间，不让医生睡觉。

“我真想知道，我那位可敬的老爹，受人尊敬的老爷子，现在在干什么呢。”

“上帝啊，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耍宝的腔调，”医生在心里默默叹息道，“他简直跟他的老子一模一样！”

“从我们过去的谈话中我得出了一些结论，您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相当了解。我觉得您对他很满意，对他的看法也十分不错。对吧，我仁慈的阁下？”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明天我们在高坡上还有一个选举前的预备大会。此外，对几个贩卖私酿酒的卫生员的庭审也迫在眉睫了。但这方面的资料我同劳什还没有准备好。为了这件事明天我们还得聚一聚。我已经两夜没合眼了。咱们把这次谈话先缓一缓，您就发发慈悲，饶了我吧。”

“不行，”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又把话题拉回到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身上，“关于这个老头儿您倒是说说看呀？”

“您有一位相当年轻的父亲，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您为什么要这样评价他称他为老头儿呢？现在我就回答您。我时常对您说，我很难划分得清各个社会阶层的各种关系，也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社会党人之间的特殊差别。最近这几年俄国的波动和混乱都应该归功于您父亲那类人。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不管是外型还是性格都是革命的。因此就像您一样，他是俄国发酵起源的代表。”

“这是什么，嘉许还是指责？”

“我再次请您把辩论放到一边，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再谈吧。此外，我还要提醒您把注意力转向可卡因，您又在无节制地吸它了。您擅自把它从我管辖的储备品中挪用走。它对我们来说还有其他的使用目的，暂且不说这是毒药，我要为您的健康负责。”

“晚上您又没来上课，您的社交能力正在衰退，跟文盲老太婆和顽固不化的保守市侩的社交能力一样。然而您是医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好像自己还在写什么东西。请您解释一下，这两件事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我也不知道怎样联系在一起。也许怎么也无法联系吧，毫无办法，只好这样了。我值得同情。”

“谦虚胜于骄傲。与其如此刻薄地嘲笑，不如熟悉一下我们讲习班的大纲，认识一下自己的高傲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随便您怎么说好了，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这是哪门子高傲呀！我对您的教育工作敬佩得五体投地。议事日程上不断重复着您对问题的评论。这些我都读过。您关于士兵内心发展的想法我都记得滚瓜烂熟了，这些想法简直让我心醉。您所说的关于人民军队对同志、弱者、无力自卫的人、女人以及整洁和荣誉的态度的所有观点，同反仪式派宗教团体的主张几乎一致，这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这是有关存在的价值的理想，这些东西占据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我怎么能嘲笑它们呢？

“但是，首先，共同完善的观点，像从十月革命起被理解的那样，已经不能让我为之一振了。其次，所有的这些还同现实存在离得很远，可就是因为这些闲谈，便叫人们血流成河，看来，目的还是不能为手段辩护。最后，也是主要的，我一听见关于改造生活这类话，就失掉了自我，陷入绝望之中。

“改造生活！人们可以这样议论，尽管也许还是些见过世面的人，可他们一次也没有认识到生活，也没有感受到它的精神，它的灵魂。对他们来说，这种存在是一团他们没有触及也未经他们改良的粗糙材料，需要他们来精制。但生活从来都不是材料和物件。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生活本身在不断革新，永远都在自我加工，永远都在自我修复和贯彻，它本身比咱们的笨拙的理论高超得多。”

“然而我大胆地发现，参加会议，同我们这样神奇的、伟大的人接触，仍然能使您的情绪高涨。您就不会再沉浸忧郁之中了。我知道这忧郁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受苦受难，您也跟着感到刺痛，您无法看到前方的希望。但是朋友，任何时候都不要惊慌失措。那些我知道的，并且同我本人息息相关的事，要可怕危险得多（暂时还不能将它们声张出去），可我却没有惊慌失措。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高尔察克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记住我的话。您会看到的。我们会胜利的。您就放宽心吧。

“哦不，这可真是无人能及！”医生想。“太幼稚了！真是鼠目寸光！我不厌其烦地向他重申我们的观点相反，他用武力把我俘获，又把我扣押在他身边，可他却想象着他的失败必定会让我不高兴，而他的计划和希望一定能使我精神振奋。竟如此盲目！在他看来，革命的利益和太阳系的存在都是一码事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下意识地抖动了一下。他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耸了耸肩膀，丝毫也不掩饰利韦里的天真已经挤破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这都没瞒过利韦里。

“朱庇特，你生气，这就意味着你错了。”他说。

“想想清楚吧，总有一天您会明白，这些话不用对我说。‘朱庇特’，‘不要陷入恐慌’，‘你说一，我就得说二’，‘摩尔人做完了自己的事，摩尔人就可以离开’——所有这些低级陈腐的话都用不着对我说。我说一，可不说二，就算是天皇老子也奈我不得。就算我承认你们是明灯，是俄国的解放者，没有你们它便要陷入贫困和无知的深渊，然而我对你们还是不感兴趣，我藐视你们，不喜欢你们，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你们思想的主宰者挺会说成俗语呀，但却忘记了主要的一条：强扭的瓜不甜。他们习惯解放和祝福别人，特别是那些并不祈求这些的人。也许，您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住你们的营房以及同您交往更好的事了。我大概还应该感谢您，因为我的奴隶地位而向您说一声谢谢，也因为您把我从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住宅、我的事业以及我所珍视并以此为生的一切当中解放出来。

“一条说是有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外国军队入侵了瓦雷金诺的传闻，听说那遭到了洗劫，被摧毁了。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也没有否认这个消息。好像我家里的人和您家里的人成功逃脱了。那是一群传奇式的斜眼人，身着短棉袄，头戴毛皮高帽，在极其严寒中从冰面上穿过雷尼瓦河，没说一句不堪的话，他们射杀完村里所有的活物，然后又神秘地失踪了，就像他们来村子一样。关于这个消息您听说了些什么？这是真的吗？”

“胡说八道。都是那些搬弄是非的人凭空捏造的。是未经核实的怪诞想法。

“如果您真那么善良，那么宽宏大量，就像对您的士兵进行道德教育时所表现的那样，那您就随便找个地儿把我放了吧。我就去寻找我的亲人，关于他们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哪儿。如果您不放我，那就请您不要再说了，让我清静清静吧，因为我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也不会替您负责的。最后，真是撞见鬼了，我还想睡觉呢，睡觉这样简单的权利我总该还有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床上一扑，把脸埋进了枕头里。他竭力不去听利韦里的澄清，可利韦里还在继续安慰他，说到了春天，白军一定会被击溃的。内战一结束，自由、和平还有幸福的日子就会来临。到那时谁也不敢抓住医生不放。但应该耐心等待直到那个时刻到来。所有的苦都吃过了，还做出了那个多牺牲，这样的等待再也维持不了多久了。现在医生又能去哪儿呢。为了医生的个人幸福，现在还不能放他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

“又是这叫人厌烦的唠叨话，鬼东西！舌头一动起来就没完没了！这么多年反复唠叨这些也不害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小声地叹了口气，感到十分愤怒。“他听自己的话听得入迷了，还以为自己是个演说家，吸可卡因上瘾的倒霉蛋，夜晚对他不是夜晚，跟他在一块儿就没法睡觉，没法活，这该死的东西。噢，我跟他简直不共戴天！上帝作证，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

“噢，冬妮娅，我可怜的小姑娘！你还活着吗？你在哪儿？老天爷呀，她早就生了吧！你分娩顺利吗？咱们又多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所有的亲人们呀，你们过得怎么样？冬妮娅，都是我的错，我永远都要责备我自己！拉拉，我不敢呼唤你的名字，怕把灵魂同你的名字一道呼出来。天哪，天哪！这位还在那夸夸其谈，还安静不下来，真可恨，麻木不仁的畜生！噢，我总有一天会忍受不住把他宰了，一定得杀了他。”

6

夏天过去了。金秋的晴朗气候来临了。在狐湾的西端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矗立在志愿军掩体碉堡里的木塔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约好在这里同他的助手劳什医士见面，讨论几件公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这里。在等待同伴的时候，他便沿着已经坍塌的战壕边缘踱来踱去，登上塔楼，走进哨所，从机枪的空枪眼里眺望河对岸那片伸向远方的树林。

秋天已经在树林中针叶林带和阔叶林带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线。针叶树木阴沉沉的，像一堵黑色的墙竖立在树林深处，阔叶树木则夹杂在针叶树木之中闪烁出一个个葡萄色的亮光，仿佛是一座用树干修建在密林深处的带内城和金顶楼阁的古代城市。

壕沟里、医生的脚下和被清晨的寒气冻硬了的林间道路上的车辙里都堆满了枯萎又细碎的柳叶，这些凋落的柳叶仿佛剪过似的蜷成了一个个小圆卷。秋天这些咖啡色树叶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另外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气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贪婪地把混合着被冰霜浸渍过的苹果、苦涩的干树枝、香甜的潮气和九月的蓝色雾气的芳香气味吸进肺里。这些气味让人想起被水淋过的篝火和刚刚扑灭的火灾所散发出来的蒸气的味道。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注意劳什走到了他身后。

“您好呀，同事。”他用德语说道。然后他们谈起了公事来。

“咱们有三点问题要考虑。第一，如何处置贩卖私酿酒的人；第二，改组野战医院和药房；第三，按照我的主张，研究如何在行军过程中对精神病人进行门诊治疗。也许您会认为这没有必要，可据我的观察，我们正在发疯，亲爱的劳什呀，现代有很多种类的疯癫都是拥有传染病原的形式的。”

“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我待会儿再来谈它。现在先谈谈别的问题。军营里有骚乱。贩卖私酿酒的人的命运引起大家的同情。很多人还为从白军占领的村子里逃出来的亲人们的命运感到焦急不安。一部分游击队员拒绝离开军营上路，因为运载他们妻子、儿女和父母的人车队已经离这儿很近了。”

“是啊，应该等等他们。”

“可这些事全都发生在选举统一指挥司令官的前夕，他将统一指挥全体人员，包括那些不隶属于咱们的支队。我想唯一的候选人就是利韦里同志。有一群青年人推举另一个人，伏多维钦科。还有另一派同我们不合的也支持他，他们还和贩卖私酿酒的那伙人勾结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富农和店老板的子弟，要不就是高尔察克的逃兵。他们闹得特别厉害。”

“依您看，我们要怎么处置那些贩卖私酿酒的卫生兵呢？”

“依我看，先判成枪毙，再给他们减刑，改判为缓刑。”

“真是的，我和您只顾着聊天了。快商量正经事儿吧。怎样改组野战医院。这是我想头一个研究清楚的问题。”

“好吧。不过我必须告诉您，您那有关精神病预防的提案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非凡的地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出现并流行的精神疾病具有最典型的特性，具有明确的时代界限，是由时代的历史特征直接引起的。咱们这儿有个曾在沙皇军队服役的士兵，很有觉悟，带有天生的阶级本能，叫帕姆菲尔·帕雷赫。他常常为自己亲近的人担心：如果他被打死了，他们就会落到白军手里，然后为他承担一切责任，替他受罚。他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下精神错乱了的。多复杂的心理状态啊。他的家人们好像正跟随在逃难的大车队中，追赶着我们。但我的俄语知识太贫乏，妨碍了我对他进行详细的询问。您去安格利亚尔或卡缅诺德沃尔斯基那打听打听吧。应该给他检查一次。”

“我非常熟悉帕雷赫。我怎么会不了解他呢。有一段时间，在军人苏维埃里我们经常在一起接触。是个皮肤黝黑、十分严厉的人，长着一个低脑门。我不明白您在他身上找到了什么好品德。他总是支持极端措施，严厉的规则，还有死刑。我很反感他，对他一直很冷淡。好啦，我给他做检查就是了。”

7

这是个晴朗的一天。天气干燥温和，就同过去的一个礼拜一样。从军营里传出一大堆宿营者模糊不清的嘈杂声，好像远处大海波涛的隆隆声一样。还交替地听到在树林里徘徊的脚步声、人们的交谈声、斧子的砍击声、锻铁时的丁当声、马嘶声、狗吠声，还有公鸡打鸣的声音。树林里走动着一群晒得黝黑、牙齿雪白，开心嬉笑的人。有的人认识医生，向他致意；另一些人不认识他，便从他身边走过，也没打招呼。

尽管游击队队员不同意撤离狐湾，他们的家人们也正坐在紧随其后的大车上还没来得及赶上他们，但亲人们已经离营地不远了，所以树林里已经在做着斋戒日前拆除驻扎地的准备，要把宿营地继续向东转移。该修理的都修理好了，木箱也全部钉好了，装货的大车也已经逐一清点，也检查了它们是否完好。

树林当中有一大块踏出的空地，可能是土岗或古城遗址，当地人把这块地叫作高地。在这里时常召开军队大会。今天在这儿也有一个全体会议，为的是宣布一些重要消息。

树林里还有很多没发黄的绿色植物。在林子的最深处它们几乎还是鲜嫩碧绿的。午后，太阳西下，它的阳光便从背后穿透了整片树林。阳光渗透树叶，便在树叶背面闪烁出像透明的深绿色玻璃一样晶莹的绿光。

在离自己档案室不远的一片开阔的草坪上，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正烧着一沓已经浏览过的没有用处的废纸，这些都是卡比尔军官团办公室留下的文件，同它们摆在一起的还有一大堆游击队自己的报表。篝火被摊得老开，好让它对着太阳。阳光穿过透明的火焰，就像透过绿色树林一样。但火焰却看不见，只能从云母般上升的微波中可以断定空气很热，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并且烧得通红。

树林里到处都挂着各式各样熟透了的野浆果：漂亮的碎米荠坠儿果、红褐色松软的接骨木和颜色闪变着的紫白色的荚果穗。那扇动着玻璃般晶莹薄翼的蜻蜓，在空中慢慢地滑行，它们的小翅膀有的是透明的，有的长着花斑，就像火焰和森林的颜色一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童年时就爱上了在夕阳照耀下的傍晚树林。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如同活精灵的恩赐像水流一样涌进他的胸口，贯穿了他整个身躯，化作一双羽翼从他的肩胛骨下面猛地飞出。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不断塑造的幼年时代的原型，后来他便觉得这永远地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他的个性，用其全部的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被唤醒，迫使大自然、森林、晚霞以及所有能看到的东西都化为了最初的能笼罩一切美好事物的小姑娘的形象。“拉拉！”他闭上眼睛，窃窃私语或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整个生活呼喊，向大地呼喊，向伸展在他眼前的一切呼喊，向被阳光照耀着的空地呼喊。但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仍然继续进行着，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他成了游击队的俘虏。不知不觉地，他走到了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点的篝火跟前。

“销毁公文？怎么到现在还没烧完呀？”

“早着呢！这些鬼东西还够烧半天的呢。”

医生用皮靴头顶了一下，把其中一捆倒下的文件弄散了。这是白军司令部的往来电报。他突然闪现出一阵朦胧的预感，在这堆文件中他会看到兰采维奇的名字，但预感欺骗了他。这是一本无趣的去年密码总汇表的集子，全是些难以理解的简称。他用脚扒开另外一堆。向四面散落出游击队会议的旧笔录。最上面的一张纸简要地写道：“火速。关于休假。改选监察委员会。目前事宜。鉴于乡村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尔察的指控无凭据，军队苏维埃打算……”

这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医生，说道：

“这是你们医务部门从阵营撤离的时间安排表。载着游击队家属们的大车队已经越来越近了。军营里的意见分歧今天就会解决。从今天算起可能再等上一天，我们就要上路了。”

医生向纸上瞟了一样眼，突然哎呀了一声：

“这比您最后一次给的还要少。可又增加了多少个伤员！能走的和换了药的就叫他们自己走。可他们的人数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么重的伤员我用什么拉？还有药物、病床和其他设备又怎么弄？”

“随便怎么样压缩一下吧。必须得适应环境呀。现在说另外一件事。咱们全体人员都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这里有个同志，他久经锻炼，是个可靠的人，他忠于事业，又是位杰出的战士。但他身上总有点什么不对劲。”

“是帕雷赫？劳什已经给我说过了。”

“就是他。那就请您快到他那儿去，替他检查检查。”

“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吧？”

“我想是吧。他说他看见了小鬼。这明显是幻觉。夜里失眠，头疼。”

“好吧。我立马就去。现在我有空儿。会议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就快开始了。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瞧，我也没去。没有咱们会照样开。”

“那我这就去帕雷赫那儿。尽管我的腿都抬不起来了，很想睡觉。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喜欢夜里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像是给我念咒似的。上帕姆菲尔那儿怎么走？他住在哪儿？”

“石头坑后面的那片小桦树林您知道吧，就是那片白桦林？”

“我知道。”

“那边在林中空地上有几个指挥官的帐篷。我们给帕姆菲尔分了一个，好等待他的家人们。他老婆孩子在车队里，就快到他那儿去了。所以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军官帐篷里。享受营长待遇。因为他自己有革命功绩嘛。”

8

在去帕姆菲尔住处的路上，医生感觉他一点儿继续往下走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克制不了疲倦。他无法战胜睡意，这是一连几夜没合眼、倦意挤压成的后果。也许可以回地窖里打一个盹儿，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敢去那儿。因为利韦里随时都可能回去，妨碍他睡觉。

他在树林里找了一块没有常春藤的地方躺下来，但这块草地上铺满了金色树叶，树叶都是从邻近的树枝上飘落下来的。树叶像一个个落进格子的棋子一样落在了草地上。阳光也像这样卧倒在这块金色地毯上。因为这种重叠交叉的五光十色搞得医生眼花缭乱，直冒金星。但它像读印得微小的印刷品或听一个人说着千篇一律又含糊不清的话一样催人入睡。

医生躺在如丝一般沙沙作响的树叶上，他把头枕在自己放在铺满青苔的地面的手臂上，然后垫着紧靠着的凹凸不平的树根。他顷刻之间便打起瞌睡来。那些催他入睡的花花绿绿的光点，在他伸直了身子的地面上铺展开来，照出了一个个方形的花纹。他仿佛同周围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像隐形人一样融化在阳光和树叶的万花筒中，最后消逝在树林里。

伴随着对睡眠的渴望和需要的力量，很快又将他唤醒了。直接的原因只能在相应的界限内发生作用，稍微变差了尺度便会发生反作用。没有处于休息状态又十分警惕的意识毫无意义地、神经质地活跃着。思想的碎片像旋风似的飞驰，像一只损坏了的汽车轮子擦着地面砰砰地旋转。这种心灵的喧嚣折磨着医生，使他气恼。“大恶棍利韦里，”他生气了。“现在这世界上已经有成百上千种理由让人发狂，这对他来说还不够吗。他把你变成了俘虏，又用友谊和愚蠢的废话毫无必要地把一个健康的人折磨成一个神经衰弱的人。我总有一天要杀了他。”

一只带花点的褐色蝴蝶像一张一会儿被折叠起一会儿又被展开来的小纸片，从向阳的那面飞了过去。医生用惺忪地睡眼跟随着它，注视着它的飞行。它落在跟它颜色最相似的、带花点的褐色松树皮上，并与松树皮融为一体。蝴蝶的存在叫人注意不到，如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阳光和阴影笼罩下消失得无疑无踪，外人根本无法察觉他一样。

平时的思绪又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控制住了。这些思绪曾在他多年的从医生涯中间接地触及过他。想到逐渐完善地配合环境的结果的意志和适应性，想到拟态，想到模仿以此来自我保护的颜色。想到最适应环境的人幸存下来，想到自然淘汰的途径也许就是意识形成和诞生的途径。什么是主体？什么又是客体？怎样给它们的等量性下个定义？在医生的沉思中，达尔文同谢林相遇了，而飞过的蝴蝶就像是现代派的写生和印象派的艺术。他还想到了创造、生物、创作和做作。

他再一次入睡了，但不到一分钟他又醒了。他被不远处一阵压低的交谈声惊醒了。传来的为数不多的几句话已经足够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这次秘密谈话的内容显然是违法的。密谋的人没有发现他，更没料到他就在旁边。如果他现在稍稍动一下，暴露了自己，自己的命就有可能不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潜伏在那，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偷听他们谈话。

有部分声音他知道是谁的。他们都是下流胚子，游击队里的渣滓，混入游击队的顽童桑卡·潘夫努金、格什卡·里亚贝赫、科西卡·涅赫瓦林内以及追随他们的捷连季·加卢津，所有胡作非为的龌龊分子头目都在这里。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他是个更为阴险的人，和酿私酒的勾当有所牵连，但暂时还未得到报应，因为他供出了肇事者的头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为来自游击队里“银连”的队员西沃布留伊的出席感到震惊，他可是游击队队长的私人卫兵。继承拉辛和布加乔夫的传统，利韦里给予了他的私人卫兵充分的信任，因此这位卫兵被称为首领的耳目。可这意味着，他也是阴谋的参与者。

阴谋分子们正同敌方秘密派来的先遣侦察队商谈。敌方军使的话完全听不到，他们同叛变者们密谋的时候声音压得非常低。只在根据阴谋者们耳语时的停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能推断，现在说话的是敌方代表。酒鬼扎哈尔·戈拉兹德赫说得最多，用他那嘶哑的嗓子絮絮叨叨地说着，还边说边骂。也许他就是罪魁祸首。

“现在，你们大家都听好。最要紧的是一定要不动声色，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如果谁吱一声，告了密，瞧见这把芬兰刀没？我就用它把他的肠子挖出来。明白啦？现在咱们往这走也不行，往那退也不成，就像山杨木塔楼，转不了弯啦。咱们得将功赎罪，得好好地露一手。他们要求捉他的活口，那就拿绳子把他捆起来。现在听说他们的百人队长古列沃正朝这个树林过来。（有人悄悄提醒他，他没把名字说对，但他没听清，改成了加列耶夫将军）。这个机会仅此一次，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就是他们的代表。该怎么干他们全都会告诉你们的。他们说一定要捆起来，要活口。你们自己问问同伴。说说吧。给他们随便说点什么吧，兄弟们。”

秘密派来的几个陌生人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清。不过，根据大家长时间的沉默可以想象出谈话的详情。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听见了吧，弟兄们？现在你们自己瞧瞧，咱们落到什么宝贝手里了，他们就是恶棍。为了他这种人受惩罚？难道他还算个人吗？这个中了邪的东西，还在那怡然自得，就像个不懂事的毛孩子或者隐修士。我叫你大声笑，捷廖什卡！你龇牙咧嘴干什么，你这叫人头痛地孽障？没你说话的份儿。不错，好像他少年时代就是个隐修士。你要是受了他的影响，他最终准会把你变成和尚，变成阉割了的公马。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要去掉身上的毛病，不许说污言秽语，同酗酒作斗争，善待女人。能这样活下去吗？我最后说一遍。今天晚上在堆起层层石块的河流渡口旁边，我把他引出来，咱们一群人一起上。制服他还用耍花招？简直就跟吐痰一样容易。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要活的。要把他捆起来。要是看到咱们捆不住了，我就用双手亲手了结了他。他们会派人到这儿来援助咱们的。”

说话的人继续说着密谋计划，但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医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话。

“他们想活捉利韦里，真是混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恐而愤怒地想道，忘记了曾多少次诅咒过自己的折磨者，希望他快点去死。“这伙卑鄙之徒打算把他交给白军或杀死他。怎样才能阻止这件事？可以好像偶然似的走到火堆跟前，也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向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提提这件事。无论如何也得预先把危险警告给利韦里。”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没在原先的地方了。火堆就快烧完了。在火堆前面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助手正注视着，以免火势蔓延。

但这个图谋并没有实行。它被镇压了。原来阴谋已经被发现了。当天它就彻底被揭穿，密谋者们都被抓了起来。西沃布留伊扮演了双重角色：密探和教唆者。医生对他更加反感了。

9

传来消息，拖儿带母的逃难者还有两昼夜，就赶到了。在狐湾的游击队队员们都在准备着迎接家人，紧接着便转移阵地，准备上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帕姆菲尔·帕雷赫。

医生正巧碰到他站在帐篷门口，手里拿着把斧头。帐篷前高高地堆着一堆被他砍下的小桦树，树干上的小枝丫帕姆菲尔还没有砍掉。有一些才刚砍倒，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树枝戳进微湿的土壤里。另一些已经被他拖到不远的地方，向上面堆放起来。树干躺在被压折了有些弹性的枝叶颤悠悠地摇晃着，没碰着地，彼此之间也没挨着。它们仿佛在用双手抵挡砍倒他们的帕姆菲尔，一整堆茂盛的绿色枝干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入口。

“亲爱的客人久等了，”帕姆菲尔说道，一边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对妻子和孩子们来说太矮了。一下雨就被淹。我想用几根柱子往上撑一撑，就砍了一些白桦。”

“你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帕姆菲尔，你想想看，他们会不会让你的家人跟你一起住进帐篷。让那些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们住在军营里，哪见过这种事？他们会被安排住在大车里然后停在树林边的某个地方。空闲的时候去同他们见上一面，做点事儿，帮帮忙。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我看不见得。可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大家都说，你越来越瘦了，不吃不喝的，也不睡觉？可看上去你没什么不对，只是多了些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高大健壮的汉子，披散着一头蓬松的黑发，还长了一脸大胡子，额头上长着个包，叫人产生他长了两个额头的错觉。由于额骨又粗又厚，像一只环或者一个铜箍箍在他的太阳穴上。这给帕姆菲尔增添了一分凶恶不友善的神色，仿佛他永远都斜着眼睛皱着眉。

革命初期，人们害怕它会像一九〇五年革命那样，唯恐这次革命也是有教养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的事件，不能深入到底层，也不能在他们当中牢靠地占据一席之地，只有竭尽全力说服群众，鼓吹革命，把他们搅得慌乱惊恐，怒气冲天，让他们不得安宁。

在革命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需要任何鼓动，便能够像极端疯狂的野兽一样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不可多得的宝贵力量，身价百倍。他们的暴虐被看作是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则成了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的荣誉就是这样巩固起来的。他在游击队的头头们和党的领导者们那儿也有如此的好名声。尤里·安德烈耶维苛却觉得这个阴郁的、反社会主义的大力士是个不完全正常的孬种，因为他冷酷无情，单调乏味，他所从事的事业同污秽的东西又十分亲近。

“咱们进帐篷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不了，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在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像是个兽穴。咱们就坐在树干堆上聊一聊吧。”

于是他们便坐上了颤颤巍巍的桦树干。

“都说讲个故事很快，但我的故事却没法一下子讲完。就是三年也说不完。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那我来试试吧。我跟我老婆一起过日子。我们都很年轻。她料理家务，我下地干活，从不抱怨。后来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派往前线。是啊，上了战场。关于那次战争我能给你说些什么呢。这战争你见过，医生同志。再后来革命了。我幡然醒悟。士兵们的眼睛睁开了，看到的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战士，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主义者！等等。这你全都知道，军医同志。还有。又发生了内战。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现在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结束不了。现在，不知过了多久，或长或短，在这一瞬我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罗斯前线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第一兵团。难道我还是个三岁小孩儿，什么都不明白？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不太好，军医同志，咱们大事不妙啦。他这个败类在想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急袭咱们，压在咱们头上。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我这儿。万一他打了胜仗，我们要去哪里才能摆脱他呢？难道他还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这都不关我的事儿？他可不这么看。他会因为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严刑拷打她，因为我折磨我的老婆孩子，把他们每一个关节、每一根骨头打断的。还能在那儿睡觉吃饭？就算我是铁打的人，也会心烦意乱的。”

“你可真是个怪人，帕姆菲尔。真搞不懂你。没有他们这么多年也过来了，有关他们的消息一丁点儿也没有，也从没伤感过。现在一两天就要同他们相聚了，非但不高兴，反倒为他们的到来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了。该死的白军混蛋要战胜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反正我的事业已经完蛋了，都快进棺材啦。看来，这就是我该走的路。可我不能带着我的亲人一起去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棍的魔爪。他们的血会被他一滴滴放光的。”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曾经有什么鬼在你面前出现过吧。”

“得啦，医生。我没把所有的事都说给你。没告诉你主要的。好啦，听听这刺人的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我枪毙过你们很多的兄弟，我手上沾满了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姓名我都记不得了。往事就像水一样流走了。但有个顽皮的孩子老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无法忘记。我为什么要把那小子杀死呢？他逗我发笑，我笑得停不下来，这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一时糊涂，笑着朝他开了枪。没有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还处在克伦斯基的统治之下。我们造过反。事情就发生在铁路上。给我们派了个鼓动员，是个小毛孩儿，用嘴皮子动员我们冲锋陷阵，让我们战斗到底直到胜利。又来了个立宪民主党人，也是用舌头劝我们党制。就是这么个羸弱的小子。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了消防双耳桶，消防水桶就立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好从那儿号召大家投身战斗，可突然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踩了个空，就掉进水里了。哎呀，太可笑啦。我笑得在地上打滚。想象一下，真要笑死了。哎呀，可笑至极！我手里拿着枪。我哈哈地笑个不停，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他在挠我痒痒似的，难受极了。于是我就瞄准他那个地方开了一枪。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就像有人撞了一下我的手。

“这就是我撞见的鬼。每天晚上我都仿佛看到那个车站。当时觉得可笑，现在真可怜他。”

“是在梅留泽耶沃镇，比留奇车站？”

“我想不起来了。”

“跟济布申诺村的居民一块儿造的反？”

“我也记不清了。”

“在东线还是西线？在哪条战线？是在西线吗？”

“好像是西线。很有可能。我记不得了。”

第十二章　荒漠中的花楸树

1

游击队的家属坐在大车上，带着孩子和行李，跟随着整个军队，走了很久了。跟在这些难民车队后面的是无数的牲畜，多半是奶牛，总共有几千头。

自从游击队员们同自己的妻子团聚后，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士兵妻子兹雷达里哈，她还有个名字叫库巴里哈。她是个兽医，暗地里还是个给人算卦的巫婆。

她总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活像一个馅饼，帽子总是歪在一边，她还穿着苏格兰皇家步兵绿豆色的军大衣，这是专门为英国最高统治者制定的一种制服。她总说这些东西是她用囚帽和囚袍改缝的，还让别人非得相信。据说她是红军从克日木中央监狱里解救出来的，不知高尔察克为何把她关在了那里。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了一个新地方。原先打算在这里短暂地停留，直到勘探好周围的地形，找到一个稳定的地点，就转移到那里长期驻扎下去，好过冬。但后来情况却不是这样了，游击队只好留在这过冬了。

这个新的临时宿营地，一点儿也不像不久前驻扎的狐湾。这是一片茂密的林海，根本无法通过。在一边，也就是大路和营地的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树林。在部队驻扎新营地，在树林里布置好住处的头几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十分闲暇。他预先选出几个方向进入树林，想深入考察一下，考察的结论是：里面非常容易迷路。第一次巡察时，有两个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林都已变得光秃秃的了，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就像一扇打开的门，就在这个地方，孤零零地生长着一棵美丽的花楸树，它同其他所有的树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是唯一一棵还没凋零的树，树冠上长满了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泞低洼地中的一个小山坡上，枝叶向上伸着，伸向了天空。树上长着盾牌似的扁平浆果，在银灰色的秋色中，泛起一片通红长着一身似严冬破晓般明亮鲜艳羽毛的冬季小鸟，还有红腹灰雀和山雀，停在花楸树上，慢慢地挑选硕大的浆果啄食着，它们抬起小脑袋，使劲伸长脖子，费劲把果子吞了下去。

在小鸟和花楸树之间，仿佛产生了某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花楸树好像什么都看见了似的，执拗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屈服了，向鸟儿们让了步，怜悯起小鸟来，就像婴儿的母亲一样解开了衣裳，把乳房伸给孩子们。然后说道：“唉，真拿你们没有办法。好吧，吃我吧，敞开了吃吧，我养活你们。”说完露出了微笑。

树林中有一处风景，更吸引人。这地方在一座高地上，它的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般说来，悬崖下面应该与上面的景色不同，下面有河流或峡谷，或者还有长满杂草的荒地。然而下面却与上面一模一样，只不过是陷下去了一块，深得叫人头晕目眩。树木从深渊里长出来，将树顶上的枝条伸在人们脚下。看起来像是地陷的结果。

这片高耸入云的壮观的茫茫树林，仿佛绊了一跤，从上面飞身坠下，本应陷入地下，但在千钧一发之际，却神奇地落在地上，完完整整的，安然无恙，从地下显现出来，继续喧嚣着。

但这并不是这里最吸引人的风景。它的四周围着一圈巨大的花岗岩石块。这些石块胜似史前时期的被磨扁平了的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一次登上这个高台，看到这些石板的时候，便赌咒发誓，说这些石块绝对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带着人类手工打磨的痕迹。这儿也许是古代不太出名的多神教神庙，教徒们在这儿举行宗教仪式和行祭礼。

在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十一名密谋杀害队长犯有最重大罪行的人和两个贩卖私酿酒的卫生兵就在这里被执行了枪决。

二十名从司令部特别卫队调来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游击队队员把他们带到这里。护送队围成了一个半圆，将被判死刑的犯人们聚集在了半圆里。他们手里拿着步枪，踩着快速的小碎步，在死刑犯们的背后推推搡搡，把他们赶到了高台上一个陡峭的角落里，在那里他们别无出路，只有纵身一跃跳进深渊里。

经过卫兵长期的盘问、关押，并经受种种侮辱欺凌之后，他们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他们满脸胡须，全身发乌，无精打采，瘦弱不堪，就像幽灵一样。

在对他们进行审讯的最初时期便没收了他们的武器。行刑前没人再搜他们的身。因为这样做太卑鄙了，是对临死之人的挖苦。

突然，走在伏多维钦科身边的他的朋友，这个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勒扎尼茨基老头儿，在枷锁的掩护下朝护送队开了三枪，枪口对准了西沃布留伊。勒扎尼茨基是个十分卓越的射手，但他的手激动地直发抖，犯了愚蠢的错误。不知是客套，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没有人扑向勒扎尼茨基，也没有在口令下达之前向他开枪。勒扎尼茨基的手枪里还留了三颗没射出的子弹，但他激动之下竟忘了自己还有子弹，可能还在因自己脱了靶而懊悔，于是便把手枪往石头上一砸。因为撞击，手枪又射出了第四颗子弹，误打在死刑犯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尖叫着，抱住腿倒在地上，痛得不得了。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正在他身边，便把他抬起来，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拖走了，以免在突如其来的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这时大家除了自己，谁也不记得了。帕契科利亚向着石坡边一瘸一拐地走去，死囚们此时都被逼到了这个地方。他实在不敢用那条中了弹的腿走路，不停地叫唤着。他那非人的拼命叫喊很有感染力。囚犯们像收到了信号似的，一瞬间都失去了理智。不可思议的混乱场面出现了。人们纷纷咒骂起来，还有人开始祷告祈求，诉苦抱怨，还传来了一片愤懑的诅咒声。

少年加卢津从头上摘下他一直戴着的黄色卷边制帽，跪在地上，跟在人群中向后面可怕的石壁退去。他向卫兵们磕头作揖，头时不时地撞在地上，他号啕大哭，哭得只剩一半直觉了，他拖长了声调，向卫兵们恳求道：

“我错了，弟兄们，宽恕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杀我。别毁了我，我还想活，我还年轻，现在死太早了。我还要活呢，妈妈呀，我还想在见一次我的妈妈。求求你们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会亲吻你们的脚，给你们挑水。唉呀，太可怕，真是灾难啊，我就要死啦，妈妈呀！”

他们当中不知是谁大声哭诉着：

“我亲爱的兄弟们，好心的同志们，这都是怎么了？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起打了两次仗。一起流过血，从事过共同的事业，为了它一起奋战过，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会用行动来证明的。你们都聋了吗？为什么不回答呀？你们的脖子上就没戴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叫嚷道：

“你哟。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在你面前我们算什么叛徒？就是你，狗杂碎，你才是个叛徒呢，比我们还要坏上三倍。真该把你掐死！你向自己的沙皇宣誓，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向我们表忠心，却又背叛我们，出卖我们。趁你还没背叛你那见鬼的主人，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都会出卖他的。”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一直不动声色，坚持自我。他高高地仰起头颅，灰白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他大声地对勒扎尼茨基喊着，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喊得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不要卑躬屈膝！你的抗议他们不会理睬。他们这伙新禁军士兵，新刑讯室里的刽子手是不会理解你的。但别泄气，历史最终会澄清一切。后代会把政委统治制下那些粗暴无耻的人钉在耻辱柱上，揭露他们的肮脏勾当。我们沐浴着世界革命的曙光，像受难者一样死去。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

突然，二十支步枪在无声的、只有射手们才觉察得出的口令下一起发射，一半的死刑犯歪在了一边，大部分人当场毙命。剩下的被第二次齐发击毙了。男孩儿捷连季·加卢津不停地抽搐，比所有人用的时间都长，但最终，他也伸直了身子一动不动了。

2

将宿营地转到向东的另一边，并在那里过冬的主意，没有立马被打消。沿着维茨科河与克日姆斯克河分水岭大道的一侧游击队队员们勘察了很久，走遍了这个地区。利韦里时常离开营地去树林里查看，把医生一个人留下。

但现在要搬去其他地方已经太晚了，也没有地方可去了。游击队在这个时期里损失惨重。在自己彻底覆没之前，白军决定进行一次攻击，以永久地消灭森林里零星的游击部队。于是他们将前线所有的力量集结起来，将游击队包围了。他们从各个方向逼近游击队。如果包围圈的半径再小一点的话，对游击队来说将会是一场悲剧。但这不易察觉的包围圈稍微有些大，于是游击队被拯救了。冬天来临了，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在这片大得没法穿过的森林里拉紧自己的侧翼，也来不及将这支农民部队包围起来。

无论如何，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有一个可望施行的具有军事优势的明确转移计划，也许还能冲出包围圈，到达新的阵地。

然而，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是不存在的。士兵们疲倦不堪。下级军官自己的心情都已跌入谷底了，再也无法鼓舞自己的下属了。高级军官则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开军事会议，提出各种对抗性的决议。

必须停止继续搜寻其他的过冬地点了，就在驻扎着的树林深处巩固防御工事，做好过冬的准备。冬天雪积得很深，这成为缺乏雪橇装备的敌人难以穿过树林的阻碍。必须挖好战壕隐蔽起来，堆放更多的粮食储备。

游击队的军需负责人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严重不足。不过牲畜很充足，他预测说，冬天里主要的食品将会是肉和牛奶。

冬季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一部分队员甚至半裸着身体。营地里所有的狗都被勒死了。会制皮货的行家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医生被禁止使用运输工具。因为有更重要的用途，大车现在非常紧俏。在最后一次转移中，重伤员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硫酸钠了。手术和包扎需用的碘是结晶体，需要溶解在酒精中。人们惋惜酿造私酒的设备被毁灭，只有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好那个被打坏了的蒸馏用的装置，不然就需要再修建一个新的。于是被废除了的私酒生产为了医疗的目的再一次恢复了。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递递眼色，晃晃脑袋。部队里又出现了酗酒的现象，这使军营中涣散的氛围更加严重了。

蒸馏出来的酒精几乎达到了一百度。这液体浓度奇高，很容易同结晶制剂融合在一起。刚入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纯度酒精浸泡奎宁制的外壳，然后用它治疗因严寒而再次复发的斑疹伤寒。

3

在这段日子里，医生常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亲人们在一起。他的妻子和小孩在过去的整个夏天里都在布满灰尘的大道上奔波，在露天坝里徘徊。可怕灾祸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现在他们还在担心会有新的灾祸的降临。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印满了永不消逝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长着淡黄色的头发，由于长期曝晒，如今都变成了亚麻色，他们长着整齐白眉毛的脸也在风吹日晒中变得黝黑。孩子们还太小，生活还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令他们惊恐的痕迹，但经久不息的严峻震荡和危险，已经把生活中闪耀的生气从他们母亲的脸上驱赶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干瘪分明的轮廓，紧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因为紧张而绷住的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所有的家人，尤其是孩子，爱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他用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头尖给孩子们雕刻各式各样的木头玩具，有兔子、熊、公鸡什么的，他雕出的玩具令医生也不得不为之惊讶。

自从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变得开朗起来，精神抖擞的，身体也渐渐康复了。然而却传出了这样的消息，由于家属们呆在阵地里对军人们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所以一定得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亲人们分开，将军营里的非军事人员清除出去。部队派了很多卫兵，把载着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驻扎下来，并在那里过冬。但关于这次分离的闲谈要比实际的准备工作多得多。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可以得到执行。但帕姆菲尔还是渐渐忧郁起来，又开始出现了幻觉。

4

刚刚入冬，整个军营就因为一些莫名的缘由陷入了不安之中：不安、迷茫、恐怖和复杂的状态此起彼伏，古怪的不符合常理的现象也层出不穷。

白军完成了预定的包围暴乱者的计划。这次完美战役的首领是由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组成的。他们都以坚毅和百折不回的果断而闻名于世。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们，以及留在敌人散兵线后方的村子里的居民们，只要一听到他们的名字，立马就胆战心惊了。

先前已经说过，白军没有办法缩小包围圈，因此游击队很安心。然而，也不可能不考虑这种情况。安于现状会加强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没有危险，但也必须带着向敌人示威的目的努力挣脱防线，冲出包围圈。

为了这个目的，游击队分出大部分力量，集中对付包围圈的西线。经过几天的浴血奋战，游击队取得了胜利，在敌人的防线上冲出一个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缺口打开后，形成了一条自由通行的地带，从这里可以通向森林中的暴乱者。大批新难民蜂拥而至，来投奔游击队。涌入了大量的农村和平居民，游击队已经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了。周围的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园，都是因为受到了白军刑罚措施的威吓，他们自然而然地全都被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吸引过来，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护神了。

但在营地里，游击队正试图摆脱已经存在的食客。他们已经顾及不了新的难民了。游击队员朝着难民们挺进，在大路上阻拦他们，然后把他们引向树林里契里姆卡小河旁边的磨坊，在那附近有一块烧荒备耕的空地。这片林中空地是由磨坊四周的农家宅院构成的，大伙儿管这叫“农舍庭院”。游击队打算把这里开拓成难民过冬的地方，并建一个仓库，专门存放分配给他们的粮食。

既然已经开始着手落实这样的决定，局势便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展下去，连军营司令部也赶不上他们。

击败敌人取得的胜利局面反而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地步。白军再次封锁了包围圈，一部分突围出去的游击队员被隔在了包围圈的后方。那支潜入白军后方脱离了主力部队的队伍突袭出来的道路就这样被切断了。

逃难者里有人也遭遇了不顺利。密林里人迹罕至，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跟她们错开了，没找到她们，连她们的脚印也没发现，只好自己回来了，可女人们跟着感觉走进森林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奇迹：砍倒两旁的树木，架起桥，铺柴路，开辟出一条小径。

这一切都与游击队司令部意愿截然相反，利韦里的计划和指定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5

因此，他为此发着脾气。现在，他正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不远处穿过大森林的公路附近。在公路上还站着他的军官们，在那儿辩论要不要割断顺着公路延伸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只顾着同流浪猎人聊天。利韦里向他们挥了挥手，意思是他马上就过去，请他们再等一等，先别走开。

对于伏多维钦科的死刑，斯维利德久久都不能停止强烈的谴责，斯维利德认为除了伏多维钦科的影响，除了同权威的利韦里争斗而给军营带来的分裂，他再没有其他的过错。斯维利德想离开游击队，为的只是能再次过上先前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游击队雇用了他，他是卖身投靠游击队的，如果他现在离开林中弟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枪毙。

气候坏得不得了，已经到了只能想象的程度了。一阵急风低低地从地面掠过，把飞舞在空中的煤烟絮似的乌云吹得粉碎。突然，从乌云中开始洒下雪花，就像惶惶不安的仓促中的一个穿白衣服的神经病。

眨眼的功夫远处便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地上铺起一层薄雪。但紧接着的一瞬间白雪又融化得无影无踪。大地的黑，天空的黑，就像木炭一样，仿佛要溢出一般，倾盆大雨在远处从天上一泻而下。地面再也装不下这么多水了。但只是一会儿，乌云便消散了，变得透明起来，仿佛开了一扇窗，从天上透着玻璃般的青光，想要给天空透透风。因为土壤无法吸收而在地面上汇集的水洼和池塘，也像开着窗户，回应着天空。

阴雨像一团烟雾似的沿着针叶树林里满是松节油树脂的松针一滑而过，但没有渗透进它们，正如水穿不过油布。雨滴像玻璃珠子一样缀满了整根电话线。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一连几个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被派到大森林深处寻找难民的队员之一。他想把他目睹的所有东西都告诉队长，告诉队长乱七八糟的一切，相互抵触的不同意见以及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告诉队长一大群妇女中失去信心极端羸弱的女人所干出的残暴罪行。没了奶水的年轻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无力地挪着步子，终于心烦意乱了，把孩子扔在路边，口袋里的面粉全都抖搂出来，转身向后走去。一下子痛快地死掉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被树林中的野兽吃掉好。

另一些极端剽悍的妇女，表现出的承受力和勇敢，连男人都不曾知道，也无法理解。斯维利德还有许多其他情报。他想预先通知队长，军队正面临着新的暴乱的威胁，远比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但他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气愤地催着他，催得他最终丧失了说话的才能。利韦里总是不断地打断斯维利德，倒不是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朝他点头，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向他提出这样的看法，这些东西利韦里早已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不是能说会道。话挤在牙缝里会把我憋死的。我说了什么来着？你去一趟难民车队，给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说说做事的准则。你瞧她们闹得多不像话。我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来场大血战？”

“简短点，斯维利德。你看，他们正喊我呢。别拐弯抹角的。”

“现在说说那个女妖精兹雷达里哈，狗才知道那个泼妇是个什么东西。那妖婆说她是个给畜生的通风机……”

“是女兽医，斯维利德。”

“我说了什么？我就是在说她是个专给牲口治时疫的女兽医。可她现在根本不管你的什么牲口，她就是个反教堂派的老娘们儿，一个招魂的人，替牛做弥撒，教唆刚逃来的家属，把她们都教坏了。但她还说埋怨你们自个儿吧，你们撩起裙子跟在小红旗后面跑个什么劲儿？下次别再跟着跑啦。”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些难民，是咱们游击队的，还是别的地方来的？”

“当然是其他的啦，就是那些从其他地方新来的。”

“但她们已经被安顿在农舍庭院里了，就在契里姆卡河边的磨坊那儿。怎么她们不知不觉地就上这儿来啦？”

“咳！什么农舍庭院呀？你的农舍庭院就只剩一块烧过的地啦，都烧光啦，磨坊和所有树木都烧成一堆碳了。她们到了契里姆卡河岸，看着到处都光秃秃的，一根草都没有。一半人立马下定决心，大哭大闹地跑回白军那儿去了。剩下的掉转车辕，把所有的车队都赶到这儿来了。”

“他们穿过了密林和沼泽？”

“斧子锯子干什么用的？咱们派了些男人去保护她们了，帮着她们一起开路。听说已经开辟了三十俄里的路，还架了桥，这群滑头。听了这些，他们也算是女人呀？这帮坏蛋干的这些事咱们三天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好一个滑头！你还高兴个啥？你这个蠢货，三十俄里的路啊。这不正中了维岑和克瓦德里的意吗？打通了通向大森林的通道，连大炮也能开进来了。”

“挡住。挡住。派人阻止他们不就完了。”

“用不着你提醒我也能想到这一点。”

6

白天越来越短，五点钟天就暗了下来。接近黄昏了，此时，就在几天前利韦里同斯维利德说话的地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这儿穿过了公路，向军营走去。从一个小山丘附近传来了库巴里哈活泼欢快的歌声，医生将这个赤脚医生戏称为“竞争对手”。这儿是一片林中空地，里面长着一棵花楸树，这棵树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军营边界的标志。他的竞争对手正唱着一首粗俗快活的曲子，可能是一首俄罗斯民歌。有人在听她唱。她的歌声又尖又细，不时引发一阵赞赏的笑声，将她的歌声打断。笑声中有男也有女。也许是人们渐渐散开了，周围慢慢安静，最后沉入一片静寂当中。

库巴里哈这时又唱起了另一首歌谣，歌声很低沉，因为她以为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小心翼翼地摸黑走着，慢慢地向着花楸树前面的小径走去，然后绕过树前满是泥泞的空地，生怕掉进了沼泽里。突然，他停了下来，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库巴里哈唱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没听过。大概是她即兴编出来的？

俄罗斯民歌就像拦河坝里的水。水面看上去波澜不惊，但水下却暗藏汹涌，水不停地流，从闸门里涌了出来，它表面的平静都是骗人的。

她利用了一切手段，比如反复、对比来延缓内容发展的进程。在某一个限度里，内容被猛地打开，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克制自己和控制自己忧愁的力量便如此表现出来。这是企图用话语将时间停滞的疯狂尝试。

库巴里哈半说半唱道：

一只兔子在大地上奔跑，

在大地上奔跑，在白雪地上奔跑。

它从一棵花楸树旁跑过，

它跑来向花楸树哭诉。

我这兔子是否有一颗羞怯的心，

内心软弱又慌张。

兔子啊，我害怕，害怕野兽的踪迹。

害怕野兽的踪迹和饿狼的饥肠。

可怜我吧，花楸树丛，

花楸树丛啊，美丽的花楸树丛。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邪恶的敌人，

邪恶的敌人，邪恶的大乌鸦。

你把一捧鲜红的浆果洒向风中，

洒向风中，洒向大地，洒在白雪里，

把它们洒向家园，

扔向村里最边上的茅屋，

扔向最边上的窗户和草屋，

那儿隐藏着一位隐居的姑娘，

我亲爱的人儿啊，

你在我妻子耳边低声说话，

说着热情话。

我被俘虏成了士兵，内心很愁苦，

在异国他乡百无聊赖。

我要从痛苦的俘虏营里逃脱，

迎向我美丽的心肝。

7

士兵老婆库巴里哈给帕姆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妞·福季耶夫娜家的牛念咒治病。人们把母牛从牛群中牵了出来，领进灌木丛里，一只角被捆在树上。在母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坐着母牛的主人，在母牛身后的挤奶长凳上，坐着会占卜的士兵老婆。

其余的牛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上拥挤在一起，数也数不清。黑森森的针叶树像一堵高山似的墙从四面八方把牛群围起来。宝塔形的冷杉那粗壮的树干像坐在地上一般，低处的树枝在自己周围向四周分散开来。

在西伯利亚的牛是一种从瑞士引进的优良品种。几乎都是同一种毛色，黑色带着白色斑点。牛儿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它们过的苦日子不比人少，长途跋涉不说，还要承受难以忍受的拥挤憋闷。它们身子挨着身子，一个个被挤得晕头晕脑。在混乱当中它们忘记了自己的性别，狂喊着一只爬上另一只母牛身上，激动不安地从上面费劲儿地拽耷拉下来的大乳房。被压在下面的还没生过崽儿的母牛甩起尾巴，挣扎着从它们身下跑出来，踩断灌木和掉在地上的枯树枝冲进了密林，在它们身后，放牧的老头儿和帮他们看牛的孩子们喊叫着奔向它们。

林中空地上由雪凝成的黑白云彩，像是被封闭在一个昏暗的杯子里，被云杉顶锁在秋天的空中。它们波涛汹涌般杂乱地挤在一起，渐渐化为流云，一片片重叠起来。

一旁站着一小撮人漠不关心地看着热闹，妨碍了巫婆念咒语。她带着不友好地眼光把他们从头到脚挨个打量了一遍，但承认他们使她感到拘束又有些贬低她的尊严。这个女演员的自尊心制止了她，于是她装作没有注意他们。医生躲在人群后面揣摩着她，但她没发现医生。

他头一次将她仔细看了个清楚。她戴着一成不变的英国船形帽，穿着一件武装干涉军的豌豆绿军大衣，衣领漫不经心地斜在一边。然而，她那高傲的神情中却掺杂着强烈的情欲，在她那张为了显得年轻而描黑了眼睛和眉毛的脸上分明写着：她已不再年轻了，穿什么，不穿什么都无所谓了。

但帕姆菲尔妻子的模样深深撼动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差点没认出他来。几天来她衰老得叫人害怕。两只凸出的眼球快要从眼窝里迸出来了。如同车辕般伸长的脖子上冒出了依稀可见的血管。这全是内心的恐惧害的。

“根本没有产奶，亲爱的。”阿加菲妞说，“我以为它怀孕了，早该有奶啦，可奶水完全下不来。”

“怀什么孕呀！你瞧它奶头上有个炭疽疮。我给你点植物润滑油，给它涂上。当然，我还要念咒。”

“我还有一件倒霉事，就是我丈夫。”

“我用巫术让他爱上你，叫他不胡闹。这是可以的。他会粘着你，扯都扯不掉。说第三件倒霉的事吧。”

“他可没胡闹。要是胡闹倒好了。糟糕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他简直像跟我和孩子们长在一块了似的，为了我们把自己搞得憔悴不堪。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的是军营会分成两半，到时候我们就会去不同的方向。我们可能碰上巴萨雷格手下的人，而他又没跟我们在一起。没人保护我们。他们会折磨我们，因为我们的痛苦而高兴。我知道他的心思。可别对自己人做出什么蠢事儿呀。”

“让我想办法，减轻你的忧虑。说第三件倒霉事儿吧。”

“没第三件了，全说了，就两件倒霉事儿，母牛和丈夫。”

“哟，你就这么点儿倒霉的事，妈妈呀！瞧，上帝会宽恕你、爱抚你的。这样的人你白天黑夜地找都找不到。可怜的人儿脑袋里装着两件倒霉事儿，而一件就是心疼你的丈夫。你给我什么来治牛呢？咱们来谈谈价钱吧。”

“可你想要什么呢？”

“一个精面做的大圆面包附带你丈夫。”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你开玩笑的，是不是？”

“你要是嫌太贵的话，那大圆面包就免了。光你丈夫，咱们就成交吧。”

周围的人笑得更起劲了。

“它叫什么名字？我不是问你丈夫，是母牛。”

“美人儿。”

“这儿有将近半百的牛叫美人儿。好啦，画个十字求上帝保佑吧。”

于是她开始向着母牛念咒。起初她的咒语确确实实是针对牲口的。后来她念得自我陶醉了，于是把一整套巫术的咒语和运用规则都传授给了阿加菲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中了妖术一般听着这荒谬的咒语，就像他坐车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来西伯利亚的途中，听马车夫瓦克赫有声有色地唠嗑儿一样。

士兵老婆念道：

“圣姑莫尔格西娜，请到我们家做客。星期二，星期三，去掉邪和脓疮。脓疮快从美人儿的乳头上走开。立正，美人儿，别碰翻长凳。站得稳，牛乳多。斯特拉菲拉，惊骇的人儿呀，彻底剥掉它身上的疮痂，把疤扔进荨麻地里。巫师的话，如圣旨，灵验可靠。

“什么都得知道点儿，阿加菲什卡，辞令，训示，逃避咒、保护咒。你看看那，你以为那是一片树林。但其实那是肮脏的力量在同天使的力量交锋，互相厮杀，就像你们这些人同巴萨雷格作战一样。”

“或者你再朝我举的那个例子看看。不是看那儿，我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看我手指戳的地方。对啦，对啦。你认为那是什么？你以为是鸟想要搭个窝？可别那样想。那是吃人的恶魔玩耍的把戏。那是美人鱼用藤蔓在给自己的女儿编花冠。只要听见人从旁边走过，就扔下花冠，把他们吓跑。夜里就完成了，会编好的，你等着瞧吧。

“或者再说说你们的红旗。你怎么想？想它就是一面旗子？可你看到的完全不是旗子，而是瘟疫姑娘诱惑人的深红色手绢。我说的就是诱惑，为什么是诱惑？她挥动着手绢，朝年轻的小伙子们抛媚眼，小伙子们就被吸引去屠杀，去送死，然后她都散布瘟疫。而你们却相信这是红旗：要全世界的无产者，全世界的穷人都聚集到旗子这儿来。

“现在什么都得知道，亲爱的阿加菲妞，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都得知道。什么鸟儿啊，什么石头啊，什么草啊。举个例子，那只鸟儿是灰欧椋鸟，那只野兽是獾。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吧。你想跟谁坠入爱河，只管说，我就让你想的那个人爱上你。哪怕是你们的长官呢，不管是列斯内赫还是高尔察克，甚至是伊万王子都成。什么？瞎说？我才不瞎说呢。不信你就看着听着吧。等到了冬天，下起暴风雪，地面上刮起旋风，雪柱在空中盘旋的时候，我拿刀子插进雪柱，在雪里一直插到刀柄，从雪里一定会淌出鲜红的血的。这你听说过吗？啊？你以为我吹牛？说说暴风雪里怎么有血？要知道这只是风，空气，还有雪屑。问题就在这儿，大嫂，这暴风雪不是风刮起来的，而是离了婚的女妖精丢失的幼仔变成的。这个恶婆娘正在野地里哭着找他，但是却找不到。我刀子捅她，这才有了血。我还能用这把刀把你想要的男人的脚印掏出来，用丝线缝在你裙子的下摆上。不管是高尔察克，斯特列利尼科夫，还是新沙皇，都会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上哪儿，他就上哪儿。你以为我吹牛，以为这跟‘要全世界的无产者，全世界的穷人都聚集到旗子这儿来’是一样的？

“又或者，比如从天上往下掉石头，像落雨点似的。人一从屋子里跨出门槛，石头就落在他身上。还有人看到过骑兵在天空中飞奔，马蹄在屋顶上一擦而过。或者有某些年迈的懂妖术的人曾发现：有的女人身体里有种子、蜂蜜或者貂皮。披甲兵们便切开她们的肩膀，就像打开箱子一样，从一个女人肩胛骨里用剑挖出一斗麦子，或者取出一只松鼠，或者取出一个蜂窝。”

有时在人世上会遇到一种强大而有力的感觉，其中总掺杂着同情。那些我们所敬重的对象，他们越是像我们的牺牲品，我们就越爱他。有些男人对女人的怜悯超越了可以预料的极限。因为敏感，他们把女人放在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在人世绝无仅有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地方。他们朝她周围的空气怒吼，朝自然规律怒吼，还朝她出生前的几千年怒吼。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足够的文化修养，让他怀疑巫婆最后的话是诺夫戈罗德编年史或者伊帕契耶夫编年史开头的部分，但已完全失真了，成了一部伪书。整整几个世纪以来，骗子和讲故事的人们任意歪曲了它们，还一代代地口口相传。它们老早就被搞得颠三倒四，又被抄录的人胡乱记了下来。

为什么这残暴的传说竟能如此牢牢地抓住他的心？为什么他竟把这种含混不清的胡诌，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当真呢？

仿佛拉拉的左肩被微微掀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铁门里，镶入保险箱一样，利剑一转便打开了她的肩胛骨。于是在她灵魂深处发现了她藏在那里的心灵秘密。她拜访过的陌生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广阔地带，像一圈影片胶带一样一下子全都展现出来了。

噢，他多爱她！她多娇美啊！她美得就像我一直期望的那样，也正像他需要的那样。但她身上哪方面很美呢？能名状吗？能分析出来吗？噢，不，噢，不！她那无与伦比的单纯和流畅的曲线都是造物主从上到下一笔勾勒出来的，就是她绝妙的轮廓，亲手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他，就像刚洗完澡用被单紧紧包裹的婴孩一样。

可他现在在哪儿？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树林，西伯利亚，游击队队员。游击队被包围了，而他同队员们共患难。这是怎样的荒唐事啊，是多么可笑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阵头昏。一切在他眼前浮现。这时预料之中的雪被稀稀拉拉落下的雨点取代了。仿佛一副从这栋房子拉到那栋房子、横跨城市街道上空的巨型标语，在林间空地上，有一个让人崇拜的放大了很多倍的头像，模模糊糊的，从这一头延伸到那一头。头像在哭泣，渐渐密集的雨水亲吻着它，浇灌着它。

“你走吧。”巫婆对阿加菲妞说，“我已经给你的牛念过咒了，它会恢复健康的。向圣母祈祷吧。看吧，全世界最富丽堂皇的宫殿，一本用兽语著成的书。”

8

在密林的西部边界，战斗正在进行。可密林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这场激烈的争斗看上去就像是发生在一个国家遥远的边界线上，而隐藏在密林深处的营地里人数众多，不管多少人从这儿离开上了战场，树林里总是还能剩下大量的人，所以营地永远都没有空闲。

遥远的战场上的枪炮声还传不到营地密林的深处。突然树林里响起了啪啪几声枪响。枪声一声接一声地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一瞬间枪声就变成频繁混乱的射击了。那个被枪声掩盖了的地方就是人们听到枪声并向四下里跑散开来的地方。营地后备队的人们向自己的大车跑去，掀起了一阵慌乱。每个人都把自己带入了准备作战的状态之中。

不一会儿，骚乱平息了。原来是虚惊一场。人们又向开枪射击的地方聚集起来，队伍越来越壮大。站着的人身后不断有新来的人围拢过来。

人群围着一个躺在地上被砍得血肉模糊的人。那人还在残喘着。他的右手和左腿都已被剁掉了。真想象不出，这个倒霉蛋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是怎样慢慢地爬回了营地。砍下来的手和腿血淋淋的，被揉成一团吓人地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写着长长一段话的木板子，在不堪入耳的骂街的话当中穿插着写道，这是对某只红军支队野蛮罪行给予的报复。但那支队伍跟来自林中兄弟的游击队伍没有一点关系。此外，木板子上还补充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在木板子上规定的期限之前迅速向维岑军团的军事代表们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对所有的游击队员采取这样的酷刑。

这个饱受苦难的残废人身上不断地流出鲜血，用已经不太利落的舌头发出微弱的声音，向大家讲述他在维岑将军的后方军事侦查队和讨伐队里所受到的酷刑和折磨。尽管他一刻也不愿停下来，但逐渐失去的知觉还是好几次打断了他。本来他被判处了绞刑，但为了显示仁慈，就砍去手脚来代替死刑，然后把这个被残害得不成样子的人放回营地，为的是吓唬吓唬游击队员。他们把他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前所设警戒线的第一道关卡上，然后扔在地上，命令他自己爬，并不时地在他身后对着天空鸣枪逼他前行。

这个快要死的人微微颤动着嘴皮子。为了弄清楚他含混不清的咿呀声，周围的人弯下腰，把头靠近他嘴边听他说话。他说：

“小心点，弟兄们。他突破防线过来了。”

“阻截队已经出动了。在那会有一场轰轰烈烈地生死决战。我们会挡住的。”

“缺口。缺口。他想突然袭击。我了解。哎哟，我不行啦，弟兄们。你们瞧我，血直往外淌，还咳血。我马就要死了。”

“你躺躺，歇口气。你得安安静静的。别让他说话了，你们这群恶棍。看到了吗，说话对他不好。”

“我身上一块完整的地儿也没有，吸血鬼，狗杂种。他说，说你到底是谁，要不说我就叫你拿你自己的血洗澡。我能怎么办，弟兄们，我告诉他，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内燃机兵。对，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从他们那儿投奔你们来了。”

“你总只说‘他’。那个折磨你的人到底是谁？”

“哎呀，弟兄们，内脏都要出来了。让我稍微缓口气。现在我告诉你们，他就是别克申首领，施特列泽上校，全是维岑的人。你们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知道，城里惨叫一片。他们把人活活煮死，活生生地剥下人皮，抓住领子把你生拉硬拽地拖进无法忍受的黑牢里。你向四周一摸，就知道是囚笼，跟车厢似的。光是囚笼这么个地儿就关了四十多个人，每人只穿一条底裤。不知什么时候笼子打开了，伸进来一只爪子。抓着谁就逮住谁。每个人都脸朝外站着，像待宰的小鸡似的。真的。有的绞死，有的枪毙，还有的被抓去审讯。把你浑身打得稀烂，还要往伤口上撒盐，淋开水。你要是拉屎或是呕吐，就塞进你嘴里，叫你吃掉。至于对待孩子和处理妇女，噢，老天爷啊！”

可怜的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没说完，大吼了一声，然后长长地嘘了口气，便死去了。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情况，摘下帽子，纷纷在胸前画起十字来。

傍晚，整个军营里传遍了另一个消息，比这件惨无人道的事件更令人恐怖。

当时，帕姆菲尔·帕雷赫也在围观死者的人群当中。他亲眼看见了他，听了他的讲述，也读了写在木板上威胁的文字。

他时常为他死后妻儿们的命运感到害怕，这种笼罩在他心头的恐惧之大，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想象中，他的亲人们承受着无尽的拷打折磨，他看到他们的面孔在疼痛中扭曲变形，听到他们的呻吟和求救的叫喊。为了让他们摆脱将要受到的痛苦，也为了减少自己内心的折磨，他在一阵悲伤的疯狂中亲手了结了他们。他用那把为两个女儿和宝贝儿子费烈努什卡削木头玩具的锋利得像剃刀似的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

奇怪的是，完事后他并没有紧接着自杀。他在想什么呢？他的前途将怎样呢？有何打算和意图？他是个显而易见的神经病，是个无药可救的活死人。

当利韦里、医生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正满军营地自由地游荡，把头低垂在胸前，皱着眉头用两只浑浊发黄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四周。呆板游离的笑容以及非人力无法遏制的痛苦神情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没谁来可怜他。所有的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甚至传来建议对他处以私刑的呼声，但没有得到支持。

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出他能做的事了。黎明的时候，他从军营里消失了，他躲避着自己，就像一只染了狂犬病的狗。

9

冬天早已来临。开始了无法忍受的酷寒。在严寒的雾气里，时不时地出现一些零星无法联系的撕扯的声音和影像，它们一会儿静止不动，一会儿又移动开去，最后便消失不见了。太阳此时也不像从地球上看惯了的那一个，好像换成了另外一个，像个挂在树林中的血红的球。树林中充满了琥珀黄像蜂蜜似的浓稠光线，向四周晕染开去，就仿佛在梦中或童话里一样。阳光沿着道路凝滞在空气中，粘在了树枝上。

许多只沿着各个方向行进的套在毡靴里看不见的脚，像一堵墙似的踩在雪地上，每一步都发出怒吼般吱嘎吱嘎的声响。那些戴着长耳风雪帽、穿着短皮袄的一个个人形身影，孤单地在空气中移动，仿佛在围绕着发光的星球旋转。

相识的人们不时停下脚步相互交谈。他们把脸靠在一起，面孔就像刚洗过蒸汽浴似的，变得红扑扑的，脸上的胡须也被雪冰冻住了。黏稠的一团团雾气从他们嘴里喷出，像一朵朵云彩似的连成一大片，同他们仿佛被霜冻了的、简短的话相比，有些不相称。

在小径上利韦里同医生撞见了。

“啊，是您吗？好久不见了！晚上请您去我窑洞，就睡我那儿吧。咱们像从前一样好好聊聊。我还有消息要告诉您。”

“送信的回来啦？有瓦雷金诺的消息吗？”

“你们家的人和我们家的人一点动静也没有，信使的报告里只字未提。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得出了令人安心的结论：他们都及时逃脱了，没有危险。不然报告中准会有些只言片语的。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谈其他的事儿吧。就这样，我会等您的。”

在窑洞里，医生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疑问：

“请您告诉我，您听说我的家人的什么消息了吗？”

“您真是鼠目寸光，就知道鼻尖前面的事。很显然，我们的家人都在活着，没有危险。不过，问题不在他们身上。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不要来点儿肉？冻牛犊肉。”

“不，谢谢。别扯远了，扣紧话题。”

“随便您吧。我可要吃啦。营房里有人得了坏血病。人们都不记得面包和青菜是个什么东西了。真该在逃难的妇女们还在这里的时候，就组织人们去采集胡桃和浆果。我跟您说，我们所处的情况简直好极了。我以前预言的情况，现在都实现了。冰已经破了，形势开始好转。高尔察克正全线撤退。这是自发的全面溃败。我说的您听懂了吗？可您却还垂头丧气的。”

“我什么时候垂头丧气了？”

“经常都是。维岑逼近我们的时候更是如此。”

医生回想起在不久前的秋天枪毙了的叛乱者，想到帕雷赫砍死孩子和妻子，无休止的杀戮，把人打得血肉横飞。白军和红军比赛看谁更残酷，他们轮流相互报复着，而且越来越激烈，残忍翻了几番。见多了鲜血，他恶心得不行，感觉鲜血涌进他喉咙，冲上了头，连眼睛里都浸满了血。这哪里是垂头丧气？完全是另一码事儿。可怎样才能对利韦里解释清楚呢？

窑洞里飘散着一股煤炭的芬芳。这股味道直往天上冲，鼻子和喉咙被刺激得痒痒的。劈成小块的木头燃烧着，插在三脚铁炉上，将窑洞照得透亮。当一段木头烧完后，烧焦的炭灰便落进下面盛着水的盆里，利韦里便在点燃插上一段。

“您看，我烧的是什么？油都用完了。劈柴都干透了，一会儿就烧完了。是啊，营区发现了坏血病。您真要这样坚决拒绝牛犊肉吗？医生，您怎么看这个坏血病？要不要召开队部会议，给领导普及一下白血病知识，把情况说明一下，讨论一下用什么方法同它进行斗争？”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折磨我了。关于我家人的情况，您都知道些什么呀？”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关于他们的确切消息是一丁点儿也没有。我有一些关于最近形势的军事情报，我还没说完呢。内战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沿着铁路线向东追击，想把他们赶进海里。另一部分红军正迅速赶来同我们会合，好集中力量共同消灭他们人数众多的分散各地的后勤部队。俄国南部已经把白军肃清了。您怎么不高兴呢？你觉得这还太少吗？”

“不，我很高兴。但我的家人们在哪里呀？”

“只要他们不在瓦雷金诺，就是走大运了。尽管在夏天听说了卡缅诺德沃尔斯基讲的那些话，同我估计的一样，没得到证实。您还记得那个愚蠢的传说吗？说某个神秘部族入侵了瓦雷金诺。镇子现在完全荒废了。看得出来，那里还是来过什么人，所幸的是，咱们的家人提前撤出了那里。我们可以确信他们已经得救了。据我的侦察员们报告，情况就是这样，留下的少数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可尤里亚金呢？那边怎么样？谁控制着那儿？”

“这说法与事实毫不相符，无疑是个错误。”

“怎么说的？”

“在那里好像还有白军。这完全就是谬论，明显是不可能的。我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现在就告诉你。”

利韦里又往三脚铁炉里插了一段新的劈柴，把一张卷着的揉得都快烂了的地图拿出来，展开需要看的部分，其余的部分还是卷在一起。他手里握着一枝铅笔，满地图地指着对他说了起来：

“您看。这些地区的所有白军都被击退了。这儿，这儿，和这儿整个圆圈里。您在注意看吗？”

“是的。”

“他们不可能还留在尤里亚金。否则，在交通线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包围圈。不管他们的将军多么无能，也不可能不明白的。您穿上皮袄啦？您去哪儿呀？”

“请原谅，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屋里黄花烟和烧木炭的味道太呛人了。我不太舒服，到外面透透气。”

医生走出窑洞，用手套掸掉门口顺着摆成的供人休息的粗木墩子上的积雪，他弯腰坐下，两只手托着脑袋，沉思起来。冬天的密林，树林里的营地，在游击队里度过的十八个月，好像都不存在了。他忘记了所有。他脑袋里想着的只有自己的亲人。他编造的有关他们的推测一个比一个可怕。

他幻想着，在刮着暴风雪的田野上，冬妮娅抱着舒罗奇卡行走着。她用被子裹着孩子，双脚陷入雪中，她费劲力气从雪里把双脚拔出来。可暴风雪吹着她滑向一边，风把她吹倒了，但她立马又爬起来，双腿发软无力，却还要苦苦支撑。噢，他总是忘记，忘记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小的那一个需要她喂奶。她两只手都被占着，就像契里姆卡的难民一样，他们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紧张，最后都丧失了理智。

她两只手都抱着孩子，可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她。舒罗奇卡的爸爸不知去向。他在远方，总是离得很远，他们一辈子都天各一方。这是爸爸吗，当真存在这样真实的爸爸吗？而她自己的爸爸又在哪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噢，最好不要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想，最好也不去琢磨。

医生从木墩上站起身来，打算回到窑洞里去。突然，他转了个念头，决定不再回利韦里那儿去了。

雪橇、装着面包干的袋子和所有逃跑所需的储备，他早就准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藏在了营地警戒线外的雪地里，埋在一棵大冷杉下面，并在树上砍了一个特殊记号。他沿着雪堆中央被人踏出的小路朝着那个方向走去。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月在天空中照耀着大地。医生知道在那儿安置着夜间岗哨，成功地避开了他们。但当他走到长着一颗被冰封的花楸树的林中空地上时，一个哨兵从远处向他吆喝了一声，直挺挺地踩在滑雪板上，飞快地向他滑了过来。

“站住！我要开枪啦！什么人？快说。”

“你怎么了，老弟，傻啦？自己人。你看不出来啊？你们的医生日瓦戈。”

“请原谅。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不过就算是日瓦戈，你要继续往前我也不放。咱们还得公事公办。”

“哎，那好吧。口令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赶走武装干涉者’。”

“那就没别的说的了。您爱上哪儿就去吧，随您的便。但这大半夜的，您出来游荡个啥？有病人吗？”

“睡不着，渴得忍不住了。想散散步，吃两口雪。看见花楸树上冰冻的浆果，想过去摘几个嚼一嚼。”

“冬天摘浆果，这可真是老爷们的愚蠢念头。三年了，我们一直想肃清这些愚蠢的念头，可就是清不干净。没一点儿觉悟。去摘你的浆果吧，真是精神有问题。我有什么好心疼的？”

哨兵使尽全力滑走了，踏在吱吱响的长滑雪板滑到了一边，而且越滑越快，在没有人迹的雪地上渐渐远去，最后滑到了贫瘠得像稀疏头发似的光秃秃的冬季灌木丛后面。医生沿着雪中小径，来到了刚才提到过的花楸树前。

它一半埋在雪里，一半是结了冰的树叶和浆果，两枝被白雪裹住的树枝向前伸着迎接着他。他想起拉拉那两条滚圆丰满的洁白胳膊，便不由得抓住树枝，把树干拉向自己。花楸树动了动，仿佛在有意回应着他，把他从头到脚都撒了一身雪。他低声嘟囔着，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就连自己也完全不记得了：

“我就要见到你了，我的美人，我的花楸树公爵夫人，亲爱的心肝宝贝儿。”

夜晚很晴朗。月亮照着大地。他进入密林，走向那棵令他朝夕思慕的冷杉，挖出他埋藏的东西，从游击队营地离开了。

第十三章　带雕像房子的对面

1

沿着通往小斯帕斯卡亚街和诺沃斯瓦洛奇内巷的小丘下来就是商人大街。城市较高地区的房屋和教堂，向下俯瞰着这条街。

在街角处耸立着一座深灰色的带雕像的房子。在倾斜的基座上有一块已经发黑的巨大石板，在这张四角形石板上，张贴者新近的政府编号报纸、政府法令和决议。一小撮过路的人已经在人行道上站了好半天，默默无语地看着。

冰雪刚刚融化不久，天气很干燥。现在又降了温，寒冷明显加剧了。不久前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可现在这个时间天已经完全亮了。冬天过去不久。阳光普照，将空地填得满满的，阳光被傍晚拖住了，久久没有离去。阳光叫人焦急不安，它使人们向往着远方，它恐吓他们，让他们惴惴不安。

不久前白军从城市撤出来，城市便转入红军手中。枪声、流血和战时的忧虑都过去了。但人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就像冬天离去、春日变长一样。

天气一天天延长，街上的行人们便在延长的光线下，阅读着墙上的通知。通知上写道：

居民须知：凡本市有可靠证据证明的合格居民可到尤里亚金苏维埃粮食局去办理工作证，每张须缴纳五十卢布。领取地点：十月革命街，即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凡无工作证或误填甚至伪造工作证的人，将完全依据战时法令严惩不贷。工作证的使用说明详见于本年度的尤里亚金执委会第八十六号（1013）通知，该通知张贴在尤里亚金苏维埃粮食局一百三十七室中。

另一张布告说，本市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只是被资产阶级私藏起来了，目的在于破坏粮食分配制，以制造粮食问题上的混乱。通知的结尾这样写道：

囤积和藏匿粮食储备的人一旦被揭发就地处决。

第三张公告上写道：

为了正确处理粮食问题，凡不属于剥削阶级分子者，均可参加消费者公社。详情可到尤里亚金粮食局查询，地点：十月革命街，即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另外一张是警告军人的：

凡未上缴武器和违背新制度许可持武器者按严刑实行追捕。持枪许可证可到尤里亚金革委会申请换取，地点：十月革命街，六号，六十三室。

2

向着看布告的人群走近了一个瘦弱不堪的人，他因为长时间没洗过澡而显得皮肤黝黑，模样像野人一般。他肩上挎着一个背囊，手里拄着根木棍。他长长的头发里不见一丝银发，可深褐色的大胡子已经开始变白了。这人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他的皮袄多半是在路上就被人抢走了，或者就是他自己拿去卖掉换了食物。他只穿了一件同别人换来的不太合身的破短袖上衣。

他的背囊里只剩下一小块没吃完的面包，这是他从一个城市附近的村子经过时，村民们施舍给他的，此外，还有一小块黄油。他大约在一个钟头以前就从铁路那边走进了城，但从城门口的哨卡到这条十字路口竟然花了他一个小时，因为这几天他不停地赶路，已经走得筋疲力尽、虚弱不堪了。他时常停下脚步，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他差一点儿就倒在了地上，他多么想亲吻这座城市的石头街道啊，他本来已经不指望再见到的这座城市了，但他现在就在这里看着它，他内心激动异常，仿佛看见了自己的亲人。

他长途跋涉，有一半的路程他都是沿着铁路线在走。这条铁路已经完全废置了，所有的设施掩埋在大雪里。他经过停靠在铁路上的白军的车厢，其中有客车也有货车，整列整列地埋在雪地上，这都是高尔察克全面战败和燃料耗尽的结果。这些列车停留在铁路上，永远不能开动了，它们被大雪永远埋葬，并向前伸延了数十俄里，它们成为沿途抢劫的武装土匪的据点，成为了当时被迫流浪并躲藏起来的刑事犯和政治难民的栖身之地，但这里更像是一个大坟墓，无数烈士和死于严寒与斑疹伤寒的人被掩埋在这里。铁路沿线伤寒肆虐，附近一个个村子都被这病给毁掉了。

这些都应证了那句古话：人对人，似豺狼。赶路的人们一相望，就立马躲到一边；迎面碰到就打个你死我活，以免被对方杀死。甚至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不复存在了。兽性横空出世。人们又重新做起史前穴居时代的梦。

几个孤单的身影不时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面的远处出现，他们有时悄悄躲在一旁，有时惊恐地穿过小路。遇到这些人，医生总是设法绕开，这些人的身影对医生来说都很熟悉，像是曾经在哪儿见过。他甚至觉得，他们仿佛也都是从游击队营地里逃出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都是他的错觉，但是有一次他的眼睛没有看错。一个少年从被雪埋住的国际列车卧车车厢里爬出来，撒完尿又回到雪堆里。这人就是林中兄弟之一的捷连秀·加卢津，在行刑中他没有伤及要害，只是昏迷，可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在地上躺了很久，醒来后，便爬着离开了行刑地。他躲进了树林，身体复原后，在另外一个名字的掩护下，偷偷回到了圣十字镇，回到了自己家里，为了避人眼目，他一路上都躲在被雪填平的火车里。

这种种的景象都给人带来一种来自冥间的超验印象。它们仿佛是一小部分未知的存在，从另一个星球上被阴差阳错地带到了地球上。而只要自然仍然忠于历史，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就跟现代画家所表现的一样了。

静谧的冬天黄昏降临了，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浅灰和深红。在明亮的霞光的照耀下，白桦树乌黑的树顶被勾勒出来，就如同古代文字般清秀纤细。黑色的溪流结了一层轻盈的薄冰，在弥漫的灰雾中从横卧着的雪白山间奔腾而过，山下便是被深色的河水浸透的皑皑白雪。这便是尤里亚金的黄昏，灰得晶莹的寒冷黄昏，如同柳絮般轻柔却富有怜悯心的黄昏。再过一两个小时，这黄昏便要降临到尤里亚金带雕像房子的对面了。

医生已经走到房子那面张贴着政府布告的石墙跟前，本想看看国家发布的通告，但他不时地向对面投去凝视的目光，视线最后落在对门那幢房子第二层楼的几扇窗子上。这几扇朝向大街的窗户曾经用白灰粉刷过。坐落在其中的两间屋子里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原先主人的家具。尽管寒冷在窗台下缘蒙上了薄薄一层晶莹的冰，但窗户仍然是透明的，白灰也被刷掉了。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是不是房主又回来了？或者拉拉搬走了，这儿又有了其他房客，现在里面全都变了样？

因为不明就里，医生很紧张。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于是穿过大街，从大门走进封闭的过道，登上了那熟悉的、在他心里异常珍贵的正门楼梯。还在林中营地的时候，他就时常回想起这个生铁阶梯上的方格花纹，甚至连上面的涡纹都记忆犹新。在楼上的某个转弯处，穿过脚下的镂空的方格可以看到楼梯底下打翻在地的破桶、洗澡盆和破损了的椅子。一切都是原先的模样，什么都没有改变。医生几乎要对楼梯表达感谢了，因为他忠实地保存了过去的景象。

以前门上有个门铃，不过还在医生被游击队俘虏之前，它就坏掉了。他想敲门，但发现门被一把新锁锁着，这是一把笨重的挂锁，被胡乱地挂在镶在旧式橡木门上的铁环里。门上有的地方的漆还艳丽如新，但有的地方已经脱落了。在从前，这种随意的糟蹋是不允许的。门上安的都是镶入式的锁，可以把门关得很严，要是门锁坏了，就得请钳工才能修理得了。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也说明总的进展比先前更糟糕。

医生确信，拉拉和卡坚卡没有在家，也许她们也不在尤里亚金，甚至她们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做好了接受最可怕结果的准备。为了使自己不后悔，他还是决定去摸一摸那个他和卡坚卡都很害怕的墙洞。他抬起脚往墙上踢了几脚，免得摸到窟窿里的耗子。他并没有期望在这个他们过去约定的地方里摸到什么。墙洞里堵了一块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砖块，把手伸进深窟窿里。噢，真是奇迹！他摸到了一把钥匙和一张便条。这是一张很长的便条，写满了一整张大纸。医生走到楼梯平台上的窗口跟前。太神奇了，这便条是写给他的，简直难以置信！他立刻快速地读了起来：

上帝啊，太幸运了！听说你还活着，并且回来过。有人在城郊看见了你，就跑来告诉了我。我估计你第一件事一定是赶去瓦雷金诺，便带着卡坚卡启程去了那儿找你。尽管如此我还是把钥匙放在以前的地方。一定等着我，哪儿也别去。对啦，你还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公寓前面的那一排的房间里，就是朝向大街的房间。不过，你自己也能猜到。房子荒废了，显得更加空荡了，我不得不卖掉房主的一些家具。我给你留了一点吃的，主要是炖土豆。记得用熨斗或别的什么重东西学我那样把锅盖压好，以防老鼠。我高兴得都快发疯了。

便条正面到这里就结束了。医生没注意到纸的另一面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他把摊在手掌上的便条举到唇边，然后看也没看就叠了起来，连同钥匙一起揣进口袋里。刺痛心扉的悲伤同若狂的欣喜融合在一起向他扑面而来。既然她去了瓦雷金诺，并且一点儿也不犹豫，可见他的家已经不在那里了。此刻他除了忧虑，他更为自己的亲人感到痛心，因为他们至今还生死未卜。这种痛苦简直难以忍受。她为什么对他们只字未提，也没说他们在哪儿？好像世上根本没有过他们一样。

他没有闲工夫去考虑了。外面开始暗下来。要趁天亮前再做一些事情。当务之急是去看看挂在街上的法令。时间可不开玩笑。很可能因为无知而触犯了某项行政命令，从而赔上性命。于是他没打开房门，也没把背包从压得酸痛的肩膀上放下，他下了楼来到街上，向着贴着各式各样的印刷品的石墙跟前走去。

3

这些印刷品里包含有报刊文章、审判记录、会议演说纪要和法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马观花似的看了一下标题。《关于对有产阶级征用与抽税的条例》、《工人的监督作用》、《关于建立工厂委员会》这些法令都是刚进城的新政权颁布的，好以此来代替先前的秩序。公告向居民提醒着他们在白军统治期间可能已经忘了的准则，并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看着这些千篇一律的公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眩晕了起来。这些标题都是哪一年的？是第一次革命时期，还是以后的几个时期？又或者是紧接着的几次白军暴动的间隙时期？这是什么时候的指示？去年还是前年？他生平只有一次毫无保留地赞美过这种独断专行的言辞和率直坦白的思想。难道就因为那一次不经意的赞许而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就只能听听这些越来越不合实际，且又难于理解并无法实践的狂妄呐喊和要求吗？一辈子就再也听不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了吗？难道就因为一时过分敏感，他便要终身为奴吗？

不知从何处摘录的一段报告映入他的眼帘。他读道：

有关饥饿的报道表明地方组织极端失职。滥用职权的事件随处可见，骇人听闻的投机倒把活动极为猖獗，可当地工会委员会，以及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都采取了何种措施？如果我们不对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地区和拉兹维利耶至雷巴尔克地区的商店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搜查，如果我们不采取严酷的恐怖手段直至将投机倒把分子就地枪决，我们便无法摆脱饥饿。

“多么令人向往的迷惘啊！”医生想。“如果自然界里早就不生产粮食的话，那还谈什么面包？如果他们早已被先前的法令消灭了的话，那又哪儿来的有产阶级，哪儿来的投机倒把分子这样的概念呢？如果它们已经不再存在了的话，那又哪儿来的农民，哪儿来的农村呢？他们难道忘记了自己早先的规定和措施早已被彻底摧毁了吗？还有谁能用经久不衰的热情来面对早已不复存在的话题说着如此的胡言呓语，而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医生又是一阵头晕目眩，他失去了知觉，毫无意识地晕倒在人行道上。等他回过神来，已经被人从地上搀起来，并准备送他去要去的地方。他谢绝了别人的好意，解释说，他只需穿过大街，因为他就住在对面。

4

他又登上了楼梯，打开通向拉拉房间的门。楼梯口的平台上还很亮，一点也不比他头一次上楼时昏暗。他心怀感激，很欣喜地发现，太阳并没有催促他。

开门时发出的啪的一声引起里面一阵慌乱。没住人的空房间里充斥着牙齿的咯咯声和打翻了铁盒子坠地的丁当声，这些声音迎接着他。老鼠们整个身子跌落在地板上，然后立马四处逃窜。医生因为在这群令人讨厌的东西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而感到很不舒服，大概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

但要想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夜的话，他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自己远离那些老鼠，躲进一间很容易避开它们，并且门能锁的房间，还要用碎玻璃碴、碎铁片堵住所有的老鼠洞。

他从前厅向左拐进一间房间，走进了房间里他很陌生的那部分。穿过房间里一条黑暗的走廊，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向着大街、有两个窗户的明亮房间里。窗户对面便是那座带雕像的发黑的房子。过路的人背对着窗户站在房子贴满了报纸的墙下面阅读着。

房间里洒满了早春黄昏清新的霞光，同窗外的光线是如此的一致，房间好像同街道连在了一起。唯一不同的事，拉拉的卧室，也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现在所在的房间，要比屋外商人街上更冷。

在大约一两个小时之前，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在通往城市的最后一段路途上的时候，他感到虚弱至极，仿佛出现了生病的危险征兆，这让他十分惊慌。

现在，室内外相似的光线让他感到无缘无故的快乐。院子里和住宅里充斥着相同的寒气，将他同傍晚街上的行人、城里的情绪、人世间的生活联结在一起，叫他感到亲近。他不再害怕，也不再认为自己会马上病倒。在周围晕染开来的傍晚的春光，是他那遥远而慷慨的希望得以实现的保证。他坚信一切都会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所有的亲人都能找回来，并能在一起和睦相处，一切都将变得透彻并清楚地表达出来。他等待着同拉拉见面的快乐，这就是第一个保证。

极度的激动和无法抑制的忙碌将他先前的虚弱疲惫一扫而空。这种振奋跟先前的虚弱比起来，更像是即将发病的准确征兆。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再也坐不住了，他又想找到什么理由好到街上去。

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他想先把头发剪短，并刮刮脸。带着这样邋遢的容貌，他在城市里穿梭着，不断地往先前理发店的玻璃橱窗里望。几家理发店里空荡荡的，还有几家因为别的需要而改成了其他的店，另外几家仍然经营着理发生意的店上了锁。根本找不到理发刮胡子的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没有刮胡刀，要是能在拉拉屋里找到一把剪刀，也许还能勉强救救他的急。但他匆忙地翻遍了拉拉整个梳妆台，一把剪刀也没找到。

他想起小斯帕斯卡亚街上有一家裁缝店。他想，如果裁缝店还存在并且到现在还在营业，如果他能来得及在店面关门之前走过去的话，便能向某位裁缝借把剪刀用一用。于是他又上街去了。

5

他并没有记错。裁缝店还在老地方，裁缝们也都在做工营业。裁缝店总共一间门面，在门面与人行道平行的地方，有一扇朝向大街的玻璃窗，几乎和墙一样宽大。从窗口可以一直看到店铺里立在对面的墙。女裁缝们便在街上行人的眼皮底下干活。

铺子里拥挤得可怕。除了真正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一些人也在工作，大概是业余缝纫爱好者，这些尤里亚金上年纪的太太们到这儿来都是为了领取工作证，就是带雕像的房子墙上张贴的法令里提到过的工作证。

她们的动作叫人一下子就能把她们同真正的裁缝那敏捷的动作区分开来。裁缝店里做的都是清一色的军服、棉裤和棉上衣，还缝制那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游击队的营地里见过的各种毛色的狗皮袄。业余缝纫爱好者们笨手笨脚地把衣边折起来向下塞进去，放在缝纫机的缝针下，她们对制皮货这样的活儿十分生疏，工作几乎无法进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了敲窗户，做了个手势，请里面的人放他进去。但里面的人也同样用手势回应了他，告诉他这里不接受私人订货。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离开，继续做着先前的手势，坚持让她们放他进去并听他说话。她们向他打手势拒绝，告诉他，她们正急着干别的活儿，他没有赶上时候，叫他别妨碍她们，赶快离开。一个女裁缝脸上满是困惑的神情，她气恼了，便把手掌向上弯成小船状，用目光询问他到底需要些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剪东西的动作。但她们没弄明白。她们判定这是一种下流的动作，是在嘲弄她们，跟他们调情。他那身破烂的行头和古怪的行为，使人产生一种他不是病人便是疯子的印象。女裁缝们咯咯地窃笑着，相互看了看，便朝他挥手叫他赶快离开橱窗。终于，他想到应该去后门，便去找通往后院的路，最后他来到裁缝店的后门前，便敲了起来。

6

门被一位上了年纪的穿着黑大衣、脸色乌黑的女裁缝打开了，她看上去十分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老是纠缠不休！真该惩罚惩罚你。唉，快说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还忙着呢。”

“我只想借一下剪刀，请您别见怪。我就在你们这儿把胡子剪掉，剪完就还您。我先谢谢您啦。”

女裁缝的眼里显现出多疑而又惊讶的神情。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是不是有问题。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刚进城，头发长得太长，满脸都是胡须。我想理个发，可连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我想自己理发也可以，可我连剪刀也没有。就请您借我一把吧。”

“好吧。我给您剪。但您得注意。如果您脑袋里有其他什么鬼主意，想耍什么花招，因为犯了什么政治错误而易容想躲起来，那就对不住了，我会告发您的。我们可不想因为您送命，也不想抱怨紧接着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现在都不是时候。”

“得了吧！您就别瞎操心啦。”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了店，把他带到了一个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偏房里。过了一会儿，他就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了椅子上，脖子上紧紧地缠了一块白罩单，罩单边被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拿工具，只一会儿工夫就拿着把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电动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她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什么都准备好了，于是解释道：“我这辈子什么都干过。我曾经是个理发师，在上次战争期间当护士的时候，就学会了剪头发和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彻底刮干净。”

“请把头发剪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得什么都不懂。现在日子已经不按星期计算了，而是按旬来计算。今天是十七号，在逢七的时候，理发店要歇业。您好像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假装呢？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从很远的地方来，不是本地人。”

“你安静点，别动啦。一动就会割伤的。这么说您是外来人啦？坐什么车来的？”

“两条腿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部分走的公路，剩下的是沿铁路线走的。火车呀，那些火车都埋在地底下了！什么样的都有，有豪华列车，还有特快的。”

“这儿还有一撮。这儿再剪一点儿，好啦。是急着来办家务事的？”

“哪顾得上家务事啊！是为了办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到处出差去视察。鬼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后来被困在了东西伯利亚，怎么也回不来。火车什么的也没有。只好用脚走，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走了一个半月。一路上看到的事，一辈子也说不完。”

“您也不需要讲。我教您怎么办吧。现在先等等。镜子给您。从白罩单底下把手伸出来，接住啊。好好欣赏一下自己。喂，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不够多。还可以再剪短点。”

“那样就整不出发型了。我对您说，现在什么都不用讲。最好对什么都不评论。像信用合作社啦、埋在雪底下的火车啦、外埠视察员这些话，您最好都忘了吧。您会因为这些话遭遇不幸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您最好说您是医生或是教师。胡子剪得差不多了，再刮一下就干净了。抹点肥皂，再刷刷一刮，准能年轻个十岁。我去取点开水，再烧一点。”

当她离开的时候，医生想着：“这女人是谁呀？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们之间会有亲密的接触，我得了解了解她。好像见过或者听说过她，她感觉就像一个什么人。真是遇见鬼了，想不起是谁了？”

女裁缝回来了。

“现在咱们来刮脸吧。对啦，最好在任何时候都不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俗话说：语言是银，沉默是金。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提都不要提。最好给自己杜撰个诸如医生或教师之类的职业。把您看到过的都牢牢栓在心里。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刮得不难受吧？”

“有点疼。”

“刀有点钝，可能会刮破，我也知道。忍耐一下下，亲爱的。这也没有办法啊。胡子太长了，又很粗糙，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稀奇古怪的事儿吓唬不了谁了。人人都见过世面。我们同样吃了不少苦头。那帮强盗还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没有干过！抢劫、杀人、绑架、追捕。比如，有个小官僚，是伊斯兰教徒，您知道吧，对一位中尉看不顺眼。他派遣士兵让他们埋伏在城郊附近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没收了他的武器，把他押送到拉兹维利耶去了。而拉兹维利耶那时就如同现在我们这儿的省肃反委员会，都是刑场。您干吗又在动脑袋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但也只好如此了。得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太硬了，就跟猪鬃似的。去那种地方。妻子简直就像发了狂，就是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喊着丈夫的名字就直接跑去找最高长官。话虽这么说，直接去找谁会放她进去。得托人情去找。隔壁那条街有个女人，是个人物，知道见最高长官的门路，总是替所有人说话。那个长官特别人道，有求必应，没有人比得上他。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但当时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完全就像发生在西班牙小说里似的。”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测道，但为了谨慎起见他没作声，也没详细追问。“当她说‘就像发生在西班牙小说里似的’的时候，又让医生觉得她非常像一个人。因为那个人也喜欢无缘无故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现在的情况当然完全不一样了。不错，现在侦察、告密、枪决也是多得不得了。不过在观念上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执政不久，还没入门。其次，不管怎么说，他们只是单纯地为百姓着想，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有力量。我们家，算上我一共是姐妹四人，都是劳动人民。自然而然，我们是倾向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政治犯，后来她死了。她丈夫是当地一家工厂里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外甥，是我们这农民起义者的首长，可以说，他也算是个名人啦。”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她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众人议论纷纭的焦点，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子，做过理发师、裁缝、女扳道员，是这里众人皆知的一把好手。可我还是不做声的好，免得让她认出我来。”

“我外甥从小就喜欢和人民打成一片。在父亲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在瓦雷金诺的维斯亚托戈尔勇士工厂里长大的。您也许听说过吧？哎呀，瞧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个没长记性的蠢女人。半个下巴刮得光溜溜的，另一半还没刮。光顾着聊天了。您怎么也不看看，怎么不阻止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把水加热，都变凉了。”

等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

“瓦雷金诺不是一个受神庇佑的偏僻地方，不是个全是难以穿行的密林，任何动荡都波及不到的地方吗？”

“平安无事，那就得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地带大概比咱们这儿更惨。一伙不知是属于哪一边的土匪从瓦雷金诺经过。听口音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们把每家每户的人都赶到街上，统统枪毙了。杀完了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那些尸体躺在雪地上，现在都没人去收拾。这都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一直得瑟呀？我差点用剃刀割伤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也住在瓦雷金诺。他也没有幸免于难吗？”

“不，怎么会呢，上帝很慈悲。他同他妻子及时从那儿离开了。那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他们现在在哪儿，没有人知道，但他们确实是安全的。还来了一家人，从莫斯科来的，他们走得更早。他们家的年轻男人，是个医生，是家里的顶梁柱，但是失踪了，不知去向。可失踪是什么意思呀？失踪也就这么一说，为了不让家里人伤心而已。实际上大家都认为，他死了，被打死了。一直都在找，找来找去都没找到。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被召回莫斯科去了。他是个教授，搞农业的。我听说，正是从政府接到的召唤。他们就是在白军第二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的这儿。您又开始得瑟啦，亲爱的同志。要是像这样在剃须刀底下坐立不安，还抽搐的话，很容易被割伤的。您这个顾客可真难伺候呀！”

“也就是说他们在莫斯科啦！”

7

“在莫斯科了！在莫斯科了！”他第三次爬上生铁楼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在心里响起这样的回响。他走进空房间，迎接他的仍然是老鼠们的上蹿下跳和四处逃散。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即便是累到极点，只要同这群讨厌的东西在一起，他就一分钟也别想合眼。要想过夜的话，首先就要把老鼠洞堵住。所幸的是卧室里的老鼠洞要比别的房间少得多，因为其他房间地板和墙根都很残破。得赶紧干，马上就要入夜了。在厨房的桌上有一盏装了一半油的灯正等着他，大概是从墙上取下来的，似乎在专门迎接他的到来。在离油灯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没有合上的火柴盒，里面放着几根火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一共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省着不用的好。卧室里还发现了一个供夜里使用的油盏，带着灯芯，还有一些垫底的灯油，但几乎已经见了底，大概是被老鼠喝光了。

几个地方的护墙板边缘已经从地板上脱落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裂缝里平着塞进几层玻璃碎片，尖头朝里。卧室的门很严实地合在门槛上。门关得很紧密，一锁上，便把这间堵上所有老鼠洞的房间封闭了，隔断了同其他房间的联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本来就不多的洞给堵好了。

卧室里有一个镶着瓷砖的壁炉，檐板几乎抵到了天花板上，把墙角都挤斜了。厨房里储存着十来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决定把拉拉的劈柴征用两捆。他跪下一条腿，开始把柴火往左手里堆，他把劈柴都抱进了卧室，整齐地堆放在炉子旁边，又看了看炉子的构造，迅速检查了一下，弄清楚了它是怎么个状况。他想把房间的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把拧紧的纸卷成塞子把门抵住，好把门关牢，然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紧不慢地点起炉子来。

在往炉子里堆劈柴的时候，他看到一根被劈成两半的方原木切口上有一个标记。带着莫大的惊喜他认出了这个标记。这是一个老式商标，两个印在木头上的开头字母“К”和“Д”表明了它们是从哪座仓库搬来的。克吕格尔在世时，工厂就在剩下来准备当作原料出售的木材两端印上这两个字母的商标，然后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诺来。

拉拉家存有这种种类的劈柴，证明了她认识萨姆杰维亚托夫，并且受到萨姆杰维亚托夫的关照，他照顾拉拉就跟曾经向医生一家提供日常所有需要是一样的。这个发现像一把钢刀扎进医生心里。先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帮助了他，使他时常感到苦恼。现在，在这种因接受帮助而产生的窘迫中又掺入了别样的感觉。

安菲姆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这般关照，未必只因为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放荡不羁的姿态，又想到了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浮。他们之间不可能什么也没有。

炉子里干燥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已经猛烈地燃烧起来了，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起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把这看成是一种嫉妒，是失去了理智的无力猜测，但火势越来越大，他已经把这当成事实了。

他的心早已遍体鳞伤了，一个痛苦取代了另一个痛苦。这些怀疑在他心头，一直无法驱散。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力，思绪不停地从一件事跳到了另一件事上。对亲人的思念袭上他的心头，他暂时停止了心中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啊，我的亲人们啊？”他觉得通采娃已经向他证实了他们顺利抵达了莫斯科。“也就是说，在没有我的照料下，你们又进行了一次漫漫的征程？你们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这次被召唤又是因为什么啊？难道是学院邀请他回去重新从事他的教育事业？家里情况如何？房子还好吧？得了吧，这房子还不知道是否还在。噢，这是怎样的艰难与痛苦啊，我的上帝！噢，别想了，别想了！脑子简直凌乱不堪！冬妮娅，我这是怎么啦？我一定是生病了。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啊？冬妮娅，托汉奇卡，冬妮娅，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你们将会怎么样？上帝还有那不落的光辉为什么要将我抛弃？为什么要把你们永远带走？为什么我们总是天各一方？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再相遇，再团聚，对不对？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我就是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一定会重逢。一切都会进行得很顺利，对不对？”

“我是个坏人，可世界怎么还将我容纳，我把一切都忘记了，忘记了冬妮娅该生孩子，她已经生了吗？不记得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忘记了。她分娩得还顺利吗？她是怎样把孩子生下来的？回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在尤里亚金停留过，当然，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就连那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裁缝兼理发师这样的局外人，都能熟悉他们的命运，而拉拉却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未提。怎么能有这样的便条呢？如此的奇怪、冷漠和不周到啊！就像她对同萨姆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保持沉默一样令人费解。”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另一副挑剔的目光在卧室的墙壁上打量了一番。他知道周围摆着的和挂在墙上的东西，全都不是拉拉自己的，而且这里的家具陈设都是那个不为人知的神秘主人布置的，根本不能体现拉拉的品味。但不管怎么说，墙上挂着一些放大了的男人和女人的相片，在这些相片的注视下，他突然感到很不自在。粗劣的家具让他感觉到一阵敌对的情绪。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外人。

他真是个傻瓜，曾经无数次回想起这幢房子，想念它，他走进这间房间，仿佛走进的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走进了对拉拉的牵挂。在旁人看来，这种感情是多么可笑。那些坚强的人，如同萨姆杰维亚托夫那样讲究实际的美男子们，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达自己吗？为什么拉拉宁肯喜欢上他这样优柔寡断而又阴郁的人呢？为什么还会崇拜他那些不可实现的话呢？是她需要沉迷其中吗？她自己是真正愿意为了他而成为他眼中的那个人吗？

正如他刚刚表达的那样，对他来说她又是什么人呢？噢，对于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做出回答。

院子里迎来了春日的黄昏。空气中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远处孩子们嬉戏的嘈杂声，像是要证明整片大地都充满生机。而那远方的俄罗斯，他无与伦比、名声赫赫的母亲，受难者，执拗的女人，疯狂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怒无常，但又被人盲目崇拜，她带着永远无法预测的庄严壮丽但却致命的毁灭性！噢，生存是何等的甜蜜啊！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是何等的甜蜜啊！噢，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存在本身说句“谢谢”呀！多么想当着它们的面这样说呀！

这就是拉拉。同生活和存在无法交谈，她就来将它们代表，她是它们的体现，是它们的嘴巴与耳朵，是她给了沉默不语的生存原则生命的源泉。

他在怀疑的时候对她的所有诽谤都是不对的，一千个不对！她身上的一切，是多么完美无瑕而又无可指责啊！

喜悦和悔恨的眼泪，将他的视线模糊了。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弄了一下火苗。他把一部分烧得通红的柴火推到炉子里面，没烧着的木块拨到炉门口更通风的位置。他好久都没关上炉门。他坐在炉子面前享受着火光照射在他脸上和手臂上的温暖。熊熊火焰在微微跳动，使他终于清醒过来。噢，他多么需要她啊，这一瞬间，他是如此的渴望她，渴望她触碰过的一切！

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张她留下的已经压皱的便条。他翻到便条的背面，这一面他前面并没有看，这时他才注意到便条的背面也写满了字。他把揉皱的便条铺平，借着炉中燃烧着的跳跃火光读道：

“你已经听说你家人们的消息了吧。他们在莫斯科。冬妮娅生了个女儿。”下面紧跟着的几行被划掉了。然后继续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不合适了。我们面对面地谈个够。我很急，要跑去找匹马。如果没弄到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的字迹已经磨烂了，无法辨认。

“马是她跑去向安菲姆借的，她既然已经走了，说明应该借到了吧。”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思索着。“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是完全清白的话，她也就不会提起这件小事了。”

8

等炉火烧起来后，医生关上烟道，匆匆忙忙扒了几口饭。饭后他已经支撑不住瞌睡的猛烈攻击了。他倒在沙发上，还没脱衣服便进入了深深地梦乡。他没听见门后和隔壁墙上老鼠那震耳欲聋又肆无忌惮的嘈杂声。他一个接着一个一连做了两个噩梦。

梦里是在莫斯科，他站在一间玻璃门被锁上的房间里，为了证实是否被锁上，他还紧紧地抓住门把手使劲往里拉了几下。门外他那穿着儿童大衣，水手裤，戴着一顶小紧帽的儿子舒罗奇卡敲着门，哭喊着要进来，叫人又爱又觉得可怜。那孩子背后冲出一道水柱，好像是从坏了的自来水管或下水道里涌出来的，哗啦哗啦地溅在他的身上和门上。这种爆水管的事在当时时有发生，或者，也许在这道门外，当真阻挡着一条几个世纪以来汇集在荒野的山区峡谷中的浑浊又冰冷的山洪，此时它正奔腾着直流而下。山崩和从高处落下的流水发出的轰鸣声，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小男孩的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听不见了。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出了他的口型，他正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碎了。他恨不得一把将小孩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看也不往后看一眼就往前跑。

然而，他却泪流满面，牢牢地拉住上了锁的门，不让小男孩进来，因为他想在那个不是男孩儿亲生母亲的女人面前，保持住自己虚荣的责任感，并且那个女人随时都可能从房间的另一面走进来，于是选择牺牲小男孩。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浑身都是汗，满脸都是泪水。他立刻想到：“我在发烧。我生病了。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沉重危险而又很不健康的疲劳，像所有严重的传染病那样，是一种正处于潜伏期的疾病。问题就在于，到底是生命还是死亡占了上风。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他在一个冬天阴霾的早晨站在莫斯科一条点着灯的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各种迹象：清早街上热闹的景象，第一班电车发出的丁当声，破晓前路灯的光在马路银白色的雪堆上投下的黄色的带状斑点，这些都表明这是莫斯科革命前夕一个冬天的早晨。

他还梦见一个有很多窗户的长条形房间，窗户都朝着一个方向，在离街道不高的地方，大约在第二层楼上，垂挂着接触到地面的窗帘。在房间里，一些旅行的人们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和衣睡着了。这里像车厢似的乱七八糟，在被油弄污了一大片的报纸上放着一堆残羹剩饭，摆着已经啃光但还没收拾的炸鸡翅膀和炸鸡腿，在地板上还摆着一双双脱下的皮鞋，这都是不久前来做客的亲戚和熟人的鞋，现在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女主人拉拉在清晨飞快地围上长罩衫，从这头到那头满屋子悄无声息地来回跑着，匆匆忙忙地张罗。他自己则令人厌烦地紧跟在拉拉身后走着，一刻不停地提平庸而又不合时宜的问题：为什么拉拉一分钟也不愿为他停留。面对他的提问，拉拉还是不停地走动着，只是转过头用困惑的眼神望向他，并用迸发出的天真的无与伦比的清脆笑声来回应着他，这是他们之间仍旧保存着的亲近的唯一神态。这种遥不可及的、冰冷的、有吸引力的神态，他认为比一切东西都要美好，所有的一切跟这相比都会降低身份，丧失价值！

9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比他自身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内心痛苦挣扎，用温柔、明亮、像磷火般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话语哭诉。他自己也跟他那哭诉的灵魂一起哭泣着。他为自己感到悲伤与怜悯。

他时而昏睡，因为发烧也神志不清地说着胡话，时而又异常清醒，就在这迷蒙与清醒之间，他想着：“我生病了，真的病了。这也是一种伤寒，但在我们的教材上没有，在大学医学系读书的时候没有学过。应该做点什么饭，得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但当他第一次尝试用胳膊肘从沙发上撑起来的时候，他便确信他连微微移动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紧接着他又失去了知觉，昏睡过去了。

在一次灵光闪现的时候他想到：“我在这里躺了多久啦？几个小时？几天？连衣服也没脱。我病倒的时候刚开春，可现存窗户上都结了霜了。这霜花又松又脏，因为它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打翻了，弄得丁当响，沿着隔壁那面墙向上跑，笨重的身子摔在地板上，令人厌恶地吱吱叫起来，就像女低音的哭声一般。

他仍然这样睡了又醒，看到布满雪霜的玻璃窗户上洒满了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玻璃上红光闪闪，就像从水晶酒杯里溢出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什么霞光，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仿佛听到一个人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低声细语，他灰心丧气，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为自己感到可怜，泪眼婆娑，在心中默默地向上苍抱怨道，为什么要抛弃他？为何留下他一个人？“上天啊，我永不落的阳光，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并把我埋葬在异乡这该死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了，这并不是幻觉，而是现实的存在。他发现自己脱了衣服，洗了洗身子，穿上整洁的衬衫，他也没有躺在沙发上，而是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靠在他身边，他们头发缠绕着头发，他们一起哭泣，泪水混着泪水。一阵幸福向他袭来，他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10

在不久前的一次呓语中，他还谴责过上天对他的冷漠，而现在整片广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边，两条一直裸露到肩膀的雪白丰腴的女人的胳膊向他伸了过去。他开心得无以复加，只觉得两眼发黑，仿佛又要昏迷一般，坠入幸福的深渊。

他一生都在工作，一直都处于忙碌之中，张罗着家务事，看病，思考，学习，写作。要是能够停止工作，不去追求，也不去思考，而是把这些劳动暂时托付给大自然，在大自然那双美妙绝伦又仁慈无比的并到处散播美丽的双手里，成为其中的一件东西、一种构思、一部创作，那该有多好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快就康复了。拉拉用自己的惦念和白天鹅般的美妙护理他，喂他吃饭，用喷吐着温润气息的耳语，轻轻地询问他或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低声轻轻地说着话，即便是最空洞的话语，也犹如柏拉图式的对话一般，充满了意义。

使他们融合在一起的，不只是那条把他们同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深邃鸿沟，更为重要的还有他们心灵的一致。他们俩都不喜欢当代人身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机械的兴高采烈，招眼的激昂，也无比厌恶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极力宣传的毫无创造性的平庸，尽管这些都会必然灭亡，为的是让天才成为珍贵的东西这种现象继续保持。

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在热恋当中都不会注意到不平凡的奇异感觉。

而对他们来说——这正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缕永恒的气息升起的一瞬间，永恒的激情便飞向远方，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人世，这些短暂的瞬间便成为对所有新事物、对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启示的时刻。

11

“你应该回守在你的家人身边。去吧，多一天我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发生的事了吧。咱们刚刚同苏维埃俄国连成一片，就被它的崩溃所吞并了。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填补这些缺口。可想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呀！从我们仓库里搬出了粮食，并运往中心，都运到莫斯科去了。但对莫斯科来说这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这批粮食到了莫斯科一下子就消耗了，就像倒进深不可测的大桶里，我们却没了粮食可吃。通不了信，客运交通也停止了，只剩下一条不停运送粮食的路线。城里又一次怨声四起，就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肃反委员会对这种不满的情绪，又一次地采用了暴怒回应方式。

“可你要往哪儿去呢，都成了皮包骨头了，身体里还有一口气儿？莫非又要徒步行走吗？要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根本走不动的！等身子再强壮一点，有了力气，到时候再另做打算吧。

“我不敢劝告你，但我要是你的话，就会在去亲人那儿之前先找一份工作。一定要专业对口，这点是很受重视的，比如，我就去了我们这儿的省卫生局。它仍然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你自己想想吧。你是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工厂主兼地主的女儿。你在游击队里呆过，后来又逃跑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脱离战争革命部队，是开小差。在这种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无事可做地呆着，当个多余的人。我的处境也不好，就像站在火山口一样，所以我也要去工作，要进省国民教育局。”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了呢？不是还有斯特列利尼科夫吗？”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他的敌人太多了。红军胜利了。现在那些跟上层走得太近的党外军人都从军队里被撵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这还算好的，仅仅是从军队里撵出来，并没有承担被赶尽杀绝的风险。在这群人当中帕沙首当其冲。他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他曾去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现在躲了起来。据说正在追捕他。关于他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不喜欢哭，但如果再谈他，哪怕是一句，我就要号啕大哭了。”

“你爱他，到现在也非常爱他？”

“要知道我已经嫁给他了，他是我的丈夫，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光明磊落的人。面对他我感到深深地愧悔。可我没做过任何对他不体面的事，这样说可能也是不对的。但他非常了不起，是个非常非常直率的人，而我却是个破烂货，跟他比起来我什么也不是。这都是我的错。好吧，不谈这个了。我答应你，下次什么时候我会亲自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冬妮娅美丽极了！简直就是波提切利（桑德罗·波提切利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他画的圣母子像非常出名。受尼德兰肖像画的影响，波提切利又是意大利肖像画的先驱者）油画里的人物。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就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这些咱们以后再说吧，求你了。好啦，咱们一起工作吧。两个人都去上班吧。每月能挣个几十亿卢布。在上一次革新之前，我们这儿还通行西伯利亚的票子，不久前才废止。因此在你生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儿都不用货币。的确是这样。那困难简直难以想象，不过我们倒也熬过来了。听说已经往过去的金库里运了一整列车的纸钞，至少有四十个车皮。票子用蓝色和红色印在很大的纸上，跟邮票似的，还分出一个一个的细格子，蓝的一个方格五百万，红的一个方格接近一千万。但是票子印得一点也不好，老褪色，颜色也晕开了。”

12

“你在瓦雷金诺干什么呀，去了这么久？那儿不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吗？什么事儿把你耽搁在那儿了？”

“我跟卡坚卡收拾你们的房子。我怕你会先去那儿。我不想让你看到你住的地方是那副模样。”

“哪副模样？房子倒塌了，乱得不像样子吗？”

“确实杂乱不堪。又脏得不行。不过我已经打扫了。”

“你怎么支支吾吾，这么简单就搪塞过去了。你还有什么事儿没全告诉我吧，对我隐瞒了什么。但这是你的权利，我不会追问你。给我说说冬妮娅吧。给小女孩起了什么教名？”

“玛莎。为了纪念你的母亲。”

“说说他们的情况吧。”

“以后再讲吧。我都告诉你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憋住眼泪的。”

“给你借马的那个萨姆杰维亚托夫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你怎么想？”

“他有意思极了。”

“我很熟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他的家就是我们在这儿的另一个家，我们搬到这个新地方的时候，他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跟我谈起过。”

“你们俩的交情一定很深吧？他也尽量帮助过你吧？”

“我身上洒满了他给予的恩惠。我真不知道没有他我该怎么办。”

“这很容易理解。你们之间大概是亲密的同志关系，交往起来不拘小节？他多半在拼命地追求你吧？”

“那还用说。简直是死缠烂打。”

“那你呢？请原谅。我说得太过火了。我凭什么打探你的事？对不起。这太没有礼貌了。”

“噢，得了吧。你大概会对另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想知道，在我们之间良好的交情中是否掺进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当然没有。我对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感恩不尽，他施舍给我的恩惠多得数都数不清，但即使他给我一座金山，甚至为我豁出了命，我也不会跟他再亲近一步。我天生就仇视那种在性格上与我格格不入的人。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他们精明强干，充满自信，到处发号施令，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可在需要诚心诚意解决的问题上，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就显露出自鸣得意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让人讨厌得不行。我对男女间的亲密和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是另一回事。除此之外，在对待道德这个问题上，安菲姆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我更嫌弃的人，都是因为那个人，我才变成今天这样子，我的一切都是拜他所赐。”

“我不明白。可你是怎样一个人呢？你指的是什么？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唉，尤罗奇卡，你非得这么说吗？我诚心跟你说话，你却像对待客人一样恭维我。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个受到摧残的人，一生都背负着创伤。我被人们过早地夺走了忠贞，早得简直叫人愤懑，并被告知生活中最坏的一面。人们用旧时代上了年纪的吸血鬼的虚伪和充满小市民气息的眼光自以为是地诠释它。把一切都利用起来，并且还为所欲为。”

“我猜到了。我得做点什么打算。但要等一等。不难想象那个时代你所受到的不是小孩应有的痛苦，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恐惧，未成年少女第一次遭受的欺辱。但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想说，现在不该是你为此而伤心难过，而应该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才感到伤心难过。如果这一切确实是你的痛苦，那么撕心裂肺的人应当是我，我应该因为知道得太迟而陷入绝望，因为我当时没能守在你的身边，没能阻止事情的发生。真奇怪。我觉得，那些被我疯狂嫉妒的人，都是远不如我的人。同胜过我的人竞争，会唤起我心中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情感。如果同我心灵相近并受到我的爱戴的人爱上了我钟爱的那个女人，我也只会对他产生一种凄切的兄弟情义，而不是和他争吵、竞争。当然，我一分钟也不会同他分享我所钟爱的女人，但我会怀着另一种同嫉妒完全不同的痛苦感情退让，不会充满火药味儿，也不会发生血腥的冲突。就像我同有的艺术家接触，发现在他与我相似的画作中拥有超越我的优势力量，我大概会放弃我的探索，不再去重复那些他已胜过的工作。

“我扯远了。我想，如果你无所抱怨，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话，我也不会像这样强烈地爱着你。我不爱无罪的、未曾跌倒或失足的人。她们的美德是暗淡的，没有价值的。生活的美从未曾向她们展现过。”

“我说的正是这种生活的美。我觉得，想要看到生活的美好，就必须有纯真的想象力和原始的感知力。而我恰恰被剥夺了这些东西。如果我第一步就不跟随别人的痕迹，通过别人庸俗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话，也许我对生活的看法早已定型了。但还不止这样，由于一个道德败坏、并贪图享乐的庸才干涉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导致了我没有安排好同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婚姻，我们并不美满，尽管他热烈地爱我，我也同样热烈地爱着他。”

“等一下。关于你丈夫的事你以后再告诉我。我对你说过，能引起我嫉妒的人，通常都比不上我的人，而不是和我势均力敌的人。你的丈夫我一点儿也不嫉妒。可那个人呢？”

“哪个人？”

“那个生活放荡，毁了你生活的人。他是谁？”

“他是一位相当有名的莫斯科律师。他曾是我父亲的同事，后来爸爸去世了，他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援助过母亲，是个独身的男人，很有钱。我这样诋毁他，反而把他显得更为有趣，平添他的重要性。其实他是很平庸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

“不用。我知道他是谁。我见过他一次。”

“真的？”

“有一次在旅馆里见过他，就在你母亲服毒自杀的那一天的晚上。我们那时都还是孩子，是中学生呢。”

“我还记得那一天。你们来了，站在旅馆走道的黑暗里。恐怕凭我自己永远也回想不起那晚的事，是你帮我把它从忘却的记忆中找了出来。我记得在梅留泽耶沃你曾对我提起过这件事。”

“科马罗夫斯基也在场。”

“真的？完全可能。那个时候很容易碰见我同他在一起。我们经常见面。”

“你怎么脸红了？”

“从你嘴里说出‘科马罗夫斯基’这个名字。很突然，有些不习惯。”

“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我的一个同学，同班的中学生，就是当时通知我去旅馆的人。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来，他是在一次偶然的、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看到他的。有一次，在路上，就是这个中学男生米哈伊尔·戈尔东，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父亲，一个百万富翁兼工业家自杀的情景。父亲在旅途中打算结束自己，于是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去，摔死了，米沙当时就跟他坐在同一列火车上。陪同父亲的是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科马罗夫斯基常常灌我父亲喝酒，在他的生意里捣鬼，弄得父亲破了产，并最后把他推向死亡的道路。父亲自杀和我成为孤儿这些都是他造成的，他就是罪魁祸首。”

“这不可能！这个情况太重要了！居然是真的！那他也是你的灾星了？这些都使我们走得更加亲近了！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

“这就是我所嫉妒的人，对他的嫉妒使我失去了理智，变得不可挽救。”

“你说什么呀？要知道我不仅不爱他，反而还鄙视他。”

“你能很清楚地认识你自己吗？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多么忧郁而又自相矛盾啊！你厌恶他，可能正因为这种厌恶使你更愿意屈从于他，甚至胜过你真心实意爱上的另一个人。”

“你说的真是太可怕了。并且就像你平常那样，说得如此准确，使我不由觉得这种自相矛盾的反常是真实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冷静一点。别信我说的。我想说的不过是，我嫉妒那些阴郁的、无意识的东西，嫉妒某种无法解释和不能想象的东西。我嫉妒为你梳妆打扮的工具，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漂浮在空气中的传染病菌，因为它们能够附着在你身上，往你的血液里下毒。就像嫉妒传染病毒一样，我嫉妒科马罗夫斯基，怕他不定什么时候会把你夺走，就像死亡，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总有一天会将我们拆散。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我说的话都莫名其妙。我无法说得更合乎逻辑、更容易理解。我爱你爱得丧失理智，失去了知觉，我对你的爱永远没有终点。”

13

“给我讲讲更多关于你丈夫的事吧。‘在命运之书里我们被写在同在一行字之间’——莎士比亚就是这样说的。”

“这句话的出处是哪儿？”

“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在梅留泽耶沃镇寻找他的时候，已经对你讲过很多有关他的事了。后来到了尤里亚金，在这儿，在我们刚同你相遇的时候，从你的话里我了解到，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曾把你抓起来。我觉得我曾经真的跟你说过，也许我错了，只不过感觉告诉过你，其实并没有。有一次当他上汽车的时候，我从远处看见过他。你能想象，他被多少人保护着吗？我看到他几乎还和以前一样。他的脸仍然是那样的英俊、诚实、坚毅，是我在世上所见过的最正直诚实的面孔。没有一点故意刻画的痕迹，个性坚强，完全不故作姿态。他以前总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但我还是看出了一点变化，这使我很惶恐不安。

“仿佛某种不现实的东西融入了他的容貌，使它变得平淡无奇。一张生动的仁慈的脸变成了思想的化身，思想的原则，变成了思想的描绘。我观察到这一点时我的心头一阵发紧。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他亲手将自己献给了这种崇高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同时也死气沉沉又冷酷无情，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会放过。我觉得他的惹人瞩目，使他拥有了注定灭亡的命运。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当你向我描绘你们会面的情景时，你的那些话便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除了咱们之间一致的感觉外，我还从你身上学到了其他东西，受到了其他影响！”

“别说这些了，还是再讲一讲你们革命前的生活吧。”

“我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向往纯洁。他就是纯洁的化身。要知道我们几乎在同一个院子里长大。也就是我、他和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神往的对象。他一看着我就变得惘然若失，浑身冰凉。也许我了解，而且将其说出来是不合适的，但如果我假装不知道，那就更不好了。我是他童年时激情的火焰，是人们都掩盖住的炽热的爱情，可孩子的骄傲不允许他流露出来，但这些都无声地表现在脸上，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我们很要好。我跟你有多么相像，我和他就有多大的不同。那时我的心就选中了他。我已经决定，等我们一成人就把自己的一生同这个不可思议的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而在我当时的想象中，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他的女人。

“想想看，他是多么能干啊！是多么异乎寻常啊！他是一个普通扳道员或铁路看守员的儿子，全靠自己的天资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才达到了数学和人文科学这两门当代大学专业课程的水平，不对，应该说是达到了顶峰。这可不是开玩笑呀！”

“既然如此，那是什么破坏了你们和睦的家庭呢？”

“唉，这个问题是多么难回答呀。我现在就告诉你。但这也太奇怪了，你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竟要我这样一个弱女子来给你解释当今的情形，解释现在的生活状况，解释俄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为什么家庭会毁灭，为什么你的和我的家庭会支离破碎？唉，问题好像都在于人们自己，出在性格是不是一样，有爱或没有爱这些差别上。所有的一切，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相关的东西，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并调整妥当的东西，都因为社会的革新和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被颠覆了，被破坏了。所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中不存在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以及已经被剥得赤裸裸并且永远不会改变的人的内心。因为它一直觉得寒冷，总是在战栗着，渴望同那些也是这般毫无遮掩、孤独寂寞的心拉近距离。我们俩就像世界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形成的最初时刻没有什么东西可拿来遮盖，现在，我们站在世界之末，同样是一丝不挂，无家可归。他们和我们之间几千年来，世界创造出来的所有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只剩下最后的追忆，那就是我和你。为了纪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彼此紧紧相拥，互相偎依。”

14

短暂的停顿过后，她平静了很多，继续说到：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重新回到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极端狂妄，也不再愤怒不满就好了。如果时间倒流，在遥远的某处，哪怕是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的窗户里奇迹般地亮起来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想，就是要我双膝跪地，我也要爬到那儿去。我浑身都会感到振奋。我无法顶住过去的召唤，也无法顶住忠诚的召唤。也许，我会牺牲掉所有，甚至牺牲我最珍贵的你，牺牲掉我们之间最轻松自在又自然而然的爱情。噢，原谅我，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实的。”

她扑到他怀里搂着他的脖子放声大哭。不过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拭去眼中的泪水，说：

“这是责任的声音，它催赶着你赶快回到冬妮娅身边。老天爷啊，我们多么可怜啊！我们将会怎样？我们该怎么办呢？”

等到她完全整理好思绪过后，她继续说道：

“我竟然没有回答你，为什么我和帕沙的幸福遭到毁灭。后来我如此清楚地明白了。我告诉你吧。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我们的，这也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

“说吧，我聪明的爱人。”

“我们是在战争爆发的两年前结的婚。正当我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刚刚建立，战争就爆发了。我现在深信，接踵而至的、至今还让我们这辈人蒙受的不幸，全都是战争造成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童年。我还赶上了那个年代，那个一个世纪以来都正值劲头的和平。人们愉悦地信赖理性。凭良心做事被认为是最自然的事。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这种想象是罕见的，是异常特殊、最不寻常的。谋杀，就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只存在于悲剧里、侦探小说里和报纸新闻里，在平凡的生活中是不会出现的。

“可突然之间，这平和从容的生活就改变了，突变到鲜血和哭号当中，突变到遍及各地的狂妄和荒芜当中，突变到每天时时刻刻合法和充满魅力的杀戮当中。

“大概，这一切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所有的一切怎样开始步入毁灭，你可能比我记得更清楚：列车停开，城市停止粮食供应，家庭秩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基础全都崩溃了。”

“继续说。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你将一切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讲话，让我感觉十分愉快！”

“那时，俄国的土地上被欺骗笼罩着。人们对自己的观念价值失去了信任，这是最主要的灾难，是未来罪恶的根源。人们以为，听从道德劝诫去做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应当随声附和，按照别人的方式生活，按照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想法生活。于是用漂亮话统治世界的时代开始了，先是君主制度的辞藻，后是革命的辞藻。

“这种社会谬见无处不在，并到处传染。一切都遭到它的影响，就连我们的家也未能幸免于难。家庭失去了某种支柱，开始动摇了。我们的家庭一向是生动活泼的，但现在，就我们的谈话，也渗入了一部分荒谬可笑的广告宣传，非得谈谈世界性话题，非得装腔作势，卖弄聪明。像帕沙那样感觉灵敏、要求严格的人，像他那样能准确无误地从假象中辨别出本质的人，会感觉不到这种隐蔽起来的虚伪吗？

“正是因为这样，他犯了一个致命的、把一切都提前解决的错误。他把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灾祸，认为是家庭的事。他把我们谈话时出现的不自然的语调，以及不和谐的官腔，都怪罪在自己身上，认为他自己是个冷酷无情而又平凡无才的人，是个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难以置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竟能对我们的夫妻生活起作用。你无法理解，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孩子气干了多少蠢事。

“他上了战场，可没人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解救我们，使我们摆脱他遐想出来的压抑。他的狂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年少气盛，并满怀毫无真实指向的自尊，这使他在生活的某些问题上受尽了委屈，但这些事对别人来说都是不足挂齿的。他开始赌气了，跟事件的进程怄气，跟历史怄气。他至今还在找它算账，还在同它较量。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使得他产生任意胡为的行为。由于这种愚蠢的妄自尊大，他必然会走向无可避免的灭亡。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对他的爱如此的纯洁和强烈，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会妨碍你！”

15

不知不觉地，夏天来了又去。医生已经痊愈了。为了实现去莫斯科的愿望，他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纸币的飞速贬值逼着他想方设法地多兼几份职。

伴随着鸡叫，医生起床了，他沿着商业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奔向先前的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厂，现在已经改名为“红色排字工人印刷厂”。在市杜马转角的管理局的门上他看到了一块写着“申诉处”的木牌子。他斜穿过广场，走上了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从医院的后院来到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工作的主要地点。

到医院的一路上，有一半的路都遮挡在绿阴之下，这些树枝从院子里伸向街道，而路两旁的木房子大多数也是形状独特，屋顶向上拱起弯曲着，还装着格子栅栏，门上雕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花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格列格利亚多娃继承的花园里，有一座不高的房子。这幢房子风格迥异，带有古俄罗斯味道，它的表面被一层菱形珐琅质瓷砖覆盖着。向外的各个面看起来都是角锥体，很像莫斯科古代大贵族的宫殿。

每隔十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都要从门诊所去一趟坐落在旧米阿斯克街上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尤里亚金州卫生局在那儿举行的会议。

在完全相对的方向，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所房子，这是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萨姆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赐予安菲姆生命并死于分娩的亡妻而向城市捐赠的。萨姆杰维亚托夫在这座房子里开办了妇产科学院，现在这儿是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在这儿给学员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后，天已入夜了，他筋疲力尽，饥饿难耐，回到家里时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干活儿正干得热火朝天，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把自己的样子搞得平淡无奇而又单调乏味，头发凌乱不堪，挽起袖口，掖起下摆，这样子使她陡增了一股强健的吸引力，这种魅力的气息把医生震惊了，即便是他突然在舞会的出口处碰到了她，看见她穿着拉长了身材的高跟鞋，在敞开的大衣里穿着低胸上衣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认为那比他现在看到的更令人着迷。

她不是做饭就是洗衣服，然后用剩下的肥皂水擦屋里的地板。要么就是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为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熨烫缝补；或者，准备好饭菜、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学习；或者一头扎进教材当中，重新学习政治，好随时准备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继续当老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将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对她们的不忠所带来的痛苦，越来越严厉地限制着他的思想。但他的这种制约，并没有给拉拉和卡坚卡带来任何难堪。相反，不以家人的身份相处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彬彬有礼的氛围，就连放肆和狎昵也避免了。

但这种一分为二的想法一直折磨着他，令他感到痛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就像习惯了自己身上尚未长好、并不时开裂的伤口一样。

16

很快又过了两三个月，到了十月。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

“你知道吗，恐怕我又该辞职了。这永远都是重复出现的老一套。刚开始的时候好得不能再好了。说什么‘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而对思想，特别是新思想，我们更是感到特别欢迎，怎么能不欢迎这些呢。欢迎您的到来。工作吧，奋斗吧，探索吧！

“但实际上，他们所指的新思想只是他们的一个幌子，是他们为了推崇革命和执政当局口头上的装饰。这太叫人厌倦，让人讨厌了。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也许，他们确实是对的。当然，我同他们并不是一路人。但我却很难与他们苟同，我无法承认他们的观点：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小人物，主张愚昧和奴役制度。你曾经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那当然啦。在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在你的谈话中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谈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读过他的书。我不喜欢看被奉为神圣的、光讲哲学的书。在我看来，哲学应当只是艺术和生活中少量的佐料而已。单讲哲学的话就太古怪了，就像光吃生姜一样。算了，请原谅，我尽用些蠢话打断了你。”

“不，正好相反。我同意你所说的。同我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好啦，再谈谈我舅舅吧。也许，我的的确确因为他的影响而堕落了。可他们却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了不起的诊断医师。不错，对疾病我很少做出错误的判断。但你可知道，这正是他们所憎恨的洞察力，我能一下子便把握完整的认识，仿佛这就是我犯下的罪孽。

“我对生物拟态的问题发了狂，拟态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周围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由内向外转化的令人惊异的过渡。

“在讲义中，我大胆地论及了这个问题。于是立刻就有人说：‘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我要辞职。我自愿向州卫生局和速成班提交了辞职信，但还尽量争取留在医院里，直到我被撤职。我不想吓唬你，我有预感，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逮捕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所幸这一步还早着呐。但你是对的。谨慎些也不妨碍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新政权的建立，一般都要经历几个阶段。最初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各种偏见作斗争。

“等到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便成为了优胜者。出现了假装赞同的人。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也与日俱增。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就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吧。这里的革命法庭委员会调来了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是从霍达斯克来的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

“他们两人对我非常了解，其中一个甚至还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特别是在他们不久前调来过后，我就开始感到害怕了，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安全。因为有他们在，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安季波夫不大喜欢我。说不定他们会选一个好日子，以最崇高的革命正义的名义把我同帕沙一块儿消灭掉。”

很快，我们又开始谈论起这个话题。这时，在门诊所旁边的小布扬诺夫卡街四十八号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里进行了一场夜间搜查。在那儿找到了一个武器库，揭发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已经拘捕了很多人，而搜捕行为还在继续进行着。关于这点人们窃窃私语着，有人说，一部分有嫌疑的人已经逃过了河。还有人推论说：“这能有什么用？河与河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河是很多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里的阿穆尔河就是一个例子，一边是苏维埃政权，而另一边就是中国。往河里一跳，再游过去，再见啦，之后再无音讯。那才能称作河呢。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嘛。”

“氛围越来越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毫无疑问，咱们俩会被逮捕的。到那时卡坚卡将如何是好？我是母亲，必须预防不幸的发生，得想出个什么法子来。我必须在这一点上做好怎样处理的准备。一想到这儿，我就快疯掉了。”

“让我们一起想想吧，什么能对这有帮助？看看我们能不能防止这次打击？可这都是在劫难逃的事啊。”

“没法逃，也没地方可逃。但可以撤退到某个隐蔽的暗处，再做次要打算。比如，去瓦雷金诺。我时常想起瓦雷金诺的房子。那个地方相当偏僻，那儿的一切都无人问津。我们在那儿就不会像在这儿一样引人注意了。冬天已经临近了，我更愿意去那儿过冬。等他们找到我们，我们又争取了一年的生命，这就是胜利。萨姆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保持联系，也许他同意将咱们藏起来。啊？你说呢？不错，那儿现在荒无人烟，空荡荡的，叫人毛骨悚然。至少三月份我去的时候是那样。听说还有狼，真吓人。可现如今的人，特别是像安季波夫或者季韦尔辛那样的人，比狼还要可怕。”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你可是一直把我往莫斯科赶，劝我不要拖延旅程。现在离开变得容易些了。我在车站打听过。看来对投机倒把的人也放任不管了。总不能把所有逃票的人都赶下车吧。枪毙了那么多人，都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很担心，因为我寄到莫斯科所有的信都没有回音。应当去那儿一趟，看看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自己这么反复对我说的。可现在你又说要去瓦雷金诺，叫我又如何理解呢？难道你不要我陪就能一个人到那危险的穷乡僻壤吗？”

“不，没有你当然难以想象。”

“可你自己又催我去莫斯科？”

“对，这是必须的。”

“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个美妙的计划。咱们一起去莫斯科吧。带上卡坚卡，咱们一起去。”

“去莫斯科？你发神经啦。去办什么喜事啊？不，我得留下来。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到收场，以便他一需要，就马上出现在他身边。”

“那我们考虑考虑卡坚卡吧。”

“西姆什卡，就是总来拜访我的西玛·通采娃。前两天咱们还说到过她。”

“是啊。我时常看见她到你那儿找你。”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都在哪儿呀？我要是你一定会爱上她。她多诱人啊！多貌美啊！这个头，这身段，这头脑。博学多才，又善良，又见解鲜明。”

“我摆脱俘虏回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剪过头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图书馆管理员的大姐叶夫多基娅住在一起。她们是诚实劳动的一家人。如果我和你都被抓起来，我想请求她们在情况急迫的情况下照顾好卡坚卡。我还没下决心。”

“这确实是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做出的打算。上帝保佑，也许走到这不幸的一步，还很远。”

“听说西玛有点不正常。很难说她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都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又有独特精神。她学识非凡，但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她接受的是民间的教育。你同她的观点惊人的相似。我可以完全放心地把卡佳托付给她教育。”

17

他又去了一趟车站，但最后两手空空，扫兴而归。所有的事都没有解决。他和拉拉前途未卜。天气寒冷阴沉，像是要下头一场雪一样。十字路口的上空非常宽阔，比拉长了的街道的上空更加辽阔，显露出冬天的景象。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的时候，他碰到了到拉拉家做客的西姆什卡。她们俩交谈着，但看上去就像是客人在给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打扰她们。除此之外，他还想独处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交谈着，她们谈话的房间虚掩着门。门帘从门楣一直垂到地板上，隔着门帘，他能清楚听到她们的每一句话。

“我想缝点儿东西，您不用注意我，西姆什卡。我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啦。我上大学的时候，上过历史课和哲学课，我很喜欢您的思想理论，它们很合我的心意。此外，听您说话对我来说是多么轻松愉快啊。因为各种操心事儿，这段时间我们夜里都睡不好觉。如果我们遭遇什么不测的话，作为卡坚卡的母亲，我有责任保障她的安全。应当清醒地为她做些准备。但我并不擅长这样做。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得不难过悲伤，同时也因为劳累和睡眠不足。您的话安慰了我。而且马上就要下雪了，在下雪的时候听到如此饱含智慧的长谈，这是一种享受。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向窗户瞟上一眼，就会发现仿佛有什么人穿过院子向房子走来，是这样吧？您快说吧，西姆什卡，我正听着呢。”

“我们上次进行到哪儿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见拉拉的回答，他在集中精神听西玛要说些什么：

“可以使用这些词：文明、时代。可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如此的迥异。由于它们的意义含混不清，我们就不采用它们，换成另一种说法吧。

“我想说，人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可以分解成众多的独立且不断持续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才得以实现的。埃及是一种工作，希腊是一种工作，《圣经》中先知的神学也是一种工作。从时间上来说，这种最后的工作就是基督教，其他的任何工作都无法替代它，它需要当代人用自己全部的灵感来完成。

“为了更简单明了地向您介绍基督教所带来的新颖的、前所未有的益处，也为了使您感到新奇和出乎意料，而不像您所习以为常的那样，我们一起来分析几段经文的摘录吧，这些都是删略了的。

“赞歌中的大多数都把《旧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地结合在一起。把《旧约》和《新约》相互对比，比如，把烧不毁的荆棘、以色列人出埃及、火窑里的少年、鲸鱼腹中的伊奥纳等概念，同圣母怀孕和耶稣复活等概念相比较。

“经常这样对比，《旧约》中的旧和《新约》中的新之间的差别，就异常鲜明。

“很多描述圣母玛丽亚纯洁母性的诗篇，都将其同犹太人穿越红海对比起来。比如，在经文《红海就像处女新娘》中说的那样：‘红海在以色列人通过之后便无法穿过，就像童贞圣母诞下基督后仍然贞洁一样。’这是将两件什么性质的事件放在一起对比呀？以色列人跨过红海后海仍是没有被穿越的，处女生下耶稣后仍是完整贞洁的，这两件事都是违背自然的事情，它们都被认为是奇迹。不同的是，它们一个发生在原始的远古时代，一个发生在有了很大进步的罗马新时代，那么，该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呢？

“前一个奇迹中，人民领袖、主教摩西（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写下《十诫》给他的子民遵守，并建造会幕，教导他的子民敬拜他）挥了挥神杖，海水便分成两半，让整个民族数也数不清的人民通过了红海，当最后一个以色列人穿过大海后，海水又合拢在一起，将追击他们的埃及人淹没了。在古代这幅惊人的景象中，有顺从了耶和华指挥的自然力，有大量聚集起来像罗马军队行进般的人们，有人民和领袖，有令人惊讶可见的和可闻的事物。

“在后一个奇迹中，一个平凡的少女，古代世界从不赋予其关注的少女，隐秘地、不动声色地给了婴儿生命，给世界带来了新生，带来了生命的奇迹，也带来了所有的生命，而‘无所不在的生命’也成了奇迹的称号。从书呆子视角来看，她的非婚生育不仅是非法的，还违背了自然规律。少女临盆，并不是因为必然的力量，而是出于奇迹，出于灵感。在《福音书》（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四福音就是四卷记载关于救主耶稣降生这好消息的书。四福音是新约圣经的前四卷书，作者分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中，这种灵感把平凡和特殊进行了对比，把工作日和节假日进行了对比，想以此建立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生活。

“这是多么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为什么在上苍看来，那些古代无关紧要的私人生活能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有同等的价值呢？一切的评判都要用上苍的眼睛，所有的一切都要站在上苍面前，要在唯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框架中完成的。

“世界发展了。罗马灭亡了，权力结束了。以武器来强制居民人口、民族数量，强制整个民族的生活，已经被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为过眼云烟。

“取代它的是对个性和自由的鼓吹。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叙事文，充满了整个宇宙。像报喜节（俄罗斯的传统节日。届时，人们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三月四日，孩子们进行迎春活动，他们把烤好的百灵鸟形状的饼干带到村外田地里，抛向天空，再接住，表示迎接春天的到来）的一段赞美歌中所描述的那样：亚当想成为上帝，但他想错了，没能成为上帝，可现在上帝变成人，为的是让亚当成为上帝（‘上帝成了人，上帝便和亚当没多大差别了’）。”

西玛继续说道：

“现在我还要给您说一些有关这个话题的事，不过暂时先说几句题外话。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暴力政权的斗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革命时代确实是破天荒的、难以忘怀的时代，并且，它的成果将永恒地保留。至于涉及对生活的理解，以及现在向人们宣传的幸福哲学，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在严肃讲述这可笑的荒谬的残余。如果这些有关领袖和人民的朗诵真能穿越时间，把我们带回到《旧约》中所提到的游牧部族和族长的旧时代的话，如果它们真拥有把生活倒回到从前，并抹掉几千年来的历史的力量的话。所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再说说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吧。这不是福音书中讲到过的故事，而是出自受难周，大概是在大斋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的祈祷文中。但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这一切不用我说您也能了解得很清楚。我只是单纯地想要提醒您，绝没有想要教训您的意思。

“情欲这个词在斯拉夫语里，正如您透彻地知道的那样，首先是痛苦的意思，上帝的情欲意味着‘受苦的上帝追求无拘无束的情欲（上帝自愿受苦）’。此外，这个词应用到后来的俄语中，就发展成了缺陷和性欲。‘情欲使我威严的灵魂沦为了奴隶，我成了畜生。’‘我们已被逐出天堂，克制情欲让我们得以重返天堂。’等等。大概，我很堕落，我并不喜欢斋戒前这段赞颂抑制情欲和扼杀肉欲的祈祷文。我总是认为，这些难听的、平凡的祈祷文，缺乏其他经文特有的精神上的诗意，是由大腹便便、满脸油光的修道士创造出来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不遵守教义，并欺骗别人。就让我们认为他们是凭良心活着的吧。问题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这摘录的几段经文的内容。这种悲痛给肉体的各种缺陷赋予了过多的意义，不管它是膘肥体健还是消瘦不堪。这叫人很讨厌。这样做无非是把某种肮脏次要的东西，抬到了一个不应当的且不属于它的高度。对不起，我偏离重点了。我现在就来弥补对您的耽搁。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为什么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间接地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原因，但在同生命离别的一瞬间以及在生命即将复返的时刻，非常及时地提到了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请您听一听，《圣经》中是多么热情和直率地提及这个暗指啊。

“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争论，这到底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还是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另外某个马利亚。不论如何，她向主祈求道：‘请解除我的责任吧，就像散开我的头发一样。’也可以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祈求宽恕和忏悔的渴望表达得多么实在呀！实在得可以用手将其触碰。

“同一天，在另一首祭祷歌中出现了一段相似但更加详细的祈祷文，在这段祈祷文中明确无误地指出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玛利亚在这儿非常坦率地为过去悲痛，为先前每夜不断加强并根深蒂固的炽热举动悲痛。‘因为黑夜就是我燃烧着的无法克制的性欲，就是阴森中没有月光的罪恶。’她乞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诚挚的叹息，好让她能用头发擦干他纯洁无比的双脚，天堂里被震惊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擦脚时发出的喧嚣中。‘让我亲吻你最洁净的双脚，用眼泪清洗它们，用头发擦拭它们，夏娃在天堂的午后时分，在被震撼和受到羞辱的时候，躲藏在头发擦脚的喧嚣中。’突然，从这些头发后挣脱出一声高呼：‘我的罪孽深重，但有谁能将你深处的命运过问？’上帝和生命，上帝和个人，上帝和女人，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亲近，又是多么平等啊！

18

从车站回来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累得不行了。这天是他每旬一次的休假日。在这样的日子里，他通常都要好好地睡上一觉，以补足十天来缺乏的睡眠。他坐下来，卧倒在沙发上，有时半倚半卧，有时则完全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尽管他听西玛说话时不停地打瞌睡，但她的谈论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享受。“当然，这些见解都是她从科利亚舅舅那儿学来的。”他想道，“不过，这个女人还是非常有天赋的，多么聪明的姑娘啊！”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这扇窗户对着院子，跟隔壁房间的窗户一样。此时，拉拉和西姆什卡正在那儿交谈着，她们低声地说着话，听也听不清楚。

天气变得恶劣。院子里暗了下来。从院子外飞进了两只喜鹊，它们一边飞，一边扫视着，在哪儿可以落个脚。风轻轻地拂动它们的羽毛，羽毛便变得蓬松起来。喜鹊落在垃圾箱的盖子上，随后又飞过栅栏，落在地上，开始满院子地走来走去。

“下雪之前有喜鹊。”医生想道。这时他听到门帘后面的声音：

“喜鹊报信来啦。”西玛对拉拉说，“有客人要到您这儿来啦，要不就会收到信。”

过了一会儿，从外面响起了一阵门铃声，这门铃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久前才修好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掀开帘子，急匆匆地走到前厅去开门。敲门的人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她和拉拉在门口说着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了客人的声音。

“您是来找妹妹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问道。“西姆什卡在这儿呢。”

“不，我不是来接她的。不过，要是她想回家，我们可以一起走。我是因为其他事情才来的。有您朋友的一封信。他可得谢谢我。幸亏我曾在邮局工作过，这封信几经周折，托了多少熟人才转到我手里。这信寄了五个月，是从莫斯科寄来的。怎么也找不到收信人。但我认识这个人。他还在我那儿理过发呢。”

信很长，写了好几页，被揉得皱巴巴的，还沾了油污，信封是拆开的，已经磨烂了。这是冬妮娅寄来的。医生已经记不得，这信怎么就不知不觉到了他的手里，也没注意到拉拉是怎么交给他的。刚开始读信的时候，医生还清楚他在哪座城市，在谁家里，但随着阅读的进行，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了。西玛从里屋出来，跟他打了个招呼，说了再见。但他根本没有理睬她，只是机械地回应了一句。她的离开，医生全然不知。渐渐地，他将一切都忘记了，忘记了他在哪儿，把周围的一切也忘得干干净净。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对他写道：

“尤拉，你知道吗，咱们有个女儿了？给她取的教名叫玛莎，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

现在说说别的事。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来自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瓦以及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被驱逐出境了，作为家属，爸爸和我们，也正在被赶出俄国。

这太不幸了，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旁。我们只能屈服，并且还要感谢上帝，感谢他在这样恐怖的时代用驱逐出境这样温和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遭遇可能糟糕得多。如果你来到这里，你也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可你现在在哪儿呢？我按照安季波娃的地址把信寄了出去。如果她能找到你，会把信给你的。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波及你，为此我感到焦虑不安。如果你以后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并且我们也找到了你，不知你能否以我们家庭成员的身份过境，这使我很难过。我相信你还活着，坚信你一定会出现。这是我心中的爱给我的提示，我也相信这个心声。也许到了你出现的时候，俄罗斯的生活条件也缓和了，那你可以自己设法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许可，那我们所有的人又能相聚在一起了。但我写着这些的时候，就连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所有的痛苦都在于，我爱你，可你却不爱我。我努力地为这种判断寻找根据，想分析它，为它辩护。我在自己身上找着原因，回想起我们的生活和我对自己的了解，却没有看到痛苦的起因，也无法回忆起我到底做了什么，到底怎么惹到了你，才招来如此不幸。你好像故意作恶，用不善良的眼光看待我，你扭曲地看待着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一样，让我失了真。

可我爱你，唉，要是你真心思索，你就会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所有的独特，爱你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你身上所有普通的东西，这些平凡的东西结合后产生了不平凡的事物，这才是我所珍贵的。我爱你那张因为拥有内涵而变得高尚的面容，没有这一点，也许你的脸并不这么好看，你的天赋和智慧，仿佛完全弥补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对我来说，这些都弥足珍贵，我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可你听我说，你想得到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就算我并不觉得你有如此珍贵，即便我并没有如此地深爱着你，或许我内心的冷漠与可悲的真相还没显露出来，我仍然这样想：我是爱你的。不爱一个人，这是一种多么无情且有失体面的惩罚啊！仅仅因为害怕这样的惩罚，就让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关于这一点，你我都永远无法明白。我自己的心对我隐瞒这一点，因为不爱一个人，就几乎等于将他谋杀，我决不会让任何人受到这样的打击。

尽管什么也没有最终决定，但我们估计会要去巴黎。我将要去那个遥远的异乡，去那个你还是个小男孩儿的时候就去过的地方，那个爸爸、伯伯受教育的地方。爸爸向你问好。舒拉长高了，虽然不好看，但已经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大小伙子了，每当提起你的时候，他总是很难过，伤心地哭泣。我写不下去了，心都被泪水淋碎了。好啦，再见了。我祝福你，为了所有长久的离别、为了种种考验和内心的迷茫，为了你将走过的漫漫黑暗路，让我给你画个十字吧。我什么也不怪罪，什么也不责备，你怎么想，就怎么安排你的生活吧，只要你过得好就可以了。

在我们离开乌拉尔这个可怕的、给我们带来厄运的地方之前，我已经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有了足够的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对我寸步不离，在我分娩中帮助了我。我真诚地说句心里话，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歪曲我的内心：她同我完全相反。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为的就是过简单的生活，为自己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将生活变得复杂，使人步入迷途。

再见啦，该结束了。有人来收信了，也是时候收拾行李了。噢，尤拉，尤拉，我心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生永世也不会再相见了。所以我写了这些话，你能理解其中的含意吗？你能明白吗，你到底明不明白？他们催我了，就像催着我上刑场一样。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了双眼，他没有流泪，眼神里满是茫然。他什么都看不见，因为痛苦，他的泪水干涸了，悲痛使他内心非常空虚。周围的一切他看不见，也意识不到了。

窗外下着雪。风在空中把雪花吹向一边，越刮越快，雪也越来越密，仿佛要以此来弥补逝去的时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呆呆地看着窗户，好像窗外飘着的不是雪，而是飘着冬妮娅的来信，仿佛窗外飞舞的也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纸黑字上的间隔，雪白雪白的间隔，无穷无尽，永远没有尽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一把抓住自己的胸口。他觉得自己仿佛要晕厥了。他踉跄地蹭到沙发旁，倒在上面不省人事了。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金诺

1

寒冷的冬天来临了。屋外飘着鹅毛大雪。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里。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门迎接他，用嘶哑的声音低声对他说道。两人站在前厅里。她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就像挨了谁的打。

“来哪儿呀？找谁？在咱们这儿吗？”

“当然没来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想晚上再来一趟，说是要找你谈事儿。他很快就要过来了。”

“他为什么来这儿？”

“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好像是说他要到远东去，途中专门绕到尤里亚金，想跟咱们碰碰面，主要是想看看你和帕沙。他说了很多事儿，都和你们有关。他不停跟我解释，说你、帕沙和我三个人，都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让咱们听他的安排，这样才能救咱们。”

“那我出门了。我不想看到他。”

拉拉突然泪如泉涌，俯身抱住他的腿，把头紧贴在他的身上，打算跪在医生跟前。但他阻止了她，紧紧地将她抓住了。

“留下来吧，我求你了，就算是为了我。我不怕单独同他大眼瞪小眼，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这样，可这样我会很恼火。别留下我一个人和他见面呀。再说，他经验老到，久经世故，也许真能帮上咱们的忙。我知道你很厌恶他，也很正常。但我请求你，克制一下，留下来。”

“你哭什么呀，我亲爱的天使？冷静一点。你这是做什么？下什么跪呀？快起来，要开开心心的。快甩掉折磨着你的妖术。他弄得你一直都这么心惊胆战。我会留下来。如果有必要，就算你让我杀了他，我也会这么做。”

过了半小时后，夜就暗了下来，屋外一片漆黑。地板上曾经随处可见的窟窿，在半年前都已经堵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细心，一旦发现新出现的窟窿，就立马填塞。家里还养了一只大猫，它长着一身长毛，总是神秘地望着房里每一个角落，虎视眈眈，一动也不动。屋里还是有很多老鼠，但很少出来，不再像以前那么放肆了。

在等科马罗夫斯基的时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定量配给的黑面包切好放在桌子上，还往桌上放了一个盘子，里面装着一些煮熟的土豆。旧主人的以前的餐厅，现在也作为餐厅用，他们准备在这里接待客人。餐厅里摆着几张很大的橡木桌子，还放着一个笨重的黑橡木大酒柜。桌上放着一盏手提蓖麻油灯，插着灯芯，用药瓶罩着。

从十二月的黑夜中科马罗夫斯基走了进来，屋外纷纷扬扬飘落的大雪洒满了他全身。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一团团白雪，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最后融化成一洼雪水。因为被雪花盖着，科马罗夫斯基的胡子湿润了，他先前从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看上去就像一个滑稽的小丑。他穿了旧西装上衣，还穿着一条熨出裤线的条纹裤子，看得出来他保存得很用心。他进屋和主人打了个招呼，没有再说话，而是掏出把小梳子，理了一会儿被雪水打湿了的乱糟糟的头发，然后又掏出手绢把胡子擦干，并理了理。然后他还是默默不语，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主人们，同时伸出了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首先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抛来这么一句：“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而且你也应该知道，我和您的父亲也很要好。他是在我的怀里咽气的。我一直很仔细地看您，想知道您和您父亲到底哪儿相似，但我找不出，看来，您不像您父亲。他这人开朗耿直，做事麻利，但很冲动。您长得更像您的母亲。她性格温和，很爱幻想。”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告诉我，您要找我，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要我留下来。因为是她的请求，我才做了让步，不得已留在这里。依我看，我们并不是什么熟人，我也不愿意同您相识。因此，请快说正事儿吧，您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儿？”

“你们好，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之间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也都了解得很透彻。请原谅我的大胆，我只想说，你们在一起真是太和谐了，你们这一对儿太相配了。”

“我不得不打断您。与您无关的事，请您不要干涉。我们并没有要您同情我们。您太忘乎所以了。”

“您别这么快红脸呀，年轻人。看来您也是个火暴脾气，这一点上您还是很像您父亲的。好吧，那请你们允许我献上对你们的祝贺，我的孩子们。很遗憾，不只是我在说你们是孩子，事实上你们的确是孩子，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的孩子。我到这儿后才住了两天，就听说了很多关于你们的疯言疯语，这些事情你们自己都料想不到。你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上游荡。要是不想出些什么办法防患于未然的话，我敢说，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甚至是你们在世的日子，都已经数得出来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虽然很少有谁能符合这种标准，但却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完全背离了这种生活和思维方式，而且如此的明目张胆。我就想不通了，您干吗要这样呢？您知不知道，您这样做是在嘲笑整个世界，是在侮辱它。这要是只有您一个人知道也就罢了。可现在，就连从莫斯科来这里的有威望的人物，对您整个人也是知根知底的。你们俩太不合当地司法与正义的女神西弥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是宙斯的妻子，为宙斯主管神界的法律与道德，被称为正义女神）的心意啦。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怀恨在心，已经咬牙切齿了。

“您是个男人，是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或者像你们那儿称呼的那样。当然，您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您有权任意胡为，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你不一样，她是母亲，在她手里还有孩子的性命和命运，她不自由。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

“整个早上我都在劝说她，让她严肃地正视当前的情况，可她什么也不听，一早上的时间都浪费了。请您运用一下自己的权威，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无权拿卡坚卡的生命开玩笑，更不应该忽视我的劝说。”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尤其是我的亲人，游说过，更别说强迫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有她的自由，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自己的事。再说，您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懂，您提出的意见让我很茫然。”

“真的，您越来越像您的父亲了，同样是这般刚愎自用。那么，咱们就谈谈主要的吧。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会说很久，请您要做好忍耐倾听的准备。请你们仔细地听，不要打断我。

“上头正在酝酿大的变动。不错，是这样的，这个消息非常可靠，不需要有丝毫的怀疑。据说是要向更为民主的方向发展，要对普通法律做出让步，要不了多久就要执行了。

“但正因为这样，那些可能被撤销的惩罚机构必然在最后的时间里算清旧账，一定会很残酷猛烈的。消灭您的议程已经排出来啦，也就是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上黑名单啦。我亲眼所见，请一定相信我，这并非玩笑。想想办法，准备逃跑吧，不然您就完蛋了。

“所有的这些话还只是个序言。下面我就要说实质性的问题了。那些拥护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太平洋的滨海地区集结。他们中有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还有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实业家，工业家。志愿军将领把自己的残余军队也带到了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有这样一个组织，作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器存在着，对苏维埃是有益处的。共和国政府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已经约定好了成员配置，会把一大半席位留给了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便联合他们的帮助，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发动政变，把共和国占为己有。他们的意图太明显了，问题只在于怎样做到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

“革命前我在海参崴呆过一段时间，帮着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个商业和银行家族打点一些业务上的事，所以那里的人都认识我。秘密特使正在组织政府，一半是秘密进行的、一半是在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下进行的。我收到一份密使送来的邀请书，他们想请我出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在往哪儿赶。这一切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事先知道、并默默赞同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些目前都是机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过去，到了那里，你们可以越过大海到自己的家人那去，这样做很容易。您当然已经知道他们被驱逐的事了吧。这是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所有的莫斯科人都在谈论它。我答应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帮助她驱赶强加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打击。我会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用我已被莫斯科公认了的独立政府成员的身份，帮助他向我们的自治领域转移。如果他没能成功脱逃，我会提议用他来交换对莫斯科中央政权来说极为重要的某个人质。”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常常无法理解话中的一些意思。但当她听到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说起有关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医生安全性的问题时，她立马清醒了过来，结束了自己若有所思的状态。她的脸涨得红红的，警觉地插了一句道：

“你明白吗，尤罗奇卡，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有多么重要呀？”

“你太轻信人了，我的朋友。这些事情都还是计划，你怎么能把它们当作已经完成了的事情呢？我不是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有意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但所有这些都不大可信，完全是纸上谈兵！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现在我要代表自己说几句话。首先我要感谢您，如此关心我的命运，但是，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您来安置。而说到您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是应该考虑考虑。”

“你是什么意思呀？咱们到底听不听他的建议，是跟他走，还是不跟他走？你应该很清楚，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

科马罗夫斯基不时地喝上一口放在桌子上的掺了水的酒精，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门诊部带回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嚼着土豆，慢慢地有些醉了。

2

天已经很晚了。当燃烧成灰的灯捻被除去的时候，灯芯便噼噼啪啪地响起，火更旺了，把整个房间照得灯火通明。一会儿火苗又渐渐缩小了，屋里的一切又陷入一片昏暗之中。主人们想睡觉了，他们也需要单独说说话。可科马罗夫斯基却不肯走。他的存在让医生和拉拉备受折磨。他们压抑得不得了，就像被压在笨重的橡木酒柜下，又像被抛弃在窗外十二月严寒的黑夜里。

可科马罗夫斯基并没有看他们。他把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将视线越过他的头顶，死死地盯着远处的一点，并用他那被酒醉得哆哆嗦嗦的舌头，翻来覆去地讲着他们早已听腻的那一套，叫他们感到无聊之极。他絮絮叨叨地将谈话焦点转移到远东上，喋喋不休地折腾着这一个话题，向拉拉和医生讲自己的观点，讲他怎样看待蒙古的政治重要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并没有注意，他是怎样又把话题转到了有关蒙古的问题上。他们完全没有在听，这个话题让他们感到无比厌恶，因为这与他们毫不相干。

科马罗夫斯基说道：

“人们都说，西伯利亚是个新大陆，确实如此。那里资源丰富，是伟大的俄罗斯前程的摇篮，它能够保障我们走向民主，走向昌盛繁荣，走向政治健全的未来。未来的蒙古，将会具备更加吸引人的特质。外蒙古是我们伟大远东共和国的邻国。关于它你们都知道些什么？你们居然满不在乎地打哈欠，还眨巴个眼，你们应该为你们的心不在焉感到羞愧！它的面积达到一百五十万平方俄里啊。它是个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都垂涎于它。尽管每次划分势力范围时，它都被划分给俄罗斯，这是全世界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都公认的，但是它作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这块处于地球遥远角落的土地却时常被其他国家侵扰着。

“中国对喇嘛和活佛施加影响，从而从蒙古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中捞好处；日本则利用了当地的农奴贵族的特权。共产主义红色俄国同蒙古的罕吉尔嘎，即牧民起义者革命联合会联盟，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盟友。而说到我本人，我希望看到一个幸福的蒙古，希望它的人民能够在自由选举的全国代表大会统治下享受真正的生活。而说到你们，你们应该对此感兴趣：只要跨过蒙古的边境线，全世界就在你们脚下，你们就自由了，就像无拘无束的鸟儿一样。”

科马罗夫斯基废话连篇，同他们扯着毫不相干的抽象议论。这次叫人烦闷的拜访持续了很久，拉拉已经疲惫不堪了。终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怒了，她斩钉截铁地向科马罗夫斯基伸出了手，开门见山地向他告别：

“太晚了。我累了，想睡了，您回去吧。”

“我想你不会这样不近人情吧，在这个点儿让我走。我不确信，黑夜里在这座陌生的异乡城市，我还能认得路。”

“要是您早一点儿想到这点，就不会逗留这么久了。而且我们并没有挽留您呀。”

“噢，干吗这样尖酸刻薄呢？您甚至连问都不问，我是否安排好了住宿的地方？”

“对你是否有落脚地，我根本不感兴趣，反正您也不会让自己吃亏。要是您非要留在我们这儿，我也不会让您住我跟卡坚卡住的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里的老鼠又太多了，您拿它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不怕老鼠。”

“好吧，那随您的便。”

3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天使？这几天你都没怎么睡，桌上的食物你也不吃，整整一天都在走来走去，你是失去理智了还是怎么样。你老是不停地想东想西！是什么在折磨着你？可不能一直想着令人惊慌不安的事。”

“伊佐特，就是医院里的看门人，他又来了。他和这楼里的洗衣女工很亲密，来找她的时候顺路来看了我。他安慰我，并告诉我一个让我非常不安的消息：‘您的那位就要蹲大牢了。您就等着瞧吧，过不了两天他准得被押送走，然后就轮到您了。你们真是命苦哇。’我问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消息，他就说是从波尔坎那儿听说的。还叫我放心，说消息绝对可靠。他所说的波尔坎你应该猜到了吧，就是执行委员会。”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完就和医生一起笑了。

“他说得完全正确。危险都走到了门口了，迫在眉睫啊。咱们得赶快开溜，绝不能迟疑。但是往哪儿溜呢？去莫斯科就别想啦。劳师动众的，一定会惹人眼目。我们要走得不露声色，让任何人都无法察觉。亲爱的，我告诉你，咱们得失踪一段时间，恐怕，得采用你的想法了。就去瓦雷金诺吧。咱们到那儿呆两个礼拜，或者住上个把月。”

“谢谢，亲爱的，太谢谢你了。噢，我太高兴了。我明白，你的内心本是反对这个决定的。但我并不是要去住你们家的房子。在那样的房子里生活，对你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荒凉的房间，内心的自责，都会让你受不了，你会触景伤情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践踏对别人来说珍贵而神圣的东西。难道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感受？我不想你为我牺牲。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你们的房子毁坏得太严重了，根本不可能再住人了。所以打算去米库利钦留下的住宅看看。”

“你说得都对。谢谢你对我的关怀体贴。等一下。有件事我一直以来都想问你，可又老是忘。科马罗夫斯基在哪儿？他还在这儿吗？还是已经离开了？自从我同他发生口角并把他从楼梯上推下去之后，我再没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见他的鬼去吧。他有什么值得你打听的？”

“我越来越觉得，对于他的提议，咱们俩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回应。咱们两个处境不一样。你得照顾女儿。就算你心甘情愿跟我一起去死，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但搬到瓦雷金诺去，就意味着没有储备的食品，没有力量，那儿是个穷乡僻壤，天气又这么冷，完全没有希望，去那儿简直就是发疯。我的心肝儿，如果除了发疯咱们无路可走的话，那就让我们疯狂个够吧。再卑躬屈膝一次，求安菲姆给咱们借一匹马。请求他，或者直接向他手下的投机倒把的商人借点面粉和土豆。我们要让他明白这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告诉他不要因为帮助了我们，就马上去看我们。告诉他要等到我们离开的最后时刻，也就是我们需要归还他马的那一天再去找我们，好让我们在那儿单独呆几天。去吧，我的心肝儿。咱们一个礼拜烧的木柴，要是省着用，足够用一年多的了。

“我再一次请你原谅我，原谅我把话说得这么慌乱。我多么希望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不带这种愚蠢的激昂感慨。但要知道我们的确没有选择了。不管你怎么说，死亡已经敲响咱们的门了。但我们还是能够支配我们的时间，按我们的意愿选择如何度过，尽管它所剩不多。我们就用这些时光来告别生命，让它花费在我们分手前最后的幽会中。让我们告别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告别我们习惯了的概念，告别我们幻想出的生活以及良心教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还要同希望告别，同彼此告别。让我们再重温一遍我们夜里说过的那些悄悄话，说说那些伟大而轻柔的话语，那些宛如太平洋这个名称的话语。你是我生命中隐秘禁忌的天使，你在童年时代，出现在我生命开端的天空之下，现在，在战争和起义不断的动荡年岁里，你又站在了我生命的尽头。

“那天夜里，你还是中学里那个穿着咖啡色的制服的毕业班学生呢，你站在旅馆半明半暗的隔板后面，发散了令人惊艳的美，就如同现在一样。

“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一次次想要呼喊出那时照射到你身上的充满魅力的光芒，但却找不到词语将它形容。我无法说出那种渐渐暗淡的光芒，以及逐渐变低的声响，但从那时起，它们便融入了我的生活，在我拥有的一切事物上晕染开来，就像一把钥匙，使我能看清这世间的一切，这全都是因为你。

“当你那穿着学生制服的身影从阴暗的隔板中走出来的时候，我这个对你一无所知的男孩子，内心的力量立刻与你那强烈的痛苦融合在一切，我知道了：这个纤细羸弱的女孩就像充了电一般，将世上所有女人的美都汇集到她的身上。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轻轻触碰她一下，便会立马燃起火花，使房间顿生光辉。这样一来，我要么会被当场电死，要么被充满电波，一生都满怀爱慕的渴望、怜悯的向往和悲伤的情愫。我眉心充满游离的眼泪，闪烁着，哭泣着，我那时非常可怜我这个男孩子，可怜得都快死去，但我更可怜你这个女孩子。我整个身心都在惊讶地询问：如果爱一个人并且接受电流都如此痛心，那么作为女人，她充当电流，激起别人的爱慕必将更加痛苦。

“好了，我终于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这些话都快把我憋疯了。我脑子里整天都在想着这些话。”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躺在床边，她没有脱衣服，感觉有些不大舒服。她盖了一条头巾，在床边蜷成一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她身边的椅子上，轻声地说着，话语里不时夹杂着长时间的停顿。有时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胳膊肘微微撑起身子，手掌托着腮帮子，张大嘴望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她紧紧依偎在他的肩膀上，悄悄地哭泣着，并感到幸福无比。最后她把身子从床上弹出来扑进他怀里，快活地耳语道：

“尤罗奇卡！尤罗奇卡！你多聪明啊！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猜得到。尤罗奇卡，你是我的守护者、我的支柱，就像一座碉堡。请求上帝原谅我冒犯尊严的行为吧。噢，我多么幸福呀！咱们走吧，快走吧，我亲爱的。到了那儿，我将告诉你一件事，它让我担心死了。”

他想，她可能在向他暗示自己怀孕的推测，但看起来可能不是这样，于是说道：“我知道了。”

4

在一个灰暗的冬天早晨，他们出了城。这天是工作日。人们在街道上穿行着，忙着办自己的事。路上时常碰见熟人。在起伏不平的十字街口，也就是配水所的旁边，站了一排排队打水的居民，他们家里没有水井，于是把水桶和扁担都挪到了这里。医生驾着马。这马是一匹烟黄色的维亚特卡种马，是从萨姆杰维亚托夫那儿借来的。他紧紧勒住马匹，小心谨慎地绕过聚在一起的主妇们。石板路上洒满了水，结了冰，雪橇就从着陡峭的石板路上飞速地冲了下路，马车冲进了人行道，雪橇的弯管把路灯和石柱刮得砰砰直响。

在疾驰中他们超过了走在街上的萨姆杰维亚托夫，从他身边飞驰而过，但他们没有回头，也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他们和自己的马来，是否追着他们朝他们喊。在另一个地方他们用同样的方式，连招呼都没打就直接超过了科马罗夫斯基，于是知道了他还在尤里亚金。

格拉菲拉·通采娃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朝他们喊，喊声穿透了整个街道：

“人们都说你们昨天就离开了。以后叫我还怎么相信这些人的话？是去拉土豆吗？”她做了个手势，表示听不清楚，紧接着便挥了挥手向他们道别。

为了看看西玛，他们试着把马车停在一个很难停放车辆的小山坡上。即便不在这里停车，也得拉紧缰绳，以免马车跑得太快。西玛浑身上下包着两三条披巾，搞得自己像一段僵硬的圆木头。她迈着两条发僵的腿，走到大街中央的雪橇跟前，向他们告别，祝他们一路顺风。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等您回来的时候，我还要找您好好谈谈呢。”

终于，他们驶出了城。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冬天曾经走过这条路，但在他的脑海中，这条路大半是夏天的景色，现在竟有些认不出来了。

装着粮食的包袱和其他几包行李，被他们深深地埋进雪橇前头的干草堆里，盖在盖子下面，用绳子捆紧。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赶着雪橇，不时地跪到宽大的雪橇板上，就像当地居民那样，有时把穿着萨姆杰维亚托夫的毡靴的腿垂在雪橇外，侧着身子坐在雪橇边上。

晌午刚过，本来离黄昏还早，但冬天的天气欺骗了人们，让人们觉得太阳仿佛西斜到尽头。于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狠狠地抽打起马来。马儿跑得像箭一样。路上坑坑洼洼，崎岖不平，雪橇在路面上起起落落，活像水里的一叶扁舟。卡佳和拉拉都穿着皮袄，皮袄把她们裹得紧紧的，行动都不方便了。当雪橇驶过不平的路面，她们就像两只笨重的麻袋，在雪橇上左右翻滚，一会儿又陷进干草堆。她们一路上又惊又乐，咯咯咯的把肚子都笑痛了。有时医生为了逗她们乐，故意把一侧的滑木开到路边的雪坡上，雪橇立马翻向一边，把拉拉和卡佳倾倒在雪地里，但这样并不会令她们受伤。而他自己，却在雪橇沿着道路滑出了好几步远之后，才停住马，把雪橇翻过来，架在两根滑木上。拉拉和卡佳将医生严厉地指责了一通，抖抖身子，又好气又好笑地登上了雪橇。

“我待会给你们指，我在哪儿被游击队劫持。”等他们出了城，走了很远过后，医生对她们说道。但他没能做到，因为冬天森林里都是光秃秃的，周围的死寂和空旷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认不出那个地方。很久以后，他喊了一声：“就是那儿！”但他误把第一个“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广告牌当成了第二个同样的广告牌，这个竖立在田野里，而那一个却在医生被抓走的树林里。他们继续向前飞奔，经过萨卡玛岔道口旁边的密林的时候，也就是第二个牌子竖立的地方，他竟没认出来，因为栅栏上结了一层冰霜叫人看得两眼发晕，冰霜闪耀的光芒在眼前结出一个银色的网，把树林隔在一边，使他们没能发现路标。

雪橇在天黑前驶进了瓦雷金诺。她们把车停在了日瓦戈一家原来的房子前。这座房子离米库利钦的住宅最近，也最靠近大路。他们像来打劫一样匆匆忙忙地冲进屋子。过一会儿就要天黑了，所以屋里很昏暗。房子被毁掉了一半，满屋子都堆放着令人厌恶的污秽，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匆忙中没有看清，有几样熟悉的家具还完好如初。瓦雷金诺荒凉空旷，杳无人烟，没有人来继续这尚未完成的毁坏。家里的财产丝毫不见踪影。在家人搬离的时候他没在这里，所以不清楚他们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这时拉拉说话了：

“应该抓紧啦。黑夜马上就来了。没时间犹豫啦。要是我们在这儿安身，就得把马牵进棚子，粮食就得搬到这儿来，我们也要搬进这间屋子里。但我反对这个决定。这件事我们已经谈了不少。住在这儿，你我都不会好过。这是什么房间，你们的卧室吧？不是，是孩子住的。这是你儿子的小床，对卡佳来说太小了。不过，窗户是完整的，墙和天花板都没有裂缝。此外，炉子真是完美，上次我来的时候就对它赞不绝口。如果你坚持住这儿，我就脱掉皮袄立马开始做事儿啦，尽管我反对这么做。第一件要做的事儿是生火。烧呀，烧呀，烧呀。开始的头一天，白天黑夜都得烧。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怎么不说话呀！”

“等一下。没什么。请原谅我。算了，我对你说吧，咱们最好还是去看看米库利钦的房子。”

于是，他们又继续向前驶去。

5

米库利钦的住宅被一把从门栓里穿过的挂锁锁上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砸了好久，把门锁周围的螺丝钉和木头一起撬掉，才拔下了锁。像冲进刚刚那幢房子一样，他们着急忙慌地走了进去，连衣服都没脱，穿着毡靴，戴着帽子就往深处的房间走去。

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住宅角落里的东西被放得井然有序，比如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书房，到处都是这种收拾过的痕迹。这儿有人住过，而且就在不久前。到底是谁呢？如果是主人们，或他们中的一个，那他们去了哪里呢？为什么房外的大门不直接上锁，而要另外加一把挂锁呢？此外，如果主人们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并经常在这里，那整个住宅都应该收拾一遍，但现在却只打扫了几个地方。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米库利钦家的人并没有住在这里。那会是谁呢？医生和拉拉的费解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不想在这件事上绞尽脑汁。现在，像这样被强盗洗劫个半空并被遗弃的住宅还少吗？逃避追捕隐藏起来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一致决定：“如果来的是一个被通缉的白军军官，我们就跟他商量商量，同他住在一起。”

像上一次来这儿一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僵在书房门槛上，一动也不动。他呆呆地看着宽敞的书房，惊讶于窗前那张宽大、用起来很方便的书桌。于是他又一次想到，这里的环境布置得如此整齐舒适，对人们从事坚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是多么的有利呀。

在院子里米库利钦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仓库的位置有一间添筑的马厩。可它被锁上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道它里面的情况。为了节约时间，他决定先把马牵进容易打开且没上锁的仓库里，过上一晚再说。他解下马具，等它凉了汗，就喂它喝从井里打来的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从雪橇上拿些干草喂马，可干草被拉拉和卡佳压成了草末，已经无法当饲料喂马了。幸运的是，他在宽阔的仓库和马厩上面的大干草棚里找到了足够的干草。

第一晚他们和衣而睡，盖着大衣，沉沉地睡去了。睡眠香甜又满足，他们就像奔跑玩耍了一整天的孩子。

6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起床过后，就开始入神地望着窗边那张诱人的书桌。他的心痒痒的，想立马就坐下来写些什么。但他把这种权利留到了晚上，想拉拉和卡坚卡都睡着了之后再开始。在这之前，要干的活儿多到了极点，即便有两个房间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了。

他幻想着晚上的工作，但并未给自己指定什么重要的目的。他只是单纯想要写些东西，心中只有对墨水和钢笔的渴望。

他只想胡乱匆忙地写点什么。在最初的时候，他只满足于写一些回想起来的，但还没来得及记下来的东西，由于很久没有写作了，这种长期束之高阁的才能稍微有些走下坡路，他只想借此重拾起已经生疏的才能。后来，他希望能和拉拉在这儿继续停留一段时间，这样，他就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写出一些新的，有深意的东西了。

“你忙吗？在干吗呢？”

“烧火呀，在烧火。有事吗？”

“把洗衣盆递给我。”

“照这个烧法，劈柴三天就没有了。得去我们先前的仓库一趟，看看那儿是否还有一些？要是那边还剩得多，我就多拉几趟，把它们全都搬过来。明天就去。你要洗衣盆？刚才我还在哪儿看见了，可是在哪儿，奇怪，想不起来了。”

“我也是这样。明明在什么地方见过，可又忘记了。想必没放在该放的位置，所以才会忘。算了吧。你留个心，我烧了很多洗澡水，没用完的就再洗洗我和卡佳的衣服。你把你所有的脏衣服都交给我。晚上，把该打扫的地方都收拾好，所有的人都要洗澡，然后再想个计划。”

“我现在就去把内衣找出来。谢谢。按你说的，衣橱和所有笨重的东西都从墙边移开了。”

“好极了。找不到洗衣盆，我就用洗餐具的大盆代替好了。但是那个盆子太油了，得先把盆边的油腻洗掉。”

“等炉子烧旺了，关上炉门，我就去清理剩下的抽屉。桌上和五斗橱里有很多新发现：肥皂、火柴、铅笔、纸，还有文具。这些发现让人感到意外。比如桌上的油灯，里面还装满了煤油。我可是知道的，这并不是米库利钦的油灯。肯定是另外的人带来的。”

“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幸运啊！这全都是那个在这儿住过的神秘客人弄来的。就像凡尔纳（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曾写过《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等著名科幻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唉，你想说什么呀？我们俩又只顾着聊天闲磨牙了，我那桶水都烧开了。”

他们忙乱地跑来跑去，满屋子地乱转，双手都被活儿占着，一点空闲都没有，两人跑着，有时撞在一起，有时撞在卡坚卡身上。卡佳总是站在他们来回经过的路上，在他们跟前转来转去。小姑娘在屋角间闲逛，从这头走到那头，妨碍他们打扫房间，还因为他们的责备生了闷气。她冻得难受了，一直在抱怨着冷。

“这年头的孩子真可怜，我们过着吉卜赛生活，他们就成了牺牲品，参与到我们流浪的生活中，逆来顺受。”医生这样想着，但却对小姑娘说：

“得啦，别找借口啦，亲爱的，别蜷缩成一团了。说任性的谎话。炉子都快烧红了。”

“也许炉子暖和，但是我冷。”

“那就忍一忍吧，卡秋莎。晚上我再添一把火，把炉子烧得暖暖和和的，妈妈说了到那时还要给你好好洗个澡呢，你听见了吗？好了，你先把这些拿去玩吧。”日瓦戈把从冰窖似的储藏室里抱出来的玩具在地板上堆成了一堆，有积木、拼字方块、小火车和机车头，还有一块画上格子、涂了颜色、标明数字的硬纸板，是玩掷骰子和计算游戏的底盘。这些都是利韦里的东西，它们有的完好无损，有的已经损坏了。

“您怎么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卡坚卡像大人似的抱怨道。“这都是别人的。而且都是给小孩子玩的，我都是个大人了。”

可过了一会儿，她就坐到了舒适的地毯当中，把各种各样的玩具当作拼接用的建筑材料，卡坚卡用它们给从城里带过来的洋娃娃宁卡盖了一幢小房子。这座住宅设计地很好，比经常带她住的临时住所牢固得多。

“这种善于持家的本能是多么了不起啊！渴望拥有家庭，也希望一切都井井有条，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从厨房里观察女儿玩耍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如是说。“孩子们是真诚的，不会感到拘束，也不怕说实话。可我们怕变成掉队的人，宁愿出卖最珍贵的东西，赞扬嫌弃的东西，对莫名其妙的事物随声附和。”

“洗衣盆找着了。”医生从昏暗的过道里拿着木盆走进来，打断她说道。“确实没放在应该放的地方。看来，它从秋天起就被放在漏了的天花板底下接雨去了。”

7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刚从城里带来的食物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分量足够吃三天了。她端上来的菜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土豆汤，还有羊肉炸土豆。卡坚卡吃得嘴馋起来，都停不下来了，一边淘着气，一边格格地笑着。因为屋子里很暖和，她懒洋洋的，吃饱后，就盖着妈妈的披肩，在沙发上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厨房里走出来，倦得不行，她满身的汗，像女儿一样昏昏欲睡，她得意于自己做的饭菜，于是并不忙着收拾饭桌，而是坐下来歇了口气。看到女儿确实睡着了，她便把胸口顶在桌子边上，用手撑着脑袋说道：

“假如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不是徒劳，能够达到某种目的，并且给我带来幸福的话，那我绝不会吝惜我的力气。你每时每刻都要提醒我，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相互厮守。一定要鼓励我，别让我清醒过来。因为严格地说，如果清醒地看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这有多可怕。擅自闯进别人的住宅，撬了别人的锁，支配别人的东西，不停地催促自己忙里忙外，好让自己以为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舞台剧，没有认真过日子，而是小孩子们口中的‘过家家’，是令人发笑的木偶戏。”

“可是，我的天使，要知道可是你自己坚持到这儿来的。你还记得吧，我反对了很久，一直不同意。”

“是这样。我不争辩。但这错我已经犯下了。你可以动摇，也可以犹豫，可我的行为都应该是始终如一并合乎逻辑的。我们走进你的卧室，你就看见了儿子的小床，便开始头晕了，就差痛苦得晕厥过去了。这是你的权利，可对我来说就是不行。对卡坚卡的担惊受怕，对未来的考虑，都退到我对你的爱的身后去了。”

“拉里莎，我亲爱的天使，你清醒清醒吧。改变主意，放弃决定，任何时候都不会晚。我是第一个劝你严肃对待科马罗夫斯基的话的人。咱们有马，你要是想，咱们明天就可以回尤里亚金。科马罗夫斯基还在那儿，我们不是从雪橇上看见他在街上走了吗？而我觉得，他并没看到咱们。我们也许还能见到他。”

“我几乎还什么都没说呢，可你的声音就开始表现出不满了。可你说说看，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藏得这么不安全，这么不加考虑，这跟呆在尤里亚金也许差不了多少吧。如果想找到得救的办法，大概还得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一个有把握的计划，而最终，其结果还得像那个学识渊博并且头脑清醒、但却叫人反感的人所提出的一样。我不知道，我们呆的这个地放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危险。这里的原野广袤无边，随时都会被暴风雪掩埋。而我们三个人孤零零的，夜里被雪掩埋，挖到早上都挖不出来。或者是在这座房子里住过的我们那位神秘的恩人，他突然到来，原来却是个土匪，然后把咱们全都宰掉。你有没有武器呀？没有吧。你的疏忽大意让我担忧，还影响了我。所以我的脑子才乱成了一团麻。”

“可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怎么样？要吩咐我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你就永远抓住我让我服从你吧。并不断地提醒我，我是你的奴隶，永远盲目爱着你，不会同你争辩。噢，我想对你说：咱们的亲人，你的亲人和我的亲人，比咱们过得好了一千倍。但问题难道在这里吗？爱的恩赐同其他恩赐一样。它也许很伟大，但没有祝福，它便无法彰显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里就被传授了接吻的技巧，接着降临在人世里成为婴儿，然后再在彼此的身上摸索这种能力。和谐的光环，找不出分界，没有等级之分，没有高低贵贱，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欢乐的，一切都化为灵魂。但在这种野蛮的、每时每秒都在守候的温柔中，却有某种孩子般固执，某种不允许的事物正在酝酿。这是一种任性的、有破坏力的自然现象，同家庭的宁静不相容。我的责任是提防它，也不信任它。”

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强忍着泪水，继续说道：

“你知道吗，我们处在不同的境遇里。上帝给你翅膀，你可以展翅在云彩中飞翔；可我是个女人，只能俯在大地上，用翅膀保护小鸟免遭危险的侵害。”

他实在太爱她所说的一切了，但他没表露出来，免得叫人肉麻。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咱们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确实是做作而刺激人的。你说得太对了。但这种生活不是咱们发明的。四处流浪、疲于奔命，这是所有人的遭遇，这是时代的特征。

“我从今天早上起也是这么想的。我想尽一切努力，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简直不能表达我是多么怀念工作。我不是在说农活。有一次我们全家都去干农活，也干得非常好。但我已经没有精力再重复一次。我脑子里想的不是农活了。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逐步走上正轨。也许什么时候又能出版书了。

“这就是我所考虑的事儿。能不能同萨姆杰维亚托夫商量一下，给他提供有利的条件，就是抵押我的作品，请他给我们提供半年的日常所需。我在这段时期内写一本书。我想，也许是一本医学教材，或许是一本文艺作品，好比一本诗集吧。又或者，翻译一本国外的世界名著。我知道几种语言，而且说得很好。前不久我还读过一个广告，说彼得堡有一家专门出版翻译作品的大型出版社。这种性质的工作具有交换价值，可兑换成钱。要是能做这种性质的工作我将非常幸福。”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今天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我没信心，我们能在这里长期住下去。相反的是，我还预感到，我们很快就要再次远行了。但在我们决定暂时留在这里的时候，我想请求你，为我牺牲几个小时，把你不同时期的所有记忆，就是最近几个晚上讲给我听的东西都写出来，求你了。有一半稿子不在了，剩下的又没写出来，我害怕你以后会把一切都忘记了，它们就会销声匿迹的，听你说过，在你身上这种事经常发生。”

8

那天晚上，他们用洗衣服剩下的热水，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拉拉也给卡坚卡洗了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神清气爽，他心满意足地背对着拉拉的房间坐在窗前的书桌前面。拉拉浑身湿漉漉地裹在一件浴袍里，身体散发着清香，一块毛茸茸的毛巾将湿湿的头发缠绕起来，她为卡坚卡准备好睡觉的地儿，然后把她放在床上，自己也睡觉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专注。他深情地、欢快地领会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已是午夜一点钟了，从开始就一直装睡的拉拉这时也的的确确睡着了。拉拉和卡坚卡都穿着刚换上的干净衣服，这些衣服同放在被褥上的已经熨好的带花边的内衣，反射着干净耀眼的光。拉拉在这种时候仍然巧妙地想出了浆洗内衣的方法。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周围散发着快乐、甜蜜的生活气息，他笼罩在一片宁静安谧当中，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白纸上倒映着灯光安详的黄影，在墨水瓶的表面也映出一片金黄的光斑。窗外寒冷的冬夜泛着蓝。为了将屋外的景色看得更加清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了隔壁那间没点灯的冰冷房间。他向窗外望去，满月的银光散在覆盖着白雪的林中空地上，月光就像黏乎乎的鸡蛋白或白色的乳胶漆，在雪地上涂了一层。寒冬夜晚的美难以言喻。医生的心中一片宁静。他回到点着灯的温暖房间里，开始写作了。

他的字排得稀稀拉拉，这是为了让字迹看起来更加灵活，更有风韵，避免失去特色，变得僵硬。他不断回想起那些诗句，将创作成熟和最为难忘的诗歌记录了下来，并做了修改，逐渐完善，比如《圣诞夜的星》和《冬之夜》，以及相当多的诸如此类的其他短诗。后来，这些诗歌丢失了，逐渐被后人遗忘，最后再也没有谁找寻得到。

他把这些已经定型的和先前写好的东西记了下来，然后开始继续曾经开了头但又搁浅了的东西，他酝酿好了情感，继续写起草稿来，却并不抱有立刻写完的一丁点儿希望。后来他舒展开来，写得入了迷，又开始写另一首。

他轻而易举地就写出了两三节诗，还有一些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比喻，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有一种感觉向他慢慢逼近，这就是所谓的灵感。支配创作的集中力量，它们的关系仿佛倒转过来了。处在首位的，不是人和他所要传达的心境，而是他想借以表达这种精神状态的语言。语言，是美和思想的家乡和储藏所，它自己开始思考并替人说话，最后变成了音乐。这音乐并不是表面上我们听到的声响，而是我们内心汹涌的冲击和澎湃的思绪。那时，如同汹涌的河水用它自身的力量磨平河底乱石的棱角，使磨坊的轮盘转动起来，从心中流露出的语言，用它自身定律的力量在它流经的路途创建出诗歌的节拍和韵律，创造出成千上万种直到今天也未被人认识、接受和命名的其他的形式和结构。

每逢这种时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会觉得，不是自己完成了这些主要的工作，而是那个高于他，在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力量在完成，这个力量就是：世界思想和诗歌的状况，还有诗歌未来所预先指定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要面临的并按照秩序走出的下一步。而他觉得，自己只是这诗情运动的一个凭借和支点罢了。

他从对自己的指责和不满中摆脱出来，也暂时抛弃了觉得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的感觉。他回头看了看，又环顾了四周。

他看见拉拉和卡坚卡两个人枕着雪白的枕头熟睡的脑袋。纯净的内衣，纯净的房间，她们纯净的线条，同纯净的冬夜、白雪、星星和月亮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同样纯净的浪潮。这股浪潮渗透医生的心田，让他心中顿时充满欢腾，他因为发现了纯净的存在，欣喜若狂，马上就要落泪了。

“上帝啊！上帝啊！”他不禁低声喊道。“把一切都赐予了我！凭什么给我如此多的赏赐呢？你为什么让我接近你？为什么让我来到你这片富饶珍贵的土地？为什么来到你的星空下，来到这位轻率的、逆来顺受的、不走运和百看不厌的女人脚下呢？”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桌子和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从冷漠一切的专注中回过神过来，他的思绪又回到自己体内，回到了现实里。突然，在窗外远处蔓延的寂静空旷之中，他听到一阵凄凉悲伤的声响。

为了清楚地看看窗外，他走进了隔壁没点灯的房间。在他写作的短短几小时里，玻璃上已经蒙上了一层结实的冰霜，外面什么景象也看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堆在门缝里的挡风地毯抽了出来，披上皮袄，走上了楼梯。

在月光的笼罩下，屋外裸露的白雪闪耀着白色的光芒，照得医生头晕目眩。起初他什么都没法仔细看，什么也看不见。但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从远处传来一声微弱的长啸，声音很响，仿佛从胸腔中慢慢地流淌出来。这时，他发现峡谷对面的旷地边上有四个伸直的身影，这些影子不大，只有破折号那么一点儿。

这是四只狼的影子，他们朝着房子的方向排成一行，扬起头嚎叫起来，也许是对着月亮，也许是对着米库利钦房子的窗户反射出的灯光。起先的几秒钟里，它们都一动不动，但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过来，它们是狼的时候，它们便像狗一样低下了脑袋，夹着尾巴从林中旷地上慢慢地跑开了，就好像它们能听到医生的心思。医生没来得及看清它们跑向哪个方向，它们就已经隐藏起来了。

于是他想到：“真是个不愉快的消息！真是太倒霉了。难道它们栖息的地方这么近，就在旁边的某个地方？也许，甚至就在山谷里。太可怕了！伤脑筋的是萨姆杰维亚托夫的马还在马厩里。大概它们嗅到马的气味了。”

他决定不把这件事告诉拉拉，免得让她害怕。他回到屋里，锁上了外面的大门，关上连接着温暖房间和没生火的寒冷房间之间的门，重新堵上门缝，回到桌子旁。

灯仍然亮着，明亮又亲切。但他再也不能多写一个字了。他久久无法平静。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狼和其他可怕的麻烦把他的脑子塞得满满的。而且他也很累了。就在这时，拉拉醒了。

“你还点着灯呀，我耀眼的明灯！”她满身是汗，嗓子因为睡眠变得有些沙哑。她轻轻轻轻地说道：“靠在我身边坐一会儿吧。我给你讲，我在梦里看到了什么。”

于是他便把灯熄灭了。

9

新的一天又在沉寂的癫狂中度过了。住宅里发现了一副儿童雪橇，于是卡坚卡穿起毛皮大衣，从堆在花园里小路上的冰堆上往下滑，她哈哈大笑着，小脸儿冻得通红。这个冰堆是医生用铁铲把雪拍紧，再洒上水，然后冻成的。她冻僵的小脸上挂着微笑，没完没了地爬上冰堆，用绳子把雪橇拉上小冰堆。

严冬来了，严寒明显加强了，但院子里仍然阳光普照。雪地在正午的阳光下变成了黄色，过早降临黄昏的晚霞就将这雪地照耀成了橘子的色彩。

昨天因为洗衣服洗澡，拉拉把潮气都放进了屋子里。窗户上结满了松散的窗花，被水蒸气熏潮的壁纸上满是水痕，从天花板一直拖到地板上。屋里变得昏暗，让人憋得难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边往房子里抱柴火，挑水，同时继续察看房子里让他怀疑的地方，这期间一直都有新的东西被发现，一边帮助拉拉做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不停地出现在她面前的家务事。

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工作中，他们俩的手无数次地碰到了一起。一只手正要去搬起地上的重物，还没摸到目标，就被另一只手握住了，于是，一阵无法控制的柔情传遍他们的全身，把他们搞的晕晕的，在束手无策之中解除了所有的武装。他们放下手中的东西，脑袋里的东西都飞到了九霄云外。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几个小时之后，时间渐渐晚了，他们俩忽然惊恐地发现，一直把卡坚卡留在一边没有照看她，或者想起还没有给马喂食喂水。天已经黑了，他们赶紧去做还没干完的事，内心的谴责让他们非常难过。

由于睡眠不足，医生的头隐隐作痛。像喝醉了酒，不舒服，却泛着迷糊甜蜜，浑身上下充满了无比幸福的羸弱无力。他有些不耐烦地等待着夜晚的到来，好返回到夜里中断了的写作当中。

他身上疲倦的感觉替他完成了工作前的准备。而俘虏着他的睡梦中的迷雾，以及周围的一切猛然间都运转开来，被他的思绪笼罩住了。覆盖在一切事物上的模糊慢慢地朝着清晰的方向变幻，最后越来越清醒了。这迷蒙中的疲惫，就如同不清晰的初稿一样，连同这一整天的无所事事，成为了夜晚写作的不可或缺的准备。

闲散和疲惫使医生对任何东西都要思索一翻，思想并不是毫无变化。一切都经历了改变，最后变成了新的模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想在瓦雷金诺长住的愿望无法实现了，他同拉拉分离前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他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她，随之而来的便是失去对生活的渴望，甚至失去生命。苦闷让他的心隐隐作痛，但等待夜晚的降临更让他疲惫不堪。他希望把这种苦闷发泄出来，用文字记录这样的感受，让别人因为这哭诉黯然泪下。

他一整天都在回想狼，但他脑子里的狼已不再是月光下雪地上的狼了，而是变成了有关狼的主题，变成了一种与之敌对的力量，这种敌对力量想把医生和拉拉推入毁灭的深渊，至少会把他们赶出瓦雷金诺。这种敌意不断地发展，到了晚上便更加强烈了，就像在舒契玛峡谷中挖掘出的史前时代可怕的怪物的踪迹，又像是一条躺在峡谷中只在神话故事里提起过的巨龙，渴望吮吸医生和拉拉的血，并将他们吞食。

天黑了。就像昨天那样，医生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拉拉带着卡坚卡睡觉去了，时间比前一天更早了。

昨晚写的东西分成了两部分：一是修改过作品，用工整的书法字体清楚干净地誊写一遍；二是他新的作品，伴随着省略号简单地写在纸上，字迹潦草，凌乱得叫人难以辨识。

医生看着鬼画桃符的涂鸦，流露出和平时一样的失望。夜里，这些草稿片段唤起了他的眼泪，几段意外的神来之笔让他震惊不已。现在，他又觉得这几段文字并不成功，反倒有些牵强，于是又感到一阵痛心。

写出新颖的作品是他一生的梦，希望用独特但通俗的形式表达出含蓄不露锋芒的思想。矜持朴实的文体又是他一生的追求，希望使读者和听众能在自己也没注意的情况下就掌握住它们的内容，领会它们的创作方式。他一生都在关注那种不刻意吸引谁的注意力的古朴的文风，但他常常很惊恐，感觉自己离这种理想越来越远。

在昨晚的诗稿中，他打算用一种简单的语言创作，这种语言如同人们的随意的闲谈，或者似摇篮曲一般，但能表达出一种复杂的情绪，能自然地流露出恋爱、恐惧、痛苦和勇敢。

现在他重新阅读这些诗稿时，却发现它们缺乏一个内容丰富的序言，以便把分散的诗篇交融在一起。在对稿件逐渐的修改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采用先前那种抒情笔调来叙述勇敢的叶戈里的神话。他开始用被赋予了自由的五音步格创作。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歌，即使排除内容，它本身的诗格也非常和谐，但这悦耳的节奏却成了一种虚幻的形式主义，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这种规范却华而不实的诗格，像散文搏斗长篇大论一般，把诗句压缩成了四音步格。写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也更令人向往了。写作的进展更加清晰明朗，但伴随着这种韵律出现了更多的废话。他强迫自己再把诗句压缩一点，于是采用了三音步格。字句在这种步格里显得非常紧凑，最后啰嗦的痕迹从他的创作中脱离出来。他清醒过来，激动得面红耳赤，小写字母狭窄的间隔本身向他提示着用什么词句来填充。难以言喻的事物被他毫不费力地在框架中一语带过。他听见骏马们在他的诗歌中踏过的声响，就像肖邦的一支叙事曲中马儿溜蹄的踏踏声一样。所向无敌的将军格奥尔吉骑在马背上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飞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背后看见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此刻文思泉涌，飞快画着的笔好不容易才记下那些贴合的字句。

他没注意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旁边的拉拉。垂到脚跟的长睡衣将她衬托得又纤细又高挑。当拉拉站到他身边，面色苍白，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哆嗦了一下。她伸出一只手，轻轻问道：

“你听见了没有？狗在狂吠。还是两只呢。真可怕，这是个恶劣的兆头！咱们无论如何，一忍到早上就走，一定得走。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

过了一小时，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久久的劝说下，拉拉才又安心地睡过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出房间，走到了门廊上。狼比昨天夜里站得更近了，隐蔽得也更快，以至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没能看清它们朝哪个方向离开。它们成群结队地站在一起，他来不及数清楚。只是觉得它们变得更多了。

10

他们迎来了居住在瓦雷金诺的第十三天，情况同开头几天没有什么两样。在这星期中一度消失的狼又出现了，像几天前的夜里那样嚎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仍然以为那是狗，再一次在坏兆头中乱了阵脚，于是又打算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她的情绪在镇定和不安的忧虑之间轮番交替着。出现这种情况也很自然，因为她是一个劳动妇女，不习惯整天都敞开心扉，也不习惯整天无所事事，过那种无法容忍、充满毫无节制的柔情的生活。

所有的情景又一次准确无误地重复了，所以在第二周的某个早上，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再一次开始收拾起返回尤里亚金的行李，就像头几次一样，她甚至觉得，仿佛根本没有在这儿呆过一个多星期。

屋里又一次潮湿起来，因为灰蒙蒙的阴暗的天气，房间里昏暗极了。严寒柔和了许多，昏暗的天空中布满了低矮的乌云，随时都可能下起大雪。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于长期以来都睡眠不够，已经萎靡不振了。他的思绪混乱，体力不支，因为虚弱他感到异常的寒冷，缩着脖子冷得直搓手，在没生火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要怎么办，也不知道面对这个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做。

她的想法也不明确。现在她宁愿少过一半的生命，也不愿意他俩整天自由散漫的过活了。生活应该永远服从于某种需要严格遵守的秩序，以便使他们能继续工作，以便他们拥有能继续理智而正直地生活的职责。

她同往常一样开始了新的一天。她把床单铺好，打扫了房间，给医生和卡佳端上早饭，然后开始收拾行装，接着请日瓦戈套好马。她要离开，态度相当坚决，容不得一点改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试着说服她。他们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却要在拘捕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刻回到城里去，这简直就是自暴自弃。但他们没有武器，就这么孤单单地躲在冬日的荒野之中，在可怕的荒无人烟的严冬里担惊受怕，却不是明智之举。

除此之外，医生从邻近的几家仓库中搜集起来的干草也只剩下最后一抱了，而新的干草还不知道能不能弄到。当然，如果确实可能在这儿长住，医生会到附近去转一转，准备补充草料和粮食。不过，如果只是在这里暂住一段日子的话，那就用不着去找了。于是医生摆了摆双手，出去套马了。

他不太会套马。这技术萨姆杰维亚托夫曾教过他，但他总是忘。虽说没有经验，但他还是凭双手把事情都做完了。他把带有金属饰件的皮带头把马轭系在车辕上，在一旁系了个扣，然后拉紧，用剩下的皮带在车辕头上缠了几圈，然后用一条腿撑在一侧的马肚子上，拉紧轭上松开的曲杆，做好了这些之后，他把余下的事儿也一并做了。医生把马栓到台阶前，进去告诉拉拉，可以启程了。

他发现她慌张到了极点。她和卡坚卡都已穿好上路的衣服，所有的行李都已放置好了，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掰着手，控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她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一会儿，自己则扑倒在椅子里，又不停地站起来，用宛如歌唱般的高音前言不搭后语地抱怨着：“这到底对不对呢？”，然后断断续续地飞快说道：

“不是我的错。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难道能现在走吗？马上就要天黑了。夜里我们还在半路上呢。正好走到在你出了事的可怕的树林里。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我自己根本没有下决心的毅力，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吧。有什么东西在阻挡着我。我的心已经在上蹿下跳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沉默了，怎么闭嘴不说话呀？我们马马虎虎地度过了整个早上，不知怎的就耽搁了半天时间。明天不能再这样了，我们会更加谨小慎微，我说得不对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留一夜？明天起来早点儿，六七点钟天刚亮的时候就出发。你怎么想呢？你把炉子生好，在这儿多写一个晚上，我们也好在这儿再过一夜。唉，机会多么难得，多么令人心醉！你怎么什么也不回答呀？我这个不幸的女人又做错事啦？”

“你太夸张了。还有很久才到黄昏呢。时间还不晚。但是就照你说的办吧。好啦，我们就留下来吧。你淡定一点，不要激动。是啊，把行李安顿好，咱们把皮袄脱了吧。你瞧，卡坚卡吵着说饿了。咱们吃点东西。你是对的，现在动身太仓促了，准备一点儿都不充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千万别激动，不要哭。我现在就去生火。趁着还没卸马，雪橇就在台阶旁边，我再去日瓦戈家一趟，去旧仓库里去把最后一点劈柴拉过来，不然我们这儿一根劈柴也没有了。你别哭。我很快就回来。”

11

仓库前不远处的雪地上有几条雪橇痕迹，都是先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门和回家的时候轧出来的。前天他拉劈柴的时候把门槛旁边的雪踩脏了，弄得到处都是垃圾。

早上天上还云彩密布，这时也逐渐消散了。天空洁净如洗。天气冷起来，降了一层霜。在这里，四周都是瓦雷金诺大园子的地盘，它一直向前延伸，直到离仓库不远的地方，好像想看一眼医生的面孔，给他提醒些什么。今年的雪积得很深，比仓库的门槛还要高。仓库的门楣好像降低了一点儿，仿佛倾斜了一般。屋檐下挂着一大块凝雪，像一顶帽子，正好挂在医生的头顶上，又好像是一朵巨大的蘑菇。就在正对着屋顶的上空，挂着一弯新月，沿着月牙的边亮着微微的黄光，就像一把扎进雪地里锋利的弯刀。

尽管现在是白天，天还很亮，但医生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自己的生命正处于夜晚难以通行的黑暗密林里。这样的黑暗就存在于他的灵魂中，因此他很忧郁。这新月像在预示着分离与孤独，几乎就落在与他的脸平行的位置，在他面前泛出幽幽的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累得打了个软腿。他越过仓库的门槛把劈柴扔上了雪橇，每次他都尽量比前一次抱得少一点。雪片粘再原木上，把木头冻得冰凉，日瓦戈抱着原木，即便是带着手套，双手也被冻得疼得不行。加快了的行动也暖不了他的身子。他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停顿了，被撕裂了。他用世上最恶毒的语言极力诅咒自己悲惨的命运，并向上帝祈祷，请求他保护这位美貌如花、天真无邪、却又忧郁顺从的女人。月牙仍然悬挂在仓库上，照耀着却又不怎么发光，闪烁着却又不怎么明亮。

突然，马儿转向来的方向，扬起头颅，开始胆怯地小声嘶叫起来，随后它的嘶叫声大起来，充满了自信。

医生不解：“它怎么啦？有什么可兴奋的？不可能是受了惊。受了惊的马是不会这么愚蠢地嘶叫的。如果它嗅到了狼的气息，它不会傻到用这般嘶叫，好让狼发现自己吧。它是多么快活呀。看来是想回家了，直到自己就要回去了。等一等，咱们马上出发。”

另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在仓库收集了不少碎木头，还有几大块从榆树上剥下来的榆树皮，这些树皮向外弯曲着，就像皮靴筒一样。他把它们拿回去，准备当引柴用。他用蒲席把一堆堆劈柴包好，再用绳子把它们捆紧，整齐地堆在雪橇上。他在雪橇旁边迈着步子，运劈柴回米库利钦家的仓库。

马儿又嘶叫起来，同前面传来的清晰的马嘶声相互回应着。医生哆嗦了一下：“谁的马？我们还以为瓦雷金诺荒无人烟。看来，我们错了。”他没有想到，他们这儿来了客人，马嘶声是从米库利钦庄园住宅门前的台阶那儿传来的。他赶着马儿绕了一圈，走到米库利钦庄园的杂物房背后，这里隔着一个小山丘，从那儿他看不见住宅正面的部分。

他不慌不忙地（他为什么要着急呢？）把劈柴抛进仓库里，给马卸了套，把雪橇也放进仓库，然后把马牵进旁边凉透了的空马厩里。医生把马拴在右边一个不太通风的墙角的桩子上，又将牲口槽里填满了从仓库里拿来的几抱干草。

他怀着不安的心走进了屋子。台阶旁边停着一辆已经套好的非常宽的农用雪橇，还套着一个很舒适的车厢和一匹被喂得膘肥体壮的乌黑公马。一个穿着一件很好的紧腰细褶长外衣的年轻人，但是医生不认识他。这个少年在马的周围不慌不忙地蹓跶着，一会儿拍拍马的两胁，一会儿看看马腿上的毛。同那个少年一样，这匹马的毛发光滑，又肥又壮。

屋里传出一阵嘈杂声。他不愿意偷听，再说，也听不清里面说的是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慢慢地挪着步子，然后停在那儿愣住了。他分辨不出他们的话语，但他还是听出了这是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大概，他们站在第一间屋子靠近门口的地方。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同拉拉吵着什么，从她回答的声音里，日瓦戈感觉到她很激动，还哭泣着。她一会儿猛烈地反驳他，一会儿对他的话表示赞同。根据某种难以言喻的迹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为，科马罗夫斯基此时的话题正是关于他的，大概是说他靠不住（“脚踩两只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他好像用了这个词儿），不知道谁最珍贵，是家庭还是拉拉，让拉拉不要指望他，因为如果一旦她信任了医生，她就会“两只野兔都逮不到”，或者是“处在两个椅子中间”，两头落空。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了屋子。

在第一间屋里果真站着科马罗夫斯基，他没脱衣服，皮大衣一直垂到了地板上。拉拉抓着卡坚卡小皮袄的领口，努力想系紧挂钩，可领钩怎么也扣不上。她对着小姑娘发火，叫着让她不要转来转去。可卡坚卡抱怨道：“妈妈，轻点儿，你快把我勒死了。”他们都穿好了衣服站在那儿，准备出门。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进屋，拉拉和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都争先恐后地奔过去迎接他。

“你到哪儿去啦？我们正等着你呢！”

“您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管上次我们对彼此说了不少粗鲁的话，可正如你看到的，我又不请自来了。”

“您好，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你到哪儿去啦，去了这么久？快听听他要说什么，赶快替自己也替我作个决定吧。没有时间了。必须抓紧了。”

“我们站着做什么？请坐吧，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我到哪儿去啦，拉罗奇卡？可你知道呀，我拿劈柴去了，然后去喂了马。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您坐下吧。”

“你怎么一点都不吃惊？为什么没显露出惊讶？咱们曾惋惜过他的离开，遗憾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可他现在来啦，就站在你面前，而你却这么平静。他这次带来了更惊人的消息。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你告诉他吧。”

“我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指的是什么消息，但我本人想说：我故意散布消息，说我离开了，可实际上我却再呆了几天，为了就是给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多点时间重新考虑咱们提过的问题。我想你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不会作出如此轻率的决定。”

“但没法继续耽搁了。现在走是最合适的。明天早上——还是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来告诉你吧。”

“等一下，拉罗奇卡。请原谅，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为什么咱们要穿着皮袄呢？脱了衣服坐一会儿吧。事关重大，不能这样不假思索就决定。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咱们的争论，涉及灵魂中某些敏感的情感。但谈论这些情感是可笑又不适宜的。我从未打算过要跟您走。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又是另一回事儿。当我们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因为不同的事而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拥有不同命运的两个人。我认为，特别是为了卡坚卡，拉拉应该更加细心地考虑您的安排。而且她也一直这么做的，一次次重新考虑是否要接受您的建议。”

“你要接受一起走这个条件，我才答应。”

“向你提出分离对我来说同样是很困难的，但也要克制自己，并做出这样的牺牲。所以关于我走不走的问题根本不需要谈。”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他说完。明天早上……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看来，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指的是我带来的，并已经告知她的消息。尤里亚金的铁道线上正停着一列待发的火车，专门为远东政府准备的。它昨天从莫斯科来，明天又要出发了。这火车是我们交通部的，里面一半都是国际卧铺车厢。

“我必须乘这趟车走。他们为我的工作助手也留了座位。我们会在很舒适的条件下迅速前往的。这种机会是不可能再有的。我知道您不会食言，不会改变拒绝跟我们一起走的决定。我知道您是一个坚决的人，但为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您得打破您的原则。您也听到了，您不走她就不会走。咱们一起走吧，即使到不了海参崴，但也可以到尤里亚金呀。到了那儿再做打算。不能再耽搁了，得立马动身。我驾不来雪橇，就带了个人。这样我们一共就有五个人，我的雪橇坐不下。如果我没记错，萨姆杰维亚托夫的马在您这儿吧。您说过，你用它拉过劈柴。它还没有卸套吧？”

“不，我把马具卸下来了。”

“那现在就去套上。我的马车夫会帮您的。不过，算了吧。让您的次等雪橇见鬼去吧。咱们想办法挤一挤。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得快点儿。带上您最需要的东西上路。房子就让它这样吧，别锁了。得拯救孩子的命，而不是去找钥匙。”

“我不懂您说的什么，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您这样说话，好像我已经答应要离开了。如果拉拉愿意，你们现在就上路吧。房子你们不用担心。我留下来，等你们走后我再打扫一下，把它锁上。”

“你在说什么呀，尤拉？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话你自己都不会相信。什么‘如果拉拉愿意’。你自己完全清楚，如果你不加入我们的旅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也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说什么‘房子我来打扫，所有的一切我来管’这样的话又是为了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已经坚定不移了。那我好要请求你，要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允许的话，我想单独同您谈谈。”

“好啊。如果真有这个必要的话，咱们就去厨房说吧。你不反对吧，拉里莎？”

12

“斯特列利尼科夫被捕了，判处了极刑，判决已经执行了。”

“太可怕了。莫非这是真的？”

“我是这样听说的，对此我也十分相信。”

“别跟拉拉说。她会发疯的。”

“那还用说。就因为这样，我才叫您到换个地方说话。枪毙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危险的矛头就直指她和女儿了。请您帮我救救她们吧。您仍然不想同我们一起走吗？”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当然了。”

“可是没有您她也不会离开。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那我需要您另外帮个忙。您就假装说些让步的话，装出被我说服的样子。如果您确实要去为我们送行，我简直无法想象你们分别的情景，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尤里亚金车站。必须做到让她相信您也会离开。如果您现在不同我们一起走，那就过一段时间，一有新机会，我会立马向您提供的。您一定要假装向她发个誓。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在任何时候，只要您愿意离开，我都会把您从这里弄出去，然后把您送到您想去的地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必须相信您会来送我们。您必须确定她完全会相信这一点。比如说，您假装跑去套马，让我们先走，不要等您，一旦您套好马，就会跟上来，在路上赶上我们。”

“我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被枪决的消息震惊了，我现在很不平静。我几乎听不懂你的话了。但我同意您的看法。在惩治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按照现在的逻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卡佳的性命也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两人当中必定有人会被夺去自由，因此，不管怎样，我们终究还是会分开。与其如此，倒不如让您来分离我们。您把她们带到远方去吧，带去世界的尽头吧。现在，当我对您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有的事都照您的意思办。也许，我无法再支撑下去了，顾不得自己的骄傲和自尊，顺从地爬到您跟前，祈求从您的手中得到拉拉，得到生命，得到通向我的亲人的海路以及拯救自己的生路。但给我点儿时间考虑考虑。您带来的新消息让我大为震惊。我太痛苦了，失去了我思考和论断的能力。也许，屈从于您，我会犯下致命的、无法补救的并且一生为此担惊受怕的错误，但在我独自一人处于迷茫之中，并感到虚弱无力又无比痛苦的时候，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机械地附和您，盲目且毫无意志地服从您。总之，为了她的幸福，我会做出准备走的样子。我现在就去告诉她我要去套马，让你们先走，然后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还有一件小事，你们现在怎么走呢？夜晚就要降临了。要穿树林，四周都是狼，您要当心点。”

“我知道。我随身带着步枪和左轮手枪。您别担心。我还顺便带了一些酒，好在寒冷的时候喝。数量挺多的，您想不想留一点？”

13

“我做了什么呀？我做了什么呀？我把她放走了，我抛弃了她，把她让给了别人。我要跑着冲过去紧跟着他们，赶上去把她追回来。拉拉！拉拉！

“他们听不见。风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吹。大概，他们正大声地交谈呢。她有所有快乐和平静的理由。她被骗了，料想不到自己驶入了怎样的歧途中。

“她可能是这样想的。她想：一切都按照她的心愿发展成熟了，并且好得不能再好了。伟大光荣的造物主啊，她的尤罗奇卡，她固执的幻想家，总算软了下来，同她一起去一个可靠的地方，到比他俩更聪明的人那儿去，在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下生活。如果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保持自己的个性，明天跟他们较劲，不肯上火车，那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也会派另一辆车去接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送到她的身边。

“这个时候，他当然已经在马厩里，给马儿上套。因为激动和着急他浑身发抖，混乱不堪，两只手也不听使唤。然后马不停蹄地跟在他们后面飞奔，还没进林子，就会在田野上赶上他们。

“也许，她正是这样想的。他们甚至没有用语言告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是摆摆手便转过身去，将堵住喉咙里的痛苦拼命咽下，就像喉咙里噎住了一块苹果。”

医生站在台阶上，一只肩膀上披着皮大衣。他神情游离，没披皮袄的那只手使劲拽着门廊下面的纤细的台柱颈，仿佛要把它掐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锁定在远处旷野中的一个小黑点上。就在那边的不远处，几株单独生长的白桦树中显露出一小段爬上山坡的路。这一刻太阳西下了，晚霞照耀着这片开阔的土地。他们隐没在浅谷中没多久的雪橇的马上就要飞驰出来，驶入这片被夕阳照耀的空地了。

“永别了，永别了！”医生在这一瞬间来临之前默默地反复说道，他已经麻木了，从胸腔里吐出几声濒临崩溃的音响，挤到傍晚严寒的空气中。“永别啦，我唯一的爱人，我永远失去的爱人！”

“驶出来了！驶出来了！”当雪橇像箭似的飞驰出浅谷，绕过一棵又一棵白桦树，开始控制住速度，愉快地停在最后一棵白桦树旁边的时候，他用发白干燥的嘴唇急切地低声说着。

噢，他的心就要跳出来了，哦，他的心抖得多可怕，激动得两腿发颤。他无比激动，浑身瘫软无力，就像从肩上滑落下来的毡制皮大衣！“噢，上帝，好像你要把她送回到我的身旁？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停在那遥远的落霞的地平线上干什么？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停在那儿？不，坏了，他们又向前走了，飞驰起来了。她大概请求停留一会儿，好最后看一眼房子，并向它告别。又或许她想要确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否已经出发，是否紧跟在他们身后追赶他们？他们离开了，离开了。

“如果来得及，如果太阳不会过早落山（在黑暗中他没法望见他们），他们还会在他的视线里出现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就在沿着峡谷那一边的林中旷地上，前天夜里狼群呆过的地方。”

这一刻来到了，来到了。圆圆的暗红色太阳又一次出现在雪堆的蓝色边界上。太阳凤梨色甜蜜的光洒在雪堆上，雪便开始贪婪地吮吸着。看，他们出现了，飞驰着，一闪而过。“永别了，拉拉，今生今世地永别了，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永恒的欢乐。”现在他们消失了。“我永远也看不到你了，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这时，天暗了下来。晚霞在雪地上洒下的凌乱的红铜色光点也一瞬间消失了。淡灰色温柔的旷野，此时也沉浸在变淡的紫色的黄昏中。同灰蒙蒙的雾霭融合在了一起的是，那在大路上，在淡淡的玫瑰色、仿佛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勾勒出的白桦树清晰轮廓，此时它们像是镶了一圈花边。

精神上的悲伤加剧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敏感。他对一切的捕捉都比以前清晰了十倍。周围的一切，就算空气本身，也被赋予了罕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冬天的夜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同情，就像一位充满同情的目击者。仿佛至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的傍晚，今天它第一次出现了，仿佛是为了安慰因为失去亲人形影相吊的人。树林环绕着小山，背对着地平线，仿佛不单单是为了这里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达同情才在这里找到位子，从地里长出来。

医生这时几乎要挥手轰走这显而易见的美景，就像对待一群纠缠着令人烦躁的同情者，几乎准备对照耀在他身上的晚霞小声地说：“谢谢。用不着照着我。”

他仍然站在那里，只是转过了身子朝向房门，背对着身后的世界。“我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重复并牢记着这句话。他已经没有力气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大声说出来，他喉咙颤抖着，抽搐着，一阵阵的疼痛，使话语不时地停顿下来。

他走进屋子，内心展开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双重独白：对他自己枯燥做作，带有事务性质的独白，对拉拉滔滔不绝的独白。他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现在就去莫斯科。第一件事是活下去。不要再失眠。不要再躺下睡觉。每天夜里都要工作到头脑发昏，不到疲倦的失去知觉才放下工作。还有一件事。马上把卧室里的炉子生好，不要在夜里冻死。”

可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跟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的可爱人儿啊！只要我的双臂还没忘记你，只要你还在我怀中，只要我们还在亲吻，我就同你厮守在一起。我将在某篇当之无愧、值得流传的诗歌中为你哭尽我的眼泪。我将用温柔得隐隐作痛的悲伤描绘中记录下有关你的记忆。我要留在这儿，直到把它们都写完。我要把你的轮廓印在纸上，就像猛烈的暴风雨过后，波涛汹涌的大海卷起强健有力的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痕迹。大海破碎蜿蜒的线条把海里的浮石、软木、海螺、海藻，以及一切它能从海底卷起的东西，全都抛上了岸上。这是延伸到远方无穷无尽的，能卷起最高的激浪的海岸线。生活的暴风雨把你冲向到我的身边，你是我骄傲的人儿。我将这样描绘你。”

他进了屋，锁好门，脱下皮大衣。他来到拉拉早上努力打扫干净的房间，看见的却是翻得很乱还没有整理好的床铺，以及散落在地板上和椅子上杂乱堆放的东西，这都是拉拉匆忙离开时重新翻乱的。这时他就像小男孩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低垂的脸埋进耷拉着的被子里，孩子般大声地哭起来。只哭了一会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站起来，飞快地拭去泪水，疲惫又漫不经心地把周围打量了一遍，然后拿起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瓶，拔出瓶塞，斟了半杯掺好水，又加了点雪，伴随着享受和无法消释的悲伤泪水，开始慢慢地、贪婪地喝起这种混合物来。

14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出现了一些与他不相符的东西。他慢慢地失去了理智。他还从未有过这种奇怪的生活方式。他把房子弃之不顾，不再关心自己，颠倒昼夜黑白，拉拉走后他就开始忘记计算时间。

他喝酒，写纪念她的作品。但他的诗歌和笔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涂改和不断地变换词语，跟真实的原型，跟同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她的妈妈的鲜活的形象，背离地越来越远。

这些删改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于描写准确和表达有力的而做出来的，但它们也符合内心沉着的劝诫，这劝诫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表露个人的经验和自己真实的过去，为的是不伤害和冒犯跟他所描写的和经历的一切直接有关的参与者。这样，那些密切相关的、且热气腾腾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淘汰出局，而在诗歌中代替流血和病痛的是心平气和的广阔气度，于是个别的情况就被提高了，成为大家都熟悉的一致的东西。他并未达到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就像从路上给他寄来安慰的使者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好似她来自远方的问候，像她出现在梦中，或者像用她的手在他的额头亲亲抚摸。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高尚起来的印迹。

在这些触及拉拉的哭泣之后，他同样把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粗制滥造的作品从头到尾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直发生的那样，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就在他写作的时候顺带着同时向他袭来。

他又思考了历史，思考了历史的进程，他的想法同传统完全不同。对他来说，历史标榜的是如同植物世界里的生活。冬天在大雪下的阔叶树林裸露剥光的枝条细瘦难看，就像老年人瘤子上的毛发一样。春天，在几天之内树林全都改头换面，变得高耸入云，这树林茂密繁盛，进入其中便能迷路，也可以藏身。这种变化是通过运动达成的，它的猛烈比动物的运动更叫人出乎意料，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迅速，而我们永远都不能窥视到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无法包围它，无法在改变位置的同时埋伏起来等候它。我们见到它的时候它总是处于静止当中。实际上，这种相对的静止却在永远变化、永远发展，我们却不能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察觉到。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领导者和统帅们的首创作用，但他却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没能说清楚。历史是没有谁能创造的，它无法被看到，就像看不见草木生长。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茨庇尔（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成员大多数是小业主）都是历史上必不可伤的鼓动者，都是它的酵母。革命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有了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分子和自我约束的天才。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颠覆了旧秩序。变革延续几周，多至几年，但引发变革局限性的精神却在人们的崇拜中延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并被人们当作圣物。

他在因拉拉哭泣的时候也在悲叹那个很久以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那时，革命简直就是从天上降临到地上的上帝，每个人的疯狂都各具特色，每个人的生活都彼此独立，但对最高政治正确性的赞同，却找不到例证可以说明。

在标记各种各样的作品时，他再一次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做了记录。他认为艺术是永远服务于美的，而美是驾驭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有机的存在关键，形式为了生存必须控制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因此艺术，包括悲剧艺术在内，都是一个表现存在的幸福的故事。这些思考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了幸福，正是这种充满他内心的悲剧性的幸福，他的头又疲倦又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拜访过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向他描述了安季波娃带着女儿跟随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情况。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检道车来的。他狠狠地责怪了日瓦戈，说他没好好地照顾马，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忍耐一下，宽限他三四天。他答应在这个期限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并带他从瓦雷金诺永远地离开。

有时，在埋头工作写得入迷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忽然非常清晰地回忆起那个已经离开的女人，因为柔情和尖锐的疼痛而丧失意志。就像在童年的某个时候，在夏天华丽的大自然景色中，在鸟儿的声声啼啭中，他仿佛听到已故母亲的声音。他听惯了拉拉的声音，对她的声音习以为常的听觉竟然欺骗他，让他时不时地产生幻听。“尤罗奇卡”，这种听觉上的幻觉就像从隔壁房间向他传来。

伴随着这样的幻觉，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其他欺骗他的错觉。在这一星期的周末的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荒诞的梦，梦见屋子下面有个藏着龙的深洞，然后忽然就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闪烁着火光，整个峡谷被爆破的轰隆声充斥着，好像放枪的声音。奇怪的是，惊醒不过一分钟，医生又沉睡过去。而第二天早上，他将所有这些都划入了他的梦境。

15

这就是那夜之后没多久发生的事。最终，医生听从了理智对他说的话。他对自己说，如果他给自己设置了自杀的目标，他一定能找到一种方式，更为有效并且少受折磨。他暗暗地对自己说，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就毫不迟疑地从这里离开。

黄昏之前，天色还很亮，他听见有人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迈着步子。这步子振奋而又坚定，朝住宅走来。

奇怪。能是谁呢？如果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是坐雪橇来。在空旷的瓦雷金诺必定没有过路的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定道：“是来找我的，召唤我要我回城里。或者就是要逮捕我。可他们怎么把我带走呢？要不他们就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喜悦起来，好像已经推测出了这是谁的脚步声。那个暂时还不知是谁的人，可能因为没有在门上找到他预想的锁，在扯掉门锁的大门口停了一分钟，但随后马上又迈着从容的步伐走了进来，像主人似的打开一路上的大门，然后又转身把门关好。

这些古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看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此时医生正坐在书桌前，背对着门。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朝向门口好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一动不动，就像被埋在地里似的。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随口问了一句，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当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此并不觉得奇怪。

进来的是个强健有力、体格匀称、长着一副漂亮脸蛋的人，他穿着毛皮短上衣、毛皮裤子和一双暖和的山羊皮靴，肩上斜跨着一枝来复步枪。

对医生来说，意外的只是陌生人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他的到来，医生并不感到惊讶。屋里以前找出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一些迹象，都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做好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这个人就是从房子里找出来的那些东西的主人。他的长相让医生觉得很面熟。看来，来访的人对于房子不是空着的也有准备。看到房子里有人，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也许他预先知道会在房子里遇到谁，也许他本来就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回忆里一个个地翻得楸心。“我的老天爷啊，我到底在哪儿见过他一面呢？这可能吗？忘记是那一年了，反正是五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清晰的理解力，耿直的性格，严格遵守原则，正确的，正义的，有理的。斯特列利尼科夫！”

16

他们已经交谈了很久，都有好几个小时了，只有在俄罗斯的俄国人才会谈这么长的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忧郁的人，还有那些疯狂和入了迷的人，而当时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入夜了。天开始暗淡下来。

斯特列利尼科夫同所有的人一样，都爱说话，叫人不得安宁，但除此之外，他之所以唠叨个没完，还有其他私人的原因。

他怎么也说不够，用尽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好摆脱孤独。他是害怕良心的谴责，还是害怕折磨着他的悲痛回忆？也许是对自己的不满使他疲惫不堪，不能忍受，以至于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或者，他已作出了某种恐惧并无法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地呆着，也许，他是想趁同医生闲谈并呆在一起的机会而延缓他的决定？

不管怎样，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某个重要的、成为他累赘的秘密，但他却沉浸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并无节制地倾吐内心。

这是一种世纪病，一种时代的革命疯狂。同说出来的和表现出来的东西比起来，内心所想完全就是另一码事儿。没有人总能问心无愧。每个人都能找到理由认为自己完全有罪，认为自己是隐蔽的罪犯，是没有被戳穿的骗子。只要一有理由，自我抨击的思潮就会向着自己铺头盖脸地扑来。人们的自我幻想、自我诽谤不仅是在恐惧之下做出的动作，更是一种能导致毁灭的不正常的嗜好，按照善良的意志，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和自我商讨的状况中，只要你给予这种状况意志，它都永远不会停止。

斯特列利尼科夫作为有威望的军事将领，有时还担任军事法庭活动家，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上的，他曾经都无数次地读过和听过这类临死前的供词。现在他也患上了自我揭发的病症，重新评价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并做出了总结，在他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疯狂的，它们畸形，并被大大地歪曲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混乱了，刚开始还是表述，突然就变成了坦白。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看到我在这座房子的橱柜和抽屉中塞的各种古怪的东西了吧，您感到很惊讶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从战争中征收的。当然，并不是我一个人把东西弄过来的。生活总是溺爱着我，总有忠心可靠的人出现在我面前。这些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有的是捷克军用物资，有的来自日本和英国。这很离奇吧，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是我妻子最爱说的话，您大概察觉到了。我本来还想着要不要把事情立马告诉您，现在我要告诉你了。我是到这儿来同她和女儿见面的。别人通知我通知得太晚了，说她们好像在这儿，所以就来迟了一步。当从谣言和情报中得知您同她很亲近，并第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称呼时，我便从见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医生，就叫这个名字。他曾经有一次被带到让我这儿审问过。”

“您是不是有些遗憾，当时没有枪毙他？”

斯特列利尼科夫没有留意他这句疑问。也许，他根本就没发觉同他说话的人插了句话，打断了他的独白。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下去：

“当然，我很嫉妒她对你的感情，现在也是。能不能不这样啊？当东边更远的地方我的其他的秘密接头处都被攻陷的时候，我就躲藏到这一带来了，呆了几个月直到现在。因为不真实的诽谤，我必须被送到军事法庭审讯。审讯的结果可想而知。但我却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那儿。我想等到情况有所好转，再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要捍卫自己的名誉。我决定先隐居一段时间，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过着漂泊的生活。也许最终我会得到拯救。但一个骗取了我信任的年轻恶棍陷害了我。

“冬天的时候，我步行穿过西伯利亚一路向西，东躲西藏，忍饥挨饿。我钻进雪堆，在被雪掩埋的火车里过夜。当时在被雪覆盖的去往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上停着一整列一整列的延绵不止的空列车。

“在流浪期间，我同一个四处漂泊的男孩子碰到了一起，好像他是跟其他被判了死刑的游击队员排在一起等待行刑的时候逃出来的。他没有被当场打死，后来从被枪毙的人堆里爬了出来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下，缓了口气之后就开始像我这样的生活，整天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至少他是这样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卑鄙的恶棍，道德败坏，他自甘堕落，是个留过级的现实主义者，因为学习太差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便越清楚地确定他认识这个男孩儿。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是啊。”

“那他说的这些有关游击队枪毙人的事就是真的了。他一点儿都没瞎说。”

“这个男孩儿唯一优秀的品质就是爱母亲爱到丧失理智。他的父亲被绑作人质后就失踪了。当他听说母亲被送进了监狱，将重蹈父亲命运的覆辙，便决定用尽所有方法都要救出母亲。他到县特派委员会去自首，并表示愿意为他们将功补过。他们答应赦免他的所有的罪行，但必须要供出重要的罪犯，于是他说出了我避难的地方。但我成功地赶在他出卖我之前，及时转移了。

“在作出了非凡的努力并历经了成千上万次惊险的情节之后，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对我了如指掌，人们都没有期望会遇到我，也没有料想到我会如此放肆地出现在这里。确实，当我在这附近的房子里避难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周围找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里跟踪追寻到我了。您听着，黄昏降临了，我不喜欢的时刻就要到了，因为失眠已经很久了。您知道这是怎样一种折磨啊。要是您还没有用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完美的硬脂蜡烛啊，我说得对吧？——咱们就再聊上一会儿，一直谈到您受不了为止，咱们也阔气阔气，通宵不间断地燃着蜡烛吧。”

“蜡烛都是整的。只有一盒被打开了。我烧的都是在这儿找出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怎么生活啊？不过，我这儿问的都是蠢话。吃的土豆吧？”

“是的。这儿的土豆不管要多少都有。当地的主人们都有经验，知道怎样把土豆收藏起来，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突然，斯特列利尼科夫开始说起了革命。

17

“所有这些对于您都不意味着什么。这些您都没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但还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沿线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虐待劳动者，摧残妇女。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嘲笑他人，行为蛮横，作风淫荡，却又逍遥法外。对于被抢夺、受委屈、被欺骗的人的眼泪和申诉，他们只是赋予了藐视，他们嘲笑着，并异常愤怒。简直是一群自高自大的寄生虫，并且对自己什么都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对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任何东西等方面的卓越表现而洋洋自得。

“可我们就像忍受军事远征一样承担生活，为了自己珍爱的人，甘愿移山滚石。除了痛苦，我们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但我们没让他们受到丝毫委屈，因为我们陷入了比他们更加强烈的折磨与苦难之中。

“然而，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那就是：如果生命对您来说还很珍贵的话，你现在就立马离开这里吧，不要再拖延了。围捕我的圈子越来越小，不管最终会怎么样，您都会被我连累的，从您同我交谈的那一刻起，您就已经被卷到我的事件中来了。除此之外，这儿还有很多狼，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吓跑了。”

“啊，那是您开的枪啊？”

“对。您听见了？当时我正往另一个避难处走，还没走到，就根据各种迹象了解到，那个地方已经暴露了，那儿的人大概也都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了多久，我只住一晚，明早就走。总之，您不反对的话，我就继续说。

“难道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只有莫斯科才有？只存在于俄罗斯？难道只有那里才有歪戴着制帽、穿着套带长裤、衣着讲究并带着姑娘坐漂亮马车兜风的花花公子？街道，黄昏的街道，一个世纪以来黄昏的街道，跑马，放荡不羁的公子哥，到处都是。是什么构成了时代，是什么把19世纪叠加成了一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爆发了革命，拥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热血青年走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思索如何控制厚颜无耻的人们对金钱野兽般的渴望，思索如何提高并捍卫穷人的尊严。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找到了罪恶的病根，看出了医治的方法。它成为这个世纪强大的力量。然而，一百年以来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上的肮脏，圣洁的光辉，堕落淫荡，工棚、传单、街垒，都依然存在。

“啊，中学时代的她是个多么美好的女孩子啊！您根本无法理解。她经常到她中学朋友家里去玩，那儿住的都是布雷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起初就叫布雷斯特，后来又改过几次。我的父亲，现今的尤里亚金审判员的成员，那时在那段路上作铁路技工。我顺路去那个院子的时候常在那儿遇见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但却可以在她脸上和眼中读到她警觉的沉思，还有世纪的忧虑。所有的时代主题，时代的眼泪和屈辱，它所有的愿望，它积蓄起来的愤恨和骄傲，都从她的脸上和她的姿态中流露出来，都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勇敢秀美的体态的混合物里。可以以她的名义，用她的双唇向时代起诉。您同意吧，要知道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某种使命，某种标志。这些应该是天生就拥有的，也应该拥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描述实在太精彩了。我也见过那时的她，和您说的一个样。她把中学女学生的形象同早熟的神秘女主角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她竭尽全力做出的动作留在墙上的影子，显示出他的警觉。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是那样的。这些我都还记得。您表达得真令人吃惊。”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但您为此做了些什么？”

“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所以，您看见没有，整个19世纪连同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罗斯侨民，所有想要拭杀沙皇，没有付诸行动的和已经付诸行动的，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欧洲国会和综合性大学里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整个新的思想体系，新颖和迅速的推断，还有嘲弄，一切都是为了同情而发明的残酷的辅助手段，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兼收并蓄了，以便用报复，为了已经发生的一切，向陈旧的东西发动猛攻。

“俄国不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同它一起站立了起来，在全世界所有人眼里它用突然燃起的蜡烛，为人类的不幸和苦难赎罪。可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同您说了呢？对您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话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

“为了这个姑娘我去了大学，又为了她我成了一名教师，去了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的尤里亚金工作。我花了很多精力读了一大堆书，储备了很多知识，以便能对她有益，并且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及时出现在她身边，为她提供帮助。我上了战场，想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征服她，战争结束过后，我从战俘中逃了出来。当时人们都在传言，说我被打死了，我正好利用了这一点，改了另外一个捏造的名字，真诚地献身于革命，以便为她饱经的所有苦难彻底报仇，并彻底洗清那些令她痛苦的回忆，好让过去的再也不会回来，使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永远不再。而她们，我的老婆孩子就在这儿，在我附近！为了不奔向她们，为了扑灭与她们见面的愿望，我要花多大的力气呀！因为那时我想完成我毕生的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我现在愿意用任何东西来偿还，只要还能再看她们一眼。当她走进房间时，好像窗户都敞开了，房间里立刻充满了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来说是多么珍贵。但请您原谅，您知道她有多爱你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是说，您对她来说珍贵到怎样的程度，对于她您是不是比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珍贵？”

“您凭什么这么说？”

“是她亲口对我这么说的。”

“她说的？对您说的？”

“是的。”

“请原谅。我理解，这种请求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这在允许的谨慎的框架之内，如果您能回想起，并且有可能的话，请您把她给您说过的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们的榜样，她还未见能同你媲美的人，没有人能达到你这般诚恳的高度。她说，如果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再次闪现出她和您曾经一起居住过的房子的幻影，无论那座房子在哪儿，哪怕在天涯海角，她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没有冒犯某些对您来说不可侵犯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这些话她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的？”

“她打扫这间屋子的时候。然后到屋外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大一点儿的。”

“她一个人没力气做这个。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抓住地毯两个相对的头，她身子向后仰，高高地向上挥着双手，像荡秋千一样，并且转过脸去躲避扬起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地笑？难道不对吗？我多么了解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向中间走近，开始把笨重的地毯对折，然后再对折，她还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扮着鬼脸。是这样吗？我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各自走到不同的窗户前，开始望向不同的方向。一阵沉默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他抓住医生的双手，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带着先前的慌忙他继续说下去：

“原谅我吧，我明白，我触到您隐藏在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东西了。但要是您允许的话，我还要向您详细地打听。只是您千万别走。别留下我一个人。我自己很快就会离开。请您想想，我们分开六年了，六年啊，是怎样的煎熬？但我觉得，我还没有获得全部自由。于是就想先争取到彻底的自由，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不再受到束缚。但是我所有的打算都成了过眼云烟。明天我就会被逮捕的。您是她亲爱的而又亲密的人。说不定您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要求什么呀？这是精神错乱吧。他们会逮捕我，不给我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马上向我急袭过来，大声吆喝着，用污言秽语堵住我的嘴。我还不清楚将要发生什么吗？”

18

他终于睡了个真真正正的酣畅觉。这么长时间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碰着枕头就入睡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了下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安排他睡在了隔壁的房间里。夜晚，医生醒来，翻了个身，拉起滑落在地板上的被子。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己酣畅的睡眠被注入了新的力量，于是带着极大的享受又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接二连三迅速地做起了短小的梦，这些梦境都是他童年的事儿，这些细节也都是清晰而丰富的，甚至让他轻易地觉得这都是真的。

比如，他梦到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创作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突然画框的绳子断了，水彩画掉在了地板上，摔碎玻璃的丁当声惊醒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睁开眼睛。不，不是这么个情况，一定是其他声音。这大概是安季波夫，也就是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像酒神巴克科斯（酒神巴克科斯，又叫狄俄尼索斯，是宙斯的儿子，他被封为果实神，又是首先种植葡萄的神）所说的那样，又在用枪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对，别胡诌。当然，这是水彩画从墙上掉下来了。它掉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在证实了过后，他又回到梦境中继续做起梦来。

他清醒过来，因为睡得太久，头有点昏痛。他没有马上考虑他是谁，他在哪儿，他在哪一个世界。

突然他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还住在我这儿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床了，如果他还再睡，我就把他叫起来，然后煮壶咖啡，一起喝。”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回应。“也就是说，他还在睡。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来到隔壁的房间里，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军事毛皮高帽，可屋里却不见他的人。医生心想：“看来，散步去了。正锻炼吧，都没带帽子。我想今天应该回城里去，不再在瓦雷金诺继续住了。可又睡过了头，太晚了，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炉灶里生好火，提起水桶走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斜跨过小路的地方，躺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尸体。他是开枪自杀的，左边太阳穴流了一地的血，下面的雪已经染红，结成了红色的雪块。细小的、向四外溅出的血珠同积雪混在一起，滚成了一个个红色的小球，活像被冻住的花楸果。

第十五章　结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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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只能讲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临终前的八年或是十年里的故事梗概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堕落，不仅失去了作为医生专业上的熟练技能，连他写作的才能也渐渐退化了。曾经有过那么一小段儿时间，他挣扎着从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走出来，强打起精神回到以前的工作状态中。但是好景不长，在激情消逝过后，一切又回到原点，他又再次陷入无休止的冷漠之中，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虽然早就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但是他却并不知道自己的严重程度，其实这些年来，他的病已经恶化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

新经济政策时期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模糊不清、最虚假造作的时期之一了。而就是在新经济政治初期，他回到了莫斯科。他消瘦得厉害，一脸的胡茬，比从游击队俘虏中回到尤里亚金的时候还要孤僻。一路上，他又是一次一次地用身上值钱的衣物换来面包，换成破旧的烂衣服，为的是能填肚子且不至于衣不蔽体。就这样，他在路上又把自己第二件毛皮大衣和一套西装花在了吃喝上。等他到了莫斯科的时候，全身上下就剩下一顶灰色毛皮高帽、一副裹腿和一件磨破的军大衣。这件军大衣的扣子都被拆掉了，散发着一股浓烈臭味，就像是犯人穿的长袍子。他的这身打扮混在首都广场、林阴道上挤得满满的红军战士和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和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人来到莫斯科的。有一个长得挺俊的农民小伙子，这一路上都跟在他屁股后面。这小伙子也和他一样，穿着一身士兵的衣服。他们就以这副模样出现在莫斯科幸免于难的几家会客室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那里的人都还记得他，并邀请他和他的同路人一起进屋，客气地先询问他们旅途过后有没有洗澡——毕竟斑疹伤寒仍然很猖獗。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莫斯科的第一天，那里的人就跟他讲了他的亲人离开莫斯科去了国外的情况。

他们俩都非常羞涩，害怕见到生人。他们都尽量避免一个人单独去别人家里做客，因为那样便无法沉默，还不得不加入到谈话中去。如果是熟人聚会的时候，在不起眼的小角落里都会出现两个高高瘦瘦的人，也不会和别人交谈，就这么沉默地度过一个晚上。

在自己年轻伙伴的陪同下，这个穿着破烂、高挑消瘦的医生就像是一个民间故事里那种真理的探索者，而那个年轻的陪同者就如同他一个顺从且对他盲目忠诚的信徒。可这个年轻的同路人到底是谁呢？

2

只有靠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乘火车过来的，而先前的大部分路程都是他徒步走过来的。

他沿途所见的农村景象，还不如他从林中游击队俘虏里逃出来的时候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所看到的景象好。只不过当时穿过那些地方的时候是在冬天，而现在是夏末初秋时节，暖和而又干燥，走起来要容易得多。

他所经过的村庄中几乎有一半都是荒无人烟。就如同敌军扫荡之后，土地闲置荒废，庄稼无人收割，这一切都是战争的影响，是内战的后果。

九月底的最后两三天，他一直走在险峻高耸的河岸边上。奔腾的河水迎面而来，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右边穿过。在他的左边，是一片未曾收割的田野，从宽阔的大路一直伸展到堆满云彩的天边。田野里的阔叶林里多数生长的是橡树、榆树和枫树，把田野隔断开来。树林沿着深远的峡谷一直延伸到了河边，像悬崖和峭壁一样截断了道路。

在那片田野里，熟透了的麦穗低垂下来，饱满的麦粒散落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抓了一小把麦粒塞进嘴里，费好大劲地用牙齿磨碎，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能用麦粒熬粥的时候，就靠生吃麦粒来填肚子。但这些只是稍微嚼了嚼的生麦粒肠胃是很难消化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辈子还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暗褐色的黑麦，那颜色就像是发乌的旧金子的颜色。通常在收割成熟黑麦的时候，那颜色还要亮得多。

这片田野没有火焰燃烧却呈现出火光般色彩，这片田野没有发出声音却在呼喊。已经进入了冬季，广阔的天空用冰冷和寂静把田野从天边镶嵌起来，天空中的云彩中间乌黑，两侧雪白，一层层像雪一样在天空中不停地飘动，就像投在脸上的阴影。

一切都处于缓慢而均匀的运动之中。河水缓缓流淌，大路迎面而来。医生走在大路上，在他行进的方向上空延绵飘扬着云彩。就连那田野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沿着田野移动，田野的庄稼丛中便出现了一阵阵烦躁不安的蠕动，叫人厌恶。

在这之前，田野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老鼠。天已经黑了，可医生还没走出田野。他不得不躺在田界处过夜，这时老鼠们便穿过他的裤腿和袖子，在他的脸上和手臂上来回地奔跑。它们大量繁殖，不计其数。白天，它们成群结队地沿着道路在脚底下来回穿梭，当它们被踩到，便变成了一摊血肉模糊、细声尖叫并微微颤抖的肉泥。

村子里有种杂交狗非常凶恶，它们毛发蓬乱，时不时地彼此互换着眼色，好像在商量什么时候一起猛扑向医生，再把他撕咬成片。它们在医生身后跟着，保持着很远的距离，成群结队地拖着步子。它们以腐肉为食，但也不嫌弃田野里乱挤乱钻的老鼠。它们就这么远远望着医生，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仿佛一直在等待着什么。让人感觉奇怪的是，它们不进树林。当医生离树林越来越近的时候，它们便滞留在后面，转身离去，然后便消失了。

那时候的树林和田野有了强烈的反差。田野好像在无人的时候被下了诅咒，没有人的照料的情况下显得孤苦无依。而树林却如同从监狱里放出的囚徒，摆脱了人的束缚，更加自由自在，招摇地繁茂生长着。

这里的人们，通常大部分都是村里的孩子们，不等胡桃成熟，还是青油油的时候就把它打下来。可现在，斜岗上和山谷里大片大片的胡桃树，都还挂满了金色的叶子。那些叶子都没有人动过，不是很光滑，似乎是经过风雨和日晒之后落上了一层灰，在秋天日照下变得粗糙了。从树叶中显露出无数鼓鼓的、三个或四个串成一串的胡桃，好像是用绳子或蝴蝶结系在一起似的。熟透的胡桃仿佛随时准备着从树枝上掉下来，但仍然镶嵌在树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路上没完没了地嚼着胡桃，把它们嗑得咔咔直响。他的囊袋里都塞满胡桃，坠下来摇晃着。胡桃成了他一星期之内的主要粮食。

在医生看来，眼里的田野病得很重，发烧说着胡话，而树林正处于康复后神志清醒的状态。树林里居住着上帝，而田野上却仿佛回响着恶魔嘲弄的笑声。

3

正好就在这几天，在这段路程中，医生顺路走进了一座烧得破烂不堪、已经被村民遗弃的村庄。没被烧毁之前，村子里只有一排房子，穿过大路挨着河这边。而河的那一边没有盖任何东西。

村子里有几间为数不多的房子幸免于难，只是外面被烘焦发黑了。却也是空空如也，没有人住。其他的房子都已经是一堆炭灰，只有几只黝黑的烟囱向上竖立着。

河对岸的峭壁上到处坑坑洼洼，全是凹痕。先前这里的村民们都是靠开采磨石为生，那些坑就是挖磨石的时候留下来的。还有三块没有完工的圆磨石躺在地上，就在那排农舍中的最后一家农舍的对面，那房子也和其他剩下的农舍一样，也没有人住。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农舍。傍晚很安静，医生刚刚踏进房门，便好像有一阵风闯进了农舍。房间里四处堆放的干草屑和麻絮在地板上飞扬滚动着，挂在墙上的糊墙纸碎片不停地摇晃着。农舍里的一切都动了起来，发出沙沙的响声。老鼠吱吱乱叫，满屋子地四下逃散。和周围所有的地方一样，这里的老鼠也是成群乱窜。

医生走出农舍。太阳在田野的地平线上渐渐落下去了。对面的河岸淹没在傍晚金色的温暖霞光中，岸上孤零零的几株灌木丛那渐渐失去光泽而暗淡下来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中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坐到了草地上一块躺着的磨石上休息。

从峭壁下边探出一个一头浓密黄发的脑袋，接着露出了肩膀，然后是两只手。从河边的小路上爬上了一个提着满满一桶水的人。那人看见了医生，停了下来，就这么在峭壁边上露出半个身子。

“想喝水吗，好心人？你别惹我，我也不碰你。”

“谢谢。给我吧，让我喝点儿。你出来呀，别害怕。我怎么会碰你呢？”

那个提水人从峭壁下面爬了出来，原来是个少年。他光着脚，衣衫褴褛，头发也乱蓬蓬的。

尽管医生很友善，但他还是用惊慌不安的眼神全神贯注地盯着医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男孩子忽然激动起来。他激动地把桶往地上一放，立马扑向医生，但在半路上又停了下来，轻声说道：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不，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在做梦。对不起，可是同志，请允许我问您一句。我已经发晕了，可您确实像一个熟人。对啦！是呀！医生叔叔！”

“可你又是谁呢？”

“认不出我了？”

“没认出。”

“我和您是坐同一辆军用列车从莫斯科出来的，就在同一个车厢里。赶我们去做劳工。是押送队送我们去的。”

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跟前，吻着医生的双手哭了起来。

原来遭水灾的地方韦列坚尼基镇就是瓦夏的家乡。他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在村子遭受迫害并被放了火的时候，瓦夏躲在凿出的地洞下，可母亲却以为他被带进城里，痛苦万分导致精神错乱了，最后淹死在了佩尔加河里。就是现在医生和瓦夏坐在岸上说话的这条河。据不可靠消息称，瓦夏的姐妹阿连卡和阿丽什卡现在正在另一个县的保育院里。医生带上了瓦夏一起去莫斯科。这路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那里得知了许多糟透了的事。

4

“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前洒的作物。刚要收获的时候就遭殃了。那时波利娅姨妈刚走。那个帕拉莎姨妈，您还记得吗？”

“记不起来了。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她是谁呀？”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是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啊！跟我们一起坐火车的啊。是佳古诺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脸上，长得很丰满，皮肤很白。”

“就是那个不停地编辫子解辫子的女人？”

“辫子，辫子！对啦！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辫子！”

“噢，想起来啦。我在那之后还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的街上遇见过她。”

“真的吗？是帕拉莎姨妈吗？”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吗像得了狂犬病似的摇我的手？当心点儿，被扯断了。怎么满脸通红，跟个小女孩儿似的。”

“她在那儿怎么样？快跟我说说，快点。”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还很健康。她说过你们的事儿。我记得她似乎还在你的家里住过或者做过客。但我可能忘记了，弄混了。”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是在我们家，就在我们家！妈妈待她就像亲妹妹那样。她性格文静，很勤快，手也很巧。她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屋子里满是欢乐。她在韦列坚尼基镇住不下去了，就离开了那里，那儿的人都诽谤她，让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个叫哈尔拉姆·格尼洛伊的男人，他追求过波利娅。他那个人没有鼻子，还爱瞎说。而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为此他对我咬牙切齿，经常说我和波利娅坏话。这不，她离开了。他把她折磨得够呛。从此霉运就来了。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凶杀案。一个举目无亲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里的农场上被人杀死了。她独自一人住在树林附近。她穿着一双有橡胶带的男式皮靴，带上有个提靴环。有一条叫‘大嗓门’的狗，拴着锁链还非常凶恶，在庄园的周围跑来跑去。她没有帮手，家务活儿和地里的农活儿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承担。可您瞧，谁都没想到冬天说来就来。很早就开始降雪了。可寡妇的土豆还没挖呢。她去了韦列坚尼基镇，说是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拿一部分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主动请缨去帮她挖土豆。我走到她的农场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她那儿了。她没告诉我，他在我去之前死乞白赖地硬要去帮忙。总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开始一起干活。在最恶劣的天气里挖土豆，又是雨又是雪，到处都是积水和污泥。我们挖呀，挖呀，还点燃了土豆的茎叶，用热烟把土豆烘干。嗯，挖完土豆之后，她凭信用给我们付了钱。她叫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让我到她那儿，待会儿再走，要不就留下来。

“之后我又到她那儿去了一次。‘我不想，’她说，‘把多余的土豆献出来，交给国家分配。你是个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在你面前我都没有偷偷摸摸。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的鬼天气。等我醒悟的时候已经晚了，冬天到了。我一个人应付不来。给我挖个坑，这样做你不会后悔的。等咱们烤干过后，再一起倒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作为秘密隐藏的地方，我挖得下面宽，上面窄，就像个罐子。坑也用烟烘干、烘暖。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我们把土豆像样地隐藏好，填上土，一切都无懈可击。我当然没提挖坑的事儿，默不作声，谁也没说，连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上帝为我作证！

“可只过了一个月，农场就被人抢了。有人从布依斯科耶村过来，路过那里，说那里的房门完全敞开着，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得干干净净。也没了寡妇的踪迹，那只叫‘大嗓门’的狗扯断了锁链，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冬天第一次冰雪融化的日子，也就是快到新年，快到圣诞夜的时候，下起了暴雨，暴雨从土丘上把积雪冲走了，雪化到了地面上。‘大嗓门’跑过来，用爪子在化了雪、下面有藏土豆的坑的地面上刨起来。它不停地挖，把挖出的土堆到上面，于是从坑里露出了女主人穿着带有橡胶带的皮靴的脚。你看，这多恐怖啊！

“在韦列坚尼基镇，所有的人都为寡妇惋惜，祈祷她能安息。谁也没想到哈尔拉姆。又怎么会这样想呢？怎么会想到他身上呢？真要是他干的，他哪儿来的胆子留在韦列坚尼基镇，大摇大摆地满镇子走呢？他早就从我们这儿连滚带爬逃得远远的了。

“村子里爱引事端的富农们对这次暴行很开心。他们要故意在村里制造混乱，说这都是城里人干的。这是在告诫大家别藏面包，也别埋土豆，不然这就是教训和惩戒。他们这群傻子反复地说，树林子里有强盗，仿佛看到有强盗到过这儿的农庄。缺心眼的人们！你们对城里人再顺从一些吧。他们还没给你们看更厉害的呢，用饥饿折磨你们。要是希望村子好的话，就跟我们走。我们教你们聪明一点。他们拿走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夺走你们的积蓄，而你们呢，一点儿剩的都没有，连一粒多余的黑麦星儿都没有。有什么情况就只会拿起干草叉。谁要反对村社就得当心点，谨防不测。老家伙们嗡嗡嗡地说开了，自我吹嘘，开村社大会。而爱瞎说的哈尔拉姆需要的就是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进城了，到了那儿乱说了一通。你们知道村里正发生着什么吗？而你们坐在这儿想看什么？该成立贫农委员会了。下命令吧，我立马就去和兄弟划清界限。可他自己从咱们这儿逃走了，再没有谁见过他一眼。

“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了，没有人暗中捣鬼，也不是谁的错。从城里派来了红军战士，还设立了巡回法庭。然后立马就审问了我。哈尔拉姆散布谗言，说我曾逃避过劳役，还说我教唆村里的人发起暴动，说是我杀死了寡妇。我被锁了起来。幸亏我想到撬开地板，溜了出来，在地下的洞穴里隐藏起来。在我头上村子烧起来，我当时没看见。也就是在我头上，我亲娘跳进冰窟窿里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这么自然地发生了。红军战士分到了一套单独的农舍，别人请他们喝伏特加，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就像死人一样。夜里不小心把房子惹燃了，临近的房子也跟着燃了起来。村里的人，哪里燃了起来，就从哪儿逃了出去，外来的人，没有谁放火烧他们，但事情很明显，都一个个被活活烧死。不是谁把韦列坚尼基镇的人从烧焦的废墟上赶走的，他们是自己惊慌地四下逃走，生怕会再出什么事儿一样。这些黑心的罪魁祸首们又教唆起来，把十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等我爬出来的时候人全都跑光了，也许正在某些地方流浪吧。”

5

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新经济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医生和瓦夏走到莫斯科。这是晴朗而温暖的一天。炫目的阳光照耀着救世主大教堂的金顶，倾洒在铺着四角石块、石块缝里长出杂草的广场上。

禁止私人经营的命令被取消了，允许在严格的范围之内进行自由贸易。旧货商们只能被允许在旧货市场上进行旧货交易。这些交易只在规模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这就助长了投机倒把活动，导致了人们的舞弊行为。投机商人的这些小规模的阴谋没有生产出任何新东西，没有为城市的物资匮乏添加上任何有益的实质性的物品。这种无意义的数十次的倒卖却给有的人带来了极大的财富。

有几家非常简陋的家庭图书室的老板，都把书搬出来，运到某一个地方。他们向市苏维埃递交了申请书，希望能开一家合作书店，并请求批给他们用于开书店的场地。他们获准使用在革命刚开始的几个月便关了门的闲置的鞋店仓库或者花店暖房，于是他们便在这广阔的拱顶下出售他们贫乏的、偶然搜集到的图书收藏。

在困难的时候，教授夫人们也违背禁令，悄悄把烤好的白圆面包拿出来出售，现在这些年她们则一直在被征用的自行车修理厂里经营她们的面包事业。她们已经改变立场，转而接受了革命，在说话的时候已经会用“有这么回事”来代替“是的”或“好吧”。

到了莫斯科后，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说：

“瓦夏，你应该找点儿什么事做。”

“我打算去念书。”

“那还用说。”

“我还有个梦想，希望凭着记忆把我母亲的模样画出来。”

“那太好了。可要做这件事得先学会画画。你以前画过画吗？”

“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我曾背着叔叔用木炭画着玩过。”

“好吧。祝你顺利。咱们试试看吧。”

瓦夏并没有极高的绘画才能，但他的中等天分已经足够让他进入工艺美术学校了。在熟人的帮助下，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工艺美术学校的普通班，从那儿又转到印刷系。在那儿他学习了石板印刷术、印刷和装订的手艺，还有书籍封面设计的技巧。

医生和瓦夏同心协力地努力工作。医生撰写小册子，在一张纸上论述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瓦夏则把它们当作考试用的作业在学校里印刷出来。书没有印多少本，在老相识们合资新开的贩卖古旧书的书店里出售。

小册子的内容包含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哲学思想、医学观点的叙述、他对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义、对转变论和进化论的思考、对作为生理机体基础的个性的思考、对历史和宗教的推测（这些推测和舅舅还有西姆什卡的推测十分接近）、关于医生以前呆过的布加乔夫活动地区的随笔，还有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所写的小说和抒情诗。

作品的叙述通俗易懂，都是用口语的形式写成的，但还远没达到普及工作者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因为书中包括引起争议的主张，这些主张都是随意的，检验都不十分充足，但又永远是生动而新颖的。小册子很走俏。爱好者们很推崇它们。

那时一切都成了专门的学科，诗歌创作和文艺作品翻译，有关这一切都写出了理论的著作，所有的学科都开设了学院。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思想宫和艺术理念学院。这些机构中几乎一半都是有名无实的，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就是在其中一家机构干起了编制内的医生职务。

医生和瓦夏很长一段时间都十分要好，还住在一起。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接连不断地换了很多住房和残破的栖身之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屋子总是没人居住，或者是住起来相当不舒服。

一进入莫斯科，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立马便开始在西夫采夫街上打听旧宅的事，听说他的亲人们在路过莫斯科的时候并没有去过那里。他们的流放改变了一切。拨给医生和他家里人的屋子里住满了人，属于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私人物品一件也不剩了。他们见到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就急忙闪到一边，就像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人。

马克尔官运亨通，早已经搬出了西夫采夫街。他被调到面粉镇当管理主任去了。按说他这个职务，他和他的家人们应当住管理员的房子。但他甘愿住在一间只有泥巴地板和自来水，放置着一个大俄国炉子的旧门房里。在冬天，城市所有楼房里的自来水管和暖气管的外壳都被冻得裂开了，只有门房里暖和，水没有结冰。

这期间医生和瓦夏的关系开始冷却了。瓦夏有了不寻常的进步。他现在说话和思考完全不像在佩尔加河边韦列坚尼基镇里的那个蓬头赤脚的男孩子了。他被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可以自我证实的真理深深地吸引。医生所说的那些他不能完全听懂的、形象生动的话语，他觉得这都是认为他有错的、使他感到羸弱不堪的声音，这种错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因此也就模棱两可，难以记住。

医生为了两件事奔走于不同的主管机关。一是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家庭辩护，为他们返回祖国寻找法律依据；二是替自己申请护照，以便获准去巴黎接妻子儿女。

令瓦夏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操心事医生办得无精打采、毫不上心。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太过匆忙，并且早早地认定自己努力只会是白忙活一场。他自信过了头，而且几乎毫不在意地声称，自己今后的尝试都会是徒劳无效的。

瓦夏越来越频繁地谴责医生。对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责，医生并不见怪。但他同瓦夏的关系一天不如一天，最终他们翻脸断交了。医生留下了那间共同居住过的房间，独自搬到面粉镇去了。在那儿有无限权威的马克尔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顶头的几间屋子隔开让给了他，住宅顶头的部分包括：闲置的报废卫生间，卫生间旁边的厨房，那厨房墙已经倒了一半，歪歪斜斜，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还有一条长长的已经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搬到了这儿，来了以后他便把行医的事抛到了一边，从此变成一个不修边幅的、邋遢的人，也不不再同熟人见面，开始过起了贫苦的生活。

6

这是冬天一个阴霾的星期日。炉子的烟没有从屋顶的烟囱里升起，而从通风窗向外冒着黑烟。尽管禁止使用通风窗口，但是大家还是在铁炉子上安装了生铁烟囱。城市的日常生活都还没整顿好。面粉镇的居民们全都脏兮兮的，邋遢不堪，有的人得了疖病，有的人冻坏了，还患了感冒。

每逢星期日，马克尔·夏波夫全家人都要聚集在一起。

夏波夫一家坐在餐桌前吃着午饭，在凭票定额分配面包的时期，每天早上黎明的时候他们便把生活在本区的所有住户的面包联票在这张餐桌上用剪刀剪开，分类，点好，按种类卷进纸卷或用纸包起来，送往面包铺，再从面包铺取回面包，切成碎块，把面包按分数分给区里的居民。可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传说了。出现了另外一些分配方式取代了粮食配给制。现在，他们正坐在这张长餐桌前带着好胃口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餐，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动弹，嘴巴还吧唧吧唧地直响。

耸立在房间中间的宽大的俄国炉子占了门房的一半，缝过的被子的被角从高木板床上无力地垂下来。

在入口处前面的墙上摆着一个没上冻的自来水龙头，就立在盥洗池上的边缘。门房两侧摆着两排长凳，长凳底下塞满了装着什物的布囊和箱子。一张厨房用的台面摆在右边。在台面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矮柜橱。

炉子正生着火，所以门房里很热。在炉子前面站着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她把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长长的、足够够得着炉壁的炉叉挪动着炉子里的罐子，根据需要一会儿把罐子拨成一堆，一会儿又把它们拨弄开来。她的脸上满是汗水，一会儿被炉子的热气的光照亮，一会儿又被正在煮的菜汤的腾腾雾气模糊了。她把罐子挪开，从炉子深处夹出馅饼，放在铁板上，一下子把它烤硬的一面向下一翻，过了一会儿又把馅饼推回到炉子里把另一面烤黄。这时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提着两只桶走进门房。

“祝你们胃口好。”

“请便吧。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

“谢谢。我已经吃了。”

“我们知道你午餐吃的什么。坐下来吃点热乎的，别嫌弃。土豆是在小罐子里烤的。馅饼和粥，肉馅的。”

“不了，真的，谢谢了。对不起，马克尔，我过来得太勤了，把屋子都给你们弄凉了。我想一下子多备点水。我已经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擦得闪闪发光，想整个盛满水，再把水箱也盛满。我再进来五次，也许是十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来烦扰你们。我为我的到来感到抱歉，请原谅，除了你们这儿我没地方可去。”

“水你就尽情地打吧，我不会舍不得的。糖浆没有，可水你想要多少都可以。白拿走，我不做这买卖。”

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可当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第三次进来，打第五桶和第六桶水的时候，马克尔的声调已经有些变了，话也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出来。

“女婿们问我这人是谁。可他们还不相信我说的话。你打你的水，别见怪。只是别把水浇在地上了，呆子。你看，都溅到门槛上了。要是结了冰，你可不会用铁棒把冰凿下来。把门合紧点儿，你这心不在焉的家伙。风都从院子里灌进来了。不错，我对女婿们说你是什么人，他们都不相信。在你身上费了多少钱啊！念书呀，念书呀，可有什么好处呢？”

等到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进来第五趟、第六趟的时候，马克尔皱起眉头闷闷不乐了：

“再打一次好吧，然后就够了。老弟，你该知道点儿礼数。要不是我的小女儿马林娜在这儿做你的袒护人，我早把门上闩了，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贵的共济会员呢。你还记得马林娜吗？她就在那儿，坐在桌子最顶头，皮肤黑黑的。瞧，她脸都红了。‘别欺侮他，爸爸。’她说。可谁能碰你呢？马林娜是电报总局的电报员，懂外国话。‘说你是个可怜的人。她为你感到惋惜，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没有出息，还想叫我认罪不成？你就不该在危险时抛弃家人，一个人跑到西伯利亚去。都是你自己的错。你瞧，我们在这儿忍饥挨饿，挨过了白军的封锁，没有动摇，全家都活了下来。你这是咎由自取。没保护好冬妮娅，让她到国外流浪。你自己的事，和有我什么相干。你也请别见怪，我就问一下，你打这么多水是要干吗？没雇你在院子里泼水，好结冰成一个溜冰场吧？你呀，怎么能生你这个懦弱的黄毛小儿的气呢。”

桌子旁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马林娜不满地环视了家里人一眼，发火了，开始责备起他们来。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听见她的声音，非常震惊，但却搞不懂其中的奥妙。

“屋里有很多东西要洗，马克尔。还得收拾整齐、擦地板。我还想洗点东西。”

桌旁的人开始感到非常惊讶。

“你也好意思这么说？你洗衣服是要开中国洗衣店吗？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请您允许我女儿到您那儿去。她可以在您那儿帮您洗衣擦地。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衣服上的破洞也缝补好。你别怕他，闺女。你看，没有人像他这样温柔客气了，连只苍蝇都不敢欺负。”

“不，您这是说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我不需要。我永远都不会答应马林娜为我弄得一身脏。难道她是我雇的杂工吗？我自己能应付。”

“您能弄得一身脏，我就不可以吗？您的话可真是荒谬，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您为什么要推诿呢？要是我请求上您那做客，您难道还要把我轰出来吗？”

马林娜能成为一位女歌手。她的嗓音空灵悦耳，声调很高，很有力。虽然她说话声音不大，但她的嗓音比说话所需要的力量大得多，这跟她的形象一点儿也不合，具有独立的含意。这声音仿佛从另一间屋里传出来，停在了她的身后。这声音是她的守护神，是保护她的天使。谁也不会愿意去伤害拥有这种声音的女人的心，也不会让她心烦。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开始，医生同马林娜之间建立起了友谊。她常去医生那儿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了下来，再也没回门房去。就这样，在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没有同第一个妻子离婚的情况下，她成了他第三位没在民事登记处登记入册的妻子。还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更是不无骄傲地开始称自己的女儿为医生太太。马克尔对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结婚感到非常不满。“你怎么了，犯傻吗？”妻子反驳他道，“冬妮娅还活着，办婚礼不是重婚吗？”“你才是个蠢女人呢。”马克尔回应道，“你干吗提起冬妮娅！她跟死了没两样。没有什么法律条款可以庇护她。”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常开玩笑说，他们浪漫的交点就是二十桶水，就像有二十个章节的小说或二十封信构成的浪漫一样。

马林娜原谅了医生的反常，以及这时的古怪，原谅了他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了他把屋子搞得脏乱不堪。包括他的唠叨不休、尖酸刻薄、爱发脾气，她都一一忍受。

她的自我牺牲仍在继续。等到因为他的过失导致他们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极端贫困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一个人丢下，竟辞掉了工作。电报总局非常重视她，还表示愿意在她迫不得已离职这段时间过后重新接纳她。她屈从于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莫名其妙的念头，跟他一块儿挨家给别人做临时工。他们俩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柴。有这么一些人，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投机商人和居住在政府附近的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修房子，买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小心翼翼地走在雇主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但房屋主人完全沉浸在阅读中，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这对锯木头的男女。女主人则跟他们讲条件，支配他们干活，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到底看的是本什么书呢，那么专心？”医生好奇地想。“他干吗这样激动地用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呢？”医生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他从雇主的胳膊下往里瞟了一眼。桌子上摆着一本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帮忙印的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小册子。

7

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隔壁的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也就是卡帕卡，已经六岁多了，不久前出生的克拉什卡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非常热。熟人们穿过两三条街到彼此家做客都不戴帽子，也不穿西装外套。

戈尔东的房间修得很奇怪。这个地方曾经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两个单间，分别在上下两层。这分在两层的两个房间被当街的一整块带镜子的玻璃橱窗嵌在了一起。橱窗玻璃上用金色的字母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可以接的活儿的种类。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单房通往楼上单房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被隔成了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巧妙地额外隔出一个中二层，这增加的一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这是一个落地窗户，有一米高。窗户挡住了剩下的金色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露出了站在屋里的人的腿，可以一直看到膝盖。戈尔东就住在这房间里。房间里正坐着日瓦戈、杜多罗夫、马林娜还有孩子们。跟大人们不同的是，从窗外能看得见孩子们的全身。不一会儿马林娜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只剩下三个男人坐在房间里。

他们正在闲谈，这是那种老同学之间在夏天不紧不慢而又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持续的年份已经无法计算了。这样的闲谈他们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呢？

谁有足够的词汇储藏，谁就能把话说得自然连贯。拥有这种条件的只有尤里·安德列耶维奇。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两人都不具备语言天赋。他们能够用来补充的词汇太少了，说话的时候他们在屋里踱来踱去，使劲地捏着烟卷，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都在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也就是说，不诚实；是的，是的，不诚实”）。

他们没有发觉，这种过分紧张的情绪完全没有显示出他们的激昂和豪放的性格，恰恰相反，暴露出他们的缺陷和疏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体面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追求，追求书、崇拜思想家、作曲家，回味永远美好的昨天和在美妙音乐当中度过的今天。他们不会知道，中等趣味的贫乏比低级趣味的贫乏更糟糕。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强加于日瓦戈身上的指责，也并非出于对朋友的忠诚和想要劝说他的希望，只不过是因为不善于自由思考和按照自己的意志掌控谈话罢了。而谈话就像一辆加速行驶的大车，把他们带向他们完全不想去的方向。他们没法调转车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说教和训导全力地撞向尤里·安德列耶维奇。

他清清楚楚地看透了他们满腔激昂的动因、他们左右摇摆的同情和他们推论的结构。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声名显赫的名字和拥有声望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的平庸无为啊。在你们的身上有且仅有的闪光点就是你们跟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但是怎么能对朋友们如此地坦白呢！为了避免伤到他们的心，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恭顺地听完了他们的训导。

杜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他第一次被流放的刑期，从流放地回来了，恢复了他暂时被剥夺的权利，还获得批准恢复自己的报告会，并在大学任职。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感受和状况。他同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是真诚的，一点儿也不虚假。他的评论并非出于怯懦或外界的推测才说出来的。

他说，他被判决的原因，在监狱里和出狱后人们对他态度的转变，特别是同侦察员的面对面的谈话，那些话使他的大脑异常清醒，政治上受到的再教育，使他眼界大开，作为一个人他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谈论如此亲近地贴合了戈尔东的心意，全都是因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他充满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点头，赞许了他的观点。正是杜多罗夫所说的和感受到的刻板而公式化的东西打动了戈尔东。他把对这毫无新意的感觉的模仿当成了他们之间的共性。

因诺肯季道德高尚的言论符合时代的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假装神圣的规律性和透明度触怒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不自由的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奴役生活理想化。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阴险的人们往往耍弄这一点。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正是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实在无法忍受的，他们把这看作是最高成就，或者就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最高精神限度”。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忍受着朋友们的谈论和产生的这种感觉，以免同朋友们争吵。

让他感兴趣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就是杜多罗夫关于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的讲述。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一个监狱的难友，他是一个神甫。这个被拘捕的人有个六岁的女儿名叫赫里斯京娜。她所敬重的父亲被捕以及父亲以后的命运对她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宗教人士”、“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这一类词对她来说就是耻辱的污点。也许她已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赌咒发誓，有一天一定要从她慈父名字上洗刷掉这个污点。正是因为这么早就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目标，并在胸中熊熊燃烧起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使她成为了一个如孩子般疯狂的追随者，对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不容置疑。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说道，“别生我的气，米沙。屋子里太闷了，街上又热。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是开着的。对不起，我们抽得满屋子都是烟。我们老忘记有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但也不是我的错，都怪这烂房子。帮我再找一间房子吧。”

“我走啦，戈尔多沙。咱们聊得够多了。你们对我的关心，我非常感谢，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想出的怪念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心肌壁未老先衰，磨得太薄了，早晚有一天会裂开的。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嗜酒，生活也不放荡。”

“你为自己的临终唱圣歌还早着呢。真是蠢话。你还得活好久呢。”

“我们这个年纪经常会出现心脏极小规模的溢血。它们不都足以致命。有的时候人们能活过来。这是当下的一种病。我想它的出现和道德上的秩序有关。要求把我们中大多数人引进到被允许被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中。自己的表达日复一日地违背自己的感受，怎么能不影响健康。花大力气为不喜欢的东西费口舌，为给自己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是一句无意义的话，也不是臆想。它是由人体的肉体纤维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身体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并住在了这里，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不能为所欲为地无休止地强制它。因诺肯季，听了你讲了有关你流放的故事、在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以及它给你怎样的再教育而感到心情沉重。这就好像一匹马说自己是如何在练马场上一圈圈地训练的。”

“我替杜多罗夫抱不平。你那只是对人类的语言疏远了而已。你已经不能理解了。”

“也许是这样吧，米沙。可是请你们原谅，无论如何还是请放我走吧。我觉得呼吸困难。我发誓，我一点儿也不夸张。”

“等一下。你这是逃避话题。我们不会放你走的，除非你给我们一个直接坦白的回答。你同意不同意你应当改变一下，改过自新？你打算怎么做？你应该弄清楚你同冬妮娅的关系，同马林娜的关系。她们不是一个虚幻的随意组合起来缠绕在你脑海你的念想，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女人，她们有感觉，她们会痛苦。而且，像你这样什么都没做就凭空消失掉是很可耻的。你必须从睡梦和懒惰中清醒过来，振奋起来，改掉毫无根据的高傲。是的，是的，改掉对周围的一切不能容忍的气焰，再去工作，从事医疗工作。”

“好，我回答你们。这段时间我也经常在想，所以可以给你们做某些允诺，我是毫不羞愧的。我认为所有的事都会顺利的，而且会很快解决。你们会看到的，真的，我发誓，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想活下来都想得疯了，但活着就意味着要竭力挣扎向前，追求极限，追求完美，并做到尽善尽美。

“我很高兴，戈尔东，你为马林娜辩护，就像你一直以来总护着冬妮娅一样。但要知道我和她们从来没有过纷争，跟她们都没吵过架，跟谁都没吵过。她用‘您’跟我说话，而我用‘你’回答她，为这你起先还指责过我，她用我的父称来称呼我，好像我不为此感到别扭。这些深层次矛盾和不和谐是处于不自然态度的基础之上，但却早已消除，所有的矛盾都缓和了，互相平等。

“我有一个好消息可以和你们分享。我又开始收到从巴黎的来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中间也感到完全的自由快活。舒拉马上就要从当地的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一所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完全不了解我的女儿。我也不知为何，我始终相信，一切都将以某种玄妙的方式调解好。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国籍，可是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

“根据种种迹象，岳父和冬妮娅知道了有关马林娜和女孩子们的事。我自己也没有提过这事儿。他们大概是间接地听说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当然觉得侮辱了他慈父般的情感，他为冬妮娅感到难过。这可能就是我们中断了通信五年之久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有段时间是保持着和他们的通信的。但突然我就没有收到回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现在，就在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了信，收到所有的人信，甚至还有孩子的信。这些信是那么的温暖亲切。不知怎么的他们都心软了。可能冬妮娅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了个新男友，愿上帝保佑她。我也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是，现在我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走了，不然我一定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的。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来戈尔东家。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紧紧地裹在被子里，用一只手把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拉着站在那儿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仿佛不是她自己的声音。

“难道他没有回家过夜？”

“没有。”

“那他肯定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已经去过那儿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可那里的邻居认识尤拉。他没到过那儿。”

“那他去哪儿了呢？”

马林娜把被裹着的克拉什卡放在沙发上，便歇斯底里地发起飙来。

8

两天来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都没离开过马林娜。他们轮流守在她身边，不敢留她一个人在家。在守护马林娜的间隙他们还四处寻找医生。所有医生可能会去的地方他们都跑遍了，还去了面粉镇和西夫采夫街上的房子，打听了整个他曾工作过的思想宫和意识之家，遍访了他们能够找到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尽管这些人他们知之甚少，但这样的寻找却什么意义也没有。

他们没有报警，因为不想引起当局对他的注意，尽管他有户口，也没惹过官司，但在现在的概念中远远不是模范公民。只有等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警请求寻人。

在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失踪的第三天，马林娜、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不同时间收到了医生的来信。信里说因为给他们带来了担忧和惊恐他觉得很抱歉。他恳求他们原谅他，并且放心，还向他们所有人神圣地祈求不要再寻找他，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也是找不到他的。

他告诉他们，为了能够尽快而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独自呆段时间，以便全神贯注地做事，等到他在新事业中稳定下来，并证实自己在转变之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颓废，他便离开自己秘密的避难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

在给戈尔东的信里医生通知他说，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雇个保姆来照顾孩子们，这样可以解放出马林娜，让她有机会能重新回到电报总局工作。他解释说，之所以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让她遭到抢劫。

很快钱就汇到了，这个数额超过了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孩子们有了保姆。马林娜再一次进入了电报局。她久久都无法平静下来，但已经习惯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以往的古怪行径，最终还是容忍了他这次反常的举动。尽管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提出了不要找他的请求和警告，但他的朋友们和这位关系亲密的女人仍然在四处找他，同时他们也证实了医生的话。他们并没能找到他。

9

在他们寻找他的时候，他其实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完全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最显眼的地方，就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范围中。

在他失踪的那天天还没黑的时候，黄昏降临之前，他从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朝斯皮里东大街自己家的方向走去的时候，在街上还没走上一百步，便意外碰到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并且一直以来都没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原来，叶夫格拉夫是碰巧在莫斯科，前不久才到的。按照惯例，他又是从天而降似的，也问不出什么来，无论什么他都能用默默的微笑和玩笑把一大堆问号解决掉。但从他们碰见的地方走到露天广场的短短时间里，弟弟问过一些生活琐事后，又问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两三个指定性的问题，马上便洞察了医生所有的忧愁和纷扰，然后在小巷狭窄的拐角处，在拥挤着他们和朝他们迎面走来的人群当中，弟弟制定出了一个帮助并挽救哥哥的具体计划。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失踪和隐蔽性的居住便是叶夫格拉夫一手策划安排的。

他替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租了一个房间，就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夹道里。他给他钱花，开始为医生寻找到具有广阔而无拘无束的科学实践性质的好工作而说情，总有一天要让医生在医院里工作。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千方百计地庇护哥哥。最后，他还给了哥哥一句允诺，他的家人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结束。或者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这所有的一切叶夫格拉夫都答应会自己搞定，会安排好所有。弟弟的支持鼓舞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他的势力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尤里·安德列耶维奇也不想试图洞察这个秘密。

10

这个房间朝向南方。房间的两扇窗户对着对面剧院的屋顶，在剧院屋顶后面奥霍特内街的上方，高高的天空上悬挂着夏天炽热的太阳，夹道的石板路淹没在剧院屋顶投下的阴影里。

对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来说，这个房间更多的是作为他的书房和工作室。在这个充斥着工作的时期，当他的计划和构思都无法塞进堆在桌上的札记本，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停留在房间的空气中的时候，仿佛房间里堆满了技艺精湛的画家刚刚开始创作的、转向墙面摆放的画稿，医生居住的房间这时便成了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餐具室和灵感的仓库。

幸运的是叶夫格拉夫同医院领导的交涉延迟了，上班的日子因为始终确定不了而变得遥遥无期。医生正好可以利用被拖延的时间写作。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开始把他以前写过的并且能记住的作品片段整理成章，还有叶夫格拉夫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给他的诗稿，其中一部分是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私人手稿，另一部分不知是谁翻印的。这混乱的材料搞得天生思想杂乱的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更加无法专心致志。很快他便扔下了这项工作，从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转向创作新的作品，疯狂迷恋着他那些新鲜的手稿。

他先草草地拟出文章的概要，这种流畅的书写就像第一次在瓦雷金诺时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结局、中间部分和开头，毫无顺序地先后交替着写。有时思绪喷涌而出，他的笔完全无法应付，他便仓促地用单词的开头字母和缩写把思路记录下来，但还是赶不及。

他慌忙地写下去。每当他的想象力倦怠下来，写作也搁浅的时候，他便在页边用绘画调整和催促他的想象力。于是纸边上便出现了林间小道和中央竖立着“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广告牌的城市十字路口。

文章和诗的描写对象都是城市，它们都是同一个题材。

11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找到了一篇札记：

“一九二二年当我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发现它如此荒凉，如此残破。它从革命最初几年的考验中摆脱出来后，一直到今天都是这副模样。这儿的人口渐渐少了，新房子还没修起来，旧房子也没有重新修整。

即使如此，它仍然是一个现代大都市，是现代新艺术唯一真正的激励者。

那些看起来势不两立又混乱不堪的事物和概念就这样随意地排列在一起，就好像出于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惠特曼那样的任性，但这完全不是风格上的愚蠢任意。这是观感的新结构，从生活中发现的，从实物中临摹的。

正如他们在诗行中创作出来的一系列形象一样，诗行中的文字疾驰而过，如同19世纪末，在繁华的大街上从我们身边驶过一群群人和各式各样的马车，又如同20世纪初在城市行驶着的电车和地铁。

在这种环境中，牧人式的淳朴无处不在。它那虚假的天真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矫揉造作影响了书籍的次序，这些书籍，不是来自农村，而是从科学院藏书室的书架上搬来的。真实生动而绘声绘色的、自然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语言是大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城市中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夏天的莫斯科被阳光照得光耀夺目，太阳把庭院间的柏油马路烤得炽热，阳光洒在楼上窗台上的光斑，以及茂密的林阴和云彩散发出的气息，突然在我周围转来转去，搞得我头昏脑涨，并想让我为了歌颂莫斯科而使其他人的头脑发昏。为了这个目的，它教育了我，并将我双手奉上献给了艺术。

院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常常同当代人的灵魂密切地联系起来，如同开始时的序曲同充满黑暗和神秘、还垂在地上、但已经被灯光照得鲜红的幕布一样。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骚动和发着隆隆的低沉声响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一望无际的生活的前奏。巧的是，这正好是我想描写的城市的面容。”

在保存下来的日瓦戈的诗歌册子里没有发现这类诗。也许诗歌《哈姆雷特》就属于这种类型？

12

八月底的一天，大清早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拐角的车站登上了开往尼基塔街方向的电车，从大学到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去。这是他到博特金医院工作的第一天，那个时候这所医院还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这可能都不是他头一次上那儿做业务性的拜访。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运气真不好。他所乘的这辆电车老爱出故障，一直以来都在发生着不幸。不是大车的轮子陷进了电车的钢轨槽，挡住了电车的去路，耽误了它的行程；就是车底下或车顶上的绝缘体损坏了，发生短路，发出燃烧的劈啪声。

电车司机常常手拿着扳钳从停下的电车前门下来，围着电车走来走去，蹲下来全神贯注地检查，钻进车底下修理车轮和后门之间连接着的机械。

这不走运的电车阻挡了全线的行驶。被它挡住的电车已经挤满了街道，后面接二连三刚刚开来的车子也被堵在电车的后面。这条长龙的尾巴已经延伸到了练马场，并且还在继续延伸。乘客从后面的车上跑到前面出了故障的那辆电车旁并上了车，好像能通过换车节省出什么似的。在炎热的早晨挤在电车这一小块空间里叫人觉得又挤又闷。在从尼基塔街跑过石板路的一群乘客头上，一块黑青色的乌云在空中越升越高。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坐在电车左边的单人座上，被人群挤得结结实实地贴在了窗户上。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音乐学院所在的尼基塔街左侧的人行道上。看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步行或乘车的人，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另外一个人，根本不受他自己控制。

一个上了年纪的头发花白的太太，头戴着一顶缠着亚麻布制成的洋甘菊和矢车菊花的浅色草编帽，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紫丁香色的已经过时的连衣裙，手里拿着一个扁平的包不停地扇着，在这侧的人行道上气喘吁吁地拖着步子。她穿着一件紧身胸衣，热得疲惫不堪，浑身是汗，便用花边手帕擦着被汗打湿的眉毛和嘴唇。

她的行走路线正好和电车轨道的路线平行。当修好的电车开动着超过她的时候，她便从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视线中消失。当电车再次出现故障停下来的时候，女士又回到了医生的视线，超过了电车。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回想起中学的算术题，计算在不同时间之内以不同速度运行的列车的时间和顺序。他想回忆起通常的解题方法，但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他最终没能想出解题的方法，便从这些回忆跳到了其他更为复杂的沉思中。

他想到身旁几个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移动着，还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谁的命运在何时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久。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某种类似人生竞技场中的相对原则，但最终他被自己搞得思维混乱，于是便抛开了这种类比。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接着响起一阵雷声。倒霉的电车再一次堵在了从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到动物园的下坡路上。穿紫丁香色连衣裙的女士在一段时间过后又出现在窗外，绕过电车，然后渐渐走远了。第一阵突如其来的雨点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位女士身上。一阵夹杂着灰尘的风从人行道两旁的树木上骤然扫过，刮得树叶一片接着一片地翻滚挥舞，风扯掉了女士的帽子，掀起她的裙边，突然又平静了。

医生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他强忍着虚弱，从座位上站起来，上下用力地拉窗户的吊带，试图打开车厢的窗户。但窗户怎么也不肯为他的努力让步。

有人向医生喊道，窗户都拧紧并且把窗框钉死了，可他正在同突然发作的头晕作斗争，心里惊慌万分，因此他没有想到那呼喊是针对他的，对那叫喊的意思也是很不解。他继续尝试着，又一上一下用力拽了三次吊带，他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体内一阵前所未有并无法弥补的剧痛。他马上便明白身体里有什么器官被撕裂了，已经是无可挽回的致命伤，一切都完了。就在这时，电车移动起来，但在普列斯纳街上并没走上几步，便又停下来了。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凭借着不同常人的毅力穿过两排长凳中间聚集成群的乘客，穿过过道，挤到了车的后门。人们不让他过去，对着他大声咆哮责骂。他觉得涌入的气流使他有了精神，也许一切都还很不佳，但他已经开始好起来了。

他从站在后门口的人堆中挤过，又引起一阵新的叫骂、碰撞和愤怒。他不顾这些呵斥，从重重人群中突围而出，从电车的台阶上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便扑通一声栽倒在石板路上，再也没有起来。

响起一阵喧哗，乘客纷纷交谈、争论、出着主意。几个从后门走下来的乘客围住了栽倒的人。很快他们便断定，这人已没有了呼吸，心脏也不再跳动了。人们从人行道上向围着尸体的一小撮人走来，有的人心里很平静，有的人却很失望，认为这个人不是被电车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没有丝毫关系。人群迅速壮大。穿紫丁香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前，站在那儿，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人，听了会儿旁人的议论，又继续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从旁人的议论中已经明白了有的人建议把尸体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还有的一些人说应该把警察叫来。她继续向前走去，没有等到他们作出决定。

穿紫丁香色连衣裙的女士就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弗列里小姐，她是瑞士籍。她已经不年轻了。十二年来，她一直在为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而忙碌奔波。就在不久前她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她是来莫斯科领取出境签证的。那天她是要去本国的大使馆领取护照，她手里挥动的东西便是一卷用带子捆起来的文件。她向前走，已经第十次超过了电车，可她却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13

在通往房门的走廊上就能看见房间里斜放着一张桌子的一角。桌上放着一口棺材，从桌子上向着门摆放着，它的底部非常狭窄，就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棺材里死者的腿紧紧地顶在边上。这张桌子便是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先前写文章专用的。屋里没有别的陈设了。手稿整理过收藏在抽屉里，桌子就摆在棺材底下。棺材头上的衬垫蓬松地堆得老高，尸体躺在棺材里就像躺在向上升的小山坡上。

棺材周围摆放了许多鲜花，有这个季节很罕见的一束束白色的丁香，还有插在花盆和篮子里的仙客来和爪叶菊。窗外照进来的阳光被这些花挡住了，微弱的光线透过这簇簇摆放着的鲜花落在死者苍白的脸上和手上，印在棺材的木板和衬垫上。鲜花美丽的影子投在了桌上，似乎刚刚才停止摇曳。

那时在火葬场火化死者已经是很普遍的风俗了。考虑到孩子们能领取补贴，保障他们今后能上中学，以及不影响马林娜在电报局的工作，人们拒绝了教堂的安魂弥撒，决定实行非宗教的火葬。他们向相关部门递交了申请，等待着他们派遣代表。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屋里空荡荡的，房间仿佛处于旧房客搬走而新房客还未到来的空档之中。只有踮着脚规规矩矩地走上前来向死者告别的人不小心拖了脚步发出的走路声打破了屋里的寂静。前来道别的人很多，但这也远远超出了预料之中。这位几乎没有姓名的人死亡的消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他们整个圈子。来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在死者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与之相识，又在不同时期同他失去联系或者被他遗忘。他的学术思想和诗歌灵感为他找到了更多的不相识的朋友，他们未曾相见，但都被他吸引，前来看他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在这种共同沉默的时刻，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时刻，在每个人的心都被明显感觉得到的痛苦挤压着的时刻，只有鲜花替代了房间里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鲜花不仅仅是在怒放，散发着香气，而且好像所有的花都不约而同地拼命发散芬芳，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释放出自己所有的芳香力量馈赠给人们，来完成某种壮举。

植物王国可以很容易地被想象成死亡王国的近邻。我们一直努力探索追寻的变化的秘密和生命之谜，也许就藏在这片绿色的土地上，藏在坟墓的树林之中，藏在从小花园里破土而出的花卉的幼苗当中。马利亚在第一刻没有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而把他误当成了乡村墓地的园丁。

14

当死者从他最后的住处被送到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时，他的朋友们都被这死讯惊呆了，他们连同着被噩耗吓得精神失常的马林娜从敞开的大门冲进了房间。她久久都无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用头撞着带座位和靠背的长木柜。在订购的棺材还没送到，房间凌乱不堪，还没有收拾整理之前，死者的尸体只得停放在这个木柜上。她淹没在自己的泪水中，一会儿低声呢喃，一会儿又大声哭喊，泣不成声，哭得都快喘不过气来，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嚎叫。她什么都顾不上，在人群中哭诉着，对什么人都不难为情，什么人也不放在心上。马林娜紧紧地抱住尸体，谁都无法将她同尸体分开，人们没法把死者抬到另一个房间，那里已经被打扫干净，搬空多余的家具；人们也没法为死者洗净身子入殓，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澜已经平静下来，变得垂头丧气、呆板不堪了，但她仍然控制不住自己，不对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回过神来。

从昨天起她一直坐在这里，哪儿也没去过，已经坐了一天一夜。人们曾把克拉什卡抱到她这儿来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带过来过，但后来又被送走了。

围坐在她身边的是她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坐在她旁边长凳上的是她的父亲马克尔，父亲轻声抽泣着，不停地擦着鼻涕。她那痛哭着的母亲和姐妹也到她这里来过。

在前来吊丧的人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同所有其他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多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们竞争悲痛，他们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了其他人。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要求，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悼念逝去的人。他们都拥有保护自己的秘密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能触及，也没有任何人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在安排操办着葬礼，他们如此心平气和地操持着一切事务，好像这些事务能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满足。他们的崇高心境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也给大家留下了一种奇异的印象。这两个人好像不仅同葬礼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不是这次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缘由。他们就像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做着自己的事，从中看不出任何重要的意义。很少一些人知道他们是谁，一些人猜出了他们的身份，但还是有大部分人什么也不了解。

但是，当那位长着一双充满好奇又引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那种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刻意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在场的人，不管是坐着、站着或在房间里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无一列外地不约而同地让出位置，从沿墙摆放着的一排椅子和圆凳上站起来，拥挤着走到走廊和前厅里，在门廊的大门后留下了这对男女，他们如同是被请来的两位专家，召唤来了这片寂静，好在这无人打扰的环境中，完成同丧葬直接有关的事，非常重要的事，这情形就像过去有过、现在也是如此一样。留下来的只有他们两人，坐在两把靠墙的圆凳上，谈起事务来：

“您打听到了什么，叶夫格拉夫·安德列耶维奇？”

“今天傍晚火葬。医务工作者工会会在半小时后派人来运遗体，直接送到工会俱乐部。公民追悼会是在四点钟举行。没有一份证件是合手续的。劳动手册已经过期了，旧的工会会员证作废了还没换过，几年来都没缴纳过会费。所有这些都得处理。所以在这儿耽误了。在把他从房子里抬出之前——插一句，时间不多了——还得做些准备，既然您这么请求，我就让您一个人留在这呆会儿。再见。您听见了吗？有人打电话来。请稍等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了人，有他不认识的医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工作人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孩子们，用大衣的下摆裹住她们（那天很冷，从大门口吹进阵阵冷风），坐在长凳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次打开，就像是一个等在监狱门口探监的女人，一分一秒地等待着守卫把她放进监狱的会客室。走廊里比较暗，还要有一部分人挤不进走廊，于是直通楼梯的入口被打开了。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的平台上，不停地踱来踱去，抽着烟。一些人走到楼梯下面的台阶上交谈着，越是靠近大街，他们说话的声音越大，也越随便自在。在一片拘谨的嘈杂声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用柔和的声音回着话，好让自己听起来更体面一些，他用一只手遮住电话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看来是有关葬礼的程序和医生死亡的情况。他又回到房间，谈话继续着：

“请您别走开，至少等到火化之后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至少让我在需要您的时候知道在哪可以找到您。我想尽快，明天或者后天，开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关于他的事，你知道得比较多，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也提到，这好像是您刚从伊尔库茨克来的第二天，不会在莫斯科呆多长时间，您上这儿来也是出于别的原因吧，绝对是偶然的，并不知道哥哥在死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住在这儿，更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虽然您说的话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我不会要求您向我解释，可是拜托您不要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址。在清理被他奉为神圣的手稿的这几天里，最好我们都呆在同一屋檐下，或者彼此之间不要隔得太远，也许就在两个不同的房间。我认识房管会的人。这是能搞定的。”

“您对我的有些话没听明白，是吗？有什么让您搞不懂了。我一到莫斯科，就把行李寄放在贮存室，沿着古老莫斯科大街走去，几乎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我走啊，走啊，顺着走下了库兹涅茨基桥，走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我万分惊讶地看到了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那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在大学时代租过的房间就在这条街上，恰好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房间。进去吧，我盘算着，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碰到活着的年迈主人呢。在记忆中他们早已不在了，一切都成了另一副模样，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这些您不是都知道吗，我又何必再说呢？我仿佛被雷劈了似的，正对街道的大门完全敞开着，屋里有人，棺材，还有棺材里躺着的死人。谁过世了呢？我走了进来，走到跟前，我想我是发疯了吧，或者是在幻想吧，可是这一切您是看在眼里的呀。我说错了吗，我为什么还要对您说这些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跟您讲过，当初我和哥哥并没有料到这间屋子同令人惊异的事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比如，安季波夫曾住在这里。可您刚才毫不顾忌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不好意思，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说到安季波夫，他以前是用斯特列利尼科夫这个姓来从事革命战争事业的。有一个时期，大概是内战初期吧，我时常听到有关他的许多传闻，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的名字，我跟他碰过一两次面，没想到因为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如此亲近。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是我没听清，刚才您好像说过，可能只是您的失言——‘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是有人这么说过，但我不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永远都不会自杀的。”

“但这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从哥哥那儿听说，您去海参崴前住的那座房子，就是当时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这事儿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不久。哥哥替他收了尸，安葬了他。难道您从未听说过这些消息？”

“没有。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他自杀是真的了？好多人对我这么说过，可我一直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绝不可能！您告诉我的这个细节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不好意思，您知不知道他同日瓦戈见过面？交谈过？”

“听尤里说，他们曾经长谈了一次。”

“难道这是真的？感谢上帝啊。这太好了（安季波娃慢慢地画了个十字）。这种巧合的情节太令人惊叹了，简直是天意！我以后可以再次回来向您打听所有的细节吗？对我而言每个细节都弥足珍贵。可我现在不在状态。我有说错什么吗？我太激动了。我要安静一会儿，喘口气，集中集中思想。我说得不对吗？”

“噢。当然啦。当然啦。请便吧。”

“我说得不对吗？”

“对的啦。”

“噢，我差点忘了。您不是要我等到火化后再离开。好。可以。我不会离开的。我同您一起回到这幢房子里，留下来，随便您让我住哪儿都可以，需要让我呆多久都行。我可以帮助你，咱们一起整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也许或多或少能帮上您的忙。对我来说这将是多大的安慰啊！我心脏的每一滴血、每一根血管都能感觉到他字迹的笔锋。然后我还有事求您，您还得帮帮我，我说得不对吗？您好像是法学家，或者说您是一位行家，对现存的秩序，不管是先前的和当下的，都了如指掌。此外，非常重要的是，您还能准确地知道哪一类事情该到哪个机关去打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这扯明白，我说得不对吗？我有一件极为可怕的、非常哀伤的事要需要您的建议。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还是从火葬场回来过后再说吧。我一生都不得不寻找什么人，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如果、假设要必须寻找一个孩子的踪迹，一个交给别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有没有一份现存的全苏联的保育院的档案？全国是否有流浪儿童的人口普查或者流浪登记？但现在别回答我的问题，求您了。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吧。噢，太可怕了，生活多么可怕呀，我说得不对吗？我也不知道，等我女儿来了以后将要怎么办，但我暂时可以住在这所房子里。卡秋莎才华横溢，有戏剧方面的才能，还有音乐天赋。她能奇迹般地模仿所有的人，以自己的内容来编排整个情景，此外，她单是听一听就能把歌剧中的大段词唱出来，真是个让人惊异的孩子，我说得不对吗？我想把她送到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的初级班，哪儿愿意接收她就到哪儿去，再把她安排进学生宿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办这件事，这次我没有带她一起，想先一个人把事情办好，再回去接她。这些事儿不能一下子全弄清楚，我说得不对吗？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我要等心情平静下来，沉默一会儿，集中思想，设法将恐惧赶走。再说，我们让尤拉的亲人在走廊里耽搁了太久了。我感觉好像有人敲过两次门了。而那边人来人往，喧闹不堪。应该是殡仪馆派的人到了。我坐在这儿想想，您开门放他们进来吧。时间差不多了，我说得不对吗？等一下，再等等。棺材底下得放一把长凳子，不然够不着尤罗奇卡。我踮起脚试过，非常恼火。而这也正是马林娜·马尔克洛夫娜和孩子们所需要的。此外，这也是礼仪所要求的。‘请给我最后的一吻。’噢，真是受不了，受不了啦。多痛心啊。我说得不对吗？”

“我这就放大家进来，不过在此之前要把这件事办好。您说了这么多晦涩难懂的话，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您，但我很难给出回答。我只想您明白一点。我会竭尽全力心甘情愿地帮您解决这些让您烦心的事。请您记住我的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希望。希望和行动是我们在不幸中的职责。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背叛。现在我就放前来道别的人进来。垫凳子的事您是对的。我要找一把垫上。”

但安季波娃已经没在听他说话了。她没听见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打开房间的门，没听见从走廊里拥进屋里的人群，没听见他同殡仪馆的负责人和送葬的主要代表如何交涉，也没听见人们走动的脚步声、马林娜的呜咽、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流泪和哭喊的声音。

她被回旋在屋里的单调说话声摇晃着，让她感到一阵头晕恶心。她用尽全力支持着，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快要爆炸了，头疼欲裂。她垂下头，陷入了猜想、推测和回忆之中，她在这些感觉中沉没了，好像在里面呆了好几个小时，她的思想跳转到她还不知道的未来的成长上，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成了一个老太婆。她陷入了沉思，好像堕入深渊，落到了自己不幸的最底层。她想道：

“谁都没有留下。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只有那个应该死去的人还活在世上。她曾企图谋杀那个人，可惜没打中，那个人她不再需要，他就是个卑鄙小人。就是他把她的一生都毁了，让她的一生都纠结在自己都不曾熟悉的一连串的罪行中。那个庸庸碌碌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的神话般的偏僻小巷里毫无意义地跑来跑去，而她亲近的和所需要的人却一个也不在身边。

“啊，就是在圣诞节那天，在我想要向那个可怕的下流胚子射击之前，在这件屋子里，在黑暗中，还和当初还是个小男孩的帕沙交谈过，而现在大家正道别的尤拉，压根儿都还没在她生命中出现呢。”

于是她开始使劲回忆，想回忆起圣诞节那天同帕沙的谈话，但想起来的除了窗台上的那支燃烧的蜡烛，以及它周围玻璃上被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她不会想到，此时躺在桌子上的死者曾经在街上驱车从这个窗孔经过的时候，还注意到窗台上的闪耀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蜡烛的火焰时起——“桌上点着蜡烛，蜡烛在燃烧”——便注定了他一生将要走的路？

她的思绪飘散了。她想道：“没有按宗教仪式举行安魂弥撒毕竟太遗憾了！出殡是多么庄严，多么隆重啊！大多数死者没有资格得到这种仪式！可对于尤罗奇卡，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所有的仪式都值得为他举行，他足以证明“下葬时痛哭的阿里路亚那首歌”是准确无误的。

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骄傲和轻松的浪潮，这感觉就如同她每次想起尤里或者在他身边度过短暂的时光时一样。在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气息，现在这种气息也笼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从坐着的圆凳上站起来。在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在他的帮助下从牢笼中挣脱出来，哪怕这无拘无束是短暂的，她想从痛苦的深渊中爬到新鲜的空气里，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这种梦幻的幸福正是她所梦想的同他告别的幸福，让她可以有个机会也有这一种权利，可以不顾一切放肆地痛哭一场的幸福。怀着仓促的激情她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群，但眼睛里满是泪水，什么也看不清，仿佛被眼科医生滴进了刺激的滴眼液，于是人们开始移动，擦着鼻涕，退到一边，走出房间，最后把她一个人留在半掩着的房门后面。而她迅速地在入口画了个十字，走到安放着棺材的桌子跟前，踏上叶夫格拉夫搬来的凳子，慢慢地在尸体上方画了三个宽大的十字，并恭敬地亲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双手。她没有理会前额因为变得冰冷，仿佛缩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头这些细微的变化，她也没有去注意这些。她就这么呆住了，一瞬间她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哭闹，只是用自己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的正中间，覆盖在鲜花和死者的身上。

15

强忍住的哭泣使她浑身颤抖起来。她努力控制住自己不掉眼泪，但突然的悲伤超越了她的控制力，眼泪夺眶而出，流到脸颊上，洒在连衣裙和手上，洒在她紧紧依偎的棺材上。

她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一连串的思想、共同熟知的事物，犹如漫天的云彩或者是曾经他们在夜间的谈话，都在她胸中毫无拘束地翻腾着，从她身旁飞驰而过。所有这些都曾经出现过，并带给他们幸福和自由。一种自发的、炽热的、唤起对方内心的知识，下意识的，直接的知识。

这种知识曾充满她的内心，而现在心里装的却是关于死亡的模糊的知识，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以至于死亡面前不会手忙脚乱。好像在这世上她已经活了二十次，已经不计其数地失去过尤里·日瓦戈，死亡对她来说在内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她在棺材旁边感受到的和所做的一切都十分恰当适宜。

噢，这是怎样的爱情啊，如此自由的、从来不曾有过的、同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相似！他们思考，就像别人低声歌唱那样。

应该是出于偶然，他们彼此相爱了。也不是如同描写的那样虚伪，不是“因激情而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希望的结果：脚下的大地，头上的蓝天，浮云和树木。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爱情的喜爱也许比对他们本身的喜爱还要多：街上的陌生人，在远处散步休息的人群，还有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啊，这些就是让他们亲近并把他们结合起来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在他们感到最壮丽、最忘我的幸福时刻，他们也没有失去最崇高又动人的一切：享受共同创造的世界，对待他们自身的感觉就像对待整幅图画一样，那感觉是属于全部景象的美，也是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

他们呼吸的只是这种一致性。所以，把人置于自然界其他一切事物之上并过分称赞、流行对人娇惯宠溺，和追求崇拜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在他们看来，那些虚假的社会团体的原则即使变为政策，也不过是像可怜的自家做的特产那样让人无法理解。

16

她现在开始用朝气蓬勃而又放肆的日常用语不拘礼节地向他告别。这些话打破现实的框架而变得没有意义，就像合唱和悲剧中的独白一样也是没有意义的，如同诗的语言、音乐和其他空洞的话一样，只是表达出了内心的情绪，除此之外也是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她那牵强附会的朴实独白辩解的只有她的眼泪。她的那些日常的漂亮话淹没在她的泪水中，在泪水中漂浮。

仿佛正是这些被泪水浸湿的话语同她温柔而快速的嘟囔声粘在了一起，就像轻风扫过被暖雨吹打得如丝般光滑潮湿的树叶发出一阵沙沙声。

“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是上帝再一次让我们相见。多可怕呀！噢，我无法忍受了！上帝啊！我悲痛欲绝！你想想啊！这又是我们的风格，来自于我们的方式。你的离开，我的结束。这又有某种东西出现，它是那么的巨大而又无法取代。生命的奥秘，死亡的谜团，天才的魅力，返璞归真的美妙，看来只有我们俩才明白。而地球上那些卑微细小的争吵，对不起，算了吧，这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永别了，我最最亲爱的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湍急深深的小河；我多么爱你那经久不息的哗哗声，我多么希望奔向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还记得我同你在那里告别时的情景吗，就在那片雪地上？你竟然会这般欺骗我！没有你难道我会走吗？噢，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那假想的幸福，你也是不得已。但那时一切都归为尘土了。上帝啊，我在那里饱经了风霜，受尽了折磨！而你却什么都不知道呢。噢，我做了什么，尤拉，我做了什么！我是个罪人，你是不会理解的。但我并没有错。我那时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其中一个月毫无知觉。从那时起我是怎么过的啊，尤拉。悔恨和痛苦使我的灵魂得不到一天的安宁。可我还没告诉你，向你坦白一件最重要的事。但我做不到，我没有勇气。每当我回想起生命中的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吓得浑身发抖、毛骨悚然。你知道，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我的神经完全正常。可你看到了，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喝酒，我没有踏上那条路，因为女人一旦喝醉就完蛋了，这是无法想象的，我说得不对吗？”

她还说了些别的，然后痛苦地号啕大哭起来。突然她惊讶地抬起了头，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屋里早有人了，他们全神贯注，走来走去。她从圆凳上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棺材，用手掌在眼睛上使劲地擦，仿佛想挤出没哭干净的眼泪，好用手把泪水抖落在地板上。

男人们走到棺材跟前，用三块木板抬起了棺材。出殡开始了。

17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的房子里度过了几天。她同叶夫格拉夫·安德列耶维奇谈论过的整理手稿的事，她参与其中，开始整理，但还没有做完。她已经同叶夫格拉夫·安德列耶维奇谈论过了她曾经请求谈论的事。他从她那儿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家里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显然，她在那几天在街上被捕了。也许她下落不明，只在失踪人员的名单上留下了一个无姓名的号码，逐渐被人遗忘了，或者她已经死了，死在了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

第十六章　尾　声

1

一九四三年夏天，红军从库尔斯克包围圈出突围出来，解放了奥廖尔。戈尔东不久前晋升为少尉，他和杜多罗夫少校也各自回到他们自己所属的部队。他们一个从莫斯科出差回来，另一个休假三天后从那儿归队。

在返回的路上他们不期而遇，便一同在切尔尼小镇过夜。就像“荒漠地带”中大多数人口聚居的城镇一样，这座小镇虽然破坏得相当严重，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摧毁，尽管敌人撤退时曾打算让它们从地球上消失。

城镇里到处是废墟，他们在一堆堆破碎的砖块和铺满碎石的粉尘中终于找到一个完整的干草棚，两人便躲在那里过夜。

他们俩的谈话因为睡不着觉持续了整整一夜。凌晨三点，杜多罗夫刚刚进入梦乡，便被戈尔东吵醒。他像是在水里一样笨手笨脚地钻进柔软的干草里，在里面翻来翻去，把行李打上一个结，又笨手笨脚地从干草堆顶上慢慢蠕动下来，到了干草棚的门口。

“你带着行李是想去哪儿啊？还早着呢。”

“我上河边去一趟。想把身上的衣服洗干净。”

“你发神经啊。等晚上到达部队后，洗衣员塔尼娅会替你洗的。干吗非急这么一会儿不可。”

“我等不了了。衣服都被汗浸透了，脏得不得了。上午天气热，将就涮一下，使劲拧一拧，在太阳底下瞬间就晒干了。洗个澡，换身干净衣裳。”

“可你要知道，你好歹是军官，这样做不太适宜，我说得对吧？”

“还早得很，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睡觉。我在灌木丛后面，谁也看不见。你睡觉吧，别说话了，否则一会儿又睡不着了。”

“不说话我也睡不着了。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经过一堆堆白石头废墟向小河走去。初升的太阳已经把这些白石头晒热了。人们躺在昔日的街道中间的地上睡觉，打着鼾，热得汗流浃背。他们中大多数是当地无家可归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少部分掉了队正追赶自己部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小心翼翼地从睡在地上的人当中走过，一直看着脚下，生怕踩着他们。

“说话小声点，要是把城里人吵醒了，我就洗不成衣服了。”

他们低声地继续着夜晚的谈话。

2

“这是什么河？”

“我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不，不是祖沙河。是另一条什么河。”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可一切都发生在祖沙河上。我说的是赫里斯京娜牺牲的事。”

“对，在河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下游的某处。听说教堂已经把她奉为圣女了。”

“那儿有座叫‘马厩’的石头建筑。那是一个国营的养马场，现在这个作为称呼的普通名词成为历史名词了。这是很古老的建筑，墙壁很厚。德国人在这基础上又加固了，把它变成了无法攻破的堡垒。从那儿很容易用火力控制住整个地区，截住我们的进攻。马厩必须得拿下。赫里斯京娜凭着惊人的勇敢和机智，潜入了德国人的防线，炸掉了马厩，但被敌人活捉后绞死了。”

“怎么叫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不姓杜多罗娃呢？”

“要知道我们还没有结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给对方许下诺言，战争结束后再结婚。这之后我跟着部队转战各地。我们那个部队没完没了地到处调遣，就在这各处的转移中我们失去了联系。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关于她的英雄事迹和牺牲情形，我了解到的跟所有人是一样多的，都是从报纸和团队命令中得知的。听说这儿的人们要为她建一座纪念碑。我还听说死去的尤拉的弟弟，也就是日瓦戈将军，正在这一带巡回视察，搜集有关她的材料。”

“请原谅，我跟你谈起她。对你来说这应该是沉重的。”

“不是这样的。可我们就只顾着聊天了。我不想妨碍你。脱衣服下水吧，干你自己的事。我躺在岸上嚼草叶，我想也许还能小睡一会儿。”

过了几分钟他们的谈话又开始了。

“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都是逼出来的。我们运气不好。我被送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戒营。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我们刚到那儿就开始遭罪了。我们一群人从火车里被带了出来。白雪皑皑，荒无人烟。远处有树林。押送我们的人用来复枪口和警犬对着我们。大约在同一时刻，另外一批新的犯人也被赶到这儿来了。押送的人让我们在雪地里背对着站成宽大的多边形，免得互相看见。他们命令我们跪下。我们因为怕被枪决，都不敢向四处看。然后便开始了冗长的带侮辱性的点名，这一点便拖了很长的时间。所有的人都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他们带走了一批人，然后宣布说：‘这里就是你们的拘留所。按你们知道的各就各位。’广阔的天空下有一片雪地，雪地当中竖着一根柱子，柱子除了写着‘古拉格92亚恩90’，便再没没别的了。”

“不，我们那时要好过点。我们交了好运。我第二次被带出服刑还是因为上一次的原因。此外，判我的条款不同，条件也不同。再度自由后我像第一次一样，又一次恢复了声誉，又准许我在大学授课。动员我参军的时候还给了我完完全全的少校权利，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一个受惩罚要戴罪立功的军官。”

“是啊。除了一根写着‘古拉格92亚恩90’的柱子，什么也没有。第一次在严冬里用赤裸的双手折树干搭草棚。你别不相信，渐渐地我们把什么都修好了，全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包干的。我们给自己修了监狱，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守卫塔台。我们伐树，树木倒了，就拉木材。八个人套在一辆雪橇上，全凭自己拉原木，雪都陷到胸口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爆发了战争。警卫瞒着我们。突然通知到了，惩戒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任何人，如果能在这无休止的战争中活下来，就还你自由。后来便是一次次的进攻，安置几千米带刺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都处在狂风暴雨般的炮火中之。难怪在连队里我们被称作敢死队。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的？我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也许你无法想象，就是这种流血混乱，同可怕的惩戒营比起来还算得上是一种幸福，这绝对不是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其他的原因。”

“是啊，兄弟，你吃了太多苦了。”

“在那儿别说是洗衣服了，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能学会。”

“这事儿真让人难以想象。和你的苦役生活比起来，同过去三十年的生活相比，甚至同监狱以外的自由，同我在大学工作的一帆风顺，同有书读有钱花、舒适安逸的生活相比，战争仍然是一场暴风雨，洗净污垢，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一阵挽救众生的清风。

“我想，集体化确实是不正确，也是不成功的。可又不能承认这种错误。所以采取的那些恐吓人的手段来除掉人们判断和怀疑的能力，强迫人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一切事物，还要极力去证明与那些事实完全相反的东西，就是为了掩饰这种失败。所以才由此出现了空前严厉的残忍行为，并公布完全不打算实行的宪法，实行并不是在选举原则基础上制定的选举程序。

“但是当战争激烈的时候，它当中存在恐怖、危险和死亡威胁的真实性，同惨无人道的谎言统治比起来，更叫人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神秘力量。

“人们，不仅是像你那种情况，处于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的人，都自由地深呼吸了一次，满怀着真实的幸福感投入到了严酷的、致命的和得以拯救的熔炉之中。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链条中特殊的一环。它那引起本质变化的效果已经结束了。一切的结果，不管是间接的结果，或是成果的成果，还是后果的后果，一一显露。那些从灾难中锻炼出的坚强性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准备做一番巨大的、厉害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品质，都是如神话般的令人震惊，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虽然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虽然我伤痕累累，虽然我们损失不小，虽然遭遇付出巨大代价的流血战争，但这些观察都让我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自我牺牲的光芒帮我摧毁赫里斯京娜死亡的沉重，这光芒照亮了她的死亡，也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当你这不幸的家伙正忍受不可估量的痛苦折磨的时候，我正好获得了自由。奥尔列佐娃这时考入了历史系。因为她对科学的兴趣，她成为了我的学生。还是在很久以前，我第一次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她。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是已经很出色了。那时尤里还健在，你记得吗，我还讲过这事儿呢。现在呢，她竟成了我众多学生中的一员。

“那时，流行的是学生教训老师。这种风气便带着狂热向奥尔列佐娃急袭而来。只有上帝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猛烈地抨击我。她的攻击非常固执、充满挑衅而又不公平，所以系里的其他学生都替我打抱不平。奥尔列佐娃当个幽默家还是非常出色的。她在墙报上写文章用杜撰的名字指代我，把我嘲笑了多次，但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突然，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恍然大悟，原来她对我的这种固执偏激的敌意，是她这种年轻姑娘对自己心生已久、埋藏多年的爱恋的一种伪装方式。而我一直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她。

“一九四一年，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是在宣战后不久，我们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夏天。她和几个年轻的男女大学生，一起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区，我们的部队后来也驻扎在那里。我们在他们的军训环境中、民兵近郊分队的组建过程中、赫里斯京娜在跳伞训练的那段时间，还有在击退初次对莫斯科城市进行夜袭的德国飞机的时候，慢慢建立起了我们的友谊。就是在那里，我们订婚了，我跟你说过。不过因为部队转移，我们很快就分别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当战事有了转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开始投降。我两次受了枪伤，住院康复之后，就被部队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的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我费尽力气找到你，就坚决主张把你也调到这里来。

“洗衣员塔尼娅和奥尔列佐娃非常要好。她们是在前线上遇见的，成了好朋友。她讲了很多有关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娅在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都笑开了花，这种微笑的方式跟尤里一模一样，你没有注意吗？当忽略高颧骨和翘鼻子那一瞬间，整张脸就变得可爱诱人、讨人喜爱了。这也就是同一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在我们这儿非常常见。”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大概是我没注意吧。”

“塔尼娅·别佐切列多娃（这是孤儿塔尼娅的名字。“别佐切列多娃”是方言“无父儿”的演变）这绰号是多么野蛮，多么不成体统啊。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一个姓，而是臆想出来的假姓。你怎么想？”

“她不是说过嘛。她是个没爹没妈的流浪儿。想必，在俄国内陆深处某个使用生动语言的地方，可能管她叫无父儿，也就是没有父亲的意思。她住的那条街上的人没有弄懂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所有的人都凭着传闻，叫着叫着就叫出了她现在的姓，这种叫法同自己那轰动一时的不体面的方言十分相近。”

3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切尔尼小镇夜间谈话后不久，来到了卡恰列沃，这里已经完成被夷为平地，一片废墟了。就是在这里，他们终于碰到了正追赶主力部队的后勤部队。

这个秋天，半个多月来都是这种炎热晴朗的天气。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之间美好的边界上的肥沃黑土地带在晴朗无云的蓝天和阳光下变成了巧克力色。

一条笔直的贯穿城市的主干道同宽宽的公路汇合在一起。公路一侧躺着被炸毁的房屋，地雷把它们炸成了一堆建筑废墟，果园里的树木被烧成黑炭、被炸成碎片、还有的被连根拔起。公路的另一侧是一片连绵的荒芜，与城里比起来，这边没有受到太多的火灾和轰炸，也许是因为先前房子盖得也不多，这边也没什么被毁掉的。

而之前房子盖得较多的那边，还有好多早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正在没有燃尽的灰烬中挖掘，把从离火堆较远的地方里挖出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忙着挖窑洞，在地上把草皮切成一块块的，好拿去盖屋顶。

在街道对面，就是房子盖得少的那一侧，人们搭起了一排白帐篷。那里被第二梯队各种的卡车和套好马的箱式运货大车，还有脱离大本营的野战医院以及迷了路、惊慌失措地互相寻找着的各种军需后勤部门挤得满满的。这里还有一些从补充联队来的男孩子，一个个身材消瘦，营养不良，戴着灰船形帽，背着厚重的打成卷的大衣。他们勉强坐在地上吃东西，以便有力气拖着步子继续向西边行进。

这个城市的一半已经被烧为灰烬，却仍冒着烟，远处埋在地下迟缓引爆的地雷还在不断爆炸。在园子里挖掘的人停下手中的工作，伸直身子躺在被炸弹炸得颤抖的大地上，背靠在铁锨把上，把头转向爆炸声传来的方向，并久久地望着那边。

从废墟中不断腾起的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的和火红色的烟，起初像根立柱或喷泉一样伸向天空，接着便在空中懒散笨拙地扩散开，最后又像流苏一样消散，散落在大地上。挖东西的人再次投入到工作之中。

在没有建筑物的荒地这边，有一块林间空地，空地的四周被灌木丛围住，也被参天古树的浓密的树阴给遮盖起来。空地周围的植物把它同周围的世界隔开，让它看起来仿佛是一座带篷的独家小院，清爽又朦胧。

在这片空地里，洗衣员塔尼娅从一大早就开始等候派来接她的汽车，同她一起等候的还有两三个要求跟她同路的同连战友，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连队命令她顺便把一批物资也带走。东西都装在放在林中空地上被撑得鼓鼓的几个箱子里。塔尼娅一直守在箱子旁边，一步也没有挪动。其他的人都担心上不了车，也都围着箱子站在附近。

等待还在持续着，都五个多小时了。等车的人无事可干。他们都听着这个见过世面又爱说话的姑娘没完没了地闲扯着。她正在讲述她同日瓦戈将军见面的经过。

“怎么会忘记，那事儿就像还发生在昨天。他们带我见将军本人，见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对赫里斯京娜的事情很感兴趣，四处打听，寻找认识她的见证人。他们说我是她的好朋友，把我推荐给他。于是传出将军的命令召见我。他们就把我带去了。他一点都不可怕。没什么特别的，就跟大伙儿一样。斜着眼睛，黑头发。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他听完后说了声谢谢。他问我从哪里来。我只好支支吾吾地搪塞。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你们也清楚。感化院，四处流浪。可他让我别不好意思，讲下去，不要拘束害羞。刚开始我只胆怯地说了一两句，他直点头。我胆子就越来越大，越说越多。可以讲的事情太多了。你们听了也不会相信，会说我是瞎编的。我想他也一样。可当我讲完后，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仁慈地对我说：‘你讲的真是不可思议，只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我会再找你的，你别担心，我还会再召见你的。我简直没想到会听到这些话。我一定会把你留下。还有一些详细的情节需要查明。说不定我还要做你的干舅舅，认你做我的干女儿呢。我要送你去你想去的学校接受教育。我的上帝啊，这都是真的。’多有趣的一个人啊。”

这时，空地里开进来一辆带着高帮长长的空货车。这是波兰和俄国西部用来运干草的大车。两匹套在一起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以前就叫马车夫。他一进空地便从马车上跳下来，开始为马解套。除了塔尼娅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夫围了起来，求他别卸马，把他们拉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当然，是要付钱的。士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支配马和马车，他得服从部队的派遣。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之后再没出现过。坐在地上的人们都站了起来，爬上他留下的空马车坐在上面。塔尼娅的讲述被这大车的出现和人们同马车夫的交涉打断了，现在她又接着继续讲下去。

“你对将军讲的，”戈尔东请求道，“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也讲一遍吧？”

“可以啊？”

于是她给他们讲起了自己可怕的经历。

4

“我真有很多事可以讲。好像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我也搞不清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心里记着的。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好像是躲藏在白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但我认为我的亲生父亲并不是这位科马罗夫。当然啦，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一直都是以孤儿的身份成长起来的。也许你们会嘲笑我所说的，可我只说我所知道的，你们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来听。

“是的。我接下来要讲的事都发生在克鲁什茨，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另一头、向着哈萨克地区的那个方向，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也就是我们红军，靠近他们白军占领的主要城市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部长就安排妈妈带上全家上了一列军用专车，下令带她们离开。妈妈那个时候吓得不行了，要是没有他，她一步也不敢动。

“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我，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么个人。妈妈一直把我藏在别的地方，生怕有谁泄露出去。他一点都不喜欢小孩，他说小孩又喊又跺脚，把家里弄得脏兮兮的，叫人不得安宁。他常常喊他不能忍受这些。

“可能就正如我所说的，红军接近的时候，妈妈派人找来了马尔法。这个女人就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的巡守员。会让站离城里还有三站的路。我这就给你们解释。头一站是尼佐瓦亚，然后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最后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隘口。现在我明白妈妈是从哪知道女巡守员的了，想必这个马尔法在城里做卖蔬菜、送牛奶的买卖。

“我说的就是这些，看来有些事我还是想不明白。也许她骗了妈妈，没有说实话。上帝才知道契约上写的是带我两年，并不是永远呆在别人家里，混乱平息就送回来。如果早知道要永远留在别人家，没有哪个妈妈会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的。

“哎，这种骗小孩的事太容易了。到大婶这儿来，大婶给你蜜糖饼，大婶是好人，别怕大婶。后来我哭都哭死了，心里伤心极了，还是别去想得好。我想上吊自杀，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差点发疯。要知道那时我还小得很。肯定给了马尔福莎大婶养我的钱，很多钱。

“信号室所在的院子是很气派的，有牛又有马，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家禽，还有一大块菜园。那地，是要多少有多少。房子也是白得的，是国家的守卫室，也是修在铁路旁的。火车费了好大劲才从我们家乡开上来，勉强才爬上了坡，可从你们俄罗斯这边开，火车就顺溜极了，还得时常刹车。秋天，叶子变得稀疏的时候，从下面能看见像是装在盘子里的纳格尔纳亚车站。

“瓦西里叔叔，我按照当地农民的称呼叫他爹爹。他是个快乐善良的人，就是太容易相信人，特别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就好像人们所说的，是一根通风管子，通到了城里的每家每户，心里想什么总也藏不住。

“可对女巡守员马尔法，这声‘妈妈’总也叫不出口。也许是我忘不了妈妈，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这个马尔福莎大婶可怕得很。是的，我只叫她女巡守员马尔福莎大婶。

“哎，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过去了。究竟过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那时也拿着旗子往火车那跑。我还能卸马或者去把牛牵走。马尔福莎大婶教我纺线，还有家里的活儿：扫地，收拾屋子，做饭，和面，我都不在话下，所有的我都会干。对啦，我忘了说了，我还要照顾彼坚卡。彼坚卡两条腿干干瘦瘦，三岁都还躺着，走不了路，我照看他。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马尔福莎大婶斜眼看着我这双健康的腿都还会毛骨悚然撒丫子跑呢。她好像在感叹为什么我的腿没有干巴巴的，最好我的腿是瘫的，而不是彼坚卡，好像是我利用了彼坚卡，诅咒了他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你们想想看，世界上居然还有她这样恶毒愚昧的人。

“现在你们听，我刚刚说的都还是小儿科，我马上说的准让你们直接哎呀一声叫起来。

“那时是新经济政策，一千卢布只顶得到一个戈比。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在山下卖了一条牛，收了两麻袋票子，叫克列恩基票子，对不起，不对，是叫柠檬，柠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纳格尔纳亚车站上到处宣扬他有多少钱。

“记得那是秋季的一个大风天，风把屋顶都撕裂了，人也快被掀倒了，火车正迎着风，爬不上来。我看见山上有个徒步行走的老大娘，风吹得她的裙子和头巾不停地狂颤。

“老大娘走过来，捧着肚子嘟嘟囔囔地抱怨着，求我放她进屋。我让她坐在凳子上，她喊着肚子疼得受不了，快要死了，她请求我看在上帝的分上把她送进医院，她说可以付我钱，她不心疼钱。我套上爹爹的快马，把老大娘扶上了马车，送她到了当地的医院，那医院离爹爹那儿有十五俄里。

“不知时间是长还是短，我和马尔福莎大婶都躺下睡了，听见窗台下爹爹的马嘶叫起来，马拉着车子进了院子。爹爹提早回来了。马尔福莎大婶把灯点旺，急忙披上短上衣，没等爹爹敲门便跑去把门上的锁钩打开了。

“门打开了，门槛上站着的并不是爹爹，而是一个皮肤黝黑、长相吓人的陌生男人。他说：‘快告诉我卖牛的钱都在哪儿。你的男人已经在树林里被我宰了。看你们娘俩儿可怜，只要说出钱在哪儿我就放过你。要是不说，你明白的，那我就对不起了。别跟我磨，我没功夫跟你耗。’

“噢，上帝呀，亲爱的同志们，要是在这样的处境换做是你们会怎么做？我们吓得全身发抖，舌头都打不直了，命都丢了半条，太吓人了。第一，他自己说是他杀了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是用斧子砍死的；第二件不幸的事是，强盗在房间里，而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一切强盗都清清楚楚。

“马尔福莎大婶大概一下子就吓得失去了理智。在心里声嘶力竭地哭她那死去的丈夫。但面上得挺住，不能让强盗看出来。

“马尔福莎大婶先给他跪下。‘求求你了，’她说，‘别杀我。你说的钱我压根儿不知道，不瞒你说，这还是我头一次听到。’可这个该死的强盗没那么傻，这些话是敷衍不了他的。突然，一个主意掠过她的大脑，她决定智取：‘好吧，我说实话，钱藏在地窖里，我给你拉开地窖的门，你钻到地板下去看看吧。’可那龌龊的家伙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不，’他说，‘你亲自钻进去，快点，你钻地板也好，爬房顶也好，只要把钱给我就行了。可你记着，不要跟我耍滑头，不然后果很严重的。’可她对他说：‘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很乐意亲自下去，可我腿脚不利索。我可以从上面给你照明。你别害怕，为了让你放心，我让我女儿陪你下去。’她那时说的就是我。

“噢，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到这些话会怎么做！完了，我想，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一黑，腿一软，感觉马上就要倒了。

“可那个混蛋还没有犯傻。他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眯起眼睛，歪咧着嘴一笑，像是在说：‘逗我的吧，我可不会上当。’他看出她没有舍不得我，我可能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别人的骨肉。他一把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上的铁环，把门打开。‘瞧着。’他说，然后拉着彼坚卡下到地底下去了。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当时已经发疯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显然是失去了理智。恶棍和彼坚卡刚一走进地窖，她便一下子把地窖的门关上了，立刻锁起来，还想把一只笨重的箱子推到地窖门上。她朝我点点头，示意让我帮忙，因为箱子太沉了，她一个人弄不了。压好箱子后，这个笨女人便坐在箱子上开心地手舞足蹈。她刚坐到箱子上，便从箱子下传来了强盗的叫声和使劲敲地板的声响。恶棍喊道，最好乖乖地放他出去，不然现在就把彼坚卡的命了断了。声音穿过厚厚的地板已经听不清楚，可即使这样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怒吼声比树林里的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要完蛋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坐在箱子上痴痴地笑，向我递眼色。好像在说，喊你的吧，反正我正坐在箱子上，钥匙就在我拳头里。我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她清醒过来，对着她耳朵大声喊，从箱子上推她，想把她推下来。得把地窖打开，救彼坚卡出来。可我哪来的办法呢！我怎么会是她的对手？

“他拼命敲着，把地板敲得砰砰响，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她坐在箱子上不停地转着眼珠子，啥都听不进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噢，老天爷呀，我的老天爷，我这辈子看过多少世面，经历过多少事，可我永远无法忘记这恐惧的一幕，我活了多久，彼坚卡那凄惨的叫声就在我脑子里缠绕了多久——亲爱的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叫喊呻吟。那天杀的恶棍把他给活活折磨死了。

“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该怎么做，我想。我要怎么对付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了人的强盗？时间过去了。我这才回过神来，听见马在窗台下嘶叫，还没卸下马具一直站在院子里。对了，马在叫，好像想对我说，快，塔纽莎，快去找好心人，叫人来帮忙啊。我向外一望，黎明就快到了，我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你给我出主意，好马儿，你的主意是对的，咱们跑一趟吧。’可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听到仿佛从树林子里传来一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着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再说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林子里的公鸡仿佛对自己的同类一样对我啼鸣，一辆熟悉的蒸汽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呼叫。从这个汽笛声听出它正在纳格尔纳亚车站蓄势待发，它被称作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晚上的这个时候都会从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山下呼唤我。我听见，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一样都发神经了，每个牲畜，每个不会说话的机器，都在用清晰的俄语在跟我说话？

“可我还在这里想，火车已经很近了，没时间想了。我一把抓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沿着铁路在铁轨中间拼命地奔跑，一边不停地前后挥舞着提灯。

“还说什么呢。我截住了火车，多亏了风比较大，它开得稳稳当当，应该说是在慢慢地一步步地走。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驾驶室的窗口探出身子向我问话，可是风太大，我听不见他问了什么。我大声对司机喊道，铁路信号室被人袭击，有人杀了人，还要抢劫，那个强盗就在屋子里，叔叔，我们需要保护，需要紧急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了几名红军战士，这是军用列车，红军战士站在路基上问我出了什么事，是什么原因让列车在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得知事情原委后，从地窖里把那强盗拖了出来。那人倒在地上，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吱吱地求饶。他说：‘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我，我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把他的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身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返回去拿衣服，那儿确实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带我上路，让我上火车。他们便带上了我。从那之后，不是我瞎编，我就带着流浪儿这个名声，去过了好些地方，几乎走遍了半个俄国和其他的国家。正是童年有这么苦难的经历，我才懂得什么是自由自在，什么是幸福美满！但说实话，也有过各种各样的罪过和灾难。那都是以后的事了，我下次再给你们讲吧。当时，一个铁路职员从火车上走进马尔福莎的信号室，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和有关处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康复了，出院了。”

听完塔尼娅讲的经历后，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默不作声地在草地上来回踱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路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埋头往卡车上搬箱子。戈尔东说：

“你知道这个洗衣员塔尼娅是谁吗？”

“噢，当然了。”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一阵沉默过后，他又补充道，“这种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所有一切高尚的、完美的、深沉的都变得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了罗马，这样俄国教育也变成了俄国革命。你听听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立马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别。要理解布洛克当时说的这话，就该从转意上、从形象的比喻出发。孩子不单是孩子了，孩子是祖国的儿女，是时代的产物，是知识智慧的结晶。也没什么恐怖可怕的事了，那都是上帝的安排，是给予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的差别就是，所有的转意都变成了字面上的意义，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

5

又过了五年或是十年。在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两人坐在高楼上打开的窗户前，俯视着夜色渐渐弥漫的莫斯科城。他们正在读尤里耶夫的作品集，这是叶夫格拉夫编辑的。他们已经读过不止一遍，里面有一半的作品他们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他们交换评论，沉浸在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困难地看着书上的字，不得不点起了灯。

莫斯科就在他们脚下的远方，它是作者出生的城市，作者身上发生过的事有一半都是与它一起经历的。现在，莫斯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他们手中握着的作品集在今夜已经走近了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人们一直等待的清醒和解放，但在战后的这些年中，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而这些味道构成了这个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坐在窗前的这两位已经年迈的朋友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到来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所置身的城市，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踏上了未来，今后也将处于未来之中。只要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片大地，想到那些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即使他们没能够活到今晚）以及他们的子女，一种幸福和感动的平静在他们心中静静散开，而正是这种平静笼罩着这无声的幸福，并把幸福的无声音乐撒向遥远的四周。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肯定他们的感觉，并给予他们支持。

第十七章　日瓦戈的诗

哈姆雷特

喧嚷沉寂之后，

我走上了舞台。

靠在门框之上，

聆听远方的回音，

捕捉我后半生的事。

夜色向我迎面扑来，

像对着我的千万个望远镜，

要是有可能，上帝啊，

请驱赶我的苦痛。

我欣赏你直率的想法，

心甘情愿扮演这个角色。

但如今上演着另一出剧情，

这一次就将我罢免吧。

场景编排已经考虑周全，

结束的道路已无法阻止。

一切都沉浸在伪装里，

度此一生——着实不易。

三月

温暖的太阳暖洋洋地晒，

山谷里的流水哗啦啦地响。

牲口棚里的壮妇把活儿忙，

农活在春天的手中翻荡。

憔悴的雪病态苍白，

从发青的树枝下露出来。

牛棚里面生机升腾，

利齿般的草杈活力地翻腾。

这些夜晚，这些日夜！

滴水的急促声在午时响起，

屋檐下的冰锥正一路瘦去，

无眠的溪水窃窃私语！

马厩牛棚门扉四开，

鸽群在雪地上啄食颗颗燕麦。

一切的生机莫责怪，

都是散发出的清新粪香带来。

复活节前七日

四周仍沉浸在一片夜色之中，

时光还早得很。

夜空中的繁星数也数不清，

每一颗都如同白昼般闪耀。

如果大地也允许，

它将迎来复活节的篇章。

四周仍沉浸在一片夜色之中，

时光还早得很。

广场始终在这儿平躺，

从十字路口一直延伸到远方街角。

等黎明，等温暖，

都还需要上千年。

大地仍旧贫瘠无草，

一切依旧赤裸不毛。

夜里起来摆动大钟，

好让钟声与圣歌一起附和。

从复活节前的星期四，

直到节日前的星期六，

水花不停拍打着河岸，

在河中绕出个个漩涡。

树木光秃脱下一身绿衣，

在基督受难的那一天，

仿佛排列成行的祈祷者，

松林棵棵挺胸抬头。

就在那不大的城市之中，

空间狭小如同在集会上那样，

树木看上去枯槁无叶，

纷纷朝教堂的栅栏凝望。

它们的视线中满是惊吓，

浑身都笼罩着愁云。

花园从栅栏周围挤出，

大地也颤抖不停，

想要将上帝埋葬。

圣坛门前看到亮光，

还看到黑色的头巾和蜡烛成行，

挂满泪水的脸庞啊——

突然迎面走来佩戴方巾的十字仪仗，

需要立马回避清场，

两棵白杨树倚门生长。

仪仗队围着院子，

沿着人行道边缘前行，

把春天和春之语，

从街上带到了门廊，

空气中弥漫着圣饼的芬芳。

白雪在三月的风中飞扬，

雪花飞向台阶前的人群；

就像有个人走出来一样，

搬出圣柜毅然打开，

将其中东西分发个精光。

歌声一直延续到黎明，

有圣诗篇，有赞美曲，

悲伤的号角终于停息。

虔诚的信徒从里面轻轻走出，

远处荒原上孤灯闪烁，

世间万物沉入寂静。

等待聆听春天的消息，

天气刚刚开始放晴，

死亡也将被战胜，

全凭复活节的威力。

白夜

那遥远的时光隐约可见，

让我想起了在彼得堡的楼房。

你是草原一个地主之家的姑娘，

你来自库尔斯克刚刚踏进学堂。

你娇艳可爱，拥有无数追随者，

在那个白夜里只有我们俩。

坐在你的窗台上，

从你的高楼上向下凌空眺望。

清晨微风将灯笼吹得轻轻颤动，

就像那纷飞的薄绸蝴蝶，

清晨的战栗吹来了黎明的时光。

我向你轻声诉说衷肠，

宛如沉睡在远方。

我们紧拴住彼此的情感，

怯生生地保守着隐秘的忠贞，

如同彼得堡在涅瓦河畔，

远远地铺展开来。

在这春意盎然的白夜时光，

沿着那山川河流走向远方，

夜莺的啼声美妙婉转，

歌声在林海里清脆回响。

那声音百转千回飘荡，

小小鸟儿微弱鸣叫，

在着了迷的丛林深处，

唤醒一阵叹赏。

在那儿白夜向赤脚的旅行者，

贴着篱栅走过不声不响。

白夜身后几丝絮语声浪，

那是偷听到了情话。

沿着庭院外围起的木板围墙，

听来的余音还在徜徉，

苹果树和樱桃树舒展枝条，

披上了一身白花新装。

这一棵棵树木像幽灵一样，

白色的身影投映在道路两旁。

它们向白夜挥手告别，

赞赏她一路走来见多识广。

春天的泥泞小路

天边燃尽如火的夕阳，

骑者徘徊在松树林中，

踏着泥泞道路，

奔向那遥远的乌拉尔村庄。

一路上马儿摇摇晃晃，

马蹄在路上扣得咔咔响。

泉水哗哗激荡，

和着马蹄声轻唱。

骑马人放开手中的缰绳，

马儿便悠闲地走向前方，

泛滥的春水，

在四周激起一片哗响。

像是爽朗的笑，又像是低声在哭，

却是那水中石子儿间的相撞，

还有那连根掀起的树桩，

在漩涡里旋转。

那火红的晚霞照耀，

在远处的树丛中，

夜莺忘情地歌唱，

恰似警钟鸣响。

沟边生长着一棵杨柳，

垂下它满是枝叶的头，

夜莺宛如古时暗夜大盗，

在林间打起一声悠扬的呼哨。

这样炽热的心境，

是怎样的喜与愁？

枪林弹雨般在林中纷飞，

硕大的散弹射向谁？

像精灵一般走出了树林，

离开政治犯的藏身之地，

迎向那马队或步行的人，

迎向那游击队的哨口。

苍茫、大地、田野与丛林，

都在倾听这罕有的声音，

其中掺杂忧愁痛苦，

也饱含了甜蜜幸福。

倾诉

生活又一次无缘无故返回，

就像当年奇怪地中断那样，

我也再一次回到这条古老街上，

一如那时的仲夏时光。

还是那些人和那些忧愁，

落日的流火还未冷却，

死亡的黄昏匆匆忙忙，

将余晖钉在马场的墙头上。

那些身着粗糙衣裙的女人们，

深夜穿着高跟鞋徘徊，

然后回到那铁皮的顶楼里，

在阁楼里踩出声响。

一个女人迈着疲惫的步子，

缓缓地走过房门，

从地下室走了上来，

斜斜地穿过庭院。

我又寻找了种种借口，

但对我来说依然如旧，

女邻居绕过院子避开，

只剩下我们两人。

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哭泣，

千万不要把肿胀的双唇撅起。

这会让你心生痛楚，

别又掀开了那道青春伤痕。

别把芊芊玉手放在我胸前，

你我仿佛你情我愿的线，

你瞧，无心无意之间就会触电，

那是我们只有听任命运的安排。

岁月如梭，你也会做他人妇，

会抹去那一年的杂乱的回忆，

成为妇人需要很大的勇气，

令男人疯狂也是多么了不起。

今生我将忠诚于你永不变心，

眷念着你的美丽，

眷念雪白的手臂，

眷念秀美的后颈和圆润的肩头。

黑夜用忧愁将我禁锢，

把我限制在苦闷之中，

但强烈的激情牵引着我，

召唤我将铁锁打烂。

城市之夏

轻声细语，

步履热切且匆匆；

发髻漫卷头顶，

耸起一片蓬松。

凤冠之下，

女子的目光透过面纱，

昂首回头刹那，

满头的辫子在空中飘拂挥洒。

酷热异常的街巷，

预示有大雨一场，

沙沙脚步声响，

行人纷纷回家忙。

断断续续的雷鸣，

响彻天边的高亢回声，

帘外吹过一阵狂风，

窗帘轻轻飘动。

片刻沉寂，

依然憋着闷气，

闪电划破天空，

扫亮暗夜无际。

雨夜过后，

又是一个明媚火热的朝阳，

街头布满水坑，

投射到林阴路上。

苦脸愁眉，

因为夜不能寐，

百年椴树繁花累累，

清香弥漫未褪。

风

我已经死了而你还活着，

风儿如怨如诉，

摇撼了树林和别墅。

它摇荡的不仅仅是棵棵树木，

而是成片的林木，

颤抖在无边无际的远方遍布；

就像船帆的身躯，

在港湾里乘风沉浮。

决非逞强假装豪气十足，

也不是无端的怨怒，

只是伴着苦闷烦忧，

为你把那摇篮寻求。

醉花

常春藤将爆竹柳紧紧包裹，

柳丛下我们寻找避雨的地点。

我们的肩上披着风衣，

紧搂着你的身体，是我的双手。

原来包裹柳丛的不是常春藤，

而是浓密的醉花丛。

让我们把风衣舒展，

在我们身下平铺开来。

艳阳之秋

醋栗叶子肥厚粗糙，

人们在屋子里笑，震得门窗摇，

主妇们忙着切菜、腌菜、加调料，

还要把丁香花芽放在腌菜汁里泡。

树林子像是在取笑，

一齐把这些声音朝陡峭的山坡上抛，

焦黄的樟树站立在烈日下，

像是被野火烧焦。

这里有一条小径通向山谷，

还有被水浸泡又干枯了的朽木，

以及那惹人怜爱的斑斓秋色，

都被秋风扫进了山谷。

世间万物本就单纯，

绝非有些聪明人复杂的理解，

叹息那衰败的丛林，

叹息万物都会走向最终的归宿。

眼前的一切焚烧殆尽，

只好眨眼呆望，

白色的秋天烟雾弥漫，

像蛛网一样粘在窗上。

从庭院里蜿蜒出的小径，

一直蔓延到白桦树林深处，

房子里嬉笑打闹伴随着家务忙碌，

同样的欢声笑语也响起在远处。

婚礼

客人们穿过庭院的一侧，

受邀参加喜宴，

有人拉着手风琴，

歌唱着来到新人房前。

挂着毡布的房门，

阻隔着屋里的话语，

只听得声音断断续续，

子夜之后才得清静。

困顿之间迎来黎明，

多么想再沉入甜蜜梦乡，

手风琴声又开始响起，

客人们欢快地离去。

风琴手把琴声洒向大地，

手指在白色琴键上飞舞，

伴着掌声，

还有阵阵笑语。

一遍一遍又一遍，

温婉的小调不止不息，

悠扬的声波在酒宴上荡漾，

传到新人的睡房里。

新娘浑身白雪般亮丽，

在欢呼声中款款出场，

就像一只白色孔雀把屏摇，

摇摆着走过人们的身旁。

她摆动着肩膀轻轻地点头，

不时挥着纤细的右手，

伴随着进行曲轻快地舞蹈，

孔雀又一次翩翩起舞。

激动人心的场面热闹非凡，

舞步放纵踢踢踏踏，

恨不得钻进了地缝，

消失得无影无踪。

庭院瞬间又热闹活跃，

伴随着回声喧闹，

夹杂着声声家务事的探讨，

还不时响起阵阵欢笑。

一群家鸽飞出鸽笼，

在蓝天里旋转升空，

在天际间飞散开来，

就像颗颗瓦蓝斑点。

好像养鸽人忽然想起，

急忙放飞鸽子赶来参加婚礼，

鸽子欢快飞出窝儿，

祝愿新人百年好合，

表达养鸽人的心意。

生命本如绚烂烟花只是一瞬，

我们如冰雪融为水，

流淌进别人的生命里，

也算对别人的馈赠。

希望只有这婚礼，

只有飞进窗里的欢声笑语，

希望只有蓝灰色鸽群，

只有这亦幻亦真的梦境。

秋天

我让家里的仆人去了外地，

亲朋好友天各一边，

仍然是那一个人的孤寂，

充满了大自然和心底。

在这寂寥的林中小屋里，

只留下你和我默默相依。

就像歌儿里唱的小路，

长满杂草已然荒芜。

我们满怀忧伤相互凝望，

对着凄凉的圆木围墙，

我们本就不想有藩篱阻挡，

我们宁愿淡然死去坦荡荡。

我捧着书本，你拿着绣花针，

相顾无言到夜深，

不知不觉竟到了黎明，

却记不得何时才停止亲吻。

满树的秋叶啊，不要顾忌，

只管在风中飘散摇曳，

今天的新愁，

已然胜过了昨日的悲伤苦饮。

让我倾听这九月之声，

只有眷念和叹赏，

这都是秋天萧瑟的絮语，

尽心竭力直到生命之终！

就像丛林散尽枝叶，

你也退去了美丽的裙衫，

你温柔地倚在我的胸口，

只着一件轻柔的睡袍。

生活叫人厌烦犹如病痛，

但你的美让我充满勇气，

你就是我的幸运女神，

叫我对你如此牵挂。

童话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童话般的远方，

一个勇士骑着宝马，

沿河驰骋在荒原之上。

他透过草原的尘雾，

想寻找走下去的路，

迎面看到的远处，

是葱郁的林木。

心中升起一阵疑惑，

头脑里响起念头：

现在可不能去饮马，

连忙紧了紧缰绳。

但他却不听从心声，

驾着马儿向前奔，

猛地冲进那浓郁的森林，

奔向那最高的山冈。

转过一座山丘，

走进一条山谷，

绕过一片草地，

翻过山冈一座。

来到一个洼地前，

踏上一条林间小路，

沿着林中野兽的脚印，

带着马儿去那饮水地。

他不去理睬自己的预感，

也不相信内心的呼唤，

牵着马儿下了陡岸，

站到了清澈的小溪边畅饮。

一个山洞在溪边，

洞前有一片浅滩，

洞口似有一股鬼火，

将洞口照亮。

突然一阵血红的烟雾，

出现在骑士的眼前，

在那阴森的森林深处，

仿佛响起了阵阵呼唤。

骑士打了一个颤，

骑马顺着山沟，

朝着呼唤的方向，

策马扬鞭。

他紧握着长矛，

在他眼前，

出现了一个龙头和一条龙尾，

还有闪烁的龙鳞片片。

龙口大张喷出火焰，

就像喷出一条火焰，

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

被龙缠绕整整三圈。

另有一条蛇，

围绕着少女搭在她的脖颈，

那蛇蜿蜒的身躯

就像一根长鞭。

当地自古就有风俗，

美丽的女子就是俘虏，

要把她们当作祭品，

祭祀森林中的怪物。

少女的家人们，

请求妖龙开恩，

愿意贡献出所有家产，

将姑娘来交换。

那蛇缠绕着妙龄少女，

将她紧紧地束缚，

搭在脖颈的身躯勒紧，

想让女孩尝尽痛苦。

这样的哀求，

骑士实在不能忍受，

突然举起手里的长矛，

就要上前与妖怪搏斗。

白云高山还是原来的模样，

河流山间也不曾改变。

只是不知道时间过了几百年，

闭上双眼，

岁月依然。

骑士被撞下了马，

头盔也摔得稀烂，

马儿抬起前蹄，

向着妖怪身上一顿乱踩。

马和妖怪的尸体，

并排着倒在沙滩上，

骑士受伤昏迷不醒，

少女受惊在一旁发呆。

阳光明媚，

蓝天清爽。

这位姑娘到底是谁？

是公主还是女皇？

有时感到幸福无比，

开心的泪水簌簌流下，

有时却埋首沉思，

忘记一切昏睡一场。

有时神智渐渐清醒，

有时又重入梦境，

他们的心脏虽在跳动，

却没有一丝坐起的力气。

白云高山还是原来的模样，

河流山间也不曾改变。

只是不知道时间过了几百年，

闭上双眼，

岁月依然。

八月

太阳坚守誓言没有欺骗，

大清早就将阳光渗透半边天，

一道道红里透黄的光线，

从窗台一直照耀到沙发前。

赭石色温热的阳光飞溅，

将树木和村庄照遍，

我的软榻，我潮湿的枕巾，

还有我书架后的那面墙。

我回忆起了最合理的原因，

那透着湿气的枕巾，

我梦到你们挥动着手臂，

穿过树林为我送行。

你们有的落单有的成群，

突然有人说了一句，

按照旧历，今天是八月六号——

正是基督变容日。

通常这一天灯没有火焰，

光亮来自基督变容山上，

秋日呈现出好兆，

所有的人们都受到感召。

你们穿过一片赤杨树林，

其中的树木又矮又稀，

墓地树林的颜色，

如同雕花糕点的姜黄。

树梢平静，仰望着天穹，

远处的雄鸡肆意鸣叫，

为我们报晓。

这国有墓地一片死寂，

看着我死去的面孔，

比照着我的肉体，

为我挖一个墓坑。

你们将会亲耳听到，

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就在那里，

那是我曾经预言未来的声响，

如今仍是一成不变的声音：

“再会吧，在基督变容节，

在上帝再次来临的瞬间！

请用那女性般的温柔，

消除我命运的创伤。

“再会吧，生不逢时的岁月，

再会吧，无尽的屈辱。

敢于挑战的女人啊！

我是你搏斗的战场。

“再会吧，张开宽大的翅膀，

勇敢自由地飞翔，

还有那创造世界的主，

还有那已应验的语言篇章。”

冬之夜

天地间一片浑白，

空旷无边无际，

桌上点着一枝蜡烛，

燃烧着小小火苗。

就像夏天的蚊虫，

一群群飞舞着扑火，

屋外飞舞的雪花，

义无反顾地扑向玻璃窗。

风雪在窗上凝结成霜，

化为一幅幅窗花。

桌上点着一枝蜡烛，

燃烧着小小火苗。

屋顶在烛光中若隐若现，

投下的影子在烛火中摇曳，

那些影子相互重叠，

那是运命在一起的交汇。

脱下的两只女鞋落在地板上，

发出砰砰两声轻响，

几滴烛泪接连不断，

洒在衣服上。

茫茫的白雪淹没一切，

大地一片苍茫，

桌上点着一枝蜡烛，

燃烧着小小火苗。

风吹烛芯晃荡，

心也随之荡漾，

就像天使飞翔一样，

张开那两只爱的翅膀。

二月里来白苍苍，

夜晚里也是如此苍莽，

桌上点着一枝蜡烛，

燃烧着小小火苗。

分离

他从门槛上向里张望，

看到家里变了样。

她的离去就像是逃亡，

只留下破败景象。

这儿到处都是乱糟糟，

看不出怎样才好，

因为两眼布满了泪痕，

或因为头晕目眩。

早晨耳朵里嗡嗡作响，

是清醒还是梦境？

为何无边无际的大海，

总在他脑里徘徊？

窗户蒙上厚厚的白霜，

外面世界白茫茫。

满腔排遣不了的忧闷，

就像荒漠里的海洋。

他迷恋她的一颦一笑，

他爱她无与伦比。

就像漫长的海岸，

迷恋海浪的拥抱。

潮起潮落，

淹没一堆堆沙石。

她的美貌和窈窕身影。

他的心如沉海底。

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

生活艰难的时代。

命运的波涛将她卷出，

她漂向他的身旁。

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

攻破千万道险关。

浪涛带着她不断前行，

随她任意浮沉。

如今她这样离去，

也许是屈从了暴力，

两人不得不分离，

悲伤却在彼此心间永存。

他茫然地向四处张望，

确定她已匆匆离去，

杂物一堆堆，

抽斗都被翻检过。

傍晚他在房里徘徊，

收拾好衣服布片。

还有用纸剪成的样子，

全部放回衣箱。

他手抚她缝的内衣，

针线还在衣服上。

他仿佛看见了她一般，

轻轻地啜泣起来。

相逢

雪花堵满道路，

房顶也被覆盖得沉甸甸的。

我正要出门走动走动，

你却倚在门外等着我。

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靴子，

你心潮澎湃，

口中却含着冰雪。

树木和栅栏，

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之中。

你站立在墙角边，

在大雪纷飞的天。

沾在头发上的雪花，

滚落在领口衣边，

那些晶莹的水珠，

在头发上闪烁。

那淡黄的发辫，

挂在你的额边，

衬托着你的脸庞，

你的身姿裹在大衣里。

睫毛上沾满了雪花，

眼睛里释放着悲伤，

你那匀称的倩影，

好似美玉雕琢一样。

你又仿佛一块铁，

划过我的身体，

在我的心中，

画上深深的印记。

这美丽的印记，

永远就在我心里，

尽管生命残酷，

我也毫不在意。

虽然那夜晚的黑暗，

使时间更加漫长，

但我却不能在你我之间，

横跨一条分离的界线。

有谁知道我们从何而来，

是否是那些陈旧的岁月？

就算流言蜚语纷飞，

我们也已经远离。

圣诞夜的星

冬季时分，

风从草原掠过。

在一个倾斜土丘上的山洞里，

有一个婴孩瑟瑟发抖。

牛儿用它的呼吸温暖着婴儿的身体，

一些牲口也躲藏着，

在这个温暖的山洞里，

食槽上散发的暖气在朦胧中摇摆不定。

在峭壁上牧羊人抖动着羊毛皮，

将粘在上面的麦秆米粒甩干净，

睡眼惺忪地望着前方，

远处的大地一片苍茫，

墓地墓碑上覆盖着白雪，

还有周围的村舍和篱笆墙。

墓碑斜立雪中，

满天繁星。

天空看起来仿佛很近，

这样的感觉亦幻亦真。

坐在打更人棚屋的窗台上，

一束灯光在通往通伯利恒的路上闪亮。

就在此时，

这颗星的光芒，

带着燃烧的草垛一样，

远离上帝的天堂。

它向上腾飞，

带着燃烧的草灰冲向天空，

天地中的万物，

都被这颗新星惊动。

火苗越来越旺盛，

仿佛都是天意一般，

三颗星星也冉冉升起，

来回应那些奇特灯光的召唤。

骆驼跟在它们身后缓慢行进，

身后还跟着个驴，

它们形态优美，

小心翼翼地下山去。

所有的一切都将重现，

只是会换一种方式，

就像奇怪的预知：

这里包含每代人的想法，

所有的梦想和言辞，

还有所有的博物馆和画廊，

所有妖精的恶作剧，

所有上帝的神迹，

还有世上的圣诞树和孩子们的梦想。

各种各样的色调闪亮，

粉红的苹果和金光菊摇曳在风中……

池塘的一角被桤木遮挡，

但是越过树枝之间搭起的乌鸦巢穴，

从悬崖的边缘可以清楚看到另一角。

牧羊人领着骆驼和驴，

沿着池塘的边缘前进。

“让我们一起走吧，一起膜拜神迹。”

说完他掀开包裹在身上的厚羊毛皮。

雪地里前行叫人浑身燥热，

赤脚留下的足迹，

一直延伸到客栈的棚屋，

在星光下牧羊犬向着小路迈步，

朝着他们狂吠就像是担心迷路。

冷得出奇的夜晚，

一个人脊背上落满白雪，

总是不知不觉混进队伍，

和人们边交谈边赶路。

牧羊犬放慢前进的步子，

等候主人和预知中的灾难。

穿过同样的乡村，

走过同样的路径，

还有几个天使也在人群中行进，

他们隐去自己的身影，

却在地上留下每一步脚印。

突然之间变了天，

雪松的树干清晰地显现，

人群吵闹地站在巨石前。

“你们都是什么人？”马利亚问他们。

“我们来自牧羊部落，

是天使的使者，

我们匆匆前来，

就是为你们送上赞美的圣歌。”

“你们都还不能进去，

请在这儿等待片刻。”

在黎明之前的昏暗，

就像阴郁的灰烬，

商人和牧羊人靠在一起取暖。

还来了徒步行走和骑马的人。

空心的原木里盛满了水，

骆驼和驴子在一片嘶叫。

突然之间又变了天，

黎明赶走最后的星。

马利亚从人群中走出，

只邀请祭司进入峭壁上的山洞。

他安睡在橡木马槽，

充满无限辉煌就像月光。

替代了羊毛毯，

在驴子和犍牛的唇边，

他的身体异常温暖。

阴影里的畜群，

在黑暗中摸索着人的声音。

马槽左边的一个人，

推开了术士，

他转身望了一眼：

圣诞夜的星将圣婴照亮，

就像一个光临的嘉宾。

黎明

当你掌管我生命的一切时，

战争爆发了，

看不到你的一丝踪迹，

也全然不知你的音讯。

多年后再次听闻你的声音，

我是多么激动与震惊，

我整夜读着你的遗言，

好像从昏迷中慢慢苏醒。

我很想冲进人群之中，

冲进那欢喜的队列，

我愿将我的一切都奉献，

我想把人们都拥到膝前。

我从楼梯上飞快地向下跑，

就像第一次出门喧闹，

跑到那覆盖白雪的马路，

踩上结了冰的大道。

到处都是炊烟寥寥，

饭后人们都跑上电车。

白驹过隙之间，

城市完全变了模样。

狂风卷起鹅毛般的大雪，

编织成雪网挂在门前。

人们争分夺秒抢时间，

囫囵几口吃完早饭。

仿佛我也是其中一员，

感觉就像他们的亲朋好友，

冰雪融化带动着我，

我也如同这阴霾早晨沉默。

和我在一起的都是陌生人，

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们。

他们全都将我征服，

我却如获胜利一般。

神迹

他走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满心的渴望被预感的痛苦压抑。

山坡上的树木已被太阳烤得焦黄，

浓烟从附近一座草棚升起，

空气异常炽热，

芦苇还没有苏醒，

风在死海上吹不起一点涟漪。

受过的苦痛胜过海水的苦涩，

他孤独地走在灰尘弥漫的路上，

只有云彩和他相伴，

一心想着到达那圣城，

去参加基督教徒们的盛会。

他陷入了沉思，

田野里飘散着苦艾的气味。

寂静笼罩着万物，

他独自站立在万物之中，

大地也是浑浑噩噩，

沙漠里透着闷热，

还有泉水溪流和蜥蜴。

无花果树站立在不远的前方，

只有枝干和树叶。

他对树说：“你到底有什么用？

像化石一样一动不动有什么乐趣？

我又饿又渴，你却没有结果，

遇到你我又有什么奈何？

哦，你没有贡献只知道冒犯！

你只有永远站在这儿，

直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

在谴责声中树木浑身颤抖，

好似撞到了带电的星火，

瞬间化为乌有。

如果你有一点空闲的时光，

好好看看枝干、树叶和根系，

就会发现其中的自然规律。

但神迹就是神迹，

神迹是上帝。

当我们处于困境或身陷孤独离散，

他会顷刻来到我们身边，

出其不意。

大地

春天没有提前知会，

匆匆闯进莫斯科人家。

橱后飞出欢快的飞蛾，

在一件件夏装上停留慢爬，

赶紧把皮袄收进木箱。

一条条隔板上摆放着盆盆紫罗兰，

还有棵棵桂竹香，

屋子里弥漫着泥土的清香，

这样的气息叫人清爽。

敞开的窗户对着泥泞的街巷，

新鲜的空气挣着涌入，

白夜和晚霞，

在莫斯科河边再也不会错过。

站在走廊上也听得清外面的声响，

那是四月融雪的水滴，

在耳畔轻声诉说的声音，

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在阳春四月里回响。

朝霞洒在篱笆上，

徘徊不愿离开。

无论是在外面的空地上，

还是在干净的宅院里，

到处都闪耀着蓬勃的灯光，

连空气也变得激昂。

杨柳绿了丝绦，

柳枝发了嫩芽，

不管在大街上还是在檐下窗旁，

或在路口工场亦是这样。

雾蒙蒙的远方谁在哭诉？

为什么腐烂的泥土传来苦涩的气息？

这就是我的使命，

让那蒙蒙远方不再悲泣，

让这自由的土地不再孤寂。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

早春时邀来朋友一聚。

我们将聚会当作死别，

我们将酒宴当作生离，

好让那痛苦的暗流，

温暖冷酷的命运。

受难之日

他走进了耶路撒冷，

在最后的七天里，

献出自己千言万语的赞美，

人们在他身后，挥动着橄榄树枝。

日子已经一天比一天严酷，

透过人心的慈爱，

已经不能使人们激动：

慈爱已经脱离心间，

人们横眉冷对，

现在一切都要终结。

天空笼罩着城市，

灰蒙蒙地陷入沉闷，

法利赛人寻找着罪证，

狡猾的尤拉在他们眼前。

黑暗的力量拥进神殿，

让他接受最后的审判，

他们曾经为他唱的颂歌，

现在已成为谩骂的热情。

从外乡来的乌合之众

堵在神殿门前凝望。

人们等待着结果，

焦急地相互推搡。

人们聚在一起低声耳语，

都是四周蔓延过来的流言。

这些唤起了儿时的记忆，

那是逃亡埃及的经历，

但是这些回忆就像是在梦里。

他想起沙漠里壮丽的悬崖，

还有那边的一座高山，

撒旦在那里布下诱惑，

许诺给他世上所有的王国。

还说起迦南婚礼的宴会，

席间的神迹叫人艳羡，

就像踏过干燥的大地，

他走向海中的小船。

穷苦的百姓在小屋里聚集，

他手捧烛火走下坟茔，

光线在突然的惊吓中闪烁，

死去的他正试着起身复活。

忏悔的女人（之一）

死神入夜就要来临，

这是我为过去所得的报应。

那些堕落放荡的记忆来袭，

啮咬折磨着我的心。

沉浸在男人们的奇想和怪癖里，

我着魔似的愚蠢又疯狂，

繁华的街道是我所有的遮挡。

一瞬的时光仍然如此，

只是坟墓般的寂静就要过去。

但在离去之前，

我的生命已经走向终点，

我要在你的面前把生命打碎，

就像打碎一件器皿。

哦，我的导师、我的救主，

我现在将要走向哪里？

被我的身份诱惑的人们，

站在我的床榻边像是被网缠身，

来世也等不到我的回声。

但我仍然能为自己寻找，

罪孽、死亡、地狱和硫磺之火的意义，

在众人的眼中，

我将这些融为一体，

就像幼芽与母本不可分离，

因为我的渴望已经超出了计量。

我的主啊，

一旦你双膝倒地，

我会拥抱你的双脚

还要将那十字架拥抱，

要是你走进寂静的坟墓，

我也将蜷缩身体倒在你的身边。

忏悔的女人（之二）

人们在节前都开始清扫，

我避开了忙碌与吵闹，

找来一个小水桶，

清洗你的双脚。

我摸索着却找不到你的凉鞋，

我无视一切只因满眼噙着泪，

一缕缕柔顺的发丝，

垂下挡在我的眼眉。

你的双脚落在我膝盖上，

被我涌出的泪水沾湿，

我用我项上的串珠缠绕着它们，

垂发掩面，就像埋进了风衣的褶皱。

我看到了未来的详细情节，

就像你坚守的立场。

此时我已能洞察未来，

利用女巫般语言的能力。

神殿的帷幕明日就要落下，

我们将会挤成一团被抛在一边，

脚下的大地也会颤抖——

也许是施舍给我的最后怜悯。

守卫们集结起来排列成行，

骑兵们也开始分散开来。

就像从风暴里升起的海上龙卷风，

十字的木架就要触及天空，

我也倒在你受难的十字架之下。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双唇也被我紧紧咬住。

你张开双臂拥抱众人，

现在却向着十字架两端平伸。

到底对谁这般宽容，

承受着这样的苦痛？

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生命，

竟有如此多的村庄、河流和树林？

三天的时光已经过去，

他们就要将我推入虚无，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或许就在耶稣复活之前，

我将恢复我的声誉。

客西马尼的林园

微微闪烁的星光，

照亮了蜿蜒的道路，

这条小路绕过橄榄山，

溪水在山涧中湍急。

田野的蔓延突然中断，

接下来便是银河路，

灰色的橄榄树向前伸去，

乘风举步在半空中。

远处有一个美丽的林园，

他留下门徒独自离开，

他让他们守护在墙外，

说他心灵已万分悲伤，

你们同我一起排解愁怀。

曾经拥有的力量与权力，

他已经淡然放弃，

仿佛都是身外之物，

如今如同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好像将借来的东西归还。

黑夜遥远，

世间的一切已经全然不在，

茫茫宇宙已经一片虚无，

只有这园林还仅存一丝生机。

凝视这虚幻的黑夜，

缥缈而没有尽头。

他流着鲜血虔诚地向天父祈祷，

为他免除死亡。

祈祷减轻了他的痛苦，

他身心疲惫走出园门。

墙外守候着的门徒都已困顿入睡，

纷纷倒在路边。

他将人们唤醒：

“天父赐予你们生命，

在我有生之年你们与我同在，

你们却躺在这打鼾。

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

万民之子就要被罪人出卖。”

这番话儿刚刚说完，

一群无赖就出现在眼前，

他们手举刀剑火把，

带着背叛的吻，

犹大站在队伍最前。

彼得拔剑与他们搏斗，

一人的耳朵被一刀砍落。

突然听到一句话语：

“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快将你的宝剑收起。

“难道我的天父不能帮助，

派来神兵将我们保护？

你们不可能将我们伤害，

反而会惊慌地四下逃散。

“生命的书本已翻到这一页，

这比所有的一切都还要珍贵。

凡是写下的都是真实的预言，

就让一切实现吧，阿门。

“看吧，流逝的时光就像寓言，

在流逝中爆发火焰，

为了证明它的可怖，

我将承担所有的苦难，

义无反顾地走向我的坟墓。

“虽然现在我步入棺木，

但三日之后还会复活。

仿佛木舟顺流直下，

又像驼队络绎不绝，

将一切从黑暗中带出，

带到我面前接受我的审判。”

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文版译本在米兰问世，随后又译成15种文字风靡西方世界。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凭借该书荣获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和获奖，在苏联境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备受争议，被称为“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作者亦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苏联作协开除，并遭到同行的攻击和政治迫害，被迫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1960年5月，他在痛苦和孤寂中结束了苦难的一生。1988年，沉冤30载的《日瓦戈医生》终于在苏联《新世界》杂志刊出，在它的祖国重见天日，它的作者得以平反昭雪。